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考察中國自貿區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效應,結合1995~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實證評估了自貿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用合成控制法檢驗了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的地區異質性，研究發現:第一，自貿區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持續的推動作用，且設立時間越久，推動作用逐漸增強;第二，影響機制檢驗結果表明，自貿區主要是通過擴大貿易水平和吸引外商投資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途徑還未得以充分發揮;第三，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上海、廣東、福建的自貿區對地區經濟增長推動作用顯著，天津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相對不明顯‍‌‍‍‌‍‌‍‍‍‌‍‍‌‍‍‍‌‍‍‌‍‍‍‌‍‍‍‍‌‍‌‍‌‍‌‍‍‌‍‍‍‍‍‍‍‍‍‌‍‍‌‍‍‌‍‌‍‌‍。

　　關鍵詞：自貿區;經濟效應;雙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與此同時，中國資源環境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粗放式發展方式已不能維系;加上近年來國際市場上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全球自由貿易談判受阻，中國經濟出現增速持續下滑態勢，經濟面臨轉型挑戰，迫切需要以新的努力推動一輪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形成更具競爭力的體制，進而在新的全球生產布局和貿易規則體系下的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

　　經濟師評職投稿刊物：國際貿易問題主要版塊欄目：經貿論壇、部長及省市長專訪、省市外經貿委主任專稿、海外來稿、世貿組織、國際商務研究、世界市場透視、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國際服務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經濟法、企業家論壇、電子商務、環境與貿易、臺港澳等。

　　中國自貿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自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掛牌成立起至今，自貿區數量已增至18個。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區，自貿區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先行先試制度創新與擴大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格局，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形成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區，通過累積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實現制度紅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張幼文，2014;YaoandWhalley，2015)。

　　那么，作為新一輪制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探索，自貿區建設是否已取得預期目標，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其長期作用又如何?通過何種途徑起作用?不同自貿區的經濟效應是否存在差異?回答以上問題，科學評價自貿區的經濟效應，對自貿區的進一步發展，尤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國內學者關于自貿區經濟驅動效應的研究從未間斷，已有不少文獻從定性角度進行研究。陳愛貞和劉志彪(2014)認為自貿區建設會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從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的增長。陳琪和劉衛(2014)研究指出，自貿區設立會使區內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帶來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推動區內經濟發展,但對周邊地區可能會產生擠出效應，從而不利于整體經濟的增長。楊向東(2014)認為，自貿區設立有助于降低稅費和交易成本，加速貿易自由流動，進而促進經濟發展活力。趙亮(2016)認為自貿區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比“出口驅動”更全面、深入的直接驅動和間接驅動作用。

　　王曉玲(2017)研究認為，自貿區建設會使區域擴大對外開放,給地區經濟發展帶來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和溢出效應，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多重紅利。李光輝(2017)研究認為，自貿區通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完善區域金融創新開放體系，能夠加速高水平貿易便利化體系和投資管理體系的形成，為投資者提供便利，進而對區域經濟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隨著計量分析技術的成熟與發展，學者們從定量的角度考察自貿區經濟效應的相關文獻也日益增加。何勤和楊瓊(2014)利用引力模型實證分析了上海自貿區貿易便利化對進出口流量的正向作用。趙靜(2016)基于系統動力學的方法結合上海自貿區數據構建了自貿區效應溢出系統關系模型，認為上海自貿區的發展能夠帶來明顯的經濟及人才溢出效應，但其溢出效應主要體現于短期的資金、人才及政策溢出方面。

　　譚娜(2015)、殷華和高維和(2017)、王利輝和劉志紅(2017)、王鵬和鄭靖宇(2017)、楊艷紅和胡加琪(2018)采用反事實分析法從多角度檢驗了自貿區帶來的經濟效應，發現自貿區的“制度紅利”溢出效應顯著，對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長期顯著的促進作用。應望江和范波文(2018)、劉鐮和呂程(2018)結合反事實分析法和合成控制法對比分析了滬津閩粵四大自貿區對經濟指標的差異化影響，證實不同自貿區的經濟影響存在地區異質性。葉修群(2018)則結合雙重差分法發現自貿區的設立顯著促進了地區經濟增長，但其效應明顯滯后。聶飛(2019)運用DID模型發現自貿區建設總體上能夠有效優化制造業結構，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發展。張軍等(2019)基于雙重差分空間自回歸模型多角度考察了中國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發現自貿區整體經濟效應顯著，促進作用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趨勢。

