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文旨在探究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產生的核心影響因素及其共變邏輯。通過兩層次扎根編碼整合既有理論、提煉變量，爬蟲技術獲取數據，層次分析法進行數據降維，定性比較分析40個案例，以典型案例過程追蹤進行理論飽和檢驗。研究發現：對于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爆發，沒有單一因素是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政府輿情處理、政府公共危機響應、政府自身因素與輿論討論四個因素為核心因素，其組合路徑可視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充分條件;次生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危機元事件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次要因素，從自然因素到人為因素再到政府行為因素，引發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可能性依次遞增;媒體影響力起輿情催化作用，不改變輿情演化方向。研究的理論價值在于，發現了網絡輿情危機內外因素的耦合共變機制，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爆發提供了一種整體性解釋。

　　【關鍵詞】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影響因素共變機制定性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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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文化治理與公共文化服務是一體兩面的關系，要實現公共文化可持續發展，需一手抓治理，一手抓服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公共文化治理與服務研究，既包括公共文化領域治理問題的研究，如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公共文化學科建設，還包括公共文化領域服務問題的探討，如文旅融合下的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

　　一、引言

　　在信息傳播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公共危機一旦發生，圍繞危機事件的各種信息會在網絡媒介、信息傳遞、主體互動和情緒渲染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網絡輿情，甚至是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加劇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難度。

　　網絡輿情是網民在某事件刺激下通過互聯網媒介表達自身對其認知、意見和情感態度的總和。網絡輿情危機是指在網絡情境中，網民對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具有嚴重威脅的負面情緒規模性集合(孫玲芳等，2014)。在災害研究中，張成福等(2009)將最早發生的起主導作用的災害稱為原生災害，將由原生災害所誘導出來的災害稱為次生災害。由此，本研究把由原生公共危機誘致的網絡輿情危機定義為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后文簡稱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

　　政府如果不能準確知曉網絡輿情危機的演化機理，可能錯過網絡輿情引導的最佳時機，陷于被動地位。盡管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防控已經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目前地方政府的預警、控制效果欠佳，危機治理形勢依然嚴峻。如何有效控制次生型網絡輿情的惡性發酵，成為政府危機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學界已圍繞網絡輿情特性、輿情主體互動、輿情產生演化、政府治理機制等多個論域開展相關研究，產出了豐碩的成果。在本研究聚焦的網絡輿情危機論域中，林振(2019)認為在輿情主體、階段、機制三個層面的研究中，關于機制層面的研究最深入，在網絡輿情危機產生問題上最具解釋力。

　　輿情演化機制的相關研究普遍認為，輿情議題事件的破壞力、公共性、社會敏感性等內生因素，和媒體推動力、政府調控力等外生因素的綜合作用(齊佳音等，2015;杜洪濤等，2017;曾潤喜、陳創，2018)才能導致網絡輿情危機的爆發。研究多從主體切入，提出：(1)公共危機元事件是網絡輿情演化為危機的首要因素(李詩悅、李晚蓮，2019)。元事件的類型、影響力大小等特質決定了網絡輿情的形成和發聲群體的規模。(2)網絡媒體、意見領袖是網絡輿情演化的核心推動力。他們通過對目標事件轉移式放大、加工式引導，對網民情緒進行非理性刺激(王子文、馬靜，2011)，較大可能把網絡輿情引向負面與非理性(張權、燕繼榮，2018)。(3)政府是抑制網絡輿情激化的重要因素。政府通過危機處置、信息公開、強制手段等控制網絡輿情發展(李燕凌、丁瑩，2017)。(4)網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網絡輿情的性質與走向(鄧喆、孟慶國，2016)。(5)各類因素一般沒有明確的重要性權重，在演化機制中均十分重要。

　　既有演化機制的相關研究尚未明確解答如下問題：(1)首要因素公共危機元事件是核心因素嗎?一方面，2012年寧波鎮海PX事件中，網絡輿情從最初的無人問津到廣為關注，到矛盾逐步升級等，公共危機元事件三個方向的議題泛化在網絡輿情危機形成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彭小兵、鄒曉韻，2017)，元事件的類型等特征作用相對淡化;另一方面，網民的公民意識日益增長，對公平正義愈發追求，使大量非利益相關網民參與討論推動輿情演化。(2)基于吸引眼球和市場利益考量的網絡媒體、意見領袖決定了輿情的演化方向，還是僅對輿情熱度有一定影響?(3)政府若不當回應、錯誤應對，是否存在激化網絡輿情的可能?(4)在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耦合演化機制中，各類因素是否存在重要程度上的主次之分?如果存在，作用機制是什么?

