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人才振興，培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將人才留在農村，對于全面促進鄉村振興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基于家庭農地流轉的角度，以“一村一名大學生”人才培養工程為例，利用江西省 12 縣(市、區)2 552 份農戶問卷調查數據，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留農”效果，探討其影響機制。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參加過“一村一名大學生” 人才培養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概率比沒有參加過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概率高 56.7%，農民參加“一村一名大學生”人才培養工程能顯著地促進其家庭轉入農地的概率，提高了“留農務農”的人才培養政策效果。人才培養的促進效果因培養方式、學歷層次和學員年齡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函授教育方式比遠程教育方式高 7.1%、專科教育比本科教育高 17.9%、低齡組比高齡組高 23%。因此，為提高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效果，提出政府要加大對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投資和宣傳力度;根據不同培養方式、培養學歷層次和農民年齡，制訂差異化培養方案;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民積極提升教育水平，優化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層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關鍵詞：“一村一名大學生” 人才培養工程;農民繼續教育;農地流轉;留農務農;鄉村振興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實現鄉村振興，人才振興是關鍵。推動鄉村人才振興，必須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提升農民發展能力。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空心化、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象持續加劇，“誰來種地”問題成為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的隱形挑戰和推進鄉村振興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制約 [1]。

　　因此，只有加快培育適應時代需求和農業農村發展新趨勢的高素質農民，才能有效銜接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需求 [2]。為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解決鄉村人才匱乏的問題，教育部于2004 年啟動了“一村一名大學生”人才培養工程(下文簡稱“一村一大”工程)，持續加大對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投入力度。

　　2021 年國家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中再次強調要加強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建設。因此，培養的鄉村振興人才最終是“留農”、還是“離農”，能否實現人才培養的“留農”目標，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問題，其研究結果對后續制定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政策、提升農民自我發展能力、培育鄉村振興人才內生動力、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具有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到底是促進農民“留農”還是“離農”，一直是學界備受爭議的話題。

　　一般來說，“留農”意味著農民會選擇保留農地或轉入農地，“離農”則更傾向于把農地流轉出去。研究者普遍認為農村教育培訓有助于促進農地轉入 [3]，通過發展農村教育與培訓，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農民，對于加速農地轉入形成農業規模經營具有重要作用。舒爾茨認為，教育投資形成的能力不僅能夠提高農民獲取和理解市場信息的能力，而且能夠提高農民技術模仿和技術創新的能力 [4]。

　　一方面，有較高教育水平的農民會提高其信息獲取能力、資源配置能力、農業生產經營能力等，同時這些能力的獲取又能進一步引發農民在農地流轉市場上的農地需求，促進農地轉入 [5] ;另一方面，教育水平還能提高農民對農地承包經營權穩定性的認識，增強農民的農地產權意識，使得農民更加傾向于地權的穩定 [6]，抑制農地轉出，從而達到“留農”目的。與之相反，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可以降低農民尋找非農工作的成本、提高就業能力、增加擇業機會、刺激農民在農地流轉市場上的農地供給，從而促使其轉出農地 [7]，增加農民“離農”的概率。

　　此外，也有研究認為兩者沒有必然的關系，即教育既不能促進農地的轉入也不能促進農地的轉出 [8]。上述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農村教育對農民“留農”或“離農”的影響機理，但是仍存在不足 ：一是缺乏從教育培訓視角分析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留農”還是“離農”效果，忽視了不同培養方式、學歷層次和學員年齡在培養效果上的差異。二是未能充分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在研究農民參與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對農地流轉的影響時，存在樣本自選擇、遺漏變量、反向因果關系等引發的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的結果出現有偏。

　　基于此，本文基于家庭農地流轉的角度，以“一村一大”工程為例，利用江西省 12 縣(市、區)2 552 份農戶問卷調查數據，采用 Probit 模型從農地轉入和轉出兩個層面實證分析參與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對農民“留農”或“離農”的效果有何影響，結合傾向得分匹配法(PSM)糾正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誤，再利用Bioprobit 模型和條件混合估計方法(CMP)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以期為政府后續出臺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政策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建議。

　　1 理論分析

　　我國農村教育主要分為農村正規學歷教育和農村職業技能培訓兩種類型。農村正規學歷教育是指以基礎科學知識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學校教育，包括普通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農村職業技能培訓是指對農村勞動者進行以種養殖業技能培訓為主要內容，從而提高其農業勞動技能的農業培訓，主要包括農民工職業培訓、實用人才培訓、合作社人員培訓、專業大戶培訓、家庭農場主培訓和農村婦女培訓等 [9]。農村正規學歷教育和農村職業技能培訓對農地流轉的可能影響在于 ：

