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國時期，新疆社會動蕩，強鄰環伺，危機重重‍‌‍‍‌‍‌‍‍‍‌‍‍‌‍‍‍‌‍‍‌‍‍‍‌‍‍‍‍‌‍‌‍‌‍‌‍‍‌‍‍‍‍‍‍‍‍‍‌‍‍‌‍‍‌‍‌‍‌‍。 廣祿作為那一段繁雜歷史的親歷者和參與者，早年受家庭、學校教育以及社會變革的影響，其求學救國、振興邊疆的愛國之心萌發且日益堅定‍‌‍‍‌‍‌‍‍‍‌‍‍‌‍‍‍‌‍‍‌‍‍‍‌‍‍‍‍‌‍‌‍‌‍‌‍‍‌‍‍‍‍‍‍‍‍‍‌‍‍‌‍‍‌‍‌‍‌‍。 在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主政時期，廣祿無論身處何地，歷經何種磨難，其愛國之心、為國之志從未改變‍‌‍‍‌‍‌‍‍‍‌‍‍‌‍‍‍‌‍‍‌‍‍‍‌‍‍‍‍‌‍‌‍‌‍‌‍‍‌‍‍‍‍‍‍‍‍‍‌‍‍‌‍‍‌‍‌‍‌‍。 因為愛國愛疆，廣祿怒批盛世才的劣跡; 因為注重民族發展，廣祿雖身在臺灣，卻一心為民族文化事業竭盡心力，繼續履行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使命。 正是這樣誠直的堅持，成就了廣祿“不負此生”的愛國情懷。

　　關鍵詞 民國新疆 廣祿 愛國情懷

　　作者：鄭紅飛 張銳燕

　　廣祿(1900—1973)，號季高，錫伯族，新疆伊犁寧西縣人。 作為民國時期新疆歷史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廣祿深知新疆的水深火熱。 無論何人當政、何種社會局勢，廣祿始終堅守著“我是一個新疆人，我的命運與新疆不可分，正如新疆的命運和內地血肉相連不可分一樣”[1]的信念。 關于廣祿，學術界鮮有研究，如穆騰慕先生的《追憶廣祿先生》[2]，對廣祿的一生進行了回憶。 永托里的《想起廣祿先生》[3]針對廣祿晚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作了描述，但尚未全面、深入討論。 本文擬以《廣祿回憶錄》為線索，結合民國時期新疆的社會狀況，對廣祿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向大家展示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具有高度責任感和愛國情懷的廣祿。

　　歷史方向論文范例：民國時期地形圖敘錄編纂與展示方法研究

　　一、保疆衛國之基石

　　1.家庭教育的熏染。 家庭教育是廣祿愛國情懷萌生的土壤。 1900年，廣祿出生于新疆伊犁寧西縣。 廣祿的祖先穆隆阿青年時就研讀滿文、漢文。 同治年間，伊犁淪于回民起義，清廷派榮全[4]率兵進塔城，計劃收復伊犁，先祖潛赴塔城請纓，得到榮全任用，并任榮全的滿文老師。 其父富勒祜倫是清末錫伯營最后一位領隊大臣，精通歷史、天文，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 廣祿自幼受家庭封建思想教育熏陶，不斷被灌輸“四維八德”的儒家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5]，使得愛國主義的情感從小便在廣祿心中深刻熔鑄了。

　　2.學習經歷的蹴就。 如果說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廣祿愛國情懷萌芽的土壤，學習經歷則是其求學救國思想形成的養分。 廣祿在伊犁簡易師范學校讀書時，當時的校長余文清，不但學問好，眼光也遠大。 他深知伊犁民族復雜，強鄰逼視，因此特別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倡各族學生一律給予官費，入學讀書。 余文清時常講：“新疆是中國的固有土地，與內地血肉相連，永不可分，民族雖甚復雜，只要你們誠心接受祖國的優美文化，統一思想，精誠團結，熱愛祖國，新疆即可固若磐石，從此不受強鄰的挑撥與欺凌。 ”[6]這些話銘刻于廣祿的心中，奠定了他一生獻身于“保衛新疆永為中國領土”[7]神圣決心的基礎。