　　本研究擬運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對比19個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形成的案例和21個次生型網絡輿情消解的案例，探索何種作用邏輯下高熱度次生網絡輿情會形成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同時，通過分析40個案例中各類因素的相互作用邏輯，以因素發揮核心作用的時序為演化階段劃分依據，嘗試構建四階段、多因素耦合的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產生的邏輯模型，逐一回應以上問題。

　　二、研究方法與技術說明

　　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由查爾斯·拉金(CharlesC.Ragin)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比較方法》(TheComparativeMethod)中首次提出，并由后續學者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和不斷完善中形成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QCA的產生與發展綜合了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優勢，消除了兩者之間的鴻溝。其對“因果路徑”和影響因素組合的獨特甄別(唐世平，2015)，也日趨受到社會科學學者的青睞。

　　國外學界對QCA的應用較國內學界成熟。根據國外學者的相關闡釋：QCA研究全程都要緊密與案例結合(Ragin，2006)，QCA文獻要為變量的選取提供充分的理論解釋(Hug，2013)，QCA的計算結果須從典型案例的過程追蹤中檢驗和修正因果關系(Schneider&Wagemann，2010;Schneider&Rohlfing，2013)。國內QCA應用方面：黃振乾和唐世平(2018)提出建構性解釋并引證案例來支持觀點;楊志軍(2018)引入多源流模型并進行理論推演;萬筠和王佃利(2018)在計算結果的基礎上以理說理，兼用部分案例的實際情況來佐證部分觀點。

　　具體流程如下：(1)使用Python為編程工具爬取所選案例的相關資料。(2)引入拉塞爾·格里特斯(LasseGerrits)和斯特凡·威爾維(StefanVerweij)(Gerrits&Verweij，2018)開發的兩階段扎根理論編碼技術對所有既有研究涉及的變量進行歸納與篩選，建構變量指標體系，以確保變量體系的完備性與變量間的互斥性。(3)在兩階段扎根編碼中引入跨案例分析，找出案例間共同的關鍵節點，形成初步理論模型，將開放式編碼的變量體系與實際案例資料進行比對，增篩變量。(4)用層次分析法對扎根編碼得出的二級指標進行數據降維。(5)選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FSACQ)計算技術，處理兩層次多個變量的復雜性。(6)引入杰森·西萊特(JasonSeawright)(Seawright，2005)、伯努瓦·里豪克斯(Beno?tRihoux)和博亞娜·羅布(BojanaLobe)(Rihoux&Lobe，2010)、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Q.Schneider)(Schneider&Wagemann，2010;Schneider&Rohlfing，2013)等對QCA進行的補充完善，用典型案例的過程追蹤檢驗理論產出的嚴謹性及飽和度。

　　三、分析流程

　　(一)開放式編碼

　　本研究圍繞文獻綜述中總結的該論域三種研究方向，以“網絡輿情危機”“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演變”“演化”“因素”“機制”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CNKI)進行主題搜索和關鍵詞搜索，得到724篇相關文獻。去除重復文獻和不相關文獻后，得到139篇相關文獻作為扎根資料。由文獻綜述可以看出，輿情主體在輿情發展的不同階段，對輿情演化的影響存在差異，作為輿情危機治理主體的政府也有不同的階段工作重點(謝科范等，2010)。大部分學者將政府、媒體和公眾(包括網民)視為影響網絡輿情發展的最核心的主體要素(蘭月新等，2012;曾潤喜、陳創，2018;謝昕未，2015;顧明毅、周忍偉，2009;李燕凌、丁瑩，2017)，認為輿情走向和輿情危機的形成是多主體、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結果，但不同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有其重點關注的輿情作用主體。