　　第一，農村正規學歷教育可以提高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強其非農就業能力，有利于農民在非農就業市場上獲得就業機會，進而獲取更高的非農就業薪酬。由此，為獲得更高的收入，在農業勞動者勞動時間一定的條件下，農民有可能會轉出農地 [10]。第二，農村職業技能培訓能夠提高農民農業生產經營能力和農業生產經營水平，從而提高其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生產凈收益，進而刺激農民在農地流轉市場上的轉入農地 [11]。

　　現有的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集結了農村正規學歷教育和農村職業技能培訓兩個方面的共同特點，是農民個體接受教育的一種重要渠道，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鄉村生產管理和創新創業人才 [12]。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通過遠程或面授方式將高等教育延至農村，不僅開設了通識課程，還開設了一些農業種植技術、養植技術、加工技術、市場營銷、社會治理、農村政策法規等涉農專業課程，有利于提高農民學員的種植或管理技術水平，解決農業種植難、經營難等專業問題。其中，通識課程能提升學員綜合分析、獨立判斷的能力，提升學員的綜合素養和社會資本，幫助農民解決農村糾紛，解說農業政策，贏得群眾尊敬和民心 [13]。

　　總之，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作為增加農民高等教育投入的一種方式，可以提升農民對農業農村相關政策的認知度 [14]，有效驅動農村人力資本產出[15]，增加農村人才供給，激發農民創業活力。此外，農民學員通過系統的學習，科學文化素質普遍提高，農村基層干部執政管理能力明顯提升 [16]，有利于促進農地流轉，助推產業振興。由此可見，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能夠促進其農地轉入、抑制農地轉出。

　　但是，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對農地流轉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結果取決于農民參加工程后產生的農業邊際凈收益變動和非農就業預期工資變動對農地流轉變動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此外，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的不同培養方式在提升學員知識能力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與函授教育相比較，遠程教育在知識傳授上處于劣勢 [17]。

　　函授教育采用集中面授的授課方式有利于學員之間、師生之間的交流，有助于提升學員的農技水平，而遠程授課方式卻無法實現互動交流體驗。因此，基于以上理論分析，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能夠提升自身發展能力促進其家庭轉入農地，而抑制其家庭農地轉出，從而提高學員的農業經營意愿，但不同培養方式(函授教育和遠程教育)使得農地流轉的程度存在顯著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教育部于 2004 年啟動“一村一大”工程，該工程是以“政府出錢、高校出力、農民受益”的形式，依托成人教育將高等教育延伸至農村及農民，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扎根農村、服務農民、發展農業、帶頭致富”的鄉村實用型“留農”人才隊伍，是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主要路徑。2021 年教育部發布的鄉村教育振興計劃中強調 ：大力培養高素質農民，將“一村一大”工程正式升級為“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因此，“一村一大”工程成為了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重要基礎工程。教育部網站顯示，截至2021 年 12 月，“一村一大”工程累計全國招生 87萬人，畢業 55 萬人。江西省是農業大省，也是糧食主產區，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培養高層次高素質農村實用人才，江西省自 2012 年起啟動“一村一大”工程，培養方式分為函授教育和遠程教育，采取在校學習、彈性學制、農學交替和送教下鄉等方式，就地就近接受職業高等教育，培養對象為具有國民教育系列大專學歷和本科學歷的農村專業大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負責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負責人、村“兩委”班子成員和后備干部。該工程自實施以來，農民學員的創業意愿 [18]、留農意愿 [19]等有了明顯的提升，在推動產業振興、帶動農民增收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基于此，2020 年江西省繼續出臺《關于縱深推進“一村一名大學生工程”的實施意見》，將培養對象擴大到鄉村社會服務組織帶頭人、返鄉留鄉農民工和致力于鄉村振興的優秀青年，將培育的層次從專科、本科提升到研究生。截止到 2020 年底，江西省累計培養農民大學生 5.7萬名，基本實現全省每個行政村至少有一名農民大學生，是教育部培育工程實施以來執行時間最長、培養人數最多、培養層次最高、覆蓋面較廣的省份，為江西省鄉村振興提供強大的人才支撐。

