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大賦具有四種標志性的藝術特征：一為鋪陳萬象、離辭連類的寫物;二為夸飾、求奇的文風;三為竭才求全、窮形盡相的體量;四為臨文組字、自造瑋字的用字。漢大賦的這些文學創作手法是富有創造力的作者主體能動性的藝術體現，是他們對作品關注度的謀求和對“使人不能加”的地位的追求，更是他們基于漢賦口誦文學性質與漢代文字學發展之上的用字自信的體現。漢大賦的藝術特質對后世詩文的創作影響很大，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價值。

　　關鍵詞：漢大賦;藝術特征;文學史;價值

　　漢賦依形式的差別一般被分為散體大賦、騷體賦和抒情小賦。本文的論述對象是第一類，即以巨麗、鋪排為基本特征，以都城狩獵等為主要題材的散體大賦，簡稱漢大賦。談到漢代散體大賦的藝術貢獻，人們往往被其頌美的功能所遮蔽，有人認為：“這種毫無主體意識的創作，能有文學的獨立可言么?有可能寫出富有個性和獨創性的作品么?”①事實上，散體大賦的歌頌功能與其藝術創造價值并不沖突。

　　20世紀90年代之后，漢大賦的藝術創造性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可。馬積高先生認為：“要正確評價漢賦的歷史地位，就必須弄清：與前人相比，它的作者在提高文學的藝術水準(即把賦寫得美)方面作了哪些正確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②近年來，不少學者從“漢代文學自覺說”的角度對漢賦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進行了深入而多面的論述。龔克昌先生認為：漢大賦“顯示了漢賦已開始脫離了經典的軌跡，跳出了歷史性散文、政論性散文和哲理性散文的界限，顯現出自己的藝術特點來。”③

　　藝術評職知識： 藝術研究員等級及評職稱成果要求

　　李炳海先生以漢賦的大量創作實踐論證了“辭賦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場變革，這不僅因為它是一種新的文學樣式，更重要的它是文學獨立和自覺的標志”④。詹福瑞先生認為：“作為一代文士的文學，漢賦是文章之士刻意為文的產物，形式華麗，是作家有意的追求。”⑤程景牧認為：“作為文學的辭賦，雖然起初依附于經史著作，然后逐漸自覺獨立，但是從經史著作之中汲取養分，錘煉藝術手法，也是其謀求發展的必由之路。”⑥

　　趙敏俐則認為比起“文學自覺”說，我們更應該從文人階層的產生、中古文人的特殊文化心態、中古文學對藝術形式之美的追求這三個方面來重視兩漢文學對魏晉六朝文學的奠基性意義，尤其要重視兩漢是中國文人文學建立的開始①這一文學史問題。本文旨在具體探析漢大賦的文學構建方式與藝術特性，結合特定時代環境來認知漢大賦所蘊含的時代精神及其文體的文學史意義。漢大賦典型的藝術特征可概括為：鋪陳萬象、離辭連類的寫物，夸飾、求奇的文風，竭才求全、窮形盡相的體量，臨文組字、自造瑋字的用字四個方面。以下分述之。

　　一、鋪陳萬象、離辭連類的寫物

　　鋪陳是漢大賦的基本創作手法。劉勰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②鋪陳既指語言的鋪敘排比(即“離辭”)，也包含結構時空的鋪衍，和物類的鋪排(即“連類”)。其中，對物類的鋪排是通過比物連類的手法進行的，枚乘《七發》曰：“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③漢代之后，比物連類的創作方法成為人們對賦體的共識。劉熙載云：“賦欲縱橫自在，系乎知類。”④成公綏亦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⑤在漢大賦的鋪陳結構中，我們既可看到整體的宏大書寫，也可看到對事物情狀細節的盡致描繪，可謂是宏觀與微觀并重。

　　此外，賦家在寫物時，一方面以鋪陳羅列的形式呈現事物，另一方面用譬喻和揚厲等手法增奇壯勢。戰國時期宋玉的《風賦》便是大賦以“鋪張揚厲”之法寫物的先聲，從戰國到漢代，鋪陳的創作體制又有了新的變化，漢代賦家“變本加厲”地發揮了辭賦的鋪陳形制。孟郊詩云“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贈鄭夫子魴》)。陸機文論云“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文賦》)。

