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是中國古代及近代重要的專賣品，與國家經濟、政治、軍事以及社會生活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鹽業史也成了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對象‍‌‍‍‌‍‌‍‍‍‌‍‍‌‍‍‍‌‍‍‌‍‍‍‌‍‍‍‍‌‍‌‍‌‍‌‍‍‌‍‍‍‍‍‍‍‍‍‌‍‍‌‍‍‌‍‌‍‌‍。 鹽工作為鹽業的最直接生產者，與鹽業發展休戚相關，是鹽業歷史的最直接參與者、見證者。 本文就近三十年來國內有關近代鹽工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以推進對鹽工的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近代; 鹽業; 鹽工; 研究綜述

　　自產鹽之始，就有制鹽之民，并世代相傳。 古代沒有對鹽業勞動者的專門稱謂，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無論是海鹽生產，還是池鹽、井鹽和巖鹽生產，一般都是由農民或者其他勞動者進行，有時甚至是由官府押送囚徒等來勞作。 后來隨著鹽業的發展，根據制鹽勞動者所在地域和是否擁有鹽業生產資料以及所使用的工具等差異，鹽業勞動者逐漸有了不同的稱謂，唐代稱“亭戶”和“鹽井役”，宋代稱“鹽亭戶”“井戶”“灶戶”，元代稱“灶戶”，明代稱“灶戶”“井戶”“灶丁”“灶夫”以及“山匠”，清代稱“鹽工”“灶丁”，近代又稱曬戶(福建)、板戶(浙江)、灘戶(遼寧)①。 直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川康鹽務管理局才明文規定全川從事制鹽生產的人，一律稱為“鹽工”②。

　　作者：潘玉虹 陳建華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鹽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專業化，鹽工又分為若干工種，各類工種都有專門稱呼。 如在民國二十八年，自貢鹽場有鹽工工種73種，根據鹽工與井鹽生產的關系可將鹽工劃分為直接鹽工和間接鹽工兩大類。 每類又分若干工種，直接鹽工有39種技術性強的工種(如煎鹽工、生火工、桶子工、鋸鹽工、筧山匠等)和14種技術性稍弱的工種(如曬水匠、放水匠、扯水工等); 間接鹽工有放鹽長班、吊稱、督運、板車工、挑鹽水等20種③。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鹽業史研究》(季刊)曾用刊名：井鹽史通訊，1986年創刊，是我國唯一以鹽為研究、宣傳對象并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它以反映代表我國鹽業史學術界高水平的研究新成果為己任，尤其注意發現、扶植在一定時期獨具特色、獨領風騷的優秀作品。

　　專業手工業者的鹽工④ 是鹽業的最直接參與者，是鹽業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更是鹽業歷史的創造者。 因此，作為鹽業史研究的重要部分，鹽業人物的研究不僅應該包括對鹽業有著重要影響的鹽官，推動鹽業發展的歷代鹽政改革者及富甲一方的鹽商，而且也應該包括處于鹽業生產一線的鹽工、灶夫、背夫等鹽業勞動者。 同時，在當今國家大力倡導工匠精神的氛圍下，對鹽工進行深入研究，更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不揣谫陋，擬從宏觀上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近代鹽工的研究成果做一簡要梳理，分以下八個方面逐一介紹。

　　一、對鹽工生產生活狀況的研究

　　古有民謠：“世上三樣苦：燒鹽，打鐵，磨豆腐。 ”①“農人之苦有春秋，灶民之苦無旦晝。 ”坊間有民諺流傳：鹽民都有“七痛”之苦，即肩、背、腰、眼、膀、腿、腳七處痛②，又有諺語說“十個鹽民九個駝”，鹽業勞動者的艱苦性可見一斑。 因此，為了保證鹽業正常生產和財政收入，朝廷往往都要采取某些強制性措施(例如編配罪犯、限制鹽業從業人戶轉業及遷徙自由)和保護措施(如免除雜徭役)，從而把鹽業勞動力固定在鹽業生產上③。 到了近代，鹽工的生產生活條件并沒有多大改變，仍然是工作環境極其惡劣，勞動強度極大，生活極端困苦，仍有不少因勞累過度致死的現象。

