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家糧食安全面臨國內資源環境約束和國際糧食貿易不確定的兩難境地。需要以保障糧食有效供給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重大風險，推動內外循環交錯促進、保價穩供，切實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為此，本文基于雙循環格局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內在機理以及面臨的諸多約束分析，建議立足國內大循環，穩定國內糧食種植、優化糧食儲備體系、牢固國際糧源供應，以增強糧食供給能力;疏通雙循環流通環節堵點、有機銜接糧食內外循環，以增強糧食穩定獲取能力;自我提升和對外開放并重、占據國際糧食大循環的關鍵環節，以增強糧食產業競爭能力。

　　關鍵詞：雙循環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徑

　　當前，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新的全球化形態含有全球本土化、全球產業鏈區域化、包容普惠、多邊主義、全球治理等豐富的內涵。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做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部署，這是應對中國經濟發展新挑戰的戰略舉措，也是順利實現中國國民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和糧食安全本土化的根本指引。

　　糧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事關國運民生。構建糧食產業發展雙循環是推進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必由之路。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糧食消費量的增長將持續快于糧食產量的提高，糧食生產和消費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不會改變，世界第一糧食生產大國、世界第一糧食消費大國、世界第一糧食進口大國的“三大第一”將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中國糧食供求狀況的常態特征。[1]

　　食物消費從“吃得飽”向“吃得好”的轉變帶動城鄉居民膳食結構升級和糧食消費的變化，肉禽蛋奶等動物性食物消費持續增長將引致大豆、玉米、豆粕等飼料糧需求大幅增加，這對糧食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當前的國際糧食貿易秩序也進一步加劇中國的糧食安全風險，有幾個主要表現。第一，世界糧食安全治理面臨困境。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處于不平等的狀態，跨國糧農企業控制全球糧食貿易，以之為中心的糧食體系缺乏韌性和適應性。[2]

　　第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發布的《2021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指出：“到2030年可能仍有約6.6億人面臨饑餓，與未發生COVID-19疫情的情景相比增加3000萬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疫情對全球糧食安全造成的長期影響”。[3]

　　第三，中國糧食進口來源國較為集中，其中大豆的對外依存度最高，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糧食貿易中承擔更多的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商業風險、價格風險和供應鏈風險。中國的發展環境日益復雜，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不斷升級，因此，只有解剖雙循環格局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的內在機理、探索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徑，才能守住“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底線、構建“更高層次、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雙循環格局下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內在機理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本質上是高質量實現國內糧食供需平衡的能力。

　　糧食供給來源于國內生產、國際進口、期初庫存三個方面，主要滿足國內糧食消費、出口以及期末庫存的需要。當前，中國基本實現谷物自給，但隨著國內糧食市場與國際市場深度融合，國際糧食貿易正成為保障中國糧食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雙循環格局下，經濟全球化走向全球本土化，做好國家糧食安全保障工作，既需要全球化思維，又應重視本土化實踐。糧食安全既要以我為主、立足自主，又要兼顧國內外兩個市場、用好兩種資源。[1]

　　(一)雙循環格局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內涵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在食物消費上表現為需要實現從“吃得飽”向“吃得好”的轉變。這意味著糧食安全保障需要達到三個目標：首先，一個國家能夠為其國民提供數量充足的糧食，這是“吃得飽”和“吃得好”的前提，即需要充足的糧食供給;其次，一個國家需要讓所有國民都能夠獲得供其所需的糧食，這是解決“吃得飽”的充分體現，即實現充分的糧食獲得;最后，一個國家需要讓所有國民能夠獲得營養健康的糧食，這是“吃得好”的必要表達，即糧食產業發展需要圍繞消費需求，提升糧食產業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因此，雙循環格局下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包含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糧食供給能力。傳統農學派認為糧食安全關鍵在于增加糧食供給量、保證糧食自給率、解決農民問題。[2]糧食供給安全是實現糧食供需平衡的前提，也是一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基本體現。雙循環下的糧食供給能力表現為三個方面：

　　1)糧食供給“以我為主”，同時“適度進口”，糧食產量、單產、自給率和人均糧食占有量均處于較高水平，糧食對外貿易依存度較低;2)糧食供給結構與糧食需求結構相匹配，各個品種的糧食供給充足，各種品質的糧食能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求，口糧需求、飼料用糧需求、工業用糧需求和種糧需求都能被滿足;3)糧食供給數量安全和質量安全，即糧食供給數量能夠滿足國民基本生活，糧食的食用品質、營養品質和衛生品質能夠達到一定標準。

