摘要采用問卷法調查168個班級5083名初中生，控制學生性別、年級、社經地位、班主任性別與班級大小的影響后，結果發現: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正相關，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中介了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影響。本研究將變革型與交易型領導理論拓展至班級組織，在班級水平上揭示了班主任領導行為對班級集體效能的作用機制，具有一定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班級集體效能班級互動過程班級優秀成員表現

　　1引言

　　當集體效能的功能在不同研究領域都得到強有力的證實時，我們應開始關注集體效能的前因變量。不少文獻提到，變革型領導行為對集體效能的形成有重要影響(Ayoko&Chua，2014;Boberg&Bourgeois，2016)，但很少有研究提及交易型領導行為與集體效能之間的關系，以及進一步考察領導行為(包括變革型領導行為與交易型領導行為)對集體效能的作用機制。班級也是一個小的社會組織，具有組織的特性(Sosik，Potosky&Jung，2002)。

　　作為班級的領導者，班主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否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該影響存在，其作用的過程又是怎樣?由于初中生易受同輩群體的影響，班級集體的意識較強，故而本研究以初中生為被試，嘗試在初中班級組織中探討領導行為與集體效能之間的關系、內在作用機制。這不僅對領導行為研究與集體效能研究具有理論價值，也對開展班主任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1班主任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的關系

　　一些研究者將Bass的領導行為理論引入班級組織，并在班級情境中證實班級教師的變革型領導行為、交易型領導行為與學生的行為表現、學業成就存在積極的關系(Bolkan&Goodboy，2009;Pounder，2014)。在我國的學校教育中，班主任的角色更為突出，這意味著其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形成有著特殊的影響。

　　例如，班主任對成敗的定義可決定學習成績作何解釋;班主任有權為每個學生設置切實可行的目標;班主任通過講述班級曾經取得的成功，或提及自己班級與榜樣擁有的能力，也可以重塑班級的自信，因為通過比較和傳遞榜樣取得的成就是集體效能形成的主要參考信息源(Lim&Eo，2014)。

　　實證研究也表明，領導者的行為是影響集體效能的重要前因變量(Ramos，Silva，Pontes，Fernandez，&Nina，2014)，有領導的群體要比無領導的群體擁有更高的集體效能(Huh，Reigeluth，&Lee，2014)。不管班主任是憑借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提供個人關懷與智力刺激，還是通過論功行賞、依過懲處，這些領導行為最終指向的還是學生的學習成績，而學習成績是影響集體效能的首要信息源。因此，我們認為:假設1a:在班級水平上，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正相關。假設1b:在班級水平上，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正相關。

　　1.2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的中介作用

　　班級互動過程的概念來自于組織的團隊互動過程，亦稱團隊過程。團隊互動過程是指團隊成員相互依賴，在協調完成工作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認知、語言、行為等方面的活動(Marks，Mathieu，&Zaccaro，2001)。團隊互動過程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溝通、社會支持、沖突等(劉電芝，彭杜宏，王秀麗，席斌，2008)。依據社會交換理論，領導與成員之間的社會交往是基于互惠原則的社會交換，是一種雙向的交換回報的互動關系(Cropanzano&Mitchell，2005)。

　　與交易型領導不同，變革型領導與成員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深層價值信念的交流互動，它能激發成員追求高層次的需要，而不只是獲得利益(Bass，1985)，因而變革型領導行為被視為一種循循誘導的組織方式(Beauchamp，Barling，Morton，Keith，&Zumbo，2010)，其維持團體運行的背后是運用了問題解決的溝通模式(Lehmann-Willenbrock，Meinecke，Rowold，&Kauffeld，2015)，因而對組織內部的溝通具有積極的影響。

　　變革型領導通過激勵將個體認同與群體認同連接在一起，這是維護群體合作的基本機制(Sun&Leithwood，2015)，從而能夠提高群體的相互支持與合作氣氛。因此，變革型領導行為可以改善群體的互動過程(Bhat，Verma，Rangnekar，&Barua，2012)。團隊互動過程有助提升集體效能。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促進集體效能(Cheng&Yan，2014)，其正面的支持性溝通是集體效能的有效預測指標(Fransen，Vanbeselaere，Exadaktylos，Broek，Cuyper，etal.，2012)。