　　國內近三十年來對近代鹽工生產生活狀況的研究，既有專題研究，也有較多論文附帶論述。 宋良曦在《歷史記載中的四川鹽工》(《鹽史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文章中較詳細地分析了近代四川鹽工的工種和人數變化、論述了四川鹽工的艱辛勞作和鹽工悲慘的生活狀況與待遇，認為四川鹽業在漫長的發展和演進中，到近代形成了一支人數眾多、分工細密、技術精湛且富有開拓精神和奉獻精神的鹽工隊伍，他們使四川井鹽業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處于世界領先地位④。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自貢市貢井區委員會編的《鹽都發端·貢井》(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年)專著，在其第二編“鹽咸貢井”部分，分析了近代貢井鹽場鹽工的工種和工資，反映出了鹽工工資差別大，在民國時期隨著物價上漲，鹽工的實際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

　　苗成的《民國時期云南鹽工的生活狀況》(《鹽業史研究》1996年第3期)是一篇集中描述民國時期云南鹽礦工悲慘生活的文章，該文較詳細地考察了云南鹽礦工人的悲慘生活和艱辛的生產條件，分析了領班制度以及灶戶對煮鹽工人的壓榨剝削，認為鹽礦工們的貢獻與所得懸殊極大。 溫禮敬在《紅軍長征與滇中鹽工》(《鹽業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分類介紹了近代云南各類鹽工如人間地獄般的生產生活條件，考述了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長征來到云南后開倉分鹽、領導鹽工革命，鹽礦工們積極參加革命的史實，鮮明地對比突出了鹽工長久以來所受到的非人境遇。

　　尹馨萍的《近代滇鹽場產研究》(《民族論壇》2015年第6期)一文，從經濟史的角度探討了近代云南鹽業生產領域中生產者的類型、來源、組成和分工職責，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 作者認為近代云南鹽業生產領域中生產者身份發生了分化：形成了灶戶—中間管理層—鹽工三個階層，鹽業生產者的分化推動了鹽業生產關系由傳統的“丁份制”演變成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關系。

　　李玉梅、李玉環、王憲明和郭宏偉的《歷史視野下近代長蘆鹽工研究》(《史志學刊》2015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近代長蘆鹽區鹽工的類別、工資以及生產流程，揭示了近代長蘆地區鹽工極其惡劣的生產條件和悲慘的生活狀況，認為鹽工的工作環境與勞動付出不相匹配。 李玉梅、趙江龍、郭曉璇的《簡述近代長蘆鹽場工人的生產和生活》(《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文章，分析了近代長蘆鹽場工人的生產生活狀況以及鹽工精神，呼吁要更好地認識鹽工，要保存、傳承鹽工精神，并將他們那種艱苦奮斗、團結協作、不怕困難的鹽工精神傳遞下去。

　　趙赟的《近代蘇北沿海灶民群體研究》(《鹽業史研究》2008年第3期)文章，全面梳理了近代蘇北沿海灶民① 群體從式微到終結這一演化過程，在“廢灶興墾”的過程中，蘇北沿海灶民群體日益旁落，式微加速，其生活也每況愈下，并與場商、移民及公司的紛爭不斷，最終在1939年的大海嘯中走向終結。 趙赟認為，灶民群體從式微到終結這一演化過程有其“天災人禍”背景。

　　李曉龍的《〈烏石鹽場紀略〉所見民國時期廣東的鹽場制度》(《蘭州學刊》2016年第5期)一文，以廣東《烏石鹽場紀略》所載，著重分析了民國時期廣東鹽戶的戶籍賦役、鹽場的生產與管理，認為廣東地區鹽戶進行鹽業生產，實際上比一般工人和農民的收入略高。 楊強的《民國時期的河東鹽池鹽工工資》(《浙江檔案》2018年第12期)文章，利用各種檔案文獻資料，對民國時期的山西運城河東鹽池鹽工工資進行了分析，總結出民國時期河東鹽池鹽工的工資呈現出收入低、級差大、季節變化明顯、結算方式獨特等特點。 他認為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與河東鹽池特殊的生產經營狀況以及鹽工所處的社會地位有較大的關系。