　　第二，糧食穩定獲取能力。FAO最早于1974年提出糧食[1]安全的明確定義：“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物”，該定義將糧食安全描述為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此后，FAO對該定義進行了修改和豐富，并于2021年提出了糧食安全的最新定義：“人人隨時可在物質、社會和經濟上獲取充足、安全和營養的食物，滿足自身膳食需求和食物喜好，過上活力健康生活”，[2]該定義進一步提高了糧食安全的要求，強調糧食的健康和營養。但無論對糧食安全的定義做出何種修改，FAO始終認為糧食安全從個人層面來說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權利，而擁有這項權利的核心要義就是獲得足夠的糧食。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就是國家層面上穩定獲取糧食的能力，具體來看，國內外糧食流通渠道應當具有多樣性和穩定性，國內糧食價格穩定且消費者可負擔，常態下和突發公共事件下國民都能持續獲取足夠的糧食。第三，糧食產業競爭力。在內循環中，糧食產業競爭力是糧食產業與其他產業競爭要素的能力，其目的是使國家糧食安全獲得高質量發展的產業支撐;在外循環中，糧食產業競爭力是中國糧食產業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體現出來的國際糧源獲取能力、國際市場定價能力和跨國糧食供應鏈控制能力，其目的是在統籌開放和安全的戰略實踐中，切實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雙循環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立足國內經濟發展的對外開放的經濟體系，正是因為對外開放，中國才能依靠國際糧食貿易補足國內大豆和玉米等糧食的龐大需求缺口。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國際貿易對于糧食安全來說是機遇還是威脅一直沒有定論。主張貿易自由化的學者通常認為國際糧食貿易可以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將糧食由過剩地區運輸到短缺地區，從而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糧食的供給能力和獲取能力。[3]然而，在“中心-外圍”的全球經濟循環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國際四大跨國糧商壟斷全球80%的糧食貿易量，在收儲、物流、海運、金融、貿易等多領域形成對國際糧食貿易的壟斷性控制，牢牢掌握全球糧食定價權。

　　歐美發達國家的糧食產業之所以強大，主要是因為有強大的跨國糧商掌握話語權。這些跨國糧商不僅在全產業鏈布局糧食產業的種業、種植、收購、物流、加工，而且積極引入新業態、新技術，將傳統糧食產業推到新的高度。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處于糧食產業鏈的終端需求側、位于糧食價值鏈的中下游，糧食貿易主動權的缺失使中國在國際糧食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雙循環格局下，促進中國糧食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糧食產業分工和產業鏈再造、提高中國在國際糧食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根本途徑。

　　(二)糧食雙循環的交錯促進推動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雙循環發展戰略不同于“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發展戰略，既強調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注重國際大循環的支撐作用，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重大風險。

　　更重要的是，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相互促進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雙循環發展思想的指導下，糧食經濟的運行也符合雙循環發展的核心要義。糧食內循環是以實現國內糧食供需平衡為目標，以國內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的暢通作為運行動力，以糧食外循環作為補充支持的糧食經濟循環體系;糧食外循環以實現國際糧食供需平衡為目標，以國際糧食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為依托，以國際糧食貿易作為主要表現形式，是各國之間相互競爭與合作的糧食經濟循環體系。

　　糧食雙循環的交錯促進推動中國糧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糧食雙循環能否暢通運行，關鍵取決于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從本質上說，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是高質量實現國內糧食供需平衡的能力，而國內糧食供需平衡正是糧食內循環的目標。糧食內循環從低水平的均衡發展到高水平的均衡點，是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也是中國糧食產業不斷發展的過程。

　　第一階段，糧食內循環處于一個較低水平的均衡點，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較低。糧食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國內有限的水土資源只能保證谷物基本自給，而無法滿足大豆和玉米等飼料糧的需求。為了實現糧食供需平衡的目標，必須依靠糧食外循環從其他國家進口糧食來解決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問題，糧食內外循環的交錯成為實現供需平衡的必然結果。

