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值得》中，敘事投影對善的挑戰與回應成為了小說戲劇張力的最強支撐，黃孝陽將筆頭聚焦于輕佻庸俗的欲望與權力，我們以“缺失”這一基本的悲劇元素為原點，思考黃孝陽如何在共情中，擴張父權與個權對于個體生命投射的邊界‍‌‍‍‌‍‌‍‍‍‌‍‍‌‍‍‍‌‍‍‌‍‍‍‌‍‍‍‍‌‍‌‍‌‍‌‍‍‌‍‍‍‍‍‍‍‍‍‌‍‍‌‍‍‌‍‌‍‌‍。

　　我們談論“缺失”時，一般強調的就是與他者進行系統對比之后的流動性結果，在文學領域，個體的流動性因其閃爍不定的特質同樣也帶來了人物各自的命運危機‍‌‍‍‌‍‌‍‍‍‌‍‍‌‍‍‍‌‍‍‌‍‍‍‌‍‍‍‍‌‍‌‍‌‍‌‍‍‌‍‍‍‍‍‍‍‍‍‌‍‍‌‍‍‌‍‌‍‌‍。 而從生物領域看，缺失指的是一個正常染色體因不可逆的客觀阻力而斷裂，此后丟失了一列組合中的片段基因，因為基因中攜帶的遺傳性物質的缺乏，常導致個體生物的生命力或部分身體機能的下降甚至致死，簡而言之，通常意義上不致死的丟失往往造成異于常人的癥狀‍‌‍‍‌‍‌‍‍‍‌‍‍‌‍‍‍‌‍‍‌‍‍‍‌‍‍‍‍‌‍‌‍‌‍‌‍‍‌‍‍‍‍‍‍‍‍‍‌‍‍‌‍‍‌‍‌‍‌‍。 而“缺失”本身不是一個特定的具象化的存在，相反，它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是浩渺的、不可或缺的循環，已然成為人類群類的情緒癥候。

　　當我們將思考的目光投注在這個節點，會自然地將這個詞拆解成悲劇的各個要素。 缺失不是宏大的關懷與安慰，而是對個體生命力的凝望，抑或是某個民族因為缺失而緬懷一個時代或是啟程探索一段時間，這樣的不足是個人和群體的動力，進而邁進了悲劇的淵源。 在儒家傳統道德思想中，“三綱五常”是不可抵觸的社會過濾網，人性的高壓被刻進民族文化的血液，個體就必然會經受缺失的壓力，而后，殘廢的個體精神往往會淪為社會的簡單符號，“無意識”的藝術旨歸成為了陽光下的陰影。 因此，在黃孝陽的作品中，對社會的體察在“缺失”的母命題中見微知著，顯影了父權的壓制與母性的缺席，不僅是對個體無意識的書寫，更剖析了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狀態，他完全摒棄了廉價的想象力和短視的思維力，辛辣而搖曳。

　　一、敘事投影及情節自洽

　　在多種敘事模式的綜合運用之下，《人間值得》以張三為網上的蜘蛛慢慢建造他漂浮無依的絲網世界，飽含眾生相的各類官員與吳情、鹿野、小羽、許姜等七個女人的人生故事，像一束燦爛的煙花從高空墜落在張三生命的織網上，意識流手法的運用加強了魔幻感，意象化的哲思游弋于黃孝陽的字里行間。 如果如習斗所說黃孝陽的前作《人間世》是一只“以后現代主義精神為翅的中國小說之鳥”，那么在新作《人間值得》中恰如其反，是作者對人間觀察的另一大膽的實驗性宣泄，如一只嘗過燕餌珍饈卻餓極多日的鱷魚般粗暴，無法躲避的惡始終包圍著書里的每一個人物，結構了人生的悲劇性與荒誕性。

　　權力對生命獨立性的蠶食與慰藉就是黃孝陽行文的肌理脈絡，將讀者或者說某一種人同此心的感受從情節中抽離出來去尋找這樣或是那樣的靈魂共振，不是個例，群像皆可，這便是黃孝陽文字的質感與純粹，不是簡單的文字和情緒排列就可以體悟的生活本性。

　　《人間值得》之所以將一出眾生血淚史編排得具有史詩般的寓言感，首先是因為對細節刻畫的真實。 觀眾時常會覺得中國電影很空洞乏味，觀感的異常就來源于中國電影的敘事原型中事件往往是真實的，而細節卻是憑空想象的; 細節的真實不僅需要對生活的體察入微，更重要的便是作者的貼近現實的想象與感悟的坦誠。 黃孝陽對性的指征是毫不吝嗇的，與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禮”教以及社會家庭教育對性的躲避大相徑庭，是對于人類欲望最原始的體會與表達。

