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一個忠誠的兒童崇拜者，兒童自然是豐子愷文學和漫畫創作的重要元素，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豐子愷與周作人兒童文學教育思想比較的文學期刊投稿:豐子愷與周作人兒童文學教育思想比較及其當代意義。歡迎閱讀參考。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催生出的中國現代美術和現代文學，是一對最先引人注目的現代文藝雙胞胎。這對中西文化交融孕育而生的小姊妹，從她們誕生之日起，就重新建構起中國文藝發展的新坐標。在這個坐標系上，豐子愷和周作人無疑分別是各自坐標軸上一個無法繞過的重要坐標點。作為中國“漫畫之父”的豐子愷，雖然一生癡迷藝術，崇拜童心，但在時代政局的變動下，這位一心向佛的“居士”，后來在日趨窒息的“車廂社會”里，竟然也顯示出“戰士”精神的另一面。而與此相反，周作人則由五四時期發現“兒童”和“婦女”，高舉“人的文學”大旗的“叛徒”，在政治風云的逼仄下轉身為一個專心耕耘“自己的園地”的“隱士”。兩人的生命歷程和思想逆轉，令人不勝感慨。由于都留學日本，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關注兒童命運，豐子愷和周作人在關于兒童、兒童文學、兒童文學教育等方面形成了許多頗為相似而又有區別的觀點，認真梳理、比較和考察這些觀點，對于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教育諸方面凸顯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對于“成人文化”與“兒童文化”的沖突與重構問題，將會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兒童觀：“兒童崇拜”與“兒童本位”

　　在人類發展史上，人的自我發現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西方社會在16世紀發現了人，18世紀發現了婦女，19世紀發現了兒童，此為西方近代的三大重要發現。瑞典的愛倫凱則認為，18世紀是人的世紀，19世紀是婦女的世紀，20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她對兒童地位將得到提升的預言，表明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兒童，被解放得最晚。雖然兒童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但是關于兒童的自覺觀念，卻沉睡了兩千余年。“兒童”是在社會歷史不斷遷移的過程中，被成人文化所構建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作為歷史的概念，每一種形態的“童年”，都是某個歷史時代的制式在具體的兒童生命和生活上的映現，是成人社會對“童年”的普遍假設。法國教育家盧梭認為：“在萬物中，人類有人類的地位，在人生中，兒童期有兒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須把人當人看待，把兒童當兒童看待。”可以說，“兒童”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道主要風景被發現，積極重視兒童文化生態建設，是衡量我們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尺。

　　深受西方現代藝術啟蒙并有五個孩子的豐子愷，可以說一生崇拜兒童，癡迷藝術和宗教，兒童是他創作素材里的主角。在他的漫畫和散文里，兒童的率性活潑和健全處處可見：有給凳子腿穿上襪子的;有睡著后遺落滿手香蕉的;有要天不下雨、要球停在墻壁上、要拉住火車尾巴、要月亮出來的;有以為剃頭師傅要割爸爸腦袋的，等等。豐子愷的筆下，兒童的世界天真爛漫廣闊自由，兒童們都是天賦的身心健全者。而與兒童的健全相比，大人是殘缺的;與兒童的純真相比，大人是虛偽的;與兒童的身手活躍相比，大人就是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殘廢者;孩子是“蓮花不染塵”，大人則是“物欲蔽天真”。兒童與成人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成人的世界由于受實際的生活和世間的習慣的限制，所以顯得非常狹小苦悶，而孩子們的世界則不受這種限制，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豐子愷認為，兒童時代是人一生中唯一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兒童的種種行為都是“惟我獨尊”式的，全然沒有成人的“遏制”、“忍耐”、“犧牲”等等“人類之愛的辛味”(《送阿寶出黃金時代》)。然而，兒童這種健全的天賦會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失去，以致兒童長大后就離開了他們的黃金時代，成長為可悲的成人。豐子愷的內心深處，是拒絕孩子成長，痛惜孩子走出黃金世界的。他常想象的理想人生甚至是，小孩子長到十歲左右無疾而終，完成極有意義與價值的一生。他認為早產而夭折的兒子比擁有天真爛漫生活的兒童更加令人艷羨，因為他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凈”(《阿難》)。因此，豐子愷認為，成人應該做兒童的崇拜者，兒童精神世界的守護者。除了他自己多次在文章中稱自己為“兒童的崇拜者”外，豐子愷還在自己隨身攜帶的煙斗上刻下一首詩：“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罵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欲蔽天真。”可以說，真心欣賞兒童、崇拜兒童是豐子愷長期堅守的兒童觀。

