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學誠以其“文史校雒”之學源自天性所近，故常于追憶早年往事之時不斷強化這一自我認知。他對天性的自覺體認與踐行，“入都”和“出都”構成重要節點。在處理求生與治學之關系及追求“存我”之學術人生理想的過程中，“因性之所近”都成為章學誠有所抉擇和行動的基本準則。

　　關鍵詞：章學誠因性之所近治學追求

　　文學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文史精華》(半月刊)是由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辦的文史博覽類刊物。本刊力求客觀公正地反映歷史本來面目,崇尚秉筆直書,不為尊者諱,以翔實可靠的史料性、具體生動的可讀性為特色,使讀者一刊在手,盡覽百年風云:常讀常新,極具保存價值。

　　章學誠強調治學應該根據天性所近，常有“因其性之所近”，及“得之于意之所謂誠然”諸語，并以此來選擇自己的治學領域與路徑。①瞿林東先生曾指出：“中國史學史表明，大凡一個新思想的提出，一部新著作的產生，一個新領域的開辟，都跟史學家自我意識的增強有關系。”②此觀點確為真知灼見，章學誠即一顯例。晚明時期，士大夫受到王陽明及其后學學說的影響，自我意識高揚，“影響及于學術，則是提倡創新精神和學術個性，所謂“只眼''獨見''自得'等類的詞語，充斥于學術批評理論的表述之中”③。而自康雍以降，這種意識以及由此匯成的學風并沒有延續下來。乾嘉時期在考據學風潮彌漫、幾成錮蔽性靈之勢的情況下，章學誠堅持“學有天性”的觀點，大倡“別識心裁”“獨斷之學”，欲以一己之力持挽時趨，甚有一副遠襲陽明心學的氣派。①毋庸置疑，章學誠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學術道路上始終能夠自覺體認并堅執“性之所近”。

　　但自我意識強烈的人，其知覺太過敏感，其姿態多卓爾不群，其境遇則往往布滿坎坷、充滿寂寞，所以章學誠的許多文章都透露出一種悲涼而慷慨、蒼邈而凄清的意境。本文將著重闡述章學誠在治學生涯中對天性所近的體認與堅守，不當之處祈請指正。-對“性之所近”的自覺體認章學誠常稱自己“吾所獨異”，“負異如鄙人”。②這些話，有的出于向封疆大吏自薦，難免有夸大的嫌疑;有的則來自寫給兒子的家書中，當不乏真誠與懇摯。有學者以刻意立異、嘩眾取寵稱之，例如針對“劉言史法，吾言史意”之說，就不少這樣的論調。

　　③章學誠確實好立異言、唱異論，但在他看來這并非有意為之，而為學求其是的自然表露。《眨異》篇中有言：“古人于學求其是，未嘗求異于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又說：“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圣賢、豪杰所以異于常人也。”④他所說的“異”，就其學術人生而言，大致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指為舉世之所不為的學術，一指成長經歷中存在著不可理解的跨越式發展。他在文章中對這兩點的敘說，時時彰顯出對“性之所近”的自覺體認。章學誠曾自道其治學取向云：“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于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嘗有憾。”⑤章學誠持有“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⑥的治學理念，所謂從事古文辭、史學義例與校讎心法三項學業“于心未嘗有憾”，就是對這種理念的踐行。此外，他還曾在多篇書信中吐露心聲，如：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蓋為后世開山。

　　(家書二)胡君(即胡虔—引者注)于裳績編纂之功，比小子為縝密，而小子于論撰裁斷，亦較胡君稍長。(又上朱大司馬書)學誠髓通大義，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談班、劉述業，欲以疏別著述淵源。(與錢獻之書)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家書三)鄙人不能詩，而生平有感觸，一寓于文。

　　(與孫淵如書)①這些頗有自知之明的斷語，既是對個人能力的認知，更是對自己學術天性的覺察。從中亦可概括出章學誠“性之所近”的三項學業，即史學、校讎與古文。在史學與古文辭方面，他專注于“發凡起例”與“論撰裁斷”，于校讎之學則著意于“疏別著述淵源”，這些均與當時學人重視“裳績編纂”“訓詁考質”的風氣截然不同。章學誠曾比較自己與孫星衍之學術的異同道：“鄙人所業，文史校讎，文史之爭義例，校讎之辨源流，與執事所為考核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皆不能不駁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無彈劾，官刑曹者不能不執法，天性于此見優，亦我輩之不幸耳。”②“天性見優”者，自然指“不能不”“駁正”之功用而言，但應該還包括“文史校讎”的“途轍”。可見，章學誠的確將從事“文史校讎”之業當作自己根據“性之所近”所做出的一生抉擇。章學誠對自己學術天性的認知，在追憶早年成長經歷的文本，尤其那些對“入識之最先”與“入趣之最深”③者的事后追認中表現得更為鮮明。倪德衛曾指出章氏“記憶世界”帶有虛構色彩，其“遙遠的記憶世界與作者文學趣味的世界已經混同了”④。