　　如第十三章的尾聲處，張三對女人的臆想后，“我為它的兇悍羞愧難當，左手托住，右手握掌成拳狠擊下去。 真他媽疼啊。 我還是沒有勇氣拿起兜里的小刀把它割了去。 ”真實感就體現在“托”“握掌成拳”等一系列動詞的白描表述中，而這段描述中，本體常規的生理反應與精神世界的對比交融，使得人物情緒和小說矛盾的張力大大超出經驗范圍之外，細節顯然是可以增加敘事懸念的，具有現實的夯實。 張三在自我閹割的節點停頓了下來，目睹著勇氣在人生的維度就此消失，從此張三便走向了煎熬苦痛的多重人格的分裂命運。

　　其次，《人間值得》并非按照張三年齡的時間線索流水般地進行線性敘事，而是將時間和空間都打碎，重新拼接組合過后，每個人物都將帶著歲月沉淀的塵埃氣息被推到觀眾的眼簾下，再細細道出他們的生命傳記。 插敘、倒敘、順敘在《人間值得》中輪番上陣卻有一番兵刃相交后的凌亂美感，可能是因為人生本來就是毫無頭緒的、沒有體系的時間總和，就像作者在交代每個人物的最終去向時，句式和排版始終如一，如：“小羽死了。 這是一個靜止的片斷。 我在這個片斷里待著數月，什么事也干不了。

　　”抑或是余招福的死亡，也是以先道出其命運結局的方式再倒敘其過往。 但在此之前，黃孝陽對人物形象的建立已然下足了筆墨，兩人都因為生命歷程中有過不同程度和不同原因的“缺失”，造成了自我意念與悲哀現實間的沖突，只有死亡才可以解脫，幾句簡言就將死亡寥寥帶過，算是吊足了讀者的好奇心與胃口，而在震驚之余的留白才是最重要的敘事目的，讀者會在這個過程中思考，慢慢自我消解掉無奈與悲傷，再重新啟程抵達人物死亡的真相，一唱三嘆，精彩寫實。

　　二、邊緣視角對現實世界的補足

　　黃孝陽筆下的人物是兼容的，尤其是張三，他筆下的張三是一個邪惡暴虐、泯滅人性的人，另一個張三則是張三本人筆下的張三，秉持著善，同這非人道的世界作斗爭，這就解構了張三這個人物的層次性。 張三對神持不留余力的藐視態度，所以文中多次出現的希臘神話故事正是對張三自我人格交出的又一次特別的關注。 張三懼怕狼，不是因為狼在他劃定的秩序與規矩之外，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狼群中的一員，或非佼佼者且不言，他深刻理解他為人處事的標榜——狼的兇狠獸性在人類的游戲森林中也同樣適用。 張三把這座城市看得很低：

　　“我了解這個城市，它的骨骼與內臟，肌膚與毛發，真皮組織與細胞壁。

　　我了解它，包括那些已被它遺忘的，唾棄的，哪怕是它多年前曾吐出的一塊痰。

　　我了解這只饕餮怪獸的魂靈。

　　這不需要學者的嚴謹理性與田野調查，不需要寫作者的敘事與抒情，因為我即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眼珠子，它眼珠子里的光，它的爪牙，它爪牙上的鋒利，它的DNA片斷。 ”

　　以狼的姿態和視角補充強者的目光，肉食者本體極其排斥細胞壁的原始狀態，細胞壁只存于草木之類，然而，狼卻是在城市中野蠻生長的另一株草木。 可張三忘了草木皆兵。 他肉欲的渴望與自我的意志都在與悲哀的現實相抗爭，在自我造就的牢籠里痛不欲生。 而蒲松齡曾對狼的輕視不屑如“禽獸之變詐幾何哉? 只增笑耳”，已然暗示了張三被權力損害的命運。 在擁有絕對話語權的人眼中，一切肆虐與變態都由此為源頭，而所謂權力關系的崇拜者，不過是徒增笑料的狡黠之輩，拿劉啟明來說，“這樣的狗，才會是這個世界上最兇惡的狼。 ”一如《日出》中妄想攀爬權力結構的銀行小職員李石清，不擇手段、毫不留情地向上攀爬，結局唯有死亡可以贖罪。

　　這里我們可以下一個文學敘事中的定義，將作者筆下的張三稱為“本文張三”，將本文張三筆下失常的張三稱為“本事張三”以方便討論。 (本文時間在文學意義上是敘事主體對情節結構進行重新編排后的時間范疇，其本身具有近乎無窮的時間范疇; 本事時間僅代表故事發生范圍之內的時間范疇)。 而之所以說一個出身優越的資本家的角度敘事是邊緣視角，緣于邊緣人對社會通常的反叛以及人性的審判。

