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銀行作為金融行業的支柱，其信貸安全是穩定我國金融市場的重點內容。現有研究從宏觀層面入手分析商業銀行風險，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從微觀層面入手所開展研究的卻不多。文章以企業盈余管理為切入點，利用2007—2018年我國商業銀行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企業貸款客戶的兩類盈余管理行為對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表明：我國借款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一般不會影響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但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股權質押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會正向影響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借款企業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會顯著提升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為此，應加強對企業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管控，保證銀行的信貸安全。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貸安全;盈余管理;貸款損失準備

　　一、引言

　　2017年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加強金融監管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商業銀行處于金融行業的核心位置，像血液一樣為企業注入活力，成為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截至2018年底，我國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已達256萬億元，當年新增貸款金額為14.5萬億元，宏觀杠桿率達到了245.4%，與美國相當。這意味著我國人民在不消費的情況下，需要2.5年才能還清這些債務。

　　從美國的現實經驗來看，2008年發生在銀行業的次貸危機僅僅一年之內就波及其他行業，形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在巨大的負債壓力下，我國銀行所面臨的風險是否過高?當危機來臨時，我國商業銀行是否會發生像美國那樣的信貸危機?盡管銀行信貸已經擴張到了一定規模，但不少中小型企業仍面臨著融資難的困境。眾所周知，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的依據是企業的償債能力，其中包括企業的規模、盈利能力和信用記錄，這就導致了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很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中小型民營企業較難獲得銀行貸款。

　　但大型企業往往具有多種融資渠道，其中不少企業集團還能夠通過集團內部融資實現快速的資金周轉，而中小型企業只有向銀行取得貸款的唯一融資渠道，為了能夠獲得銀行的信用貸款，不少中小型企業借助盈余管理操縱實際利潤。對于這一現象，學術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兩種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小企業的盈余管理是普遍現象，其動機是多樣的，因此不能認為企業發生了盈余管理銀行的風險就必然會增加[1];另一種觀點認為盈余管理虛增了企業賬面利潤，使得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貸款，但企業不具備與之相匹配的償債能力，一旦企業經營不善，那么銀行將很難收回借款，因此企業的盈余管理必然會增加銀行的風險[2]。為了回答“企業盈余管理是否會增加銀行風險”，本文以2007—2018年我國A股中小型企業為研究對象，運用多元回歸模型實證檢驗這一問題。

　　研究未發現中小型企業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會增加銀行的壞賬，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與銀行的壞賬增長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該結論在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本文的結論將銀行風險的研究從宏觀拓展到了微觀，以往研究非常關注宏觀經濟變化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本文則從更為微觀的視角探討企業行為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影響銀行風險的因素。

　　二、理論分析及假設提出

　　(一)應計項目盈余管理與銀行風險

　　應計項目盈余管理(以下簡稱應計盈余管理)是指企業提前或遞延應計項目的確認或通過變更會計政策來調整賬面利潤。現有學術研究認為，應計盈余管理是會計準則賦予企業在合理范圍內調整利潤的能力，企業通過向上的盈余管理可以取得更為有利的談判條件，而向下的盈余管理則可以幫助企業避稅。但應計盈余管理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它僅僅是將未來的收入提前到當期計入或是把現在的費用遞延到未來計提[3]。因此，被調整的應計項目必然會在未來會計期間發生反轉。基于應計盈余管理的特點，一些學者認為過度的應計盈余管理會對企業價值產生不良影響。

　　以下原因可能會導致應計盈余管理的濫用：(1)管理者與董事會簽訂的薪酬契約臨近到期，而企業尚未達到契約中所規定的凈利潤或股價[4];(2)企業實際控制人通過金字塔層級掏空非嫡系企業[5];(3)連續虧損，處于退市預警期的上市公司(ST公司)[6]。上述情形會導致企業出現過度操縱應計項目，使企業未來計提巨額的費用或減值準備，降低未來業績，最終影響企業價值。中國銀保監會2011年發布的《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要求商業銀行采取前瞻性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策略，將未來可能影響金融資產現金流的因素考慮在內。在這一規定的要求下，一旦銀行的風險感知提升，就會導致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增加。銀行的風險感知一方面來源于宏觀層面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會導致銀行經營穩定性下降，從而增加銀行風險[7]。

