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作為注冊會計師開展審計工作前應考慮的必要因素，其高低將對錯報的識別及審計意見的出具產生重要影響。文章圍繞薪酬水平影響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這一主題，結合股權性質所起的調節作用，以 2016—2019 年滬深 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絕對和相對層面實證檢驗了薪酬水平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結果顯示，高薪酬水平往往伴隨著較嚴格的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進一步研究發現，不同股權性質下，薪酬水平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關系不完全一致，在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薪酬水平對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負向關系更加顯著。文章結論豐富了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認知，為進一步優化審計活動、提高審計質量及其監管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薪酬水平; 審計重要性水平; 股權性質; 風險評估; 調節效應

　　一、引言

　　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作為衡量審計重要性的“標尺”和“閾值”，是重要性原則在審計實操中的細化，也是審計計劃與實施過程中的根基。重要性水平設定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審計程序的設計以及審計范圍的選擇，最終影響審計質量。特別在當前以財務報表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評估與應對為核心的風險導向型審計模式下，合理審慎地確定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顯得尤為關鍵。在審計者自身層面，審計行業專長對重要性水平的確定具有顯著影響[1]。

　　在被審計單位層面，公司規模、經營狀況等因素也可能影響標準的設定[2]。員工作為公司發展的主力軍，公司經濟活動的主要實施者，對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有重要影響[3]。現金薪酬以及時性、實用性和穩定性的特點[4]，得到員工普遍認同，對員工行為有驅動作用。依據激勵理論，一套行之有效的薪酬機制能夠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對公司發展產生正面效應。

　　但是，依據會計理論，員工薪酬作為公司人力成本控制的重要方面，其提升將加大成本支出，降低財務利潤，產生潛在的經營風險。在以往文獻中，不同學者關于員工薪酬水平的研究也分為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派，但是多將重點集中于公司自身發展層面，員工薪酬水平與公司對外委派的審計業務之間的關系研究尚有不足。此外，審計準則中規定注冊會計師應充分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此確定重要性。顯然，員工薪酬機制是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因此，考察薪酬差異對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具有必要性。相對以往文獻，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第一，基于被審計單位員工薪酬的絕對和相對視角探究了對注冊會計師設定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研究擴展至被審計單位的制度環境。第二，以股權異質性為切入點，考察了股權性質在這一影響機理中起到的調節作用，對優化審計活動及其監管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豐富了現有研究成果。

　　二、文獻綜述

　　(一)員工薪酬水平的經濟后果

　　薪酬制度作為公司治理中不可忽視的部分，一直以來受到廣泛關注。當前，已有文獻從工作滿意度、公司績效和成長性、會計穩健性需求以及內部控制、風險承擔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王紅芳等[5]通過實證研究得出薪酬水平與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即當薪酬水平超過一定的程度，工作滿意度會不增反降。劉藝潔[6]以上市公司制造業為數據對象，研究發現隨著普通員工薪酬的升高，公司績效呈現先升后降的“倒 U 型”態勢。

　　夏寧等[7]對中小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發現普通員工薪酬與公司成長性存在正相關。沈永建等[8]將員工薪酬與會計穩健性相聯系，得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較高的員工薪酬往往伴隨較強的會計信息穩健性需求。羅艷梅[9]從內部控制視角出發，得出員工薪酬激勵水平與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正相關關系。李廷瑞等[10]以銀行業為樣本數據，實證檢驗得出普通員工薪酬水平的提升往往會伴隨過度的風險承擔，增加整體風險。

　　(二)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因素

　　1.被審計單位對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被審單位規模、業務性質及管理水平方面，郭蘭英[2]指出當被審單位在不同時期的經營規模、管理水平發生變化，其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也應有所區別。鄭越方等[11]從被審計單位客戶集中度視角研究發現客戶集中度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2.審計人員與審計機構對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Morris et al.[12]經過實驗研究發現，事務所的結構會對重要性水平的判斷產生一定的影響。王霞等[13]指出，不同規模的事務所在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執行標準上存在差異。Estes[14]發現，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會因審計人員年齡、審計經驗的不同有所差異。鄭石橋等[1]發現，審計師行業專長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存在正向關系，且這種正向關系會因上市公司股權性質的不同有所差異。周靈欣等[15]發現，預期到政府財務審計的單位所設置的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越低。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在員工薪酬水平的經濟后果和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因素研究上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需要補充拓展之處。員工薪酬水平會影響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嗎?薪酬水平高低會提高還是降低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現有文獻尚未涉及這些問題。因此，本文研究薪酬高低差異對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作用機制以及其機理和路徑，以期豐富相關理論研究，推動注冊會計師更加客觀審慎地設定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提升審計質量。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在風險導向型審計模式下，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不僅是審計實務與理論的重要術語，更是風險評估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其大小最終會影響審計質量的高低。被審計單位的經營狀況、控制環境以及控制活動等，是影響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重要因素。薪酬水平作為公司治理的關鍵組成部分，其高低亦對被審計單位的控制環境、經營風險有重要影響。

