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伯明翰學派是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力量，其文化觀經歷了三個顯著的發展階段：早期學派意在從文化維度反對階級消亡論，視文化為主體意識的直接表達;中期借由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理論，強調文化建構于主體意識和社會結構的矛盾沖突之上;20世紀80年代后在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影響下，指認文化是主體借助商品消費抵抗意識形態的具體展現。考察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邏輯進程及其理論價值和缺陷，可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源。

　　關鍵詞：伯明翰學派;文化觀;意識;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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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博覽》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月刊)曾用刊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湖南文史資料;湖南文史，1960年創刊，是湖南省政協主辦，全省唯一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省部級學術性刊物，湖南省一級期刊。為辦好刊物，我們需要一切致力于理論研究和關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們的支持和幫助。熱忱歡迎廣大專家、學者、理論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者踴躍投稿。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的伯明翰學派，以1964年建立于英國伯明翰大學(UniversityofBirmingham)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以下簡稱CCCS)為大本營，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從階級、種族、性別等維度深入考察文化問題。學界普遍認為，以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是從意識形態維度研究文化的一項學術工程。盡管該說法點明了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突出特征，但這種過于籠統的概括一定程度上既掩蓋了伯明翰文化觀依賴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語境，也將其文化觀的價值和不足單向化、靜態化了。

　　筆者認為，我們更應當關注伯明翰學派文化觀不斷變更的聚焦點，而非簡單強調哪一點足以概括其整體特色，正如其核心人物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所說：“文化研究有多重話語;有許多不同的歷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構型。”[1]本文試圖將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置于英國馬克思主義發生的理論背景中，視其為一個“移動的譜系”，考察它在理論和實踐中的代際變遷和整體面貌，并嘗試分析其意義、價值和不足。

　　一、文化作為主體意識的再現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E.P.湯普森(E.P.Thompson)、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斯圖亞特·霍爾等人共同拉開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大幕。以他們為核心的早期伯明翰學派，在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美國社會學“民族志”方法、利維斯主義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對文化達成了基本共識，即將個人經驗置于優先探尋的地位，相信主體具有的自由理性能力，視文化為主體意識的直接展現。該文化觀主要呈現三方面的特色。其一，打破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二元對立。從文化形式看，F.R.利維斯(F.R.Levis)等人通過設定價值標準，將工人階級文化貶低到毫無價值的地步，激起了廣大英國群眾的不滿。在反抗洪流中，霍加特扛起工人階級反擊戰大旗，宣稱“不要從不同藝術類型(高雅的、中等的、低級的或其他)的先驗劃分開始，而應從每個時代的起點開始”[2]。

　　他強調要從現實經驗出發理解文化。威廉斯則通過“文化”概念發展史的考察，駁斥了長期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者將文化概念狹隘化的做法，指出根本不存在大眾，只有看待大眾的方式，令普通人的文化重新回歸“文化”概念。總之，早期伯明翰學派普遍堅信，文化不應當被先驗地預設價值判斷，它只有形式不同而無地位高低。但與之相悖的是，不少研究者分析具體文化形式時，卻常常重復利維斯主義，“接受了經典文本比當代的大眾文化更能深化和拓展人的經驗的觀點”[3]。例如，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1957)一書中，一邊大力頌揚二戰前工人階級文化的價值，一邊卻遺憾甚至憤怒地指責如今工人階級青年的“棉花糖式”(candyfloss)文化。霍爾在《流行藝術》(PopularArts,1964)中也指出，青少年雖然能夠自發地利用流行文化表達意識，但還是應當去學習“更優秀”的文化。種種跡象表明，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觀呈現出理論與實踐的明顯斷裂。

　　從文化內容看，早期伯明翰學派強調文化內容的瑣碎性、日常性和平凡性，而較少甚至有意避開文化蘊含的政治內容。這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早期伯明翰學派形成于英國快速步入消費主義的階段。如果說先前社會財富的巨大鴻溝使工人階級極易擁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那么現在高福利、高消費的社會語境則令工人階級沉湎于物質生活而在精神上日趨迷茫。其次，該學派出場于蘇共二十大等重大事件爆發不久，這使他們急于擺脫蘇聯馬克思主義那種將文化視為直接經濟產物的教條觀點。再次，利維斯主義對于文化不應涉及政治的基本立場也深刻影響了早期研究者。但湯普森不滿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將政治與文化分離的做法，高呼文化應作為整體性的斗爭方式而不僅僅是生活方式。就實際情況而言，湯普森倡導的文化立場在當時學派內的影響力較為有限。