　　分析現有文獻，發現已有的研究自貿區經濟效應的實證文獻主要分析了單個自貿區的凈經濟效應，對動態效應、作用機制以及不同稟賦差異經濟增長效應的對比研究仍相對欠缺。鑒于此，本文結合1995~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分析了自貿區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平均效應、動態效應，檢驗自貿區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并利用合成控制法進一步分析其經濟效應的地區異質性，以期為自貿區進一步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二、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說

　　自貿區的核心任務在于通過先行先試探索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驅動力，自貿區的經濟效應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第一，投資效應。自貿區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及負面清單管理，區內投資準入門檻降低，并弱化政府事前審批權力,將外商投資項目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給企業營造了更為自由的投資環境，大量優質的外資企業選擇入駐自貿區，這些FDI通過產業前向、后向和側向關聯效應帶動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并通過規模效應、競爭示范效應、人員流動與培訓效應等途徑產生外溢效應，推動經濟增長。

　　第二，貿易效應。自貿區提高了貿易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效率，自貿區“先入區，再申報”“一線徹底放開，二線完全高效管住”的監管服務創新模式及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放松與自由貿易相關的服務貿易業現有的貿易壁壘。這些政策的執行使自貿區對外貿易的便利程度提升，加速對外貿易的發展，其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參與度提升，進而使地區貿易規模擴大、貿易質量提升，有利于國外先進技術、知識向自貿區內擴散，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產業結構效應。隨著外商可投資行業的擴大和手續的簡化，吸引外資流入新開放的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中，能夠大力推進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提升第三產業比重;同時吸引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人才的流入，提升準入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得以優化升級，帶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此外，自貿區諸多金融改革創新措施帶來完善的金融配套服務和產品，新興產業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融資得以解決，大力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相對而言，貿易效應和投資效應在自貿區開始運行之后從國家間的貿易流量和投資情況出現較明顯變化中得以體現，而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則會隨著政策完善和市場逐步一體化后逐漸顯示出來，經濟溢出效應日益明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自貿區能夠促進地區經濟增長。

　　H2：自貿區設立時間越久，對地區經濟增長推動作用越大。

　　H3：自貿區通過投資效應、貿易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推動地區經濟增長。

　　此外，各個自貿區的戰略定位及目標存在明顯差異，如上海自貿區定位于服務金融中心，旨在建設成為投資貿易自由化、貨幣兌換自由、法治環境規范的自貿區;天津自貿區旨在京津翼協同發展，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福建自貿區旨在增強兩岸經濟合作，拓展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廣東自貿區致力于粵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功能定位和發展戰略不同，不同自貿區的政策設計和政策實施效果存在差異，對經濟發展的效果可能會不同。且地區間經濟發展程度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地區要素稟賦、地理位置和文化差異會導致自貿區相同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績效產生差異化影響。因此，本文提出第4個研究假設：

　　H4：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

　　三、估計方法和變量選取

　　(一)估計方法

　　1.雙重差分法

　　將自貿區政策實施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將設立自貿區的地區作為實驗組，其他未設立自貿區的地區列為對照組，進行雙重差分模型評估。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1995~2018年作為樣本時間范圍，將成立時間較長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4個自貿區試點省(市)作為實驗組，同時為排除2017年和2018年新成立的8個自貿區對評估結果的影響，將其扣除之后把剩余未成立自貿區的省份作為對照組。構建如下模型對自貿區經濟效應進行評估：lngdpit為被解釋變量，用實際GDP對數值來衡量，下標i和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份;FTZit表示省份i在t時期是否受自貿區試點政策影響(若省份i在t年成立自貿區試點，則當年及以后年份取值1，否則為0);Xit是影響經濟績效的其他控制變量;rt和ui分別為年份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ξit為隨機擾動項。

　　2.合成控制法

　　雙重差分模型要求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選擇上具有主觀性和隨機性，但實際上看，自貿區選擇設立于上海、廣東、福建和天津是綜合考慮了經濟、政治、地理位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不是隨機的;加上運用雙重差分法進行政策評估可能存在政策內生性問題。相比之下，Abadie等(2010)提出的合成控制法可有效避免雙重差分法產生的相關問題,合成控制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據政策實施前的相關預測變量構造出與實驗組完全類似的合理的“合成地區”作為對照組,進而通過比較實驗組對象和對照組對象的差異來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合成控制法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雙重差分法，運用范圍更廣。因此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來評估四大自貿區對地區經濟的差異化影響。

　　(二)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選取各省份實際生產總值的對數值(lngdpit)來衡量。先用省份名義GDP除以以1995年為基期的定基平減指數得到省份實際GDP，再對其取對數‍‌‍‍‌‍‌‍‍‍‌‍‍‌‍‍‍‌‍‍‌‍‍‍‌‍‍‍‍‌‍‌‍‌‍‌‍‍‌‍‍‍‍‍‍‍‍‍‌‍‍‌‍‍‌‍‌‍‌‍。