　　在輿情情景層面，元事件作為引發網絡輿情危機的應激源，其類型、嚴重性、規模程度等特質對網絡輿情的發展起到重要影響作用(張成福，2003;杜洪濤等，2017;王克群，2010)。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輿情甚至會發生波動、反復等現象(王克群，2010)‍‌‍‍‌‍‌‍‍‍‌‍‍‌‍‍‍‌‍‍‌‍‍‍‌‍‍‍‍‌‍‌‍‌‍‌‍‍‌‍‍‍‍‍‍‍‍‍‌‍‍‌‍‍‌‍‌‍‌‍。鑒于新媒體時代下，意見領袖可以通過各類網絡平臺與網民雙向互動，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傳統意義上的媒體特性，本研究將意見領袖視作一類特殊的媒體。據此，本研究把公共危機事件中輿情危機的參與主體，即媒體、公眾、政府，以及公共危機元事件，作為一級變量進行文獻聚類分析和扎根編碼，最終得到開放式編碼。

　　(二)建立案例庫

　　首先，收集得到54個2009—2018年十年間的公共危機并發網絡輿情的典型案例，作為一級備選案例庫。其次，根據以下設定原則篩選和確定典型案例庫：(1)代表性，影響力大;(2)特征多元化;(3)階段性完結;(4)每一項所選指標的案例支撐材料全面，可以通過三角檢定法反復對比交叉檢驗，具有較高信度。最后，對案例支撐材料進行搜索、擴充與整理，形成本研究所需的最終案例庫。基于QCA計算對案例總集中不同結果變量取值的案例數量應基本相等的需求，并嚴格確保案例之間符合逐項復制和差別復制的復制邏輯，經過進一步篩選，最終確定40個案例。

　　本研究對以下兩類案例采用如下標準作為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判斷依據：一為沒有被全面控評的案例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1)網評負面情緒頻次是正面情緒的兩倍及以上，且該比例持續時間占網絡輿情持續總時間的2/3及以上。使用Python對已經爬取的數據進行特征工程處理，將每一條數據(即一條評論)與情感詞匯本體庫該中文情感詞匯本體庫由大連理工大學開發，從不同角度描述一個中文詞匯或者短語，包括詞語詞性種類、情感類別、情感強度及極性等信息。建立索引。當每一條數據中“政府”“官”“當局”等代表政府及政府人員的詞匯與正面情緒詞匯/負面情緒詞匯共同出現時，即記錄一次正面情緒/負面情緒頻次。(2)網絡輿情在政府的關鍵舉措后，沒有向正面情緒發生明顯轉折。由于網民對于單一事件的關注度會隨時間拉長而逐漸降低，在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來看，輿情必然走向平息，純定量方法難以判斷輿情走勢的轉折是由于時間變化還是政府舉措作用的結果，該判斷以定性分析為依據。定性判斷使用的是德爾菲法。二為被全面控評的案例。由于全面控評行為本身代表官方認為輿情即將或已經對社會秩序造成威脅，在政府的視角中為即將或已經爆發網絡輿情危機。故此類案例均作為網絡輿情危機爆發進行賦值。

　　(三)跨案例分析與封閉式編碼

　　本文通過開放式編碼獲得了以元事件、政府、公眾、媒體四者為一級變量的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依次進行跨案例分析和封閉式編碼。首先，通過對所選案例進行模式匹配、逐項復制和差別復制，尋找案例間共同的演化模式及關鍵節點，作為初步理論模型(即假設);然后，將上述結果與開放式編碼結果進行比對，以實際案例為依歸，增刪既有理論中與實際案例不匹配的變量，對前兩步得到的變量體系進行可操作化調整，按照QCA方法要求控制條件變量的數量，進行封閉式編碼，形成研究最終采用的變量體系。

　　通過對40個案例進行跨案例分析，發現：(1)輿情主體包括媒體、公眾、政府三方，與開放式編碼結果相同。公眾是互動過程的核心主體，其價值、情緒和思想的表達構成了網絡輿情的主要內容。媒體本身行使著客觀傳遞信息與主觀建構涵義兩種職能，既要客觀地表述事情經過，又必須按照政府意愿適度調控，對輿情演化具有一定作用。政府在互動過程中運用輿情處理手段，主觀上實現互動參與和輿論管控的雙重目的，客觀上對網絡輿情演化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在實際案例中，政府常把信息公開作為回應輿情的一種手段。