　　因此，以江西省為研究區域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典型性。為了解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農民“留農”或“離農”效果影響，課題組于 2019 年 12 月調研了自2012 年參加“一村一大”工程的農民，作為實驗組;為了比較，同時調研了未參加的農民，作為對照組，其調研的方案為 ：按照人均工業增加值分層抽取了江西省12個縣，再以人均公共財政收入為分層標準，從 12 個樣本縣中隨機選取 3 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抽樣 3 個行政村，每個行政村隨機抽取 10 個未參加培育工程的農民，作為對照組。共調查樣本 2805 份，剔除關鍵變量缺失與重大邏輯錯誤的問卷，實際有效樣本 2 552 份，問卷有效率 91.02%。

　　2.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被解釋變量為農地流轉，分為農地轉入和農地轉出兩個方面，農地轉入和農地轉出為離散二進制變量，根據“是否轉入或轉出農地?”的表述，如果回答是，則取值為 1，否則為 0。

　　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農民是否參加“一村一大”工程，若參加，賦值為 1 ;若未參加，賦值為 0。2 552 位受訪者中有 1 502 位農民已參加 ，約占總樣本的 58.9%，未參加的農戶1 050 位，約占 41.1%。

　　3)控制變量。已有研究發現，年齡、受教育年限、是否為村干部、是否為黨員、家庭人口數、勞動力人數、非農就業人數、實際經營農地面積、網絡銷售等因素是影響農民家庭農地流轉的顯著因素 [20-21]。基于現有研究，本文將控制變量分為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區位特征 3 類。

　　4)工具變量。農民對“一村一大”工程政策的了解程度(簡稱為“農民的政策了解程度”)。為應對反向因果問題和保證模型的可識別性，本文擬引入工具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其會對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行為產生影響，而對農地流轉無影響。經過對多個變量的分析后，認為農民的政策了解程度可能影響農民是否參與的選擇，但并不直接影響其農地流轉。因此，確定農民的政策了解程度作為工具變量。

　　3 結果與分析

　　3.1 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的效果分析

　　調研結果表明，研究區域轉出農地的農民家庭較少，而農民轉入農地的比例為 44.6%，比轉出農地的比例高28.1個百分點。已參加“一村一大”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農地轉入比例為 69.7%，比未參加的農民其家庭農地轉入比例高 61.1 個百分點。參加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農地轉出比例僅為 16.9%，略高于未參加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農地轉出比例，說明農民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工程對其家庭農地轉入影響較大，而對轉出相差不大。

　　可見參加“一村一大”工程能夠提高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和農業生產效率使得農業生產凈收益較高，從而刺激農民在農地流轉市場上的轉入農地，提高農民的“留農務農”的比例。從不同培養方式來看，接受函授教育的其家庭農地轉入比例為 74.1%，略高于接受遠程教育的農地轉入比例(66.0%)。函授教育的農民學習其家庭農地轉出比例為 17.4%，比遠程教育略高 1 個百分點，不同培養方式對其家庭農地轉入和轉出的影響相差不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函授教育的線下教學模式相比于遠程教育的線上教育模式更加有利于學員之間、師生之間的交流互動，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更有助于提升學員的農技水平和社會資本等。

　　從不同學歷層次來看，接受本科教育的其家庭農地轉入比例為 61.9%，比接受專科教育的其家庭農地轉入比例低 9.8 個百分點，不同學歷層次對其家庭的農地轉入均有促進作用但有一定的差距。其可能的原因是接受本科教育的農民有大部分成為村“兩委”班子成員和后備干部，還有一小部分繼續參加工程的農業專業碩士研究生專項培養計劃研究生，致使本科教育農民的農地轉入促進效應低于專科教育農民，具體結果還有待實證檢驗。從農地轉出而言，農民參加工程的學歷層次為本科教育與專科教育的家庭農地轉出比例差別不大，分別為17.0% 和 16.9%。

　　3.2 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對其家庭農地轉入與轉出的影響分析模型

　　估計結果表明，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對其家庭農地轉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給定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參加過“一村一大”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概率比沒有參加過“一村一大”工程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概率高 56.7%，即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有助于促進農地轉入，達到農民學員“留農”的培養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通過“一村一大”工程提升農民受教育水平，對其進行農業技能培訓，使其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能夠將農民所學的農業知識付諸于具體實踐，從而促進農民轉入農地。控制變量中，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前受教育水平和從事非農工作對農民家庭農地轉入有顯著負向影響。