　　2.核心解釋變量。自貿區虛擬變量(FTZit)為核心解釋變量，按照國家批復自貿區所屬年度進行賦值，樣本省份設立自貿區當年及以后年份賦值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在回歸時引入控制變量在于控制其他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借鑒已有文獻的研究成果，引入的控制變量有：(1)政府發展水平(gov)，用政府財政預算收入占GDP比重來衡量;(2)貿易開放水平(open)，用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來衡量;(3)外商投資水平(fdi)，用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與GDP之比來衡量;(4)產業結構優化程度(industry)，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值來衡量;(5)市場消費潛力(consum)，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地區GDP比值來衡量;(6)居民受教育水平(edu)，用每萬人中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來表示;(7)城市化水平(urban)，用地區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衡量;(8)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水平(infra)，用當年基礎設施投資與地區GDP之比來衡量，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將每年在“電力、燃氣和水的生產與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以及“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基礎設施投資。

　　本文使用1995~2018年的省份面板數據，相關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各省市統計局、中國經濟信息網和CEIC數據庫相關數據整理得到。

　　四、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評估

　　(一)回歸結果

　　利用雙重差分法估計了自貿區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凈效應和動態效應。總體上看可知，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自貿區變量(FTZ)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證實自貿區建設確實能夠推動地區經濟的增長,假設H1得以驗證。可見，自貿區推行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措施推動了地方貿易投資的發展，帶動地區產業升級，推動經濟發展。

　　從時間趨勢上看，上海自貿區成立6年來，第2批自貿區成立4年來，不管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歷年FTZ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自貿區設立對地區經濟增長確實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FTZ的系數逐漸變大，說明自貿區的設立對地區經濟增長不僅具有持續的促進作用，而且設立時間越久，推動作用逐漸增強，假設H2得以驗證。這說明自貿區制度創新、金融開放及產業結構優化等有利政策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隨著這些優惠政策的落實，其帶來的經濟效應逐漸顯現，自貿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逐步凸顯。

　　從相關控制變量回歸結果看，貿易開放水平(open)、外商投資水平(fdi)、市場消費潛力(consum)、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城市化水平(urban)、基礎設施建設投入(infra)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它們對地區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政府發展水平(gov)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政府對市場活動的過度干預降低了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地區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優化程度(industry)的系數雖為正，但并不顯著。

　　這是由于中國經濟增長多以第二產業為主導，整個經濟發展還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在向第三產業變遷中暴露出的人員安置、產業轉移、技術創新等問題消耗了產業結構升級所釋放出的“結構紅利”。目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仍處于量的階段，質變階段尚未到來，產業結構優化的深度與質量不足以影響其經濟推動作用的充分發揮。

　　(二)穩健性檢驗

　　上述回歸結果表明，自貿區有助于地區經濟增長，為了說明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

　　1.控制組變化

　　控制組省份的選取對雙重差分法估計結果影響明顯，為了消除控制組經濟水平與實驗組差距的影響，這里將原來的控制組(19個省市)按1995~2018年的綜合平均GDP排序，刪除GDP最低的6個省份，分別為西藏、寧夏、青海、新疆、貴州和甘肅，剩下的13個省份作為新的參照組。保持實驗組不變，重新對模型(1)進行雙重差分估計。由于新參照組的經濟發展水平較原來參照組高，故回歸結果更應該凸顯自貿區建設的經濟效應，回歸結果見表2第2列，結果顯示，將新的參照組納入模型后，自貿區政策變量(FTZ)系數的方向與表1一樣，都為正且數值相差不大，其顯著性水平也相同，證明了前文回歸結果的穩定性。

　　2.反事實檢驗

　　將自貿區的設立時間統一提前2年或3年進行反事實檢驗。若此時自貿區變量顯著為正，則說明經濟增長可能由其他政策引起而不是設立自貿區的緣故。反之，則說明經濟增長來自于自貿區的設立。表2第3列、第4列分別表示自貿區設立時間提前2年和3年的回歸結果，發現自貿區變量系數并不顯著，說明推動經濟增長的并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源于自貿區的設立，進一步印證了之前估計結論的穩健性。

　　(三)自貿區經濟增長促進效應機制檢驗

　　自貿區的地區經濟增長效應通過何種機制實現?根據前文分析，接下來以外商投資水平(fdi)、貿易開放水平(open)和產業結構優化程度(industry)3個指標為因變量，分別對FTZit進行回歸。自貿區對外商投資水平(fdi)、貿易開放水平(open)及產業結構優化程度(industry)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自貿區可以通過投資效應、貿易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等途徑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假設H3得以驗證。但從數值大小看，自貿區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industry)雖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其效果比前兩者小。

