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用語的前提是人類交際必須在享有共同語碼的群體中進行，共同語碼規定了交際雙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規則。對于不同類型的文字或語言，不能根據使用它的民族文化發展狀況作為評判標準。世界文字主要分為表音系統與表意系統兩種類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書面語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統，而漢語書面語則是表意文字系統類型的典型代表。漢字言文不一致，晚清以來學界一直都有人對此頗多詬病，甚至不乏有人推動“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造運動。但是，漢字對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無疑啟迪了人造通用語的理念和實踐。世界語描繪了一個世界大同的語言烏托邦，實際上是一種樂觀的在科學主義層面上生發的語言烏托邦。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提出的廢除漢字、徑用萬國新語的主張，雖然其渴望“進步”、追求變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廢棄漢字而使得民族文化無以立根的民族虛無主義思維邏輯卻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上的唯理主義、獨系進化論和價值一元論的烏托邦主義心態則是應該加以反思的。無論是強調漢語需要一切歐化，還是強調漢語的不可更改性，從根本上都可歸結到文化自信上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漢語的優長處，立足于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漢字的根柢而堅定文化自信，在適當借鑒外來語言的基礎上，使漢語更加精細化，更具有審美性。

　　關鍵詞：言語中心主義;語言烏托邦;世界語;普世主義;無政府主義;唯科學主義

　　巴別塔的隱喻讓人們看到了語言差異帶來的不便，出于消除交際不便的考慮，對于國際通用語或民族通用語的選擇與創制一直都處于進行時中，至今仍眾說紛紜，難定一尊。通用語的前提是人類交際必須在享有共同語碼的群體中進行，共同語碼規定了交際雙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規則。不過，“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發現或發明一種超越國界和文化疆界的通用語，其意義并不限于促進便捷的交流”[1]131，正是這種超出“便捷的交流”之外的訴求，以及種族、文化的差異，使得國際通用語或民族通用語的創制和推廣面臨種種困境。畢竟，通用語是在語言工具層面上的樂觀考量，它忽視、摒棄了語言文字背后所承載的文化、思維、經濟甚至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影響。

　　但是，語言除了交際工具這一功能外，還有意識形態屬性[2]，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評價語言優劣的標準，甚至成為改革或廢棄某種語言的動因。近現代中國對世界語的接受與使用，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層面上展開的。明明是工具屬性的語言文字，卻要承擔意識形態、文化、經濟等多元訴求，其中的悖謬與無奈值得研究。迄今為止，學界關于語言烏托邦的研究成果不多。

　　王一川分析了語言烏托邦與20世紀美學的關系問題，他所指涉的“語言”“實際上已不僅指原本意義上的語言，而且類比地和擴展地指整個符號表意行為及其表意系統”，同時，“還涉及其‘背后’或‘深層’的一整套語法、規則或慣例系統，以及相應的社會性環境和需要”，重要的是從語言與歷史相聯系的角度，闡明語言烏托邦的根源以及語言的巨大魅力[3]。劉進才分析了《新世紀》派“廢除漢字”的語言變革主張，指出《新世紀》派以進化論為理論資源實行萬國新語的世界大同美好理想，寄托了對民族文化和未來社會的積極思考[4]。王櫻子通過評介郭勇《“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一書，分析語言烏托邦的歷史內涵，指出“語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審美意義的主體，也是傳聲達意的工具之一”，在實現民族國家認同的愿景基礎上，近代知識分子渴望世界“大同”，一切以西為是，語言烏托邦的實踐主要表現為對言文一致的訴求[5]。

　　對作為語言烏托邦重要內容的世界語(萬國新語)的研究，學界關注點主要是世界語運動的發展，以及以世界語為中介的譯介活動所承載的特殊文化內涵，有親歷者的講述，也有學術研究的反思與審視。宋炳輝認為，世界語運動是國際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特殊的語言文化現象，世界語是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工輔助語，它對跨語際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內蘊復雜的文化功能。近代以來中國以世界語為中介進行的外國文學譯介，多以中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對象，“其中包含了世界主義的大同理想和弱小民族的對抗意識的矛盾并存，也體現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的內在緊張”[6]。

　　余露分析了清季世界語的引入及其引發的討論，指出世界語運動無論是輿論宣傳還是實際推行和使用，都依附于對“‘世界’各種相關觀念極為主動而普遍的運用”，世界語“其方便國際交流的功能被拔高和幻化成向外求索的方向和全球大同的理想。這種向往，是對線性進化序列上更高層級的渴望。這種大同，是一元化思維下改變自己符合他人的相同和一致”[7]。張仲民分析了劉師培對世界語的推介與倡導，以“世界主義”與超越民族國家關懷為目標，指出其選擇世界語是讓中國迅速學習西方、融入世界、實現文明開化和世界大同的一條捷徑，但劉師培對世界語過于理想化、忽略了世界語本身的缺陷，強烈的語言專制心態突顯了其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烏托邦追求[8]。