　　陳平原就撰寫“私人閱讀史”的話題說過：“所有的追憶……都有騰挪趨避的特權。一旦進入游戲，你能越過虛榮心這個巨大的陷阱嗎?所謂的'個人閱讀史'，會不會變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種自我吹噓?”①在章學誠的追憶中，“虛榮心”作祟而帶來的某種程度上的“吹噓”不可避免，但他對往事的選擇乃至對個人經歷的“吹噓”恰恰是反映其自覺體認天性、強化天性作用的絕佳史料。章學誠通過回憶構建起來的成長軌跡完全具備一位天才所應有的戲份。十五六歲之前，身體多病而“資質極魯”，他說：“幼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極魯，日誦方百余言，輒復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為之后的突變做足了鋪墊。也就在14歲這一年，“極魯”的狀態似乎突然間發生變化。

　　他回憶道：“顧老父聚徒授經,仆尚為群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自后知識漸通，好泛覽，老父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輒彷徨久之。”②章父的“聚徒授經”起于乾隆七年(時章學誠5歲)，至乾隆十六年(時章學誠14歲)赴湖北應城任知縣止。③也就是說，至少在14歲時章學誠天資初啟，顯現出某種對于學問的偏好，即對“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且“好泛覽”。聯系章學誠日后所取得的成就，此時的他正是一個高明獨斷者的雛形。

　　15歲至20歲的幾年時光，章學誠跟隨父親在湖北應城度過。章父曾延聘柯紹庚先生“日課以舉子業”。《柯先生傳》述及這一階段的往事:“學誠不肯為應舉文，好為詩賦，不得其似，又編纂春秋家言，戲為紀表志傳，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一得當也……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游歸，必有所記述，同人相與貿貿嘆賞，追思舊事，多絕可笑者，然嗜好未嘗入世俗也。”④“不肯為應舉文”“好為詩賦”“自命史才”“出游歸，必有所記述”等等，這些日后追思不免覺得可笑的叛逆之舉，其中都蘊藏著天性的光輝，章學誠自哂之余也頗有一絲為“嗜好未嘗入世俗”而引發的驕傲。

　　其中“編纂《春秋》家言”最能作為探求“天性所近”的依據，故而章學誠把它作為自己人生的標志性事件一再提及。譬如他曾說：“至吾十五六歲雖甚呆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于史學;塾課余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則兒戲之事，亦近來童子所鮮有者。”①這一時期，對古文辭的嗜好在文章中也多有敘述。他回憶自己初購《昌黎文集》時的情境道：“惟是童子塾中，初購此書，即已寶如拱璧憶此書乃甲戌秋冬所購，是時先君方官湖北應城知縣，塾師于舉業外，禁不得閱省他書，及得此集，匿藏篋笥，行窗輒竊觀之。初不盡解，顧愛好焉，不忍釋手。”②“初購此書，即已寶如拱璧”，“初不盡解，顧愛好焉”等舉動均溢出理性的范圍，可謂對“天性所近”的巧妙訴說。

　　至21歲，章學誠用“駛駛向長”來形容自己20歲之后的跨越式發展，與20歲之前相比，“不類出于一人”。這時，他“縱覽群書，于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輒得當”，“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于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征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③。發生這種難以理解的變化，章學誠自稱為“獨異”;對于史學“似夙所攻習”與“識之卓絕”的描述，無異于謂為天性使然。按其所述，20歲以前對于史學已經發生濃厚興味，并有抄纂《東周書》的根底在，怎么能稱作不類一人呢?這刻意的“夸張”暴露出章學誠為自己治學創造天性依據的意圖。

　　二“因性之所近”與生存困境中的治學選擇

　　對于章學誠而言，如果說寂寞是其學術長途中的常態，那么流浪則是其生命在宇宙間的永恒定格。他曾自謂“困極思游，游而益困”，既是內在感受，也是外在真實寫照。章學誠自其父罷官始，就開啟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至父親病歿，他甚至因貧而不能及時奔喪。“親老家貧”成為他筆下最為常見的字眼。這種困頓不堪的情狀從其求救于人的信中最能見到，如乾隆四十六年《上梁相公書》云：學誠前此倉皇出都……茲則馳驅半載，終無所遇，一家十五六口，浮寓都門，嗷嗷待哺，秋盡無衣，數年遭困以來，未有若此之甚者。目今留滯肥鄉，至于都門內外，一切糊口生涯，無論力不能謀，且地處僻遠，消息亦無從刺訪。當此水火急迫之際，不得仰望長者知己一為拯援，先生當不以為躁也。

　　此外，乾隆五十二年《上畢撫臺書》，嘉慶元年(1796)《上朱中堂世叔》，嘉慶四年《上朱大司馬書》，也均有類似文字。①可見，這種因生存帶來的困頓幾乎貫穿章學誠的大半生。他在《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中曾言，為解家貧“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對待時尚的態度，竟然能夠左右一位學者的生存境遇，“稍從”之說透露出十足的無奈。隱匿鋒芒，迎合時趨，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未嘗不失為一種自保與求名的策略。章學誠何嘗不深知從眾的輕松，曾謂：“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仇;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眾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倚。”②以眾欺寡，不問真是真非，由中略可窺見國人的劣根性。章學誠深受其苦，卻依然“負異”、追求“發于意之所謂誠然”的快樂，甘愿以獨醒者的姿態聳立在皆醉的眾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