　　第二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居民收入增加引起動物性食物消費增長將使中國越來越依賴國際進口的飼料糧，糧食安全面臨更多的國際風險。但中國擁有十四億人口，不可能像新加坡等國那樣幾乎完全依賴糧食外循環，而應該將糧食內循環作為主體、糧食外循環作為補充支持，雙循環互相促進，推動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第三階段，隨著農業逐步對外開放，國內糧食市場與國際糧食市場的聯系不斷增強，糧食內循環與糧食外循環相互嵌入交錯的程度不斷加深，糧食內循環需要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均衡。在這個階段，進一步實施對外開放，用更具競爭力的糧食產業推動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上升至更高水平、在國際糧食價值鏈占據上游。糧食內循環的暢通為進一步對外開放奠定基礎，糧食外循環暢通為糧食內循環發展提供外部優勢資源。

　　糧食產業發展以更高質量的糧食內循環為動力——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流通市場不斷完善、糧食消費進一步升級、糧食產業相關技術持續創新，同時以更高質量的糧食外循環為補充——“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更多響應、國際糧食產業布局不斷得以完善、國際糧食貿易更加穩定、國際糧食安全合作更加深入。糧食雙循環在交錯促進中推動糧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三)雙循環格局下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理論路徑

　　糧食雙循環交錯促進，高水平的糧食供需平衡逐步實現，糧食產業完成轉型升級，糧食價值鏈不斷提升。在這個過程中，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隨著糧食內循環的演進經歷三個發展層次。

　　首先是糧食供給能力的提升。當糧食供需處于較低水平均衡點時，糧食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在這一階段，充分利用兩個市場的兩種資源，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糧食供給能力的提升。合理使用有限的水土資源確保產能穩定，農業技術創新挖掘糧食增產潛力，資金和高素質勞動力的投入推動農業現代化;通過進口糧食實現虛擬資源轉移以緩和國內尖銳的人地矛盾，通過引進邊際產出更大的國際生產要素提升糧食生產效率。其次是糧食穩定獲取能力的提升。糧食內外循環的聯系愈加緊密，糧食貿易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這一階段，強化流通體系的支撐作用，通過完善糧食供應鏈實現糧食穩定獲取能力的提升。完善國內糧食供應鏈實現“北糧南運”、產銷區糧食調運、城鄉間糧食運輸的低損耗和高效率;完善國際糧食流供應鏈實現對外部貿易風險的抵御和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有效應對。最后是糧食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在這一階段，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作用更加凸顯，通過糧食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糧食產業競爭力。完善國際糧食產業布局、自主創新核心科技、重塑國際糧食安全治理使中國在全球糧食價值鏈中占據上游，成為全球糧食市場格局的重塑者和引導者。

　　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面臨的困境

　　(一)提升糧食供給能力受到三重約束要素約束限制糧食供給數量增長。

　　第一，有限的水土資源直接決定了糧食產量上限。中國被聯合國列為世界上水資源最匱乏的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耕地資源具有人均少、高質量少、可開發少、總量多的“三少一多”特征。[1]作為世界第一糧食消費大國，中國的水資源和耕地資源被超負荷使用，資源空間分布不均進一步加重負荷。北方地區僅利用全國五分之一的水資源，卻生產全國一半以上的糧食，[2]承擔巨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第二，種子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差距。良種能夠促進增產，是國家糧食安全的源頭保障，而目前中國種子行業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弱、種業對外依存度高、同質化現象嚴重等突出問題。[3]

　　例如，美國先鋒公司20余個玉米品種覆蓋中國東北、黃淮海地區等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一定威脅。[4]第三，農業人口流失。改革開放后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顯著改變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并推升糧食生產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5]大量農業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選擇從事收入更高的非農行業，因此，種糧的機會成本顯著增加。盡管農業機械化進程一直在加快，但基層農業從業人員仍有需求缺口，尤其是未來對高素質農業技術型人才的需求將隨著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增長。環境約束限制糧食產量和質量的提升。

　　一方面，氣候變化給糧食生產帶來了更嚴峻的挑戰。糧食作為一種農作物，其生長和豐收本就依賴自然環境，光照、濕度、降水、溫度等變化都會對糧食產量和質量造成影響。氣候變暖將導致農作物生長發育受影響、干旱局面加劇、暴雨和洪澇災害頻發、病蟲害大面積爆發[1]，這些都會抑制糧食產量和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傳統農業背景下的糧食安全與農業面源污染的沖突越來越激烈。[2]

　　嚴重的農業污染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藥殘留流入水源，導致水體遭受污染、糧食有害物質超標。過量使用各種化肥導致耕地質量下降，影響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對糧食產量的過度追求忽視對水源和耕地的保護，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使糧食的質量安全難以從生產源頭得到保障。貿易約束降低拓展國際糧源的可能性。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要素約束和環境約束的存在使中國需要依靠國際糧食貿易來解決非口糧糧食國內供應不足的問題。