　　鄧偉梳理了五四時期《新青年》的世界語討論，指出其參與者多為五四新文化陣營或不同程度同情五四新文化之人，這一討論屬于五四新文化陣營的話題，并在內部存在較大分歧。就整體而論，這一討論不失為中國語言文字現代轉型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極端地表現出這一時期中國語言文字變革的歐化傾向”，“也折射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語言文字的現代白話文道路在‘五四’時期已然確立了”[9]。

　　鄧軍以1920年代中等生對世界語的學習與實踐為研究對象指出，雖然世界語自20世紀初傳入中國便被打上了精英知識分子的烙印，但在20年代卻吸引了一大批對于自身無法向上流動因而充滿恐懼與絕望而自稱“苦學生”的中等生，世界語給了他們一個人造的“希望”，可以幫助他們跨越地域與身份的區隔而與“世界人類”相連。通過世界語的視角，可以發現在那個不確定的時代，中等生是如何選擇人生實踐策略、對抗不斷下沉的命運的[10]。

　　共通語的創制與推廣，并非簡單工具意義上的語言實踐，實與近代以來超越民族國家主義的世界主義、人類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語言烏托邦的理論分析，以世界語以中心，考察言語中心主義與漢語言文字改革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梳理人造通用語與世界語的推廣應用，并詳細分析《新世紀》派的世界語主張，探析其背后所內蘊的唯科學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底色，期冀通過這一問題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探討，對我國如何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立足于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漢字的根柢而堅定文化自信，提供歷史借鑒與理論參考。

　　一、言語中心主義與漢語言文字改革

　　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根據記錄語音和語義的情況，世界上的文字可分為兩種，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通常意義上講，文字具有形、音、義三個要素，表音文字記錄音，由音再聯系到義，如英語、日文假名;表意文字記錄義，再聯系到音，如漢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本無優劣之分，也不顯示優劣之分。索緒爾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11]

　　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的文字都是適應其所記錄的語言的特點的，因此不同國家或民族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字，對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者來講都是“正確、適用”的。評判語言的優劣，應以語言性質的差異為標準，而不應以使用它的民族文化發展狀況作為評判標準。正如陳先達所指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這個民族所固有的、為其生存條件所決定的。各民族的文化發展的程度和特點存在差異。……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可以被認為是凌駕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而是具有相對性的。‘一個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為準繩來判斷其他文化的人，是一個民族中心主義者。’”[12]26西方學者立足于表音文字立場，將表音文字的優勢進一步放大，形成了言語(語音)中心主義。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將符號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場的、直接呈現意義的符號，如語音;一類是不在場的、間接傳達意義的符號，如文字。“所有發聲的語音都是在場的、直接呈現意義的符號，因為意義在其中與生俱來，內在于這個有血有肉的話語有機體中，一經說出來就直接呈現自身的意義。較之而言，那種不在場的符號，它的意義卻是后來人為附加的，它猶如一幅空白的畫布，人們可以在上面盡情描繪自己想要的圖案。”[13]38在胡塞爾看來，正是因為語音的在場性，它不僅傳達意義具有直接性，而且其意義世界充滿了生命氣息。

　　二、人造通用語與世界語的推廣應用

　　如本文開頭所論，語言在神話中的巴別塔之喻，讓人們認識到不同種族之間操著不同的語言，消除因語言而產生的隔閡，建立人類共通語言，成為人們對于語言烏托邦的浪漫想象。這已經不再是對本民族語言的規范化問題，更是對世界共通語的幻想。威爾金斯就本著促進世界各民族間在貿易、自然知識和宗教知識等各方面交流的目的，建議“消滅語言混亂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再造一種科學的語言，一種沒有歧義的語言，供世界各國使用。

　　試想一下，如果有這樣一種通用語言系統，一物一詞，一事一詞，沒有諷喻和曲隱，只有嚴謹的表述，人際和國際交流便可變得簡潔高效，免除歧義和誤解，豈不是人類的幸事?”[1]143在他看來，人造通用語是針對“混亂的詛咒”的一劑良藥，它將取代世界上現有的語言，一勞永逸地解決語言混亂問題[1]144。在當時人們看來，象形文字和所指事物及觀念之間的關系最為直接，因此，以象形文字如漢字作為世界通用語的論著和方案為數不少。如前所述，培根就提出依照漢字制定一套“真正的文字”，這種真正的文字可以直接表意，在一定范圍內超越國家、民族的界限。這種世界共通語的設想，在柴門霍夫的世界語構想中付諸實現，得以在世界上流行，但只是作為輔助語而存在，并沒有實現取代所有世界上的語言而成為真正世界共通語的設想。

　　《新世紀》派極力推崇萬國新語，那么，什么是萬國新語呢?為什么是萬國新語?萬國新語是波蘭醫生柴門霍夫創制的。在創制語言時，柴門霍夫用了DoktoroEsperanto(希望者博士)的筆名，因此，這種語言被人們命名為Esperanto。20世紀初，世界語傳入中國，初始時音譯為“愛斯不難讀”，又稱萬國新語。“世界語”之稱，為日語意譯。萬國新語的創制，本身就是出于一種中立的不傷害民族感情的需要。柴氏1859年生于波蘭比亞里斯托克小鎮，當時波蘭正處于沙皇政府統治之下，這個小鎮上居住的猶太人、波蘭人、日耳曼人、俄羅斯人等民族間經常發生摩擦。從小目睹民族矛盾與紛爭，柴門霍夫決意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隔閡，他認為這種民族摩擦主要是因為語言交流不通，因此想通過創制一種中立的不傷害民族感情的共同語來建立一個平等、博愛、和睦的人類大家庭。