　　可見，中國自貿區在建設過程中，從企業申報、通關效率和監督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貿易發展;通過創新投資管理體系，形成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體制，提升了對外開放的水平，集聚了越來越多的外商企業到自貿區投資。據統計，截至2018年年底，四大自貿區累計新設企業約45萬家，外資企業2.9萬家，以不到全國萬分之二的面積，吸引了12%的外資。2018年四大自貿區進出口累計2.83萬億元，占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30.51萬億元的9.27%，同比增長14.03%，增幅高于同期全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增長速度(9.7%)。結合表2回歸結果可知，吸引外資和擴大貿易開放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可見自貿區通過擴大貿易和投資推動了地區經濟增長。

　　隨著外資流入新開放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中，區內新興服務業得到發展，提高了第三產業比重，并通過前向和后向關聯效應推動服務相關產業的發展，助推了區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證結果也表明，自貿區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顯著正向作用，但產業結構目前還是第二產業比重大，第三產業比重小，加上研發投入增長速度較慢，科技人才短缺及金融支持力度有限，要實現產業結構繼續優化還需要進一步的政策支持和調整，因此現階段自貿區產業結構優化效果還較小。從前文的分析也可知，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度不足，導致其經濟效應未充分發揮。

　　五、自貿區促進經濟增長的地區異質性分析

　　四大自貿區所處的區位、戰略定位不同，其經濟效應可能存在地區異質性，利用合成控制法來評價自貿區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地區異質性。根據合成控制法的思想，將省份實際GDP對數值作為合成控制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選取政府發展水平、貿易開放水平、外商投資水平、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市場消費潛力、居民受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組。

　　從中可以看出：在4個自貿區設立之前即每個圖的虛線左側部分所描繪的地區實際GDP對數值增長路徑與合成路徑非常接近，表明合成效果較好。每個圖的虛線右側部分描繪了4個地區實際GDP對數值的真實路徑和合成路徑。

　　從中可以看出：自貿區設立后上海、廣東、福建的實際GDP對數值高于合成值，二者之差便是自貿區帶來的政策效應，直觀表明了上海、廣東、福建的自貿區建設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明顯。結合表4各自貿區時變政策試點效應數據可知：上海、廣東和福建3個自貿區設立以來對實際GDP對數值的平均提升效應分別為0.7848、0.6276和0.6034，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天津自貿區對實際GDP的促進效應并不明顯，結合表4最后3列可知，天津自貿區對實際GDP的平均效應為0.1393，雖為正值，但作用遠小于其他3個自貿區的影響。

　　可見，四大自貿區的經濟效應明顯存在地區差異，假設H4得以驗證。結合四大自貿區的具體發展情況，進一步分析原因如下：

　　上海自貿區位于沿海地區，連接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個省份及上海、重慶兩大城市，覆蓋長江沿岸主要港口，緊挨京滬與滬深高鐵線路，將珠三角、京津冀、長三角經濟區連成一片。既有連接全國的高鐵通道、沿海地帶的國際港口，又有浦東機場和虹橋機場兩個國內航運中心，交通運輸功能完善，可以順暢地對接國內外貿易和技術流通。自貿區政策的執行對國內外市場的吸引力提升，有利于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建立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貿易金融合作更加深入。

　　成立6年以來，上海自貿區區內新設外資企業8,000家，超過掛牌前23年的5,000家，2018年，合同外資增資額達到24.96億美元，完成進出口額1.46萬億元，占全市42.8%。區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截至2018年底，保稅區域現有注冊企業37,933家，其中新興產業的租賃和商務服務類企業9,678家、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類企業2,963家、金融類企業1,274家，占企業總數比掛牌前分別增加18.6%、6.4%和2.8%。上海自貿區有力推動了上海經濟整體發展。上海自貿區高端產業基礎較好，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業優勢明顯，自貿區建設對經濟結構合理化的影響能在短期內實現。而天津、福建和廣東3個自貿區是在上海自貿區建設經驗的基礎上設立的，這些自貿區建設經驗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契合需要時間，要不斷地摸索調整，因而上海自貿區的經濟效應會比其他自貿區更明顯，這一點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