　　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本文張三時常跳脫出來對整個事件進行自我眼光和立場的評析，觀者之所以能清晰地明白七個女人各自于張三的意義，就是因為本文張三本人犀利準確的自我評述，如張三與李芳約好后山見面后本文張三的心理活動：“另一個聲音在嚷，女老師忠實于她自己。 是把自己當成一朵玫瑰，插入槍口，李芳忠實的是權力。 是為虎作倀者。 她們都是蕩婦，但不一樣。 前者是情欲之源，純真之源。

　　后者是貪婪之源，罪惡之源。 ”直抵殘酷現實的間離效果評論，讀者在此時被作者指引，仿佛墜入了小說所編織而成光怪陸離的灰暗幻境之中。 正是張三精神的分裂性與邊緣性，而這種人性的多樣復雜恰好也是個體的生存困境的表征，張三“性本愛丘山”的本性與暴烈現實間的矛盾使他成為一個“天使與魔鬼共存的結合體”。

　　更絕妙的是，第三人稱敘事與第一人稱相結合，讀者的心緒完全跟著作者的筆觸搖曳，那么作者想要表達的就容易與讀者產生精神共振，比如本事張三的第一次出現：“我叫張三‍‌‍‍‌‍‌‍‍‍‌‍‍‌‍‍‍‌‍‍‌‍‍‍‌‍‍‍‍‌‍‌‍‌‍‌‍‍‌‍‍‍‍‍‍‍‍‍‌‍‍‌‍‍‌‍‌‍‌‍。 把這個陳述句在鍵盤上敲出來，像和尚敲木魚。 “張三”這個人就與我有了距離。 我自他的體內掙脫出來，干干凈凈，一坨。 我打量他，反復審視他……我討厭他，可我還是奈何不了他。 ”這種“滑稽”的雙重性正是人稱綜合穿插的描述方法所結的。

　　對人和現實“命運”的觀察與描摹如何，一個作者和一本書的“命運”走向便也如出一轍。 《人間值得》以屁股起勢，但在文中也不憚俯瞰式的學術話語。 黃孝陽的文字是粗糲的，但并非地獄無間黃泉路上的苦痛之石，而是空間樓閣旁側的沙粒，夢想的浪漫的基石，看似與美麗相通的詩性毫無關聯，但縱觀小說全篇，詩性是流動的、水波蕩漾的，而張三本人的浪漫主義也讓這詩性在文中的連接顯得合理。 黃孝陽立足于小眾視角，以純粹的文學創作打開時代與現實面目模糊的窗紗，使得行文既可以引經據典，也可以偶爾粗魯率直，飽含市井氣息，無端之筆形成反諷之勢，生活表象之下的血肉在模糊酒香里見巷尾現實之深刻，作者的浪漫抒寫在本文張三的筆下，有如情緒洋溢的愛情之詩：

　　“世界是一艘逐漸傾斜的船

　　當船舷靠近海面，我是你的。 她說：

　　而這一切將絕無僅有，在所有婦人的夢境深處

　　你將成為那臺沉沒至海底的馬達，或者

　　你是那個魯莽的孩子——那時。 我是你的

　　她的手指在她艷麗的裙裾上好像一群謎語

　　唇齒間生出溫和的快感，我雖然無法理解

　　還是一把抱緊她，撕咬著她的脖頸與她的熱情

　　當她痛苦地叫喊出聲，我一瀉如注”，

　　也有哲思泛濫的時刻，如：“我是多么熱愛臨死前叮囑布羅德將其遺稿全部付之一炬的卡夫卡啊。 該死的布羅德背叛了死者的信任，若我能穿越到1924年6月的維也納街頭，我發誓，一定要打斷這個戴眼鏡的猶太人的雙腿。 真的藝術在被創作出來的那一刻，就該被銷毀。 上帝是它唯一的讀者。 這是對它最高的禮遇。 今天我們所談論的卡夫卡，不過是一個被眾生投食的怪物，是‘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 ”但在一般意義上，通常的小說慣用物質性因素的幫助撐開小說整體的空間，但黃孝陽選取的少數視角就是要將現實透視給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數。

　　三、權力悲劇下的缺失指征

　　讀者一旦醉心于某一本書或者啞聲于某一位作者，也許不僅是愛上他作品中個體構想的遙遠世界，更會輕而易舉地愛上他的故鄉、情緒抑或是某種生活的特性，由此，按圖索驥地探尋出他文學作品中的原型地址甚至是某一個原型人物，這樣的一種迫切正是《人間值得》可以滿足的奇妙所在，黃孝陽從文本跨越到現實世界的驗證感不僅使得文字和現實構建了緊密的、內在的聯系，也展現了其體察生活和時代特征入微的特殊范圍指征和超脫于常人的心理邏輯。 所謂黃孝陽的故事，就是現實的故事，即是男性與女性，掌權者與無權者，滿足與缺失的沖突。