　　賦家的“鋪陳連類”之法，既是作者對世界萬物具有創造性的認知和把握的表現，又是作者對文字與物象強烈主體能動性的體現;既是作者對語言文字之建構作用最大程度發揮的展示，又是作者想要全面掌控書寫對象的創作追求的呈現。鋪排意味著擴張，恢弘巨篇的體制本身便是一種主體意志的表現，賦家對語言與事物的鋪排是“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

　　馮小祿認為：“賦家之心是……渴望以一種直觀的物化包綜方式來總攬大千世界、蕓蕓眾生的努力。”⑥這種創作心理是在鑒賞賦體的鋪陳手法時應予理解和重視的。漢代以后，至晚到西晉時期，賦家開始突破漢賦閎侈的傳統，他們開始以更簡單、更直接的方式去寫作那些凡俗微小的題材。

　　二、夸飾、求奇的文風

　　漢大賦作者對語言的夸飾和對“奇”的美學風格的追求，也是極力而為之的。“夸”指超出當用之度，“飾”則指對語言的修辭，“奇”則主要是賦家對天下超凡事物的鋪寫。漢大賦中的奇夸段落不勝枚舉，這在都城、狩獵與游仙這幾類題材中表現得尤其突出。文學書寫意義上的夸飾，始于楚辭，而為漢賦所延續。漢初枚乘《七發》寫盡“天下怪異詭觀”，如列舉世間美味：“熊蹯之胹，芍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魚會。秋黃之蘇，白露之茹。

　　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這種對奇物、奇事、奇景的羅列和夸揚，為后來的大賦作者追求奇夸風格的創作起到了引領作用。東漢張衡《西京賦》羅列珍禽怪獸等片段，被祝堯稱作“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夸”(祝堯《古賦辨體》)。劉勰的一句“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⑦，也說出了夸飾與求“奇”之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內在關聯，亦即劉熙載所說的“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藝概·賦概》)。

　　從創作心理來看，大賦作者對于“奇”的追求根本上是對讀者心理的迎合，正如王充《論衡》所道：“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⑧奇言奇事，不僅滿足了受眾的“獵奇”期待，更有助于作品的順利流傳。簡而言之，“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①。為使作品博得更多人的關注、獲得更廣泛的流傳，漢代賦家對樸素的事實加以虛構，使之奇特。虛構往往伴隨著語言的增華，賦家有可能將語言的創造力進行最大程度的發揮，以至于會出現因極力求奇而過度夸飾的現象。

　　后世論者對此有不少批評，晉代摯虞《文章流別論》批評漢賦“假象過大”“逸辭過壯”②，劉熙載《藝概》也說，過度求“奇”導致了“竟體求奇，轉至不奇”。由漢代社會文化背景來看，大賦作者更著意書寫奇物奇景的重要促因之一，是當時中外文化物質交流的繁盛。據《漢書·西域傳贊》記載：張騫通西域之后，漢武帝“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③。豐富的異域奇物的輸入刺激和影響著自漢天子到文人的文學創作。

　　這是社會巨變和國力強盛的表現，它給文學藝術帶來了內在刺激，并直接為它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對于宮廷御用文人，尤其是一批生活在帝王和諸侯王爺身邊的賦家來說，他們目睹了窮奢極欲的繁華生活，更宜賦頌。司馬相如《上林賦》所寫的聲、色、美、物以及歌舞活動等，都是對奢華盛世景象的窮形盡相的展現。漢大賦中不乏這類頌美漢業的作品，賦家在賦體本身鋪敘特性的基礎上，努力羅列名物與風光，竭力堆砌奇異物象，想要顯示帝國的應有盡有，這些賦作是對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帝國氣象的呈現。

　　三、窮形盡相、竭才求全的體量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蕭何造未央宮之時因過分奢華而被劉邦指責，蕭何辯解說：“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④這句話很典型地透露出了漢代上層人物的心理狀態，即以“壯大巨麗”來顯示自己的威嚴，欲使后人無法超過自己。同樣的心態也表現在漢大賦作者的創作追求上，如《漢書·揚雄傳》云：“雄以為賦者……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⑤