　　實證研究表明，團隊過程中的團隊溝通、合作影響集體效能(呂曉俊，2009)。在班級互動過程中，我們也有理由認為變革型的班主任有助營造一種尊重、平等的溝通氣氛，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作氛圍，并能有效而妥善地解決班級內部的沖突，而一個溝通良好、相互支持、團結合作、較少沖突的班級將有助于培育班級的集體效能。

　　因此，我們認為:假設2a:班級互動過程在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之間起中介作用。如果說變革型領導與成員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深層價值信念的交流互動，那么交易型領導與成員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工具性的交換(Bass，1985)。領導為成員設定需要達成的目標及其獎懲，作為交換，成員在得到相應的獎賞后就應回報給領導所期望的行為(楊凱，馬劍虹，2010)。

　　因此，有學者認為交易型領導雖不利于創建一個積極有益的群體環境，也不利于培養團隊的互動(Bhatetal.，2012)，對群體的溝通滿意度無直接影響(陳淑妮，盧定寶，陳貴壹，2012)，但交易型領導也是一種有效領導(Judge&Piccolo，2004)。

　　交易型領導是以任務為中心，以任務為驅動，通過論功行賞與依過懲處促使成員表現出高績效的行為，因而在班級內部強化了優秀成員的行為表現。班級成員的表現，特別是班級優秀成員的表現影響班級成員對集體效能的評價。群體成員在判斷該群體的效能時，常常會考慮到群體中的關鍵成員(Bandura，2001)。某些個體的行為，特別是優秀成員的行為常常會影響到其他人對集體效能的知覺(Fernández-Ballesteros，Díez-Nicolás&Bandura，2002)。

　　所謂班級優秀成員表現是指班級成員認為本班存在能夠管事，并能為班級贏得榮譽的領袖式成員的一種評價。顯然，班級優秀成員是班級內的關鍵成員，優秀成員(如籃球隊中的姚明)的表現會影響到其他人對集體效能的判斷。因此，我們認為:假設2b:班級優秀成員表現在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之間起中介作用。

　　1.3班級優秀成員表現與班級互動過程的關系

　　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班級優秀成員一旦形成，就會在班級中發揮領導者的作用。班級優秀成員可能是一班之長，也可能是自發形成的非正式領導。這樣的領導在班級往往比較具有威信和影響力，是班級中除了班主任之外的重要領導者之一。如果一個班級存在這樣既能管事、又能為班級贏得榮譽的成員，勢必會對班級的互動過程產生影響。他們可以促進班級的互動，化解班級的沖突與矛盾，必要時也可為班級同學提供及時的幫助。因此，我們認為:假設2c:班級優秀成員表現正向影響班級互動過程。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分層整群隨機抽樣。首先，在江蘇蘇州、常州、南通與鹽城，山東濟南與濰坊選擇15所初中。然后，在每所學校隨機抽取班級，共選取168個班級5180名被試。剔除無效問卷后，有效被試5083人，有效率98.1%。其中，男生有2505人(占49.3%)，女生有2578(占50.7%);學校所在地為城市有3437人(占67.6%)，學校所在地為鄉鎮有1646人(占32.4%);初一年級有2525人(占49.7%)，初二年級有1480人(占29.1%)，初三年級有1078人(占21.2%)。

　　2.2研究工具

　　班級集體效能。采用石雷山等(2016)的班級集體效能問卷。采用6級記分，從完全不贊成到完全贊成。該問卷共8道題目，包括班級能力評價(4題)與班級目標達成(4題)，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數分別為0.82、0.78，多水平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為χ2=342.98，df=38，CFI=0.970，TLI=0.956，RMSEA=0.040，組內SRMR=0.024，組間SRMR=0.075。班主任領導行為。采用錢玉玲(2010)的班主任領導行為問卷。