　　“東西方女性所有美德中，最大一條，即順從。 ”以及“燈火通明的城市在我腳下，溫馴一如婦人袒露之軀。 ”字里行間里穿插的并不是對女性的藐視，相反是一種隱形的謬贊。 黃孝陽雖對現實世界秉持著現代懷疑主義觀點，但對女性的描繪依然是某種真理性的局部贊賞，如李芳的屁股、朱璇的身姿和鹿野身上的善良特質。 正如作者本人所述，婦女之友是他的人生底色，雖是男性作者，那么對女性的關注也就理所當然地轉換了視角。

　　書中一共七個女性，朱明霞、許姜、李芳、吳情的身子之所以是半透明的，是因為與主角張三達到了某種童年陰影和人類互通情緒上的共振，而鹿野、小羽、女老師是透明的、穿透靈魂的、跨越生死和時間長河的存在，是某種精神的契合，亦是他和該死的世界和解的橋梁。 人格的呼喚發生在悲劇的前夜，黃孝陽并不是個女性主義者，《人間值得》中的女性之所以沒有結局善終者，就源于作者對日常秩序的復現。

　　在數千年男權至上的國度，他劈開一條女性的關懷之路，李芳、吳情等半透明角色以及各色妓女的群像設計其實是在構成一個男性欲望的集合體，這一部分女性是按照男性的心理與喜好去設定的，承載了生理和部分心理上的慰藉。 但鹿野和小羽以及女老師，她們帶給有父如無父的、教育扭曲的張三生死觀和性的啟蒙，對他的生命軌跡有不可逆轉的征討，是烙印進血液中的快意，可以說，這些女人組成了張三，張三就是這些女人的別稱，“缺失”的契機為女性靈魂張本，男權與女權在黃孝陽的故事里抵達了永恒的平等。

　　每個人物都有各式各樣的秘密。 這些秘密就是他們生命當中的缺失，悲劇就來自于缺失某物的野心與欲望。 朱璇殺了老教授，是因為她沒有從他身上汲取到想要的回應; 小羽面對張三真誠的愛意淚流滿面，因為卑微的她渴望被愛; 而許姜最后游戲人間的墮落，是因為她缺乏了面對現實的勇氣; 余招福幻化成灰般的死亡，源于他對殘酷現實的無力和無奈，這一系列的匱乏共同構成了小說表層的憤懣。

　　其次，便是最具精致性和廣袤性的構建小說人物各式命運悲劇的存留——父權，張三曾經發問：“我憤怒的根源在哪兒? ”我答：“是父親種下了憤怒的種子。 ”張三自小生活在父親一手遮天的小縣城，父親的暴力是最淺顯的父權的表征，而看著父親各類的腌臜事：父親和女校長做愛，吳書記和李芳調情，但他也享受著父權帶來的特權生活的同時，才是精神層面的閹割。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北方文學對我國的文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被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龍源期刊網，超星數據等主流數據庫全文收錄。

　　由此，他對人類社會和既定制度開始不可一世，他玩世不恭地在日常秩序里游走，愈在享樂的泥沼里沉淪，就愈發從可怖的現實中抽離出身，去審視，去懷疑，變得痛苦，變得麻木。 然而命運沒有就此放過，源于悲劇的人物必須擁有正面的價值，張負重并不是張三的生父，這不同于侯孝賢電影中對父親的“缺席”無節制的恨。 所有記憶如潮水般倒退，張三甚至失去了恨的資格，父親張負重何罪之有，有罪的變成無罪，仿佛一切悲劇都是咎由自取，滔天的權力在最初的縣城和記憶里折疊，最后竟然連“缺失”都缺失了，人生還有什么值得永恒，最后的結局作者給出了答案，母性和妻性的愛是剎那間永恒的，女性光芒脫胎于“缺失”，卻永不缺失。

　　當然，在《人間值得》中，缺失并不單純體現在人物情緒性的欲望中，如張三及張負重或是吳書記與生俱來的、共同的對女性赤裸裸的情欲，黃孝陽鋪排了大量的悲劇前提與意義化的性與暴力。 在這個以建造奇異怪誕而達到嘩眾取寵的商業目的的喧嘩社會里，黃孝陽以缺失為肌理，描繪了體制與個體之間的沖突，張三的熱情與悒郁，奢望與不安，痛苦與沉淪，無數個如此悲劇性的時刻是一種美麗絢爛的精神迷茫，抵達了對現實生活的感應。

　　作者：馮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