　　基于委托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錦標賽理論，過高的員工薪酬水平將嚴重影響投資效率，增加公司非效率投資[16]，阻礙公司發展，使公司面臨更大的財務風險及經營風險，這將對注冊會計師的風險評估過程產生影響，最終造成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的高低差異。除此之外，不同股權性質的公司在薪酬水平設置上各有特色，所追求的目標也具有異質性，所面臨的管控和關注度存在差異，使得注冊會計師在風險評估過程中可能會因公司股權性質的不同而做出差異化決策。

　　(一)員工薪酬水平與審計重要性

　　水平管理層決策與員工執行均為公司運營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行為由需求推動，當需求尚未被滿足便會產生激勵作用。薪酬作為員工日常生活的主要收入來源、工作情況的直接物質反饋，將很大程度影響決策命令的執行效果。

　　當薪酬水平提升時，員工短期內易產生自身獲益的即時滿足感，為獲取長期的高薪酬，員工傾向于選擇端正工作態度，提升努力程度，增強組織認同感，推動公司經營狀況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然則，無法忽視的是，薪酬作為公司的必要支出，過高的薪酬水平必將增加公司的成本負擔，影響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當前，人力成本也已經成為公司最大的壓力來源[5]。從委托代理理論看，公司存在股東—管理層—員工這一代理鏈條，即公司所有者將經營管理權下放至管理層后，管理層會聘請員工執行相關命令。

　　在公司的整個委托代理鏈條上，普通員工與所有者、管理者之間并不存在產權上的代理關系，與之相關的代理關系大多建立在合同的基礎之上，其地位也位于代理環節的最底層。這就造成普通員工與公司之間普遍存在目標不一致及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間接增加代理成本，對公司長遠發展產生負向作用。當普通員工薪酬過高時，可能會加深代理沖突，誘發公司過度投資。當非效率投資不斷增加，可能會造成自由現金流或公司資產的嚴重流失，令公司陷入財務困境[16]。其次，在這一理論框架下，有關激勵機制的設計將始終依存于權力的高低。

　　因此，很難存在員工對經營者或者所有者產生的行之有效的激勵和監督，缺少相互牽制的閉環系統，更易出現激勵不相容。當員工難以對公司高管操縱會計利潤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和牽制時，也為會計信息的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機。由此，在無法形成一套完全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的同時大幅度地增加了人力成本，形成反向激勵效果。

　　此外，公司薪酬待遇的制定往往針對于能力一般的員工，這樣則會流失一部分能力出眾者，對公司經營產生不利影響。也正是由于薪酬的提升可以給予員工即時滿足感，使得薪酬大多只能滿足短期利益，隨著時間的推進、薪酬水平的提高，員工的工作態度將有所轉變[5]，產生懈怠心理。與此同時，隨著公司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薪酬水平的提高也帶來了工作壓力增大、工作節奏加快、工作負擔加重以及家庭矛盾增多等潛在負面效應[5]。當公司員工薪酬調整帶來的成本負擔超過員工工作積極性上升帶來的積極效應時，更高的薪酬激勵反而會減損公司利潤，影響投資活動及持續經營能力，增加經營風險。在我國，部分上市公司和其他試點公司可以依據自身情況及“兩低原則”決定員工工資總額。

　　因此，依據“兩低原則”，工資總額基本處于不變狀態，此時，普通員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將擠壓部分高管薪酬，損害高管個人利益。當高管的努力得不到對等的薪酬待遇時，將對高管價值產生負面影響，滋生機會主義行為[16]。此時，高管可能通過尋租進行逆向選擇，隱藏真實財務信息，降低對外披露程度，降低信息透明度，甚至產生腐敗行為[17]，在投資選擇上，致使高管單純追求投資規模，造成非效率投資，增加公司財務風險。依據錦標賽理論，夏寧等[7]發現，當公司規模增大時，高管與員工薪酬差距越大，越利于推動高管做出符合公司成長趨勢的投資決策，也就是說，適當地降低普通員工薪酬，擴大內部薪酬差距，能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