　　陳洪友的碩士學位論文《近代山東土鹽問題研究》(山東大學，2009年)，特別提到了近代山東生產土鹽的鹽民的職業構成、生產生活狀況問題。 他認為鹽民多數來源于貧苦農民，且土鹽生產條件簡陋，勞動強度大，鹽民比較辛苦。 宋佳的碩士學位論文《1931—1937年青島鹽業研究》(青島大學，2016年)在分析鹽民(青島一般稱為鹽戶)的經濟狀況時，考察了近代青島鹽工的工資以及由于工資低而引發的罷工熱潮和搶鹽風潮。 她認為鹽工是中國鹽業發展最大的貢獻者，同時也是最大的犧牲者。

　　二、對鹽工反抗壓迫進行斗爭的研究

　　近代以來，隨著鹽工隊伍的日益發展壯大，鹽工們為反抗鹽商和政府的殘酷壓榨，進行了形式各異的反抗斗爭。 柴俊青的《冀豫邊區鹽民運動初探》(《殷都學刊》1991年第1期)一文，論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冀南、豫北十余縣鹽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擊和驅逐國民黨緝私鹽警的運動，認為這次運動把鹽民群眾爭取自身生存權的斗爭和全國的政治斗爭以至民族斗爭都結合了起來，這有利于提高鹽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并為此后的民族革命斗爭準備了條件。

　　王仁遠、陳然、曾凡英編著的《自貢城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專著，用了一定的篇幅敘述了近代自貢鹽工的人數、勞動狀況、工資以及行業幫會的形成，側重描述了鹽工的斗爭，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鹽工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陳其桐的《庵東“七·二三”鹽民暴動》(《寧波通訊》2007年第7期)一文，敘述了1924年7月23日在浙江余姚庵東，爆發了上萬名鹽工怒打帝國主義列強設立的秤放局的壯舉。 作者認為此次暴動是當時浙江最大的一次罷工斗爭，舉國為之震驚，并促使中國第一個鹽民組織——庵東鹽民協會的成立。

　　宋良曦的《鹽場工人運動領袖肖鳳階》(《鹽史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文章，敘述了鹽場工人運動領袖肖鳳階受共產黨的派遣，在自貢鹽場領導鹽工進行革命活動的事跡，反映了近代自貢鹽工具有覺悟高、斗爭性強，善于團結協作的特點。

　　張棋在其文章《近代自貢鹽工生產、生活狀況及其斗爭》(《廣角視野》2010年第15期)中概述了近代自貢鹽工的來源、地位、生活狀況以及斗爭情況，側重于描述鹽工所受的重重壓迫和剝削以及做出的反抗。 蔡鵬飛的《民國時期的陜北抗稅事件》(《稅收征納》2016年第2期)文章，從稅收角度考察了1924年陜北鹽工因鹽稅過高打砸鹽厘局并為農民出頭的史實，以及1929年鹽工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了抗稅運動，最終迫使鹽局減稅的事件，突出了鹽工們不畏強暴、勇于斗爭的精神。

　　孫嬌的《戰后浙江鹽政的重建與變革(1945—1949)》(杭州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在論述二戰后國民政府實行新稅法的效果時，分析了1947年岱山鹽民事件，她認為其緣由是鹽民因為鹽價過低，生產貸款被克扣以致生活難以為繼而被迫進行的斗爭，也折射出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腐敗。 張廣杰的《社會生態視域下膠東鹽利爭奪與鹽民生活(1927—1937)》(《民國研究》2016年第1期)文章，從社會生態視域的角度，考述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在膠東地區借整理鹽務，對基層實行了超經濟掠奪，導致整個社會生態系統失衡，從而使處于社會最底層的鹽民生活更加悲慘。 張廣杰認為暴力反抗成了鹽民對抗政府高額鹽稅和鹽商專權的重要手段‍‌‍‍‌‍‌‍‍‍‌‍‍‌‍‍‍‌‍‍‌‍‍‍‌‍‍‍‍‌‍‌‍‌‍‌‍‍‌‍‍‍‍‍‍‍‍‍‌‍‍‌‍‍‌‍‌‍‌‍。