　　與豐子愷這種頗為感性的“兒童崇拜”觀相比，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觀似乎更為客觀理性。清末以來進化論觀念甚為中國讀書界所推崇，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以周作人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要想取得進步的發展，必得倚賴中國兒童未來的發展。他概括出現代意義的兒童觀包含這幾個方面：“第一，要把兒童當人看;第二，要把兒童當兒童看;第三，要尊重兒童的獨立人格。”盡管目前有學者質疑“兒童本位論”不是周作人最早提出來，但學界還是一致認為，大力鼓吹、實踐“兒童本位”觀，周作人無疑是立場最堅定、宣傳最給力的啟蒙者。在中國，自“五四”以來“人”的發現后，就是“婦女”的發現和“兒童”的發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發表的《祖先崇拜》集中闡述了“幼者崇拜”的兒童本位觀，激烈批判了“父為子綱”、“祖先崇拜”的傳統文化思想：“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標準。在自然律上，的確是祖先為子孫而生存，并非子孫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們所感謝的，正因為古時文化來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夠留下現在的文化和我們——現在的文化，將來也是來了又去，我們也是生了又死，能夠留下比現時更好的人。”(《談虎集·祖先崇拜》)周作人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站在生物學、進化論的科學理性高度，否認“祖先”、成人的絕對倫理標準和權威的意義，肯定兒童在社會和歷史中的特殊地位，具有人的價值，是將來社會的主人，人類未來文化的創造者和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力量。這是一種以自然科學為依據，以民族和人類的現在、將來的發展為價值取向的新的兒童觀。這種“兒童本位”觀與周作人倡導的“個人人間本位主義”相一致，不僅要求人們尊重兒童，還要求人們理解兒童。因為兒童不僅是人。同時又是兒童。也就是說，兒童不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人的價值和地位，同時還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地位。

　　二、兒童文學觀：“藝術詩性”與“自然本性”

　　最為一個忠誠的兒童崇拜者，兒童自然是豐子愷文學和漫畫創作的重要元素。他憧憬于孩子們的生活，并在自覺不自覺中。將孩子們的生活訴諸筆端，留下了《從孩子得到的啟示》、《華瞻的日記》、《給我的孩子們》、《兒女》、《作父親》、《送阿寶出黃金時代》等美文。這些文章都是極好的兒童文學作品，一方面顯示出豐子愷對兒童生活的羨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對兒童文學中“藝術詩性”的追求。例如，他饒有興趣地描述了一個炎夏的下午，幾個孩子吃西瓜時的藝術表現：最初是三歲的孩子的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余，笑嘻嘻搖擺著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ngam ngam”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起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著發表他的詩：“瞻瞻吃西瓜，寶姐姐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這詩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的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吃四塊西瓜。”(《兒女》)在豐子愷眼里，兒童是天生的藝術家。他們每天做火車、做汽車、辦酒席、請菩薩、堆六面畫和唱歌，全都是主動自覺地創造生活。兒童們的創作力比大人旺盛得多。大人們的呼號“歸自然!”、“生活的藝術化”和“勞動的藝術化”，在兒童面前“真是出丑地很了”(《給我的孩子們》)。豐子愷認為兒童具有“絕緣的眼”，可以看出事物本身的美，可以發現奇妙的比擬。而這種態度，是與藝術的態度相一致的。正因為豐子愷把童心與藝術看作是相通的，所以，他認為兒童藝術要排斥一切世俗功利，以及道德、社會、科學和技能的因素，兒童文學的創作者要像看待天上的神明與星辰那樣，把人間的藝術與兒童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因為真正的兒童文學就是天然的“藝術”，字里行間處處都充盈著“詩性”。