　　當普通員工薪酬過高時，將影響高管薪酬，且持消極態度的員工更可能傾向安于現狀，降低在投資決策層面的參與度，這提升了公司非效率投資的概率，增加了公司的財務風險。依據財務會計理論，員工薪酬本身是公司重大現金流出和產出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薪酬水平勢必意味高成本支出，將會削減部分股東及公司利潤，與高管薪酬的進一步增加形成直接沖突。

　　并且，員工薪酬水平提高所導致的大額現金流流出可能會對公司的未來盈利能力產生一系列的潛在不良影響，產生可能存在的財務風險、經營風險，在持續經營能力上引起重大疑慮。這些“不堪重負”“內憂外患”為管理層實施舞弊行為提供動機、壓力及借口，激化管理層對會計信息的操縱舞弊[8]，由此產生注冊會計師應當關注的可能的特別風險，使得注冊會計師出于其應保持的職業懷疑，通常傾向于增加審計程序，獲取更多審計證據。這些都說明了薪酬水平的提升有增加公司存在重大錯報風險的可能性。

　　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評估與應對是風險導向型審計實務模式下審計工作開展的主線。注冊會計師通過實施風險評估程序對重大錯報風險進行識別。在此之前，基于審計準則和職業道德準則的規定，注冊會計師應對被審計單位的財務狀況、經營環境以及業務模式有充分了解。被審單位所面臨的經營風險大小、存在財務錯報的多少以及舞弊的可能性也是風險評估過程中應考慮的重要因素。

　　作為由被審單位自身因素影響的重大錯報風險，有別于檢查風險，且并非注冊會計師能夠管控。通常，為應對評估的重大錯報風險，注冊會計師需在實施風險評估程序后進行風險等級評定，并進一步確定審計程序的性質、時間和范圍[18]，通過降低可接受的檢查風險，以期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在確定審計程序的性質、時間和范圍前，注冊會計師需設定審計重要性水平，根據審計重要性水平的高低設計審計程序和選擇審計范圍。

　　而審計重要性水平作為一個抽象的標準，對注冊會計師而言更具有不可確知性[1]。因此，注冊會計師只能通過對被審單位的深入了解并利用自身的職業判斷做出盡可能準確的評估。當注冊會計師評估出的重大錯報風險較高時，基于保持職業懷疑的審計基本要求，注冊會計師會更傾向于設立較低的重要性水平，進而擴大審計范圍，獲取更多的審計證據，實施更豐富的審計程序，降低檢查風險，提升審計質量。

　　經前文分析可見，普通員工薪酬水平的提升可能會降低公司的投資效率，增加公司財務風險、經營風險以及由舞弊行為產生的特別風險，對公司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和評估產生影響。注冊會計師進而會調低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影響審計程序的設計與執行，降低控制風險，最終達到審計風險降至為可接受的低水平的目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假設 2。H1：面對被審單位的高薪酬水平，注冊會計師通常確定較嚴格的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H2：當被審單位薪酬水平高于同行水平，往往伴隨著更嚴格的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

　　(二)股權性質對薪酬水平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之間關系的影響首先，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控股公司改革的不斷推進，國有控股公司員工薪酬制度由“工效分離”轉變為“工效掛鉤”，由“計劃管制”轉向了“市場導向”[19]，管理層在員工薪酬水平的制定上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決策權，但較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仍相對受限。

　　特別自天價薪酬事件爆出之后，社會公眾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薪酬關注度不斷攀升，這使得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面臨更多的社會輿論壓力，通過增加社會公眾監督一環，進而有助于抑制高管利用非貨幣薪酬、在職消費等方式提高自身薪酬水平，或者通過粉飾財務報表進行舞弊以維持其自身利益的行為。與之不同的，非國有控股公司則因其相對較高的自主權和相對較低的外部監督更易滋生財務舞弊，造成公司內部控制環境薄弱，增加財務報表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其次，在經濟目標上，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其需要承擔公司經濟利益、社會責任以及肩負政治任務的特殊性而存在。

　　而非國有控股公司則以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一切以企業利益為先。兩者經營目標的差異使得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不會拋開其應兼顧的戰略目標一味追求控制人利益的最大化，對于會計盈余信息的關注度以及財務信息的依賴度也相對較低，這進而降低了存在財務錯報的概率，同時對于會計師事務所來說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審計風險。再次，從管理層權力方面分析，隨著監督制度的逐步優化完善，我國對于國有控股公司管理層權力的有效限制要優于非國有控股公司。