　　可見，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前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著其更不愿意轉入農地從事農業工作。家庭勞動力人數、是否通過網絡銷售農產品和家庭實際耕地面積、農民是否為村干部等對農民家庭農地轉入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相符 [27-28]。農業勞動力是農民的基本人力資本，耕地資源是農民的基本固定資產和通過網絡銷售農產品是農民的農業技能三者都在擴大農地經營規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9-30]。村干部一般都是創業致富能手和農業產業經營帶頭人，農民為村干部能明顯促進其家庭的農地轉入。

　　因此，有村干部的家庭會增加農地轉入的概率。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并不能顯著促進其家庭的農地轉出，進一步說明農民通過教育培訓提高了“留農務農”的人才培養效果。控制變量中，農民的年齡和家庭外出務工人數對農民家庭農地轉出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表明，老年人受制于身體健康等因素不能耕種農地，傾向于轉出農地，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傾向于流轉農村農地，其根本原因是非農收入相對于農業收入的比較優勢更加明顯，導致農地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下降 [31]。

　　3.3 選擇性偏誤討論

　　傾向匹配得分法(PSM)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采用最小近鄰匹配，還是半徑匹配、核匹配或是局部線性匹配，ATT 的測算結果都顯示，在消除了樣本間可觀測的系統性差異后，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對其家庭農地轉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進一步看，最小近鄰匹配、半徑匹配、核匹配、局部線性匹配后測算出來的 ATT 均在 1% 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其中，半徑匹配后得出的 ATT 數值最大為 0.608，核匹配后得出的 ATT 為 0.603，近鄰匹配后得出的 ATT 是 0.592，局部線性匹配后得出的ATT 數值最小為 0.515。由此說明，參加“一村一大”工程的農民學員家庭比非學員農民家庭農地轉入概率顯著提高 51.5%~60.8%。PSM 模型在消除自選擇偏差后的估計結果與二元 Probit 模型估計的 56.7%相差不大，說明二元 Probit 模型的估計結果并不存在明顯的選擇性偏誤。再次證明，對于農民而言，參加“一村一大”工程有助于促進其家庭的農地轉入。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論研究表明，農民參加“一村一大”工程能夠顯著促進其家庭轉入農地，但對農地轉出的影響不明顯。由此可見，鄉村振興人才的培養能提高農民學員的農業經營行為，使得農民參加工程后產生的農業邊際凈收益變動大于非農就業預期工資變動對農地流轉的影響，促進其家庭轉入農地，從而達到“留農務農”的政策目的和培養效果。“一村一大”工程對農民轉入農地的促進效應還會因培養方式、學歷層次和學員年齡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

　　具體而言，培養方式為函授教育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促進效應明顯高于遠程教育培養方式 ;學歷層次為專科教育的農民其家庭轉入農地的促進效應明顯高于本科教育 ;低齡組農民學員其家庭轉入農地的促進效應明顯高于高齡組。因此，可以對更具有創新創業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提供線下學歷提升的政策扶持，推動農地轉入，從而達到青壯年農民“留農務農”的培養效果。

　　4.2 政策建議

　　1)加大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政策宣傳力度和投資力度。政府應在農村加大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政策支持宣講范圍，讓更多的人了解該工程的培養目標、培養對象等，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振興人才培養之中。加大辦學機構支持，將農民大學生培養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有機融合，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有機銜接，擴大對農村高等教育的供給，滿足更多農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為鄉村振興打造堅實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

　　2)構建線上線下協同的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模式。充分發揮函授教育和遠程教育在鄉村人才振興中的作用，積極推進鄉村振興人才的分類培養。在教育新常態下，對鄉村人才的培養要發揮函授教學現場教學和遠程教育線上教學的優勢，構建多形式的鄉村振興人才培養模式。

　　3)促進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招生指標向青年農民傾斜。參加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總體上能同時促進低齡組和高齡組農民家庭的農地轉入，但低齡組的農地轉入效應更加明顯。要發揮青年農民在農業經營的主體地位，提高青年農民“留農”務農的意愿，要鼓勵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招生指標向青年農民傾斜，提高青年農民在鄉村振興人才培養的比例。

　　4)不斷優化辦學層次結構，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在專業設置和課程安排上均要包含農業技術類課程和管理類課程，緊跟國家政策和我國鄉村人才培養的需要，不斷優化辦學層次結構，推動鄉村振興人才培養不斷向更高層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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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佳偉 1,2，吳芝花 1，喬金笛 1，鄒佳敏 1，廖文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