　　漢大賦作者常表達“使后人無以加”的書寫追求，他們想要創造出不論在體量上，抑或在寫物之全面上，既超越前人，亦令后人極難企及的作品。他們想要以竭才盡力的創作謀求世人的崇拜和無法超越的地位。這種創作追求直接為后世的大賦作者所繼承，如西晉皇甫謐《三都賦序》也說：“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⑥

　　欲使后來者無以復加，漢賦作者需要在創作中極力求“全”，并在寫物時窮形盡相。都城題材的大賦便是漢代賦家竭力求“全”的典型，如班固《兩都賦》、張衡《南都賦》等全篇皆使用“其……則……”結構，閎侈巨麗地羅列書寫了“其寶麗珍怪則……，其水則……，其鳥則……，其山則……，其竹則……”等，無窮的鋪陳和描繪給人以盛宴般的藝術享受。

　　漢賦鋪張揚厲的特色，更是隨著作者“使后人無以加”的考慮而日益加重，大賦的篇幅由此越寫越長。漢初枚乘的《七發》是兩千三百多字，其后的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共三千五百字，東漢前期班固《兩都賦》已至四千三百字，東漢后期張衡《二京賦》竟達七千七百多字。很多漢賦作者為了書寫“無令后人有以加也”的長篇巨作，而竭才盡智，耗費畢生心血。

　　記載此類創作故事的文獻很多，如桓譚《道賦》載：“余少時見揚子云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使作賦，一首始成，卒暴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大少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⑦揚雄作賦竟然夢到自己五臟流出，醒后又大病一場，委實是用生命在作辭，正如劉勰所說，揚雄是“竭才以鉆思”(《文心雕龍·才略》)。

　　再如司馬相如作賦的故事，《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后成。……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⑧揚雄曾對桓譚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①

　　這段話正可成為其賦學思想的注腳。《后漢書·張衡傳》載：張衡作《兩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漢代之后，文人亦默認作賦是需要費大力氣的，如曹丕認為身體太弱會限制賦作水平，而說：“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與吳質書》)劉熙載亦說：“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藝概·賦概》)他們均道出了文人為賦體所預設的窮形盡相、竭力求全的創作目標。

　　正是緣于漢賦作者竭才盡智地創作，大賦作品才具備了充類至盡、囊括無遺的事物敘事，以至于可以被后世用作類書。其價值正如清代袁枚所言：“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匯，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②

　　四、“因文制宜”、臨文組字的用字

　　漢大賦作品中文字的豐富性及語言的超強表現力，已成讀者的共識。譬如，班固《東都賦》寫火：“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其中“焱焱炎炎”四字，極其形象地呈現出火焰升騰的情形。司馬相如《上林賦》寫山：“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嵷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巖陁甗崎，摧崣崛崎。”

　　短短一段寫山的文字，包含了20個山字偏旁的漢字，寫盡山巖百態，其中的“巃嵷崔巍”、“嶄巖參嵳”顯然在字形結構的排列上也刻意追求著字形上的觀感。《上林賦》中用“磷磷爛爛”來形容水中石頭在陽光下閃爍的樣子，用詞陌生且極其貼切。揚雄《長楊賦》寫捕獵：“張羅罔(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羅罔罝罘”四字并用，仿佛鋪展了天羅地網。拋開論者對漢賦文字佶屈難讀的貶斥，漢賦作者的文字功底著實令人贊嘆。

　　漢大賦的字形有觀感之美，這一方面取決于漢賦作者“因文制宜”的文字運用手法，即陸機《文賦》所說的“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他們選取適當的詞義和確切的文詞，并將其安置在適當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與漢代文人自造瑋字相關。劉勰說：“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文心雕龍·練字》)瑋字，即奇字。漢賦中大量瑋字的存在，是其詰屈難讀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富有創造性的瑋字的大量出現，與漢字系統在兩漢時期的演化直接相關。