　　(2)公共危機元事件，政府的公共危機響應、輿情處理、自身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線下聚集群體，均是輿情情景的組成部分。公共危機元事件是網絡輿情的起點，提供了網絡輿情話題的初始載體。政府充當著主管方、處理者等多重角色，由此進行的公共危機響應對40個案例的信息整理發現，政府在危機管理中所進行的行動為民眾所直接捕捉，并對元事件的方向演化起著重要影響。輿情處理以及二者所反映出的政府自身因素會為互動情景奠定不同的基調。民眾在公共危機及處理中處于被動地位，關系的不平等導致當事人掌握資源有限，獲得信息有限，能動措施單一，因此在與政府危機管理互動中常采取群體性事件的手段，為互動情景引入新的要素。綜上，結合40個案例展現的相同演化模式，對元事件、政府公共危機響應、政府自身因素、次生性群體事件、政府輿情處理、輿情討論等指標所構成的編碼系統進行修正，得到多元主體在互動情景中的互動過程示意圖，提出初步理論模型(即假設)。

　　結合跨案例分析結果，以可測性、概括性、獨立性和完備性作為變量篩選的基本原則，兼顧QCA方法的變量數量限制，對三層次變量進行歸納、篩選、整合及變量的重新概念化。具體進行了如下操作：把信息公開速度和信息內部流通度合并為發布及時性;刪除不能作為單一變量表達的變量(政府應對機制、監測機制、問責機制);把行動效率定義為征兆察覺，行動速度定義為反應速度，把信息控制定義為強制手段;刪除無法測量的變量(政府人員專業性、公眾參與的特征變量);用次生群體性事件作為線下公眾參與的標志性變量。以輿論討論概括媒體在網絡輿情中的作用;將媒體的“權威性”“價值導向”變量整合入“影響力”變量之中;用方便測量的輿論熱度表達媒體互動結果、意見領袖的作用。最終形成的封閉式編碼結果。

　　四、計算分析與模型構建鑒于篇幅所限，文中不再報告19個次級變量的一致性值和覆蓋率、真值表及相關計算數據。如有需要，可與作者聯系索取。

　　(一)單條件變量計算分析

　　單條件變量主要從一致性和覆蓋率兩個值進行計算。一致性值(Consistency)越高，表明條件變量對于結果變量的充分性(Sufficiency)越高。我們將條件變量正反取值，得到12個條件變量。當Consistency(Xi≤Yi)≥0?8時，可以認為X是Y的充分條件(Rihoux&Lobe，2010)。

　　在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情況下，所有條件變量的取值都沒有達到0?8，即單一條件變量不能成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充分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計算了所有次級變量的一致性，其中“輿論討論-媒體影響力”的正向一致性值為0?96，負向一致性值為0?85，均達到了充分條件的判斷閾值。經進一步分析多個案例文本及數據后發現，公共危機次生網絡輿情一旦產生，高影響力媒體的介入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輿情熱度，但這種提升不具有明顯的導向性，只提高事件本身的關注度。

　　覆蓋率(Coverage)通過計算條件變量或條件變量組合對于結果變量的交集(Overlap)，來測量某個條件變量或條件變量組合能夠解釋結果的估計范圍。當Coverage(Xi≤Yi)≥0?9時，可以認為X是Y的必要條件(Rihoux&Lobe，2010)。在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情況下，條件變量的覆蓋率均沒有達到0?9。從數據結果看：“輿情處理(+)”“政府本身因素(+)”“次生群體性事件(+)”三個條件變量更具有解釋效度;單一條件變量不能成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必要條件。同時，所有次級變量的覆蓋率均未達到0?9，故在此不表。

　　(二)條件組合計算分析

　　條件組合分析階段的主要目的是檢驗不同條件變量之間的組合能否解釋結果變量。由于分析軟件給出的條件組合非常繁多，首先通過布爾代數(BooleanAlgebra)最小化對條件組合進行化簡，然后計算所有條件組合路徑的一致性值，結果顯示：4組條件變量組合的一致性值≥0?8，且有對應的路徑案例;其中，政府輿情處理(A)*政府公共危機響應(B)*政府本身因素(C)*輿論討論(F)→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JGBL)是所有高一致性值組合中共同出現的核心路徑，其一致性值為0?86;次生群體性事件(D)、公共危機元事件(E)兩個變量在具體的案例中更多起到次要作用。