　　該問卷以Bass的領導理論為依據，并參照多位學者編制的班主任領導行為問卷和初中生的班級情景編制而成。班主任領導行為問卷分為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問卷和班主任交易領導行為問卷。采用5點計分，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問卷共有28題，包括魅力(7題)、激勵(6題)、個人關懷(6題)、智力刺激(5題)與愿景(4題)，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數分別為0.89、0.89、0.88、0.87、0.759，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為χ2=1704.75，df=340，CFI=0.914，TLI=0.917，RMSEA=0.061(90%置信區間為0.057-0.074)，SRMR=0.043。

　　班主任交易領導行為分問卷共有7題，包括權宜獎賞(4題)與介入管理(3題)，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數分別為0.87、0.78，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為χ2=84.37，df=13，CFI=0.974，TLI=0.958，RMSEA=0.056(90%置信區間為0.051-0.064)，SRMR=0.030。班級互動過程。采用石雷山(2013)的班級互動過程問卷。采用6點計分，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班級互動越為順暢。

　　該問卷共17題，包括溝通(6題)、社會支持(4題)、情感性沖突(4題)與任務性沖突(3題)。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數分別為0.88、0.73、0.81、0.75，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為χ2=501.73，df=113，CFI=0.967，TLI=0.960，RMSEA=0.064(90%置信區間為0.057-0.076)，SRMR=0.024。班級優秀成員表現。采用石雷山(2013)的班級優秀成員表現問卷。

　　該問卷共有6題。采用6點計分，從完全不贊成到完全贊成。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數為0.89。控制變量。在學生水平上，我們控制了學生的性別、年級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班級水平上，控制了班主任的性別、班級規模(班級大小)。

　　2.3數據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多水平的結構方程模型在班級水平上考察班主任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的關系及其中介效應，主要分析軟件為Mplus7.0、SPSS20.0。

　　2.4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減少共同方法可能帶來的偏差，在施測程序上使用匿名、變化指導語、正反向題設計、不同計分等方式進行控制。同時，采用Harman單因子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為19.37%，小于40%的臨界標準。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研究結果

　　3.1對二層變量數據合成的可行性檢驗

　　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的Rwg的平均值分別為0.91、0.89、0.92、0.87，大于經驗值0.70;ICC(1)分別為0.22(χ2=1449.57，p<0.001)、0.17(χ2=1081.47，p<0.001)、0.15(χ2=987.45，p<0.001)、0.10(χ2=675.68，p<0.001)。

　　盡管班級優秀成員的ICC(1)沒有大于組織研究中的均值0.12，但其卡方檢驗都極其顯著;ICC(2)分別為0.90、0.86、0.84、0.77，均大于經驗值0.70。總之，本研究中的Rwg(j)、ICC(1)和ICC(2)值均能充分說明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的數據聚合是可行的。

　　3.2描述性統計結果

　　各變量在班級水平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系數，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都呈顯著正相關(p<0.001)。研究假設1a、研究假設1b均得到證實。

　　3.3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的中介效應檢驗

　　班級能力評價與班級目標達成的ICC分別為0.256、0.118，說明建立多水平的結構方程是有必要的。我們構建了多水平的結構方程模型，在個體水平上控制了學生性別、年級、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班級水平上控制了班主任性別、班級大小。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為:χ2=42.04，df=19，CFI=0.978，TLI=0.958，RMSEA=0.016，組內SRMR=0.023，組間SRMR=0.064。

　　在班級水平上，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影響不顯著(β=0.13，p=0.325，95%的置信區間[-0.085，0.338])，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影響也不顯著(β=0.08，p=0.555，95%的置信區間[-0.136，0.288])。

　　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影響班級互動過程(β=0.34，p<0.001，95%的置信區間[0.233，0.449])，班級互動過程對班級集體效能的預測也顯著(β=0.58，p<0.001，95%的置信區間[0.455，0.701])。該作用路徑的中介效應為0.182，95%的置信區間[0.107，0.257]。假設2a得到支持。

　　4討論

　　4.1結果分析與理論貢獻

　　本研究通過建立一個多水平的結構方程模型，從班主任領導行為的視角在班級水平上考察班級集體效能的前因變量及其作用過程。控制學生性別、年級、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班主任性別與班級大小的影響后，多水平的中介效應分析發現:(1)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班級集體效能正相關，但對班級集體效能均無直接的影響;(2)班級互動過程與班級優秀成員表現中介了班主任變革型領導行為、班主任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班級集體效能的影響。具體而言，變革型領導行為有助于改善班級的互動過程，而交易型領導行為有利于激勵起關鍵作用的優秀成員，進而再影響班級互動過程，從而最終都改善了班級的集體效能。這些發現具有以下的理論貢獻與創新。