　　劉寶吉的《鹽之魅：秘密會社、革命與國家——以山東為考察區域(1920—1940)》(《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0年輯刊)文章，從社會史的視角考察了秘密會社、革命與鹽的關系，分析了山東地區鹽夫和鹽民被逼迫加入秘密會社反抗壓迫，進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鹽民、鹽夫的痛苦生活。

　　三、對鹽工與鹽業技術的研究

　　在古代，新技術的發明往往來自于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者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偶然發現和經驗總結。 可以說，鹽業生產技術的革新歷程就是鹽業生產者們不斷同自然進行頑強抗爭、進行艱苦探索以適應自然環境的變化，最終形成相對穩定的生產工藝的過程，這也是一代又一代鹽工們鹽業生產經驗不斷累積的過程。 而制鹽工藝中，井鹽的生產工藝可以說是相當復雜的，為了把深藏于地下的鹽鹵開采出來，鹽業工人在漫長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發明了數以百計不同種類、不同用途的鹽業生產工具。

　　到了近代，鹽工們以驚人的聰明才智，艱苦卓絕的創造精神使井鹽生產技術日趨完善。 孫明經等攝影、孫建三、黃健、程龍剛撰述的《遍地鹽井的都市——抗戰時期一座城市的誕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用大量照片生動形象地展示了民國時期自貢奇特的采鹽工藝流程。 該書指出，對井鹽業生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鉆井技術在清末至民國時期得到了不斷提高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鑿井工藝。 同時為了解決鹽場鹵水和天然氣的不平衡，實現異地煎鹵，自貢的鹽工們因地制宜地把管道輸鹵技術發展成為一整套完整、科學而又實用的竹筧輸鹵工藝。 該書反映了近代自貢鹽工的生活狀態，蘊含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宋良曦的《巖鹽鉆井水溶開采與自然連通開采技術》(《鹽史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敘述了清末自貢發源井用鉆井水溶單井提撈法工藝開采巖鹽的經過，反映了鹽業工人對采鹽技術創新的貢獻。

　　李華在《近代四川鹽業生產關系的特點》(《鹽業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以鹽業生產關系變化的視角，考察了近代四川地區灶戶隨著鑿井技術的進步促進了鹽業的分工。 作者認為民國時期鹽業生產關系的變化源于鹽業生產行業中汲鹵機械化的發展，而汲鹵機械化的發展不僅推動了井鹽業其他環節機器生產的嘗試，還引起該地區整個生產結構的變化。 王芳的《岱山民國板曬制鹽》(《浙江記憶》2012年第20期)一文，通過一組岱山縣檔案館珍藏的老照片，圖文并茂地記錄了民國十四年浙江岱山鹽民從筑溜、納潮、整漏、淋鹵、攤板、收鹽、稱鹽到運鹽的板曬制鹽過程，生動形象地展示了民國時期岱山地區的制鹽工藝。 該文是研究浙江鹽業的不可多得的資料。

　　近代鹽業生產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技術含量不斷提高，這是鹽業勞動者們長期不懈努力創造的見證。 在當時僅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惡劣的情況下，自貢鹽工用一種古老的技術開鑿了近1.3萬口鹽井，創造了世界地質鉆探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①。 這無不體現著鹽工們齊心協力、團結奮斗、不畏艱難、開拓創新的工匠精神。 陳列在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的大量鑿井工具、井下落物打撈工具、井鹽制作工具等文物，無不再現著鹽工們的精妙構思和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四、對鹽工與鹽業改革的研究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鹽業技術的進步，舊時的食鹽產銷制度已經不合時宜，為了增加國家稅收，晚清和民國政府對鹽業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②，鹽工是鹽業最直接的生產者，其中較多的改革與鹽工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李瓊的《20世紀40年代川北鹽場鹽工保險述論》(《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一文，剖析了國民政府對川北鹽工實施保險的起因：為穩定井鹽生產，滿足抗戰時期軍需民用和防止鹽工受共產黨影響。 文章概述了其過程并對其辦理簡況和特點等進行了分析，認為川北鹽工保險實踐活動在民國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曾凡英的《中國鹽業現代化的早期探索——以張謇的鹽業改革為中心》(《鹽文化研究論叢(第二輯)》，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7年)一文，闡述了為改變當時中國鹽業經濟的落后面貌，張謇作了大膽的改革，其中“革除丁籍、體恤鹽丁”是張謇鹽業經濟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謇認為，為了增加食鹽產量、強化食鹽緝私，對鹽工須實行人性化管理。 其改革為中國鹽業經濟的現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③。