　　(三)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產生與演化的邏輯模型構建

　　綜合考量各案例的演變邏輯，基于單變量、條件變量組合的定性比較分析結果，結合生命周期論相關觀點，以變量發揮核心作用的時序為階段劃分依據，構建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產生邏輯模型，詳細解釋如下：

　　1.社會風險階段

　　此階段公共危機尚未爆發。從風險研究的視角來看，公共危機事件的演化是一個從社會風險到公共危機的連續體(張海波，2007)。政府通過風險預警機制進行公共危機防控，是此階段發揮作用的唯一主體。本研究將不同的預警機制統一概括為對公共危機的“征兆察覺”(即子變量B1)。一般而言，在政府察覺到公共危機發生的征兆時，可能提升其在公共危機爆發前后的反應速度(B3)。但也有多個案例表明政府察覺到公共危機發生征兆，由于錯判、誤判形勢，或不夠重視，致使錯過公共危機預防和處理的黃金期。從計算數據上講，征兆察覺(B1)和反應速度(B3)有較高的一致性值(0?78)，但并不足以成為其充分條件。在該階段，事件未被大部分網民關注，只以個人意見的形式散布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是次生型網絡輿情生命周期的起點。如若各個部門單位能在這一階段及時察覺社會風險，做好監控，在公共危機爆發前及時有效地作出回應，將有利于預防大規模的謠言傳播。

　　2.公共危機爆發階段

　　社會風險在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演變為公共危機。公共危機爆發后，政府介入并進行公共危機響應(B)。是否提前察覺到公共危機爆發的征兆(B1)、是否為單維管制、打壓的處置方式(B2)、處理速度是否迅速(B3)都會對公共危機響應的效果產生影響。此時，地方政府的決策偏好(C1)、公共危機元事件的類型(E1)與次生群體性事件(D)的一致性值較高，分別達到了0?89和0?87，可以近似認為是次生群體性事件的充分條件。即在公共危機中，政府單維管制、強力打壓的處置態度對次生群體性事件的爆發起決定性作用，公共危機的人為程度較高(尤其是政府過失，如政府行為失當或監管不到位)可以決定次生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通過跨案例分析發現，如果政府在危機響應中態度積極，及時應對，即便是規模、危害較大的自然災害型公共危機也不易誘發次生群體性事件。此外，次生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又會反過來作用于政府的危機響應態度(B2)。政府往往畏懼“一票否決”的考核體制，被倒逼轉變處置態度，并借助相關手段來重塑政府形象。

　　3.網絡輿情形成階段

　　網絡輿情的起點是公共危機元事件(E)，經一致性檢驗，類型(E1)為元事件(E)子變量中的核心變量(一致性值0?86)。即，公共危機事件的人為因素(尤其是政府過失程度)越高，其爆發網絡輿情危機的充分性就越高‍‌‍‍‌‍‌‍‍‍‌‍‍‌‍‍‍‌‍‍‌‍‍‍‌‍‍‍‍‌‍‌‍‌‍‌‍‍‌‍‍‍‍‍‍‍‍‍‌‍‍‌‍‍‌‍‌‍‌‍。而元事件的規模大小(E2)和危害結果(E3)的一致性值分別為0?34、0?76，即公共危機的區域規模與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相關性低，公共危機的危害與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相關性較高，但并不足以成為其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其次，政府危機響應過程中的各種措施與價值導向往往是輿情議程的主題，此時政府公信力(C2)對媒體信息客觀性(F1)具有較高影響，一致性值為0?71。在危機響應的現場層面，政府公共危機響應(B)所包含的處置方式(B2)、反應速度(B3)為民眾提供了議論評價的信息基礎。

　　在輿情處理中，信息公開的發布及時性(A3)和渠道多樣性(A4)則影響著民眾在網絡議論中能否及時接觸到充分真實的信息。同時，民眾會在此基礎上形成政府形象的認知模因(Meme)，并以模因為核心進行猜測、傳播作為網絡輿情形成階段的話題。次生群體性事件(D)在上述情境下以其行為強度(D1)、聚集程度(D2)、組織狀況(D3)、持續時間(D4)等因素對原有網絡輿情環境進行沖擊并提供了重要話題與議程。