　　其二，強調文化的階級性。早期伯明翰學派抨擊了之前將工人階級視為靜態被壓迫實體的觀點，宣稱“工人階級擁有一種強大的自然能力，該能力使他們通過適應或同化新的文化形式，使自己想要的東西留存下來”[4]。例如，在《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2)中，保羅·威利斯(PaulWillis)通過分析嬉皮士(hippie)等文化，肯定了工人階級青年團體在文化生產中的強大力量，突出其顛覆資本主義文化的潛在意義。在此前提下，早期伯明翰學派將建構一種新型民主社會主義文化作為旨歸，正如霍加特所說：“把人只培養到掌握這些基本知識所需的水平，那你只是生產了一個能夠受愚弄的社會，不鼓勵人們具有批判意識，不給予人們一種批判性的文化知識。”[5]因此，不論是早期成員積極參與成人教育工作，還是其整體的理論面貌，都展現出努力將資產階級的文化教育機制“為我所有”，幫助工人階級建立反抗資本主義新型文化的政治訴求。

　　其三，強調文化對現實生活經驗的回應。這種視角一方面來源于直觀經驗主義方法論，一方面是受到了包括湯普森、約翰·薩維爾(JohnSaville)、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Samuel)等英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下而上”歷史觀的影響。他們一改之前“英雄歷史”的書寫方式，運用史料力證廣大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在此視角下，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基本特點便是相信文化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在《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肯定了工人階級創造自己文化的能力，認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創造著帶有自身特質的文化形式。湯普森則在批判經濟決定論的基礎上重點指出：“人們并非僅僅被動‘反映’經歷，他們也思考經歷，他們的思索會對行為產生影響，思考是人類創造性的一面。”[6]

　　早期伯明翰學派肯定了階級主體和階級斗爭的現實存在，并將文化看作維護工人階級內聚力的重要紐帶。這種文化觀既改變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為代表的較機械地理解經濟與文化關系的做法，也扭轉了彌漫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濃厚的悲觀主義文化觀，奠定了伯明翰學派的學術底色，時至今日仍是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但同時，早期學派并沒有看到文化不僅是個人的創造，更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因此過于片面地強調了文化的獨立性，浪漫化了英國工人階級，以至于使工人階級似乎已經成為脫離社會經濟基礎的存在，或者借用伯明翰學派后起之秀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的話說，這種文化觀可能一直有意無意地在“鼓吹一種大眾主義”[7]62。

　　同時，現實經驗畢竟具有個體性、偶然性和局限性等，過于相信經驗必然走向“見木不見林”的地步。雖然以上特點勾勒了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基本面貌，但絕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比如威利斯在《什么是新聞》(WhatIsNews,1968)中就以發生在伯明翰大學的學生靜坐事件為例，指認新聞為了支持統治階級世界觀捏造事件，從而強調了媒介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顯著作用。威廉斯也明確指出意識形態對被統治階級的規訓作用：“這種體制雖然會否認它對人的控制，但它的確是頑固僵化的。首先，它很隱蔽，很難辨別;其次，正是通過其結構和意識形態，它似乎是要給人們提供一種自由感。”[8]這些零星的觀點，已經孕育了伯明翰學派文化觀轉變的萌芽。

　　二、文化作為意識和意識形態的交鋒

　　1968年，伯明翰學派的核心人物霍加特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任職，霍爾接替CCCS主任的職位，扛起文化研究大旗。盡管霍爾此前的研究基本采納了早期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但隨著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代際轉換，霍爾迅速接受了英國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論主張，開始帶領伯明翰學派進行范式轉向。

　　三、文化作為對抗意識形態的主體意識

　　20世紀80年代伯明翰學派作大規模葛蘭西轉向后，新的時代大潮接踵而至。政治領域，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保守黨重新執政，令英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遭受重創;經濟領域，保守黨通過一系列措施成功扭轉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頹勢，使英國經濟步入穩定增長軌道;思想領域，后現代主義思潮對英國社會科學的沖擊與日俱增，這些都推動了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再次轉型。