　　馬俊亞的《兩淮鹽業中的集團博弈與利益分配——張謇鹽業改革的實踐與困境》(《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文章，在分析張謇鹽業改革失敗的原因時認為，由于國家政策的強制和鹽業身份的限制，直接從事鹽業生產的灶丁、鹽民無法分享鹽務改革的任何利益，任何時候他們都是當然的被犧牲者。

　　李博強在其《“鹽”以憂國：何維凝的鹽政改革觀》(《鹽業史研究》2018年第3期)文章中，在分析何維凝鹽政改革思想形成的原因時，考述了民國時期鹽工生活艱苦、工資低、無保障的生存現狀，提出要提高鹽工的待遇。 他認為抗日戰爭時期，自貢鹽業的飛速發展，是這一時期民國政府實行了一些有利于鹽業特別是鹽工的政策的結果。

　　蔣函秀的碩士學位論文《西北鹽務管理局研究(1937-1949)》(西北師范大學，2020年)，簡述了抗戰時期西北鹽務管理局加強鹽工管理與重視鹽工福利的措施，此舉既保證了抗戰期間西北的食鹽正常生產和運銷，也有利于維護西北地區的社會秩序穩定。

　　五、對鹽工與抗日戰爭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在這過程中，鹽工特別是四川的鹽工，雖身處大后方，卻被特準緩服兵役，以特殊的方式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鹽工們不畏戰火硝煙，為抗戰擔起“天下鹽，天下糧”的重任。

　　前文提及的《遍地鹽井的都市——抗戰時期一座城市的誕生》一書，圖文并茂地展現了抗戰時期自貢井鹽生產的狀況，重點敘述了鹽工在抗戰中的貢獻，提鹵工人和燒鹽工人極其艱辛的工作條件，同時鹽工們還極富愛國熱情，多次獻金捐款，積極聲討叛國投敵行為。 作者認為在八年抗戰中，自貢鹽場撐起國脈，為前線軍費的開支，為大后方經濟的穩定，貢獻不菲，自貢鹽業工人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宋良曦在《自貢鹽業在抗戰經濟中的作用和貢獻》一文中，論述了自貢鹽工不但為抗戰積極增產加運食鹽，還勇赴國難、慷慨捐輸、踴躍獻金。 他認為自貢鹽工具有“奉獻不甘國人后”的無私精神。 程龍剛、周勁的《貢井鹽場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紀實》(《四川檔案》2012年第4期)文章認為，抗戰時的自貢鹽工盡管生活非常困苦，卻積極獻金，著實讓人欽佩。 蒙德銓的《抗戰時期自貢鹽工的貢獻》文章，概述了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解決國統區的軍需民用，國民政府下令增產川鹽，在此情形下，處于生產一線的鹽業工人在勞動、生活都極為艱苦惡劣的條件下，冒著生命危險，努力生產。

　　趙小平的《抗日戰爭時期云南鹽業發展研究》(《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認為，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由于云南鹽業技術工人多非本地人，同時工資低、福利較差，導致鹽工缺乏，這成為影響鹽業生產的主要因素，從而致使云南食鹽生產能力受到極大限制。