　　4.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網絡輿情消解階段

　　網絡輿情形成后，伴隨著輿情主體注意力的聚集、削弱與轉移，存在愈演愈烈與逐漸消解兩種趨勢。與線上網絡輿情發展同時進行的是線下政府公共危機響應(B)，處置方式(B2)、反應速度(B3)不斷為民眾輸送討論的話題。此時若次生群體性事件(D)仍在持續(D4)，會使網絡輿情不斷加溫加熱。在此階段，媒體的介入大大提高了公眾對元事件的關注與討論的熱度(F3)，媒體因其影響力(F2)、客觀性(F1)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和網民意見的集聚。而作為另一互動方的政府，一方面其回應質量(A2)、信息公開的及時性(A3)和渠道多樣性(A4)形成對輿情的互動回應，另一方面又以強制手段(A1)形成對輿情的工具回應。回應的效果因回應所體現的決策偏好(C1)與回應者本身的公信力(C2)的差異對網絡輿情的趨勢產生影響。上述因素共同影響著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勢。

　　五、典型案例過程追蹤

　　由于QCA技術具有“黑箱特性”，需要使用典型案例的過程追蹤作為“手電筒”來完成以下兩個目的：驗證計算結果是否偏離案例實際內容，案例是否提供了與計算結果相反的競爭性解釋;探索“黑箱”內部的作用機制，即QCA計算得出各變量之間的作用關系何以產生，提出具有理論概括性的概念來對作用關系進行解釋。在此部分，基于分析軟件給出的路徑案例，本研究將計算結果回歸案例進行檢驗，詳細闡述模型中多變量協同作用的演化機制。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則選擇過程追蹤典型案例。首先，除覆蓋所有變量的條件變量組合外不需分析包含所有變量的路徑，因為結果從經驗上來講是多因素決定的。即當所有條件變量均存在時，從經驗上來講結果必然發生(Gerring，2007)。同時，在本研究中，A*B*C*D*E*F的路徑可以被A*B*C*D*F和A*B*C*E*F共同解釋。，為每個具有解釋力度的條件變量組合選取至少一個案例進行過程追蹤。其次，遵循最大集合成員資格原則(PrincipleofMaximumSetMembership)(George&Andrew，2005)。即選取那些條件變量組合一致性值最大的案例。限于篇幅，僅展示核心路徑“A*B*C*F→JGBL”的案例過程追蹤結果。

　　(一)2018年H市F區石油化工產品泄露事故：案例簡介

　　2018年11月，H市F區發生石油化工產品泄露事故，造成了了嚴重水體、空氣污染，對當地群眾的健康安全造成了惡劣影響。當地相關部門危機處理手段失當，并進行了相當的言論控制，致使民眾與相關部門形成輿情對峙。輿論經不斷加溫加熱后，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

　　(二)過程追蹤

　　1.社會風險階段

　　F區石油化工產品泄露事故并非純粹的意外事件。H市政府發布的《通報F區化學品泄露事故調查及處置情況》稱，F區有關部門在事發前對相應物品的日常檢查中存在著“走過場”現象。相關部門長期漠視社會風險，使孕災環境不斷惡化，其征兆察覺甚至晚于周圍群眾(B1)，直接導致危機響應遲緩，直到接到群眾舉報后相關部門才開始采取措施(B3)。

　　2.公共危機爆發階段

　　相關部門的遲緩應對(B3)使得部分泄露物流向臨近的海域，受災范圍進一步擴大，臨近的海域與空氣受到了泄露物的擴散污染。區域居民的漁業設施遭到泄露物的破壞，52名疑接觸泄露物者送醫。對于這場與政府監管不力具有較強關聯的公共危機，民眾本身帶有負面的輿論情感。在相關部門持續公共危機響應不力的背景下，網絡輿情逐漸形成。