　　正如柴門霍夫在第一屆世界語大會上所說，世界語大會的所有參會人，不存在民族的強大與弱小，也不存在特權民族，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就像一個大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一樣。柴門霍夫堅信，世界語的推廣將為人類大同做出巨大貢獻[20]。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柴門霍夫編制的世界語教科書《第一書》中，他明確指出世界語是“輔助語”。因此，世界語的創制并非是要代替世界上已經存在的任何一種語言。這一點為后來的世界語或萬國新語的推介者所忽視，過度夸大世界語的作用，儼然有取代本國語言之勢，這勢必是行不通的。

　　三、唯科學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新世紀》派世界語主張的內在理路

　　在清末民初舊文學衰落和新文學發生的過程中，關于現代民族國家與漢字關系的討論愈演愈烈。談及中國語言文字改革，不得不提到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他們基于無政府主義而提出廢除漢字、徑用萬國新語的主張。這種異于尋常的恨鐵不成鋼的愛國熱情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可以理解，但廢棄漢字，漢字所承載的中華民族文化也將隨之消逝，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思維邏輯根本行不通。

　　《新世紀》派的這種廢除漢字的極端主張，受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駁。在清末民初漢語漢字改革的各種致思路徑中，最不和諧的聲音就是遠在巴黎的《新世紀》派廢除漢字、徑用萬國新語的主張。當然，因地處國外，其主張在國內影響較小，要不是章太炎的批駁，也許國內都不會太過關注。但作為以科學反對傳統的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派別，《新世紀》派在與章太炎立足漢語言文一致主張的比對中，更突顯了其時代特征。“無政府主義”顧名思義可以理解為“沒有統治者”。1848年，無政府主義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理論。1870—1914年間，無政府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影響很大。盡管無政府主義理論在各個時期主張不一，但都共同主張所有人的自愿聯合。

　　為達成這種目標，消極做法是徹底廢除國家，積極做法是在舊的社會基礎上逐步建立新的社會�！缎率兰o》派的活動地法國是世界無政府主義的主要發源地，無政府主義20世紀初在法國非�；钴S，熏染了在法國留學的急于尋求反專制理論武器且又處于理論幼稚階段的中國學生。1906年，張靜江、吳稚暉與留法學生李石曾、褚民誼以法國無產階級格拉佛“世界社”為藍本，組織成立了中國留法學生自己的“世界社”，社址設在巴黎達廬街25號，正好與格拉佛“世界社”樓上樓下。據《世界社四十周年紀念》一文稱，“世界社”的宗旨是“提倡萬人平等，世界一家”，并“聯合同志，推翻異族的統治”[34]。

　　當然，文化自信絕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的閉關鎖國或拒絕文化交流。面對不同文明間的差異和沖突，要采取包容心態和務實態度。費孝通先生1990年12月在其80壽辰的聚會上，作了題為“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的主題演講，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明共處原則和設想。之后，他在2004年的“北京論壇”上又強調指出：“這幾句話表達了我對未來的理想，同時也說出了要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我認為，如果人們真的做到‘美美與共’，也就是在欣賞本民族文明的同時，也能欣賞、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就達到了一種和諧，就會出現持久而穩定的‘和而不同’。”[61]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同志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季刊)創刊于1984年10月，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CCLA)會刊，由上海外國語大學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主辦，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是中國大陸唯一的比較文學專業期刊。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都是勞動和智慧的結晶。每一種文明都是獨特的。在文明問題上，生搬硬套、削足適履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62]從某種方面講，在漢語發展中，無論是強調漢語需要一切歐化，還是強調漢語的不可更改性，最根本上都可歸結到與文化自信相關的問題上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漢語的優長處，在適當借鑒外來語言的基礎上，使漢語更加精細化，更具有審美性，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參考文獻：

　　[1]童慶生.漢語的意義：語文學、世界文學和西方漢語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2]時世平.啟蒙與現代中國文學語言變革[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8.

　　[3]王一川.語言烏托邦之誕生———語言論轉向與20世紀西方美學[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19-26.

　　[4]劉進才.“進化”、“革命”與語言烏托邦———《新世紀》派“廢除漢字”的語言變革主張及其理論資源[J].中州學刊，2007(4)：212-216.

　　[5]王櫻子.語言烏托邦的歷史內涵[N].文藝報，2018-08-20(2).

　　[6]宋炳輝.論世界語理想與弱小民族文學的中譯[J].中國比較文學，2004(1)：120-135.

　　[7]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語運動中的“世界”觀念[J].學術研究，2015(3)：108-118.

　　[8]張仲民.世界語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主義想象———以劉師培為中心[J].學術月刊，2016(4)：143-157.

　　作者：時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