　　相對于豐子愷的兒童文藝實踐，周作人更注重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據不完全統計，從1912年到1913年，他發表的有關理論文章就有25篇。這些文章內容非常廣泛豐富，既有對兒童文學的形式、特征、作用、創作方法等基本理論的探討，又有對童話、兒歌等多種文體的研究。特別是在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學校作了題為《兒童的文學》的講演，宣告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理論的誕生。他說：“以前的人對于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甚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歲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們承認兒童有獨立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內面的生活與大人不同，我們應當客觀地理解他們，并加以相當的尊重。”這篇講演成了此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綱領性文件，研究兒童文學的人經常將其中的觀點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

　　提出了“人的文學”和“兒童文學”兩大理念，并且將“人的文學”理念應用到兒童文學創作上來，是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貢獻。在《兒童雜事詩》中，不管是記錄越中四時風習與食物，還是搜羅童話與兒歌，周作人都是基于兒童本位的思想，以兒童的眼光來觀察，這體現了周作人自五四時期便形成且一以貫之的兒童本位的思想觀。他認為兒童文學的核心是回到兒童本位，尊重兒童獨特的個性，順應兒童的“自然本性”。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綱常倫理桎梏下，兒童基本是成人的私有財產，從來就沒有多少做人的權利與尊嚴。以成人為本位的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習慣了視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父母總是以成人的視角去規范孩子的行為，或用“父父子子”式的封建禮教規訓兒童。這是“沒有兒童”的時代，當然也不可能產生兒童所需要的文學。千百年來，無數人的童年時光湮滅在枯燥的《三字經》、《百家姓》和“四書”“五經”里。因此，周作人哀嘆道：“可喜別國的小孩子有好書讀，我們獨無。這大約是不可免的。中國是無論如何喜歡讀經的國度，神話這種不經的東西自然不在可讀之列。還有，中國總是喜歡文以載道的。希臘與日本的神話縱然美妙，若論其意義則其一多是儀式的說明，其它又滿是政治的色味，當然沒有意思，這要當作故事聽，又要講的寫的好，而在中國卻偏偏都是少有人理會的。”周作人深刻地意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令人窒息的蒙昧主義和專制主義以其強大的力量壓迫著兒童的生存文化空間。正因如此，要消除無知，把兒童從蒙昧和專制的“非人時代”解放出來，過一種自由而健康的“人的生活”，恢復兒童生命的“自然本性”，便是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基本訴求，這種把人當人、把兒童當作兒童的文學觀明顯具有現代性品格。

　　三、兒童文學教育觀：“兒童中心化”與“人的現代化”