　　3.網絡輿情形成階段

　　危機的響應不力為網絡輿情形成填充了負面的基調，而相關部門輿情處理失當則進一步加深了線上線下的負面情緒。首先，當地相關部門的信息公開不及時與發布渠道單一。H市市農林水局所發通知未對民眾進行必要的風險提示，甚至未注明危險物的名稱(A3);且這些信息僅通過當地部分媒體進行發布(A4)。信息公開不佳在民眾心中產生了對當地相關部門的前置不滿。其次，當地相關部門表現出與民眾利益相悖的決策偏好。事發次日，H市環保局在《環境空氣質量通報》中稱“各項大氣指標已恢復正常，并持續改善向好”。但當地群眾反映，環保局為了得到合格的空氣檢測指數，在通報前后采取向當地空氣質量監測點噴水的措施(C1)。現實的狀況與官方通報的差異引發了民眾對相關部門的質疑。民眾的負面情緒逐漸醞釀，形成對政府負面的認知模因，而此時遵循政府通報口徑的當地媒體報道激化了這一趨勢(F1)。政府危機響應不力、輿情處理失當、自身失范三類因素共同作用下，導致民眾認為必須依靠自我發聲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4.網絡輿情危機爆發階段

　　民眾不斷在互聯網媒介上進行事件的“民間介紹”與情緒表達，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網絡輿情。但通過分析爬取文本發現，這些表達在演變過程中不斷被政府采用管控手段進行抹除(A1、C1)，討論熱度波動強烈。政府危機回應不力與一味強壓的輿情調控舉措導致網絡輿情的不斷醞釀發酵。民眾在這種情況下持續通過網絡媒介反映不滿情緒，網絡輿情不斷積蓄與加溫加熱，最終網絡輿情危機爆發。

　　六、結論與展望

　　通過對40個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較分析，本研究的結論和理論貢獻如下：

　　首先，政府輿情處理失當、政府公共危機響應失效、政府自身失范與輿論討論失控四個因素為核心因素，其組合路徑是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充分條件‍‌‍‍‌‍‌‍‍‍‌‍‍‌‍‍‍‌‍‍‌‍‍‍‌‍‍‍‍‌‍‌‍‌‍‌‍‍‌‍‍‍‍‍‍‍‍‍‌‍‍‌‍‍‌‍‌‍‌‍。

　　從整個過程來看，上述四個因素構成了“政府三角形-輿論討論”耦合機制，具體闡釋如下：政府自身因素的決策偏好直接作用于政府輿情處理和政府公共危機響應;政府公共危機響應成效、政府自身因素的公信力決定輿論討論初期的客觀性，并持續為輿論討論提供議題;政府輿情處置與輿論討論雙向互動，相互作用。同時，“政府輿情處理失當”“政府公共危機響應失效”“政府自身失范”“輿論討論失控”四個核心因素中任何一個單獨的因素，任意兩個或三個因素出現，都不是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該觀點不同于既有研究中“政府、媒體、網民、公共危機特質等各類因素對網絡輿情危機形成均非常重要”的結論。

　　其次，次生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危機元事件為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次要因素。公共危機元事件的政府行為因素程度與次生群體性事件爆發一致性值較高，次生群體性事件為網絡輿情提供負面議題，兩者組合形成正反饋機制。政府行為因素程度與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爆發一致性值較高，從自然因素到人為因素再到政府行為因素，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可能性遞增。不同于既有研究普遍認為“媒體、公共危機元事件是決定輿情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政府“是抑制網絡輿情激化的主體”等觀點。為網絡輿情研究中媒體、政府、公共危機事件的作用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

　　再次，隨著公共危機和網絡輿情的發酵，媒體介入會對輿情熱度有較大提升，但這種提升主要起“催化”作用，不改變輿情的演化路徑。

　　此外，本研究完善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應用范式。既有研究中，變量體系構建的完備性、使用QCA計算結果產出理論的嚴謹性一直是QCA應用中的兩個難點(Hug，2013)。新范式提供了科學化、可操作化的完備變量體系構建方式和理論產出方式。此外，改進QCA方法在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產生的論域應用，克服了傳統研究大樣本回歸分析觀察值不足的缺點，也彌補了案例比較由于樣本過大難以進行控制的缺陷。

　　本研究提供的是一種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理論性解釋。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采用網絡輿情大數據對結論進行定量檢驗，構建的理論模型對于其他類型的網絡輿情危機可能并不具備解釋力。對于危機研究本身而言，通過文本數據還原實際網絡環境下輿情的動態演變過程，可以為本研究的理論性解釋提供有效補充。在后續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結合網絡爬蟲與復雜建模技術，構建多案例、多維度的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仿真模型，并選取額外案例對其擬合度進行檢驗，以期進一步深化對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