　　在陜甘寧邊區和抗日根據地，鹽工們積極生產，竭力支援抗戰。 白福易、馮建亮的《陜甘寧邊區鹽業的歷史貢獻及現實意義》(《中國鹽業》2018年第18期)文章，展現了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在中央軍委領導下，獲得了解放的鹽工集體勞動，鹽業生產運銷呈現出熱火朝天的盛況，邊區鹽業出現嶄新局面，并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于海根的《試論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鹽務工作》(《鹽業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抗日戰爭時期華中地區的鹽務工作，展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建立前鹽民不但受到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雙重壓榨，而且也遭受帝國主義的蹂躪和摧殘，長期掙扎在生死線上。 華中抗日根據地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鹽民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并用過剩的食鹽為抗日戰爭籌措了大筆資金，有力地支援了華中前線的戰爭。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掠奪下，淪陷區的鹽工生產生活更加艱難。 韓魁武的《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下的復縣鹽業》(黃健、程龍剛、周勁編著《抗戰時期的中國鹽業》，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1年)一文，特別關注了復縣(現遼寧省大連瓦房店市)鹽場工人在日寇、漢奸等壓榨剝削下，過著饑寒交迫、凄慘萬狀的生活。 李曉媛的《戰時日軍對河東鹽的管制及其影響》(《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認為，在日軍的管制下，運城河東鹽工生活更加困苦，鹽工人數銳減。

　　芮和林的《日本侵華時期的長蘆鹽區》一文(黃健、程龍剛、周勁編著《抗戰時期的中國鹽業》，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1年)，考察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統治下，長蘆鹽區工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有的鹽工甚至被迫害致死。 鹽工在中共冀東地委的領導下，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宋志東的《抗戰時期山東鹽業的曲折發展》(《鹽業史研究》2015年第3期)文章，分析了在山東鹽區淪陷、鹽場被占后，鹽民們被逼得紛紛破產，以致棄灘逃亡，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鹽民進行了英勇的斗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良好條件。

　　六、對鹽工與私鹽的研究

　　“國之大利在鹽，鹽之大害在私。 ”① 私鹽自古就產生了，在私鹽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鹽業生產者由于所處的艱難困境，往往在生產領域和運輸領域被迫參與。 到了近代，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私鹽問題依然突出且更為復雜②，鹽業生產者們的境況并沒有多大變化，為了生計，不得不鋌而走險參與走私‍‌‍‍‌‍‌‍‍‍‌‍‍‌‍‍‍‌‍‍‌‍‍‍‌‍‍‍‍‌‍‌‍‌‍‌‍‍‌‍‍‍‍‍‍‍‍‍‌‍‍‌‍‍‌‍‌‍‌‍。 “(灶民)收支相抵，所余無幾，衣食所需，時虞不足，終至不得不運售私鹽，以維生計。 ”③ 鄧玉昆在其《我所知道的民國食鹽走私》(《鹽業史研究》1990年第4期)文章中，以親歷者的身份口述了民國時期食鹽走私的15個案例，其中多個食鹽走私案中都有鹽工的參與，甚至是主謀。

　　曹金發、董杰在《試析民國政府前期兩淮私鹽的種類》(《宿州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文章中認為，民國前期兩淮地區生產領域內灶私是私鹽的重要形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垣商或場商因多種原因不能照價或未及時付灶丁工錢，灶丁為了生計被迫將鹽私售給鹽販，同時官鹽因河道堵塞、天氣等原因運不出去，鹽商無錢付灶丁，灶丁為糊口也只有售私。 朱霞在《從口述材料看民國時期的私鹽運銷——以云南諾鄧鹽村為個案》(《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闡述了背鹽的背夫迫于生計而販賣私鹽，作者認為這種私鹽活動是鹽工用性命去抗爭的生存活動。

　　紀榮的碩士學位論文《近代陜北鹽業研究》(延安大學，2011年)在分析近代陜北私鹽產生的原因時，認為是政府的政策導致腳戶運鹽無利甚至虧本，只能參與走私。 李慧艷在其碩士學位論文《1927-1937年間福建私鹽問題研究》(福建師范大學，2014年)中論述民國時期福建私鹽市場的主要供給者時，認為鹽民是迫于生計的無奈而從事販運私鹽這一行業的。