　　第一，由于班級也是一個組織，變革型領導理論與交易型領導理論也可應用于班級，但國外此類研究僅限于大學的班級情境(Bolkan&Goodboy，2009;Pounder，2014)，本研究發現驗證了變革型領導行為、交易型領導行為、團體互動過程與集體效能等組織概念在班級組織與中國文化中具有普適性，因而拓展和豐富了組織行為的相關研究。

　　第二，本研究在班級組織中嘗試探討了變革型領導行為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集體效能作用的不同機制，這是以往研究未有的，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同時考察變革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對領導有效性的作用機制的研究還很少(李曉青，林志揚，2013)，先前研究雖提及變革型領導行為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在不同方面的有效性是不同的(Judge&Piccolo，2004)，但并沒有具體考察各自的作用機制。

　　依據變革型領導理論，變革型的領導者一般通過個人的魅力、激勵、人性關懷、智力刺激和組織愿景的方式提升被領導者的需求層次(陳文晶，時勘，2007;楊凱，馬劍虹，2010)，因此該領導行為有利營造一種信任、溝通與合作的團體氣氛，這也得到一些實證研究的支持(Demir，2008;Lehmann-Willenbrocketal.，2015;Sun&Leithwood，2015;陳淑妮等，2012;馮彩玲，張麗華，2011)。

　　而交易型領導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交換理論、途徑-目標理論與強化理論，是在明確告知成員如何去達成目標以及獲取獎賞的途徑的基礎上通過獎懲與即時交換來影響成員(陳文晶等，2007;李燚，魏峰，2010)。因此，交易型領導雖不利于創建積極有益的工作環境(Bhatetal.，2012)，但也是一種有效的領導行為。通過強化、交換，告知達成目標或獲取獎賞的途徑，交易型領導行為可以有效改善團體成員，特別是優秀成員的行為表現，而團體優秀成員要比其他成員對集體效能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影響(Bandura，2001;Fernández-Ballesterosetal.，2002)。

　　4.2實踐意義

　　本研究發現對指導班主任工作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首先，變革型領導行為與交易型領導行為都是有效的領導行為，都能有效促進班級集體效能的提升。因此，班主任可以依情境與目標的不同靈活運用不同的領導方式，兩者不存在誰代替誰的問題。其次，在班級管理中，班主任應知曉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將會產生不同的領導效應。變革型的班主任憑借個人魅力、構建愿景、個性關懷與智力刺激，不但能激發學生內在學習動力與需求，更有助創建一個溝通順暢、相互支持、良性互動的班級氛圍。而交易型的班主任則通過論功行賞，依過懲處調動了學生的外在需求與動機，這種領導方式雖不能直接改善班級成員間的互動性質，但卻能有效控制班級成員的個體行為。

　　4.3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本研究所有變量的測量采用被試自陳報告的方式。盡管也進行了一些程序控制，數據分析也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嚴重，但為了保證研究結果更有說服力，未來研究對變量的測量應該盡可能使用多源測量的數據。

　　本研究采取橫截面數據，沒有在多個時點或縱向追蹤的方式采擇測量數據，因而降低了對研究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推論，未來研究應該關注較長時間段內領導行為與行為結果之間的變化關系。本研究只是在初中班級組織中檢驗了變革型領導行為、交易型領導行為與集體效能之間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但在其他的組織如企業、體育、軍事等是否如此，尚需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

　　參考文獻

　　陳淑妮，盧定寶，陳貴壹.(2012).不同領導行為對組織創新的影響:溝通滿意度和心理授權的中介效應.科技管理研究，18，135-140.

　　陳文晶，時勘.(2007).變革型領導和交易型領導的回顧與展望.管理評論，19(9)，22-29.

　　馮彩玲，張麗華.(2011).變革型領導、交易型領導、信任和工作績效的關系———以基層公務員為例.蘭州學刊，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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