　　廣東自貿區位于珠三角經濟帶的核心區域，臨近港澳地區，在加強對港澳合作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廣東自貿區定位于粵港澳經濟一體化，側重服務貿易自由化，以自貿區為窗口與第三產業發達的港澳地區進行產業合作、深度融合，由此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驅動地區經濟增長‍‌‍‍‌‍‌‍‍‍‌‍‍‌‍‍‍‌‍‍‌‍‍‍‌‍‍‍‍‌‍‌‍‌‍‌‍‍‌‍‍‍‍‍‍‍‍‍‌‍‍‌‍‍‌‍‌‍‌‍。自2015年4月成立以來，廣東自貿區共形成了456項制度創新成果，向全省復制推廣了102項改革創新經驗和92個創新案例。2015年4月至2018年底，區內累計新設企業25萬余家，實際利用外資186億美元，年均增長28.3%。2018年外貿進出口總值為9,026.7億元，占全省12.6%。與港澳合作方面，推進開放專業服務業、創新法律服務合作、完善口岸通關模式、拓展產業發展空間，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范區建設成效明顯。截至2018年底，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累計注冊港澳企業1.4萬余家，建設成果顯著，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區內經濟增長。

　　福建自貿區位于東南沿海，地處臺灣海峽和太平洋的主航道，是連接海峽兩岸、打通東亞和南亞以及印度洋的重要節點。福建自貿區的特點在于促進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對臺灣地區先行先試的制度創新，推動兩岸經貿共同發展。福建自貿區以制度創新為核心，自貿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形成了一批獨具福建特色、對臺灣地區先行先試的創新成果。總體方案186項重點試驗任務絕大部分已實施，深化方案136項重點試驗任務已實施85%，共推出378項創新舉措，其中全國首創141項、對臺灣地區81項。成立4年來，區內累計新增企業8萬戶、注冊資本1.8萬億元，分別是掛牌前歷年總和的5.2倍和8.1倍，其中新增外資企業3,891家、臺資企業2,323家，以不到福建省千分之一的面積，吸引了福建省近50%的新增外資和臺資企業數。這些建設有效彰顯了福建自貿區深化改革開放試驗田的作用，有力地推動福建經濟的發展。

　　天津自貿區是京津冀戰略核心地帶，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部地區的重要節點，擁有天津港和歐亞大陸橋通道的天然優勢，具有便利的交通樞紐地位，是東北部對外開放最好的門戶選擇，天津自貿區旨在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成立4年來，天津自貿區推出了涵蓋投資、貿易、金融、通關和政府服務等近400項先行先試改革措施，區內新注冊企業5.3萬家，其中外資企業2,453家，注冊資本4,431億元，進出口貿易額達2,700多億元，用天津市1%的面積創造了約12%的地區生產總值、約30%的外貿進出口額、約25%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已成為促進濱海新區乃至全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但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天津自貿區建設的經濟帶動力度不是很顯著，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成立于2006年的天津市東疆保稅港區是天津自貿區的主要組成部分，該港區早已享受了稅收、口岸管理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接近于自貿區的要求，導致天津自貿區在貿易方面的促進作用不顯著，直接影響天津自貿區經濟效應的發揮。另一方面，天津臨近東北工業基地，是近代工業的起點，天津自貿區的優勢產業是制造業，其制造業具有獨特的積累優勢，天津自貿區的建設的確推動了該地區第二產業的發展，但第二產業已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導致天津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相對不顯著。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1995~2018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研究了自貿區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一步用合成控制法檢驗了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的地區異質性，研究結果表明：第一，自貿區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動態檢驗結果表明，設立時間越久，推動作用越強;第二，影響機制檢驗結果表明，自貿區主要通過擴大貿易和吸引外商投資水平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還未得以充分發揮;第三，自貿區經濟增長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上海、廣東和福建的自貿區對地區經濟增長推動作用顯著，但天津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相對不明顯。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可以得出下列政策啟示：

　　第一，自貿區應以長期經濟增長為目標。要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完善自貿區的體制建設，推動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和金融國際化進程，實現區內貨物、服務、資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動，使得自貿區內的知識存量增加，實現制度紅利助力經濟長期發展。

　　第二，根據自貿區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不同地區自貿區的產業功能應定位于引領地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避免產業低端鎖定，充分實現自貿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像上海、天津、福建和廣東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其自貿區應積極試點服務貿易的全面開放，致力于引進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外商投資，將自貿區發展為第三產業集群;與此同時，多渠道、多層次提高本土人力資本存量和研發力量，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充分發揮產業結構優化的經濟效應，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與轉型。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自貿區可結合當地產業特征，首先發展新型加工制造業以及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實現自貿區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第三，各自貿區實施差異化發展。本文研究表明，自貿區政策對不同地區經濟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各自貿區要以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為主，發揮各地特色與比較優勢，構建不同發展模式，充分發揮資源集聚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功能，實現地區經濟更高水平和層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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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葉霖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