　　另一方面來源于微觀層面的企業還款能力變化。彭俞超等[8]指出，我國商業銀行識別借款人借貸風險的能力較差，導致大量資金被償債能力較差的企業占用，產生銀行風險與企業經營情況高度相關的現象，為了保證企業不發生貸款違約，銀行就必須追加借款維持企業經營，造成了惡性循環。為了控制這些風險，銀行會主動降低貸款數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計提貸款損失準備來實現[9]。

　　但由于企業傾向于對外隱瞞經營風險，從企業隱瞞經營風險的手段來看，最主要就是運用盈余管理調整公司利潤，使外界相信企業的經營情況較好，從而幫助企業取得更為有利的契約條款或刺激股價的提升。對于銀行來說，企業的盈余管理所釋放的錯誤信號誤導了銀行的風險評估，增加了銀行與借款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銀行無法及時地察覺企業償債能力的變化。一旦企業發生資金鏈斷裂，銀行只能訴諸于法院對企業實施破產清算，以低流動性的固定資產抵償企業貸款，使銀行出現大量的壞賬。

　　然而，現有學術研究表明，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是在合理區間之內進行了利潤調整，所調節的收入和費用在未來期間會發生反轉，因此合理范圍內的應計盈余管理發生并不會影響企業經營，也不會對企業的償債能力產生不良影響。根據Huang[10]的研究，有超過80%的美國上市公司存在應計盈余管理，這說明應計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的一種普遍行為，將不會引起銀行風險感知的變化。為了研究企業應計盈余管理是否會造成銀行貸款風險的增加，本文提出以下對立假設：假設1a：借款企業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程度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呈正相關關系。假設1b：借款企業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程度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不存在相關關系。

　　(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與銀行風險

　　相比于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更為激進，其操縱利潤的方式是改變公司真實的經營活動[11]，主要包括：(1)銷售操縱，公司通過打折促銷等方式快速清空庫存，回流資金;(2)生產操縱，公司異常降低產品單位成本，同時擴大產量;(3)費用操縱，公司降低研發支出和銷售支出。通過這三種操縱，公司能夠快速增加賬面收入，并快速回流資金，這比起僅提前收入確認和遞延費用計提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來說是更為有效的，同時又能夠避免被調低的費用在未來發生反轉。然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對企業的危害相對較大。銷售操縱使得公司產品售價下降，降低了毛利率;生產操縱降低了公司產品質量，不利于公司聲譽，同時又造成了潛在的訴訟風險;費用操縱削弱了公司的研發能力，阻礙了產品的更新換代，使公司在未來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

　　由此可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12]。現有研究表明，公司只有在應計項目無可操縱的情況下，才會進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13-14]。盡管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對企業存在一定的危害，會影響未來經營績效，但這種方式確實能夠幫助企業提升經營活動現金流。因此，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對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一方面，從契約理論的角度看，我國商業銀行向企業提供流動資金是以短期借款為主，長期借款通常發生在企業購置固定資產，因此借貸周期相對較短。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是依據“已發生損失模型”，企業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能夠在短期內快速提升企業利潤，避免債務違約。

　　從這個角度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恰恰是債務人為按時清償債務所做出的努力，符合債權人利益，因此可能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不存在相關關系。另一方面，從信號理論的角度看，企業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更為危險的信號，在某些時候，其意味著公司為避免破產所做出的最后努力。從實際情況看，企業在破產之前均會進行激進的利潤操縱。從這個角度看，一旦企業發生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則可能意味著企業即將破產，發生債務違約，必然會導致銀行的風險感知提升，相應的貸款損失準備就會增加計提。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國商業銀行面板數據、制造業企業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其中商業銀行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庫，企業財務數據來自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在剔除變量缺失樣本后，最終獲得990個銀行—年度觀測值。為了排除極端值對本文研究結果的干擾，對所有的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數上做了縮尾處理。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均值為0.005，說明我國商業銀行平均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比重占銀行總資產的0.5%，該指標略高于歐美平均水平。從數據特征上看，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情況差別較大，標準差為0.036。企業客戶應計盈余管理的均值為0.320，說明銀行有32%的企業客戶在當年進行了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相比之下企業進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比例為7.1%。不良貸款占總資產比重(NPL)的均值為0.7%，最高達到3.7%，說明個別銀行資產質量較低，存在較高的風險。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CapRatio)的均值為12.9%，最小值為6.9%，最大值為26.3%，說明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率較高。