　　漢代賦家這種難能可貴的用字精神甚至造字的自信，不僅使我們見識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學基礎，而且讓我們見證了漢代文字學的繁榮。漢初統治者對文字教育頗為重視，訓詁學、文字學日益繁盛發展。清代阮元《四六叢話·序》曰：“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鉆研六書。”③在漢代四大賦家中，三人曾撰寫文字學著作，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漢書·藝文志》)，張衡作《周官訓詁》。

　　賦家的文字學修養對其賦體創作的意義，自不待言。司馬相如論賦曾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西京雜記》卷二)其列錦織繡的前提即是對文字的把控，就像有的學者所說：“名物的廣博奇異反映為字類的繁復難僻，形容的堆砌多以聲韻聯綿臨文組字，因聲異形，繁滋復贅，乃是學問之于用字的切實表現。”④如果說“鋪張揚厲”的筆法是掌控萬有的主體能動性的文學呈現，那么，自造文字也是試圖通過給事物命名的方式來創造事物的自信力的表現。除此之外，漢大賦中還有許多雙聲疊韻詞和同偏旁字的聯綿堆砌，并常見隨意使用同音假借字的現象。譬如，在同一篇作品中，“戌削”也寫作“血阝削”，“陁靡”也寫作“猗靡”“施靡”“麗靡”。

　　馬積高先生認為這些現象都是因為文字還沒有規范化所造成的⑤，萬光治先生在探究并詳述了兩漢時期口語轉書面語的演變過程中，從賦體的口誦文學屬性解釋了漢賦作家在當時語言從口頭向書面轉化時所做的巨大努力。亦如周生杰先生所說：“辭賦中出現的瑋字，就是賦家挖空心思提煉口語中傳神的狀聲狀貌的詞匯并大量用在作品之中，或者原無定字，寫成書面語時，各憑其聲;或假借用之;或再附加形旁以造新字。”①相比于漢賦用字的繁復，魏晉以后的賦作開始追求文字的簡易。曹植在反觀漢賦時已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文心雕龍·練字》)

　　可見，“率多瑋字”和臨文組字的手法是漢大賦的藝術特性，它們是特殊時代的產物。由上述漢大賦的這四點藝術特質來看，大賦創作過程本身體現出了賦家強烈的藝術創造沖動。他們在對物象及文字的把控書寫上極具主體精神，并表現出對作品關注度的謀求、對“使人不能加”的地位的追求，以及基于漢代文字學發展之上的用字自信。若從時代氣象與文人心態方面來探析，漢大賦獨特而卓越的藝術風格，在根本上是由賦家光揚大漢的頌美心態和一統宏大、掌控萬有的時代精神共同造就的。西漢王朝建立之后，艱難但逐步地消除了匈奴外患，終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廣博地域和民族聯合。

　　史無前例的大一統國土及空前強盛的國力賦予士人們由衷的自豪感和積極的創作心理，并從多方面影響他們對辭賦的藝術構建。漢大賦的兩個創作高峰是在武宣和靈帝之時，正是兩漢國力最強的時期，正可窺見一斑。不論是求奇求全、窮形盡相，還是鋪張揚厲，抑或是臨文造字、堆砌聯綿，反映的都是統一大帝國中的士人氣度和藝術格調。我們應返歸特定的時代語境去體認漢大賦作家所造就的文辭藝術之美。

　　我們探討漢大賦的文學史價值，一方面需立足于藝術審美價值，另一方面需重視漢大賦的文學創作經驗對后世的詩文產生的影響。僅從本文所論及的幾點藝術特質的后世影響來看，首先，賦體所開啟的“體物”眼光和“物盡其容”的細致描摹手法，引領了后世文學新的寫物方式，這是有據可證的;其次，漢代辭賦作家在情景關系、結構布排等方面的創作經驗直接為其后的六朝詩歌所吸收和沿襲，可參六朝山水詩作;賦體“比物連類”、“觸類而長”的鋪陳方式亦為后世詩歌的創新試驗提供了結構借鑒，可參杜甫、韓愈筆下的“賦法為詩”之作;另外，賦體與詩體在創作手法上互動互融的演化過程，也已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②，在此不多贅述。總之，唯有立足于對漢大賦的文學構建與藝術特性本身的深入考察，我們才能充分認知它在文學發展中的獨特價值。

　　作者：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