　　例如，若將2019年中國進口的大豆轉化為虛擬水資源和虛擬土地資源的進口，則需要進口451.34億立方米的水和4662.26萬公頃的土地，[3]這相當于2019年農業用水總量的12.26%、2019年全國總播種面積的40.17%。[4]糧食進口來源國過度集中是中國糧食進口貿易最突出的特征和問題，單一的國際糧源使國際糧食流通渠道應對風險的能力大大降低。

　　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幾乎控制全球的糧食產業鏈和糧食貿易，世界糧食出口大國也主要是美國、加拿大、巴西、俄羅斯等少數國家。在這樣的國際糧食貿易現狀下，可供中國選擇的國際糧源并不多。以大豆為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20年中國進口大豆超過1億噸，而世界大豆出口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國、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烏拉圭、烏克蘭等國家，[5]故中國龐大的大豆需求必須依靠從這幾個少數國家進口來滿足，尤其對巴西、美國和阿根廷的大豆具有非常強的依賴性。

　　玉米緊隨大豆其后，是中國進口量第二高的糧食，進口玉米主要被當作飼料糧和工業糧。稻米和小麥的進口要遠低于大豆和玉米，屬于調節居民口味、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的進口。盡管玉米、稻米和小麥也存在進口來源國集中的問題，但相較于大豆進口量來說要小得多，故拓展其國際糧源也就存在更大的可能性。

　　(二)糧食流通問題阻礙糧食供應鏈的建設與完善

　　嚴重的產后損失和浪費降低糧食獲取能力。在儲藏、運輸、加工環節，中國每年糧食損失量在700億斤以上;在消費環節，浪費的食物相當于3000萬~5000萬人一年的口糧。[1]

　　糧食增產需要在已有產量的基礎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減少糧食產后損失、浪費與促進糧食增產相比，效率更高。從另一角度看，節糧減損就相當于直接增加糧食供給、提高糧食的可獲得性。造成糧食產后損失和浪費的原因是多樣的。在儲藏環節，糧食入倉方式、儲藏技術應用、倉房性能、儲糧害蟲的發生、糧食發熱均影響儲糧的損失率。[2]

　　農戶由于儲糧裝具簡陋、烘干能力不足、缺少技術指導、儲糧環節的節糧意識薄弱，造成巨大的糧食損失。在運輸環節，損失主要源于包糧運輸數量占比較高、散糧裝卸運輸次數較多，[3]這種不合理的運輸方式不僅極易造成糧食在運輸過程中滲漏，還容易導致糧食受潮和霉變。在加工環節，糧食加工企業為了迎合消費者對“精細白”糧食的追求，對糧食過度加工造成糧食非必要的數量損失和營養損失。在消費環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逐漸顯現，餐飲行業、高校和企事業單位的節糧意識相對薄弱，糧食浪費現象越來越嚴重。

　　逆全球化思潮帶動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和政治關系的微妙變動使國際糧食供應鏈合作成為一場結果未知的博弈。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和回頭浪，在“美國至上”的觀念引領下，美國在經貿領域對中國及其他貿易伙伴國挑起貿易摩擦、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在外交領域破壞全球治理體系和規則，掀起反全球化高潮。[4]

　　美國作為世界上農業最發達、農業國際競爭力最強、農產品貿易最活躍的國家，是中國大豆和玉米的主要進口來源國之一，擁有世界四大糧商中的ADM、邦吉和嘉吉。中國進口糧食、實施農業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糧食貿易、推動國際糧食治理始終繞不開美國，未來中美關系變動使中國參與國際糧食競爭與合作充滿不確定性。

　　雙循環格局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徑從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內在機理出發，在分析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現實問題的基礎上，雙循環格局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立足國內大循環，保障糧食的有效供給

　　首先，暢通糧食生產循環。第一，以“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作為戰略方向，提高糧食的自我供給能力。耕地是糧食生產的第一要素，中國應當堅守十八億畝耕地紅線，實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采取輪作休耕來恢復耕地生產力，并且強化對耕地污染的治理�？萍际羌Z食增產的第一動力，因此，要在保證耕地面積與數量的基礎上，發展農業科技來進一步提高糧食單產水平，以科技創新突破糧食生產自然稟賦的約束、激發糧食生產潛力。