　　同時在淪陷區，私鹽也廣泛存在。 郭明濤在其碩士學位論文《日本對長蘆鹽的掠奪與食鹽統制配給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08年)中認為，由于鹽工在日偽當局的殘酷壓榨下，為了生活被迫夾帶販賣私鹽，甚至大規模搶劫坨鹽。

　　七、對鹽工與藝術的研究

　　鹽工們不但為鹽業生產運輸做出了突出貢獻，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音樂文化。 獨具魅力的鹽工號子① 就是其典型代表。 鹽工們在貧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勞動中創造的音樂文化，充滿了濃重的現實主義色彩，是鹽業歷史的投影。 陳學名的文章《鹽工血淚化歌聲》(《鹽業史研究》1992年第3期)，收集了大量的自貢鹽工民歌、鹽工號子，這些民歌、號子生動形象地映照出了自貢鹽工的艱辛生活：“天輥輥轉，地輥輥圓，老漢推水兒賺錢; 鹽商老板吃魚肉，鹽工菜里沒有鹽; 今天還在陽世上，一只腳踏鬼門關; 財主家里笑不斷，鹽工屋頭淚不干。 ”② 鹽工們沒日沒夜地鑿井、采鹵、煎鹽、運鹽，結果自己菜里卻沒有鹽，更苦的還吃不飽：跨進財主門，稀飯幾大盆，團轉起波浪，中間淹死人。

　　盡管如此，自貢鹽工也創造了大量的民歌來表達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排遣勞累、饑餓、悲憤。 黃宗壇、黃宗壤的《自貢鹽工號子淺析》(《鹽文化研究論叢》第四輯，巴蜀書社，2009年)一文，考察了近代自貢鹽工號子種類眾多的原因和鹽工號子在組織勞動中的重要性。 作者認為它有解除疲勞、振奮精神的作用，是鹽工集體智慧的結晶。 宮修建的《文學視野中的鹽都音樂——讀 <自流井>解自貢音樂形態》(《鹽文化研究論叢》第七輯，巴蜀書社，2013年)一文，在分析王余杞的小說《自流井》時再現了近代自貢鹽工號子產生、運用的真實場景。 文章認為鹽工號子產生于鹽業生產勞動過程之中，鹽業勞動人民為人類創造了大量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宮修建的另一篇文章《透過自貢“鹽工號子”談音樂文化的階級屬性》(《文教資料》2013年3月)在論述近代鹽工號子的階級屬性的基礎上，認為鹽工號子是近代自貢眾多的無產階級群體在井鹽生產勞動中創造的有著自己階級特色的藝術形式，并作為精神性勞動工具和技術手段直接參加了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創造活動。 潘金的《川南鹽場音樂結構特征研究》(《音樂時空》2015年第10期)文章，在闡釋近代川南鹽場音樂結構的特征形態時認為，鹽工號子是源于社會底層的鹽工們，透射出了下層鹽業勞動人民的生活形態和特征，展現了當時當地鹽工們的智慧和價值觀念。

　　八、其 他

　　清中后期起，隨著鹽業生產的不斷發展，鹽業工人隊伍不斷壯大，鹽業分工日漸細密，鹽場中的社會群體力量逐漸壯大、成形。 如自貢地區的鹽業工人基于不同的籍貫、社會地位和不同工種等，逐步形成了利害相關的鹽業工人組織——行幫會。 關于近代鹽工與行業幫會的關系，黃健的《行幫與自流井鹽業》(《鹽業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就自貢鹽場幫會的產生、組織形式、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黃健認為近代自貢鹽工總數的70%至80%都加入了各種幫會組織，這有利于維護鹽工的自身利益和調解鹽工內部以及鹽工與鹽商之間的矛盾。 鹽工幫會對鹽場的經濟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同時由于眾多鹽工加入了幫會，幫會內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對共產黨領導的工運斗爭起了積極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自貢市貢井區委員會編的《鹽都發端·貢井》(大眾文藝出版社，2009)專著，在其第三編“地靈貢井”部分，簡述了近代貢井各鹽場的幫會組織與活動。 他認為幫會會影響一個地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風氣，在社會變化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于近代鹽工分工的問題，王德超的《貢井鹽場鹽業分工初探》(《貢井鹽業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文，闡述了四川貢井鹽場鹽業生產的主要工序。 文章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近代貢井鹽場鹽業生產分工細密、各項工種配合默契。 這不但保證了鹽產品的質量和提高了鹽業生產的效益，而且帶動了輔助行業的發展，也給當地和周邊眾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關于鹽運群體在鹽業發展中的作用，楊亭的《清代民國時期川鄂鹽運群體及其鹽業貿易》(《鹽業史研究》2016年第2期)文章中，從鹽業運輸方面，對清代民國時期川鄂鹽運主體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其認為鹽運中的踐行者即運鹽工人不僅是中國內陸東西部鹽糧交換的實際踐行者，也是土家族、苗族與漢族等民族交往與社會互動的推動者。 鹽運工人們是構建鹽業生產地與銷售地及其與鹽道周邊族群的關系的不可或缺者，在滿足了族群內部與外部之間通過集市完成經濟交換功能的同時，還發揮了促成川鄂鹽運貿易體系形成等其他社會功能。