　　豐子愷1921年赴日留學時，正值日本童心主義文學藝術的全盛期，這種氛圍促使他將藝術與童心聯系起來，在對藝術的崇仰中發現了童心的可貴，這為豐子愷形成以“兒童崇拜”為心理基礎的純藝術兒童文學觀提供了契機。當他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門后，更是以佛家教義作為安身立命的宗旨。作為藝術家和佛家“居士”雙重身份的豐子愷，其兒童文學教育觀便自然而然與他一貫堅守的純藝術觀和趨向佛理的人生觀產生了密切的關聯。可以說，他的兒童文學教育觀正是在佛家“心性本凈，客塵所染”的基礎上形成的。豐子愷確信，兒童生來就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認識千古的大謎的宇宙與人生”的童心，是兒童與生俱有的，而這在作為教育者的成人那里卻是早已失去了的。因此，他認為真正的兒童文學應該是以童心來教育成人，而不是所謂傳統的文以載道規訓兒童，否則就像要求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來崇拜世俗的人間那樣，令人不可理喻了。兒童文學教育實際上根本“不必父母與先生教他”，“只要父母與先生不去摧殘它而培養它，就夠了”(《關于兒童教育》)。這樣一來，所謂的兒童文學教育，只能是單純的欣賞、贊嘆和保護兒童，而非引導兒童。因為在孩子面前，成人根本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一個病態、殘缺、不健全的人是不配教健全的人的。這是豐子愷對于傳統兒童教育的大膽顛覆!其實，豐子愷在隨筆和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不過是為了從反面來詛咒當時成人世界的惡劣。他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引起人們對珍貴童心的發現，引發我們對于兒童生命價值的重新體認。豐子愷這種尊重兒童個性、高度評價兒童人格的“兒童中心化”教育觀，與華茲華斯的“兒童是成人之父”，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等觀點都有相通之處。在某種程度上，豐子愷的兒童文學教育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參考價值。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最早提出兒童文學口號的，他認為兒童文學的最高使命就是尊重兒童的自由生命價值，使兒童的身心得到健全、自由、充分的發展，從而“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談虎集·關于兒童的書》)。這其實是周作人“人的文學”理念在兒童文學觀上的自然展開，仍然是關于“人的解放”促進人的“現代化”進程的文學啟蒙思想的問題。他認為只有順應兒童的自然本性，兒童文學才能滿足兒童的自然欲望，引導兒童向善向美。因為人是“‘從動物’進化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到完全滿足”(《人的文學》)。盡管周作人強調兒童文學的超功利品性將會帶給兒童的精神愉悅，他還是十分重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為了充分實現兒童文學的教育性，周作人還積極倡導兒童文學文體的多樣化，注重童話傳說與兒歌民謠對兒童的教育意義，認為童話在兒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學的而不是道德的。他極力倡導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的價值主要是娛樂、審美等功能，他強調：“我很反對學校把政治上的偏見注入小學兒童，我更反對兒童文學的書報也來提倡這些事。以前見北京的《兒童報》有過什么國恥號，我就覺得有點疑惑，現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國貨號，我讀了那篇宣言，真不解這些既非兒童的復非文學的東西在什么地方有給小朋友看的價值。”正是由于這樣的態度，周作人認為：“《伊索寓言》向來一直被認為啟蒙用書，以為這里故事簡單有趣，教訓切實有用，其實這是不對的，于兒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動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訓反是累贅，說一句殺風景的話，所說的多是奴隸的道德，更是不足為訓。”周作人這種特別注重美育的兒童文學教育觀具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體現了“五四”時期中國啟蒙主義者對“人的現代化”的強烈訴求。

　　四、兒童教育與文學的當代啟示：“成人文化”與“兒童文化”的沖突與重構

　　法國思想家蒙田曾經感嘆：“擺在人類知識面前的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似乎就是正確地撫養和教育兒童。”中國當前的兒童教育，確實已經成為社會、學校和家庭里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通過對豐子愷和周作人有關兒童、兒童文學、兒童文學教育等方面思想的上述梳理和對比考察，我們發現，當代兒童教育的實質問題其實是兩種文化沖突的問題。