　　第二，以種業創新作為突破口，破除種子“卡脖子”的技術瓶頸。種子是糧食生產的源頭保障，要在充分發揮現有糧食優質種源的基礎上，增加育種科研資金的投入，調動農業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整合科研機構和種子企業的研發力量，培養具有競爭力的本土種業集團。

　　第三，以維護種糧農民的權益作為立足點，通過各種政策支持使農民能種糧、想種糧、種好糧。建設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滿足種糧農戶的生產需要;落實各項種糧補貼政策，保障種糧農戶的收益;發揮種糧大戶、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模種植的優勢，提高糧食生產效率。第四，以綠色農業作為發展重點，推動糧食種植業的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實施化肥農藥減量增效，減少種糧過程中對水源和耕地的污染;推廣高新綠色農業技術，在保護環境的同時提高糧食的質量;發揮糧食的多功能性，拓展糧食在生態保護、文化傳承、旅游休閑等領域的功能。

　　其次，優化糧食儲備體系。其一，優化收儲糧食的庫存規模。結合中國實際，確定合理的糧食儲備規模，保持適度而有序的去庫存節奏，給市場和政府決策留足反應時間和調整空間;通過調整農業支持政策分離收儲承擔的多重政策目標，收縮收儲職能范圍，確保儲備糧在穩定糧食供應和糧食市場上發揮有效作用。[1]

　　其二，優化糧食儲備的主體結構。學習發達國家的糧食儲備模式與經驗，充分發揮“藏糧于民”“藏糧于企”的最大作用，減輕國家儲備的負擔。進一步改善農戶儲糧條件，增強糧食主產區農戶的儲糧能力;規范糧食企業代農儲糧工作，通過完善企業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增強代儲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其三，優化糧食主銷區的應急儲備系統。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糧食主銷區的大中城市和鄉鎮地區是最容易受到沖擊的敏感地區，因此，需要保障這些薄弱地區的糧食和食物應急儲備，防止出現市場投機、哄搶糧食等影響社會穩定的現象。最后，牢固國際糧源供應。

　　第一，堅持立足國內和適度進口的原則。糧食作為基礎性公共產品，輕微的供應緊張便會導致短期內的需求放大效應，因此，任何時期都不能動搖立足國內保證口糧絕對安全的原則。在雙循環格局下，堅持適度進口的原則是解決糧食供給結構性矛盾、保護本國糧食產業的雙贏選擇，是對國際市場糧食資源的充分利用與合理配置。

　　第二，把握糧食進口主動權。對于大豆等進口量龐大的糧食作物，要與相關進口來源國和國際組織進行深度合作，用穩定性更強的中長期貿易協定替代短期合同，減少外部風險的沖擊。對于其他進口量相對較少的糧食作物，要將進口中心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分析相關國家出口潛力和外貿環境，盡可能多地選擇更多的國家、進口更具比較優勢的糧食來分散集中進口的風險。

　　第三，延伸糧食產業鏈，建設海外糧油基地。創新海外投資方式的同時優化投資結構和布局，利用龐大的市場吸引力，在海外投資建設糧油基地和倉儲物流中心，與他國糧食企業開展聯合經營，建立惠及國內的糧油產品營銷網絡，從而實現互利共贏。

　　結語

　　本文在雙循環格局下探討中國的糧食安全保障問題，揭示糧食雙循環交錯促進推動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斷提升和糧食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在機理，總結目前中國面臨的糧食安全挑戰和威脅，并基于此從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角度給出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徑。首先，立足國內大循環，做好糧食生產工作，優化糧食儲備體系，牢固國際糧源供應，從而提高糧食供給能力，把十四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其次，只有疏通雙循環流通環節的堵點，推進糧食全鏈條的節糧減損，建設穩定的“一帶一路”跨國糧食供應鏈，與世界各國共建糧食安全共同體，才能做好糧食內外循環的銜接，提高穩定獲取糧食的能力。

　　最后，自我提升和對外開放并重，加快糧食產業的現代化發展，用消費升級引領糧食產業發展，在國際糧食價值鏈上占據高點，從而促使中國糧食產業更好地融入國際大循環，提高糧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日益趨緊的資源環境約束和不穩定的外部環境使中國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在開放的雙循環經濟體系中，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對糧食安全問題才是根本之策。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糧食安全工作有必要逐漸向食物安全的方向拓展，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給、保護居民的食物權、保持食物產業的健康發展將成為國家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的重點工作。

　　作者：趙霞凃正健張久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