　　關于近代鹽工糾紛的問題，楊亭在《民國時期川鹽產銷糾紛案中的解紛組織》(《鹽業史研究》2018年第1期)文章中，在分析川鹽產銷糾紛案件時，著重論述了工種相異的鹽工的工津待遇糾紛、鹽工工籍以及鹽工非法組織的相關糾紛案件及其處理。 這些糾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鹽產銷環節中各方的利益追求以及問題導向，糾紛解決得當與否將會直接影響整個鹽業。

　　關于解放時期國統區鹽工的斗爭情況，浙江省檔案局課題組的《浙江省檔案館所藏鹽務檔案中的1948 年岱山鹽民暴動案》(《浙江檔案》2017年第3期)一文，梳理了1948年浙江岱山鹽民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和領導下，舉行了反對原鹽集中的游行，最終演變成聲勢浩大的暴動事件。 文章認為暴動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并取得順利，是因為有共產黨領導的鹽業工會組織以及中共地下黨的從旁協助。

　　余 論

　　綜上所述，近三十年來國內學術界圍繞近代鹽工的生產生活狀況、鹽工斗爭、鹽工與鹽業技術、鹽工與抗日戰爭、鹽工與鹽業改革、鹽工與私鹽、鹽工與藝術等方面進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討，促使對近代鹽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這些成果以期刊論文為主，同時也有多篇學位論文關注到了鹽工這一群體，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呈現出多樣化，并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

　　但是相較于鹽業史其他方面，如鹽務、鹽政、鹽商、私鹽、鹽文化傳播等專題的研究，鹽工研究方面就顯得明顯不足，集中研究鹽工的專著寥寥無幾，專題研究論文不多，對鹽工與鹽業技術的改進、鹽工與私鹽以及鹽工與藝術等方面缺乏深入細致的探討。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筆者認為在于學界對此重視度不夠，同時也受到資料收集、整理等的限制，此外或者也因研究者的興趣所致。 然而鹽工作為鹽業最直接的生產者，與鹽業的產生、發展休戚相關，是鹽業歷史的最直接的參與者、見證者，對其深入研究，不僅能彌補鹽文化研究的薄弱點，還能拓展對近代社會史、經濟史的深入研究。

　　縱觀整個鹽業的發展，特別是在鹽業生產與運輸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承認鹽工在鹽業發展中的重要性。 食鹽的生產銷售由各個環節有機組成，各個環節既是鹽業的一部分，又對整個行業乃至整個社會產生著特殊的作用。 文化是在歷史長河中由無數勞動人民創造的，鹽文化也是如此。

　　豐厚的鹽文化源自于鹽業生產、經營和管理的各個環節，因此，鹽文化不應該僅僅是鹽政、鹽法、鹽稅、鹽商、鹽官方面的文化，一代又一代辛勤勞作在鹽業一線的鹽工群體也應是鹽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伴隨著歷代鹽業生產者的繁衍生息與不懈探索創新，鹽工們鑄就了獨特的性格和品行，凝聚成了燦爛的鹽文化，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鹽業精神所包含的社會人文價值，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