　　拉克勞、墨菲等人以后現代主義思想為依托，堅信當前反對總體性、普遍性的必要性，創建了著名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該理論對阿爾都塞的個體身份理論進行了重新闡釋，認為主體身份并不如阿爾都塞所說是固定的，而是流動不居的。這樣一來，阿爾都塞的構建被統治階級常識的“意識形態”粉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立場和話語。繼而，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也被消解了，多元化的社會斗爭(種族、年齡、性別等)順理成章地取代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推動歷史根本力量的階級斗爭。

　　該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步影響到伯明翰學派的各項研究工作，帶來了兩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開始從理論上相信工人階級文化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異質性，糾正之前過于偏執的文化總體性研究理路已經刻不容緩;二是拋棄了之前普遍以階級為基本分析框架的文化研究方法。他們相信，既然階級成員可以因時因地自由流動，那么階級身份也不再是其固定身份。也就是說，學派開始否認文化主體的實在性，代之以文化主體的流動性和破碎性。

　　在此基礎上，學派逐步建構將文化與意識形態重新對立的文化觀。這雖然表面上與第一階段相似，但從本質看完全不同：首先，這種文化觀沿襲了上一階段對文化的政治介入性的理論成果，突出了文化的政治性內涵，認為大眾文化是有意與統治階級對抗的一種文化，而不再像早期簡單無視或盲目排斥文化的政治性內容。其次，這種文化觀也不再像早期將文化視為工人階級生產的文化產品，而是將大眾文化理解為建立在由統治階級生產的消費產品的基礎上，就是說，文化問題由生產領域轉向了消費領域。

　　結語

　　在伯明翰學派的發展歷程中，其文化觀大致經歷了將文化視為主體意識的再現，到將文化視為主體意識和意識形態交鋒，再到將文化視為對抗意識形態的主體意識的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建立于經驗主義傳統之上，以對英國工人階級日常文化經驗的深度分析作為立論基點，突出了工人階級主體能動性的力量，將文化視為不同階級獲得身份認同的基本渠道。

　　第二階段，伯明翰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了更為緊密的聯系。學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實踐著馬克思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2]的重要論述。他們指出被統治階級的文化雖然以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為底色，卻依舊帶有主體自發的創造性，而這種文化創造雖然是為了抵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最終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收編”。至第三階段，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已經流露出鮮明的后現代主義色彩。它以文化消費論替換了之前的文化生產論，意在指認文化的流動性、差異性和無序性，傾向于分析大眾如何通過改造資本主義的消費品來表達抵抗情緒，并相信此種情緒不僅“永遠不會成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18]53，而且也不斷推動著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總體看，伯明翰學派文化觀的變遷反映了學派對如何理解及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不斷探索的過程。

　　針對斯大林主義那種以“經濟決定論”理解經濟與文化關系的做法，他們從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出發，指認文化在消費主義社會絕非只是精神性的活動，而是社會的物質性力量。從威廉斯將文化視作整體性的生活方式，到霍爾認為文化是以“社會群體在其中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們的社會和物質生活經驗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14]78，再到菲斯克定義文化是大眾的反抗意識“在社會中的生成與傳播”[14]2，可以看到，文化在伯明翰學派的理解和運用中從來都不是被“基礎”單向度決定的“上層建筑”，而是與社會其他構成要素間有著深層次的互動。

　　在此視域下，學派一方面深刻闡發了當代資本主義如何通過意識形態維護和再生產統治秩序，不僅為當代資本主義一直沒有爆發大規模工人革命給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也指明了當代語境中不同階級間意識形態領導權斗爭的緊迫性和嚴峻性;另一方面則有力扭轉了之前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彌漫的精英主義文化觀。雖然學派在不同階段對主體和結構間的關系看法不同，但他們始終相信，“在一個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內部也不只有一種趨勢在起作用。那些并不處在權力頂峰的群體和階級，仍然會在他們的文化當中尋找表達和認識他們的從屬地位和經驗的方法”[23]。

　　但是，伯明翰學派文化觀存在的重大不足也值得深思。盡管學派理論上承認經濟對文化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但縱觀各個階段的研究實踐，都甚少談及經濟和文化間的關系，而是始終局限于探究上層建筑各要素間相互作用的藩籬之內，這使得他們無法從根本上分析文化現象不平等的根源，落入了文化決定論的窠臼。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學派內外質疑聲的不斷擴大，當代伯明翰學派的繼承者們已經開始認真反思研究路徑的重大不足，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研究慢慢展露出回歸政治經濟學的整體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