　　我國其實很早就開始重視兒童教育，但是在清末民初以前，我國兒童教育思想一直是“成人本位”的。從清末開始，西方現代教育思想開始傳入我國，到民國初年，新式學校取代了舊式私塾。在五四時期，西方兒童觀和兒童文學及教育觀的傳人和倡導，給中國兒童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革。特別是“兒童中心主義”者杜威在我國長達兩年之久的教育思想的傳播，深刻影響了豐子愷和周作人等一批中國的兒童教育者。杜威明白地宣告兒童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學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兒童的本能、經驗如何，只要成人認為一種好的知識經驗，便煉成一塊，硬把他裝入兒童心里面去。現在曉得這種辦法是不對了。其改革的辦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個家：從學科上面搬到兒童上面。”在杜威等人影響下，豐子愷和周作人都產生了尊重兒童、恢復童心和人性的現代意識，不論是“兒童崇拜”觀還是“兒童本位”觀，都是對傳統“成人本位”文化的顛覆，他們的思想不僅在20世紀初的古老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就是對當下的兒童教育也無疑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毋庸置疑，當前我國兒童教育充滿了急功近利的世俗性，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成人與兒童的關系日趨緊張，造成了“成人文化”與“兒童文化”的激烈沖突。以成人為本位的“成人文化”基本無視兒童生命的獨立性，常常把兒童看作是縮小的成人，或者是成人的預備。當下商業時代成人間的競爭拼殺已經提前到兒童時代，甚至是幼兒時代或者更早。父母們所熱衷的胎教、選學、奧數、各種興趣班等等這些“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的教育觀，帶來了兒童教育的誤區。豐子愷把這種誤區稱作是兒童的大人化，周作人認為是一種少年老成主義。這無疑是“成人文化”對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化”的無理強暴。當代著名的兒童文學研究者朱自強先生將這種文化沖突對兒童“當下幸福”的傷害，歸納為三方面：一是孩子們自由自愿的游戲。游戲對于兒童來說是一種非常正當且不可缺少的精神活動，席勒充分肯定過游戲在完成圓滿人性上的意義：“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所以，當下教育對兒童游戲的基本否定，使兒童教育失去了一種珍貴資源，這與教育的本質背道而馳。二是孩子們的感情，比如成人談虎色變的“早戀”問題。其實，青春期的孩子對異性的渴慕，本是一種美好的情感，猶如春來花開，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事情，不存在“早”與不“早”的問題。在從兒童期向成人期過渡的過程中，當下的教育基本是壓抑甚至粗暴地否定這種情感，導致孩子精神生活的豐富和發展被桎梏，甚至會產生人格發展、自我身份認同等一系列青春期心理危機。三是孩子們自己的時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需要一定的時間交友、玩游戲、看漫畫、閑逛、胡鬧甚至發呆、睡懶覺，等等。孩子心靈的豐富和精神的成長，是需要這些“無所事事、不務正業”來哺育的。但在當下的家長和老師看來，這一切都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

　　在充滿功利主義的當代兒童教育中，家長們容易走向兩個極端，要么放羊式的自由散漫幾乎不管，要么是狼爸虎媽式的苛刻要求。孩子一出生，大多數父母就給他們樹立遠大目標(甚至是自己未曾實現的夢想)，孩子整天被淹沒在各種功課里，在朝著成年后人生目標的努力中，丟失了童年的快樂。“預備將來，應該是教育的結果，不是教育的目的。倘能把現在的生活看作重要，使兒童養成種種興趣，后來一步一步過去，自然就是預備將來。倘先懸一個很遠的目的，與現在的生活截然沒有關系，這樣預備將來，結果一定反而不能預備將來。”杜威20世紀初在中國講的話，觸及到的卻是21世紀后中國兒童教育的根本弊端。因此，重新回顧豐子愷和周作人的兒童觀和教育觀，注重兒童文學的審美教育，強調將兒童文學從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論為中心，轉移到以兒童為中心，也即以兒童文學的服務對象和接受對象為中心，使兒童文學契合兒童的年齡特征、思維特征和社會化特征，充分考慮與兒童經驗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聯系，是當下兒童文學教育的首要任務，這也是重建“成人文化”與“兒童文化”和諧關系的重要環節。令人欣慰的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兒童文化建設，中國目前已經出現了方衛平、朱自強等一批積極保護“童年生態”的專家學者，傳統的“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觀念正在被“兒童文學是解放兒童的文學”等理念所代替。因為，文學的價值應該永遠是對人類的心靈進行關懷和撫慰，無論它的對象是成人還是兒童。
 

　　投稿期刊推薦：《文化研究》雜志是國家教育部主管、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始終堅持以規范的學術理路編輯刊物，以其刊登的多學科、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在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民俗學、藝術以及文化傳播、中外文化交流、國際漢學研究等學術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

　　文化研究期刊宗旨《文化研究》雜志該刊將逐步實施規范的稿件復審制度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刊物取舍來稿，以稿件學術水平為唯一標準。刊物將本著提倡學術爭鳴、推動學術創新的宗旨，相應開辟特色專欄，并每期推出幾篇實力作者的高水平論文。本刊期望海內外作者與讀者的支持。竭誠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