　　對于權力的有效管控能夠較好地對國有控股公司管理層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加以限制，同時從公司層面上看也為公司提供了一層隱形的政府擔保，降低了其固有風險。正如前文所述，與非國有控股公司不同，國有控股公司追求社會、經濟雙重目標的價值最大化[20]，因此它既要考慮績效也要考慮社會公眾的反應，管理層為謀求晉升，將兼顧更多因素，與此同時存在的政府、國家資本管理機構以及媒體和社會公眾等各方監督也將對其施加壓力，抑制財務造假行為的發生，進而使得公司財務報表的重大錯報風險相對偏低。除此之外，從現階段工資發放情況可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以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模式為主。

　　這就使得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相較于非國有控股公司而言存在薪酬亂象的可能性較低，加之薪酬管制政策的出臺，可以有效控制國有控股公司在薪酬上的逾矩行為，降低財務錯報發生的可能性。而非國有控股則會普遍存在因無預算管理而可能出現的薪酬亂象外加相對缺乏多方面的外部監管，增添了其可能存在的財務舞弊風險。當重大錯報風險評估為較高風險時，注冊會計師為將審計風險控制到可接受的低水平，通常擬擴大審計范圍，增加審計程序，以期降低檢查風險，設定更加嚴格的重要性水平，降低出具不合理審計意見的可能性，提高審計質量。

　　因此，針對不同股權性質的公司進行審計時，可能由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更多，謀取晉升的動機更突出，受到的監管來源于更多方面，財務錯報發生概率更低，使得注冊會計師選擇適當縮小審計范圍。而對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則會因其高自主性以及社會監管的程度相對不足，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更大，促使注冊會計師保持更審慎的職業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3。H3：當被審計單位屬于非國有控股時，薪酬水平與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更為顯著。

　　審計師評職知識：審計系列各級職稱對論文各有什么要求

　　四、結論和啟示

　　本文在回顧以往學者關于員工薪酬水平和審計重要性水平的相關文獻研究基礎上，以 2016—2019 年滬深 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實證檢驗了員工薪酬水平對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以及股權性質在薪酬水平與審計重要性水平之間所起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

　　(1)高薪酬水平往往意味著較嚴格的審計重要性水平。(2)當薪酬水平高于同行水平，往往伴隨著更嚴格的財務審計重要性水平。(3)國有股權會削弱薪酬水平與審計重要性水平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起到調節作用。(4)如果被審計單位的股權性質為非國有時，其設定的薪酬水平與注冊會計師設定的重要性水平之間負相關關系更顯著。基于上述結論，本文獲得以下啟示：

　　(1)公司視角：公司人力資本管理和公司治理是公司應關注的重點問題，特別是公司內部的薪酬政策，如何制定更有效的薪酬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升員工的努力程度都值得公司進一步思考。(2)審計單位視角：通過充分了解被審計單位的薪酬水平，有利于注冊會計師做出職業判斷，出具更合理、更準確的審計報告，進而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同時，股權性質不同的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的設定和影響具有差異，所以，注冊會計師也應考慮公司的股權性質。

　　【參考文獻】

　　[1]鄭石橋，許玲玲.審計師行業專長對審計重要性水平的影響——基于股權性質的調節作用研究[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0，35(4)：19-27.

　　[2]郭蘭英. 重要性原則在會計報表審計中的應用研究[J].審計研究，1998(1)：23-25.

　　[3]田笑豐，聶文婷.產權性質、普通職工薪酬與企業績效[J].財會通訊，2018(6)：60-63.

　　[4]楊海燕.薪酬激勵、薪酬差距與公司業績——基于廣西上市公司 2010—2012 年數據的研究[J].會計之友，2014(29)：86-91.

　　[5]王紅芳，楊俊青，李野.薪酬水平與工作滿意度的曲線機制研究[J].經濟管理，2019，41(7)：105-120.

　　[6]劉藝潔. 普通員工薪酬激勵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J].財會通訊，2020(20)：42-45.

　　[7]夏寧，董艷.高管薪酬、員工薪酬與公司的成長性——基于中國中小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 會計研究，2014(9)：89-95，97.

　　[8]沈永建，梁上坤，陳冬華.職工薪酬與會計穩健性——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3(4)：73-80，96

　　作者：鄭石橋 1 柯遵妍 2 張興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