　　前三大股東中，國家股占比(Stateown)均值為5.9%，國有控股依然占據中國商業銀行的主導地位。從地區層面指標來看，地區GDP增長率的均值為9.8%，符合我國實際情況。企業景氣程度(FirmPI)的均值為0.402，說明我國企業的景氣程度較高，對銀行貸款的需求較高。地區市場化程度(Market)的均值為7.918，最大值為15.32，最小值為0.511，說明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具有較大差異。

　　五、進一步分析

　　雖然本文未能直接證明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能引起銀行風險感知的提升，但這可能是由于本文的實證研究未能將借款企業分組而造成的。為了進一步研究企業應計盈余管理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之間的關系，本文進行了三項分樣本測試。

　　(一)企業規模、應計盈余管理與銀行風險已有研究表明，企業規模與貸款獲得量呈顯著正相關關系[17]。大型企業的資產規模大、資金流量大、可供抵押的固定資產價值高，因此受到銀行業務經理的青睞，被銀行視為大客戶。大型企業每年獲得的貸款額度用不完的現象非常普遍，使得一些大企業將貸款額度轉讓給中小企業從中賺取利差。因此，大型企業并不需要操縱應計項目來向銀行證明自身的償債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并不擔心銀行貸款額度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們的資金周轉能力較強，銀行對他們的信任度較高。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他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度較高，但又不能取得銀行的充分信任，因此，更有可能通過操縱應計利潤來取得銀行信任，以獲得更高的貸款額度。

　　基于上述分析，在本部分對企業規模進行了細分。以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分類中的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作為分類依據，研究不同企業規模貸款客戶的應計盈余管理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之間的關系。PanelA部分匯報了實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大型企業樣本組的EM_D與LLP仍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而中小企業樣本組中EM_D與LLP的回歸系數為0.176，在10%的水平顯著。說明中小企業貸款客戶的應計盈余管理更能夠引起銀行風險感知的提升，進而導致銀行增加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

　　(二)產權性質、應計盈余管理與銀行風險除了企業規模之外，企業產權性質也會造成銀行貸款偏好的變化[18]。一般來說，國有企業是所在地區的龍頭企業，承擔著促進所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職能，且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管轄，在某些時候，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甚至由地方政府領導出面促成，因此在信用方面國有企業遠高于民營企業[19]。良好的信用使得國有企業不需要通過操縱應計利潤的方式來獲取銀行的信任，因此，本文回歸分析樣本中包含國有企業可能導致結論有所偏差。在進一步檢驗中，對產權性質進行了分組，分為國有企業組和民營企業組。表4的PanelB研究結果顯示，國有企業樣本組的EM_D與LLP不呈顯著相關關系，而民營企業樣本組的EM_D與LLP的回歸系數為0.152，在5%的水平顯著。說明民營企業樣本組的應計盈余管理將引起銀行的警惕，導致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的增加。

　　(三)貸款性質、應計盈余管理與銀行風險隨著上市公司高管頻繁將所持股份質押，股權質押近年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性質看，股權質押是以股東持有的股份為抵押物向銀行取得信用貸款，與一般債務具有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在于質押物為股票。股票相比于傳統質押物而言存在流動性較強、價值波動大的特點。傳統質押物的定價依據是由商品市場現時價格所計算出的重置成本，而股票的價格卻是由資本市場所確定的，如果股價下跌，那么債務人就需要追加質押物，否則就會被債權人強制平倉[20]，這就導致對股權質押的研究應擴展到資本市場的范疇。

　　六、研究結論

　　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在近年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關注到了盈余管理動機及其對企業利益相關者行為產生的影響，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然而，尚未有研究關注到企業的盈余管理對銀行風險造成的影響。學術界在銀行風險研究方面過于注重宏觀經濟波動對銀行風險產生的影響，忽略了更為微觀的企業行為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本文以企業盈余管理作為研究切入點，研究兩種盈余管理手段對銀行風險感知產生的影響，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商業經濟研究》創刊于1982年，是原國家商業部創辦的國家一級商業經濟類學術期刊，是我國商貿流通領域的重要學術陣地。期刊創辦30余年，為傳播商業前沿理論、促進流通創新發展、推動商貿流通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行業內和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力。

　　通過對2007—2018年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數據和企業盈余管理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借款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一般不會影響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但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股權質押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會正向影響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借款企業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會顯著提升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本文的研究結論在動態廣義矩估計(GMM)后，依然成立。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1)鑒于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危害性，監管部門應加強對企業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管控，保障銀行的信貸安全。(2)對于部分信貸資質較差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行為，銀行應避免過度反應，以免擾亂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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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貝洪俊馬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