　　其次，廣祿在師范學校讀書時，常讀梁啟超先生的文章，如《飲冰室合集》《東方雜志》等。 受梁啟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影響，廣祿頓覺伊犁天地甚小，決心到北平考學深造，借以認識祖國偉大的全貌[8]。 當時，這種思想和行動在伊犁是空前的，父母兄弟及親戚們都反對且多加阻撓。 然而廣祿到北平求學的念頭，并不因此稍有動搖。

　　3.新疆時局的影響。 近代伊始，資本主義列強爭相宰割中國。 沙俄是侵略新疆的急先鋒，掠奪新疆大片領土，并強迫清政府與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沙俄不但糾合各國侵略軍侵入北京，燒殺搶掠，更是派兵入侵新疆伊犁，使伊犁人民備受欺凌。 1911年，沙俄政府借修改1881年伊犁通商條約之機，提出擴大侵華的無理要求[9]。 辛亥革命爆發，沙俄帝國主義侵掠伊犁的舊夢燃起，認為不能“讓這樣一個有利的機會悄悄溜掉”[10]。 1912年，伊犁起義爆發，沙俄借保護俄領、俄商、俄僑之名，派遣了一支200多人、由哥薩克馬隊組成的侵略軍，進駐寧遠(今伊寧)[11]。

　　往后只要一有機會，沙俄就找借口向伊犁增設武裝衛隊，如廣祿在回憶錄中所說：“在伊寧讀高小時，某天在街上，正逢沙皇俄國的國慶紀念日，俄國僑民們正在興高采烈地慶祝，一隊全副武裝的俄國哥薩克騎兵、大張旗鼓、耀武揚威地向著俄國領事館前進，接受俄國領事檢閱，并向中國人示威。 ”[12]同年，沙俄侵略軍趁伊犁起義時的亂局侵入喀什噶爾，要求增設領署衛隊，保護俄商，尋釁鬧事，“陽借保護之名，陰行侵略之實”[13]。 1913年，沙俄非法在阿勒泰設領和移民，劃定貿易圈，搶占農牧民土地、牧場 引起多次流血沖突[14]。 廣祿生長于伊犁，沙俄飛揚跋扈、侵略新疆、蔑視中國領土主權的殘暴行徑，深深刺痛了廣祿幼小的心靈，激起他對沙俄的仇恨。 因此，廣祿求學救國、振興邊疆的信念更為堅定了。

　　民國初年的新疆，禍亂迭起，危機四伏。 楊增新主政新疆后，一直奉行閉關自守和愚民政策。 1919年春，廣祿赴北平求學途中，受到楊增新的召見，被問及擇校意向時，廣祿等人的回答是法政、軍事。 楊則主張廣祿等學習農業和工業，并給予公費，承諾學成歸來重用。 在楊增新看來，新疆學生去內地學習法政、軍事等課程，會將內地的革命思想帶入新疆，破壞新疆的穩定局面，而新疆需要辦理實業，安定人民生活，并不需要革命。

　　但廣祿到北平后，補習了一年英語，第二年放棄學習農業的計劃，本著學習法律的初衷，考進了外交部辦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5]。 求學的六年間，北洋軍閥互相爭霸、戰禍屢起，國勢江河日下，人民遭受無限痛苦。 在學校，同學都是各省人士薈萃而來，同行其中，發現內地人對新疆的了解極度匱乏，有些人竟提出新疆人是否吃米面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16]‍‌‍‍‌‍‌‍‍‍‌‍‍‌‍‍‍‌‍‍‌‍‍‍‌‍‍‍‍‌‍‌‍‌‍‌‍‍‌‍‍‍‍‍‍‍‍‍‌‍‍‌‍‍‌‍‌‍‌‍。 內地人對新疆如此不了解，這使廣祿對新疆危機甚感憂慮。

　　正是基于上述方面的原因，廣祿的愛國、救國之心愈加堅定，使其“保衛新疆、建設新疆，使其永為中國領土”的愛國情懷更為強烈。 讓新疆人重視新疆，讓國人了解新疆，加強新疆與內地的聯系，成為廣祿不懈努力的方向。

　　二、愛國衛疆之情懷

　　1.初涉政壇，堅守本心。 廣祿用一生的時間只做一件事，就是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憂患意識，努力振興邊疆，加強新疆與祖國的聯系，使新疆永為中國領土。 楊增新主政時期，由于戰爭，加之俄國苛政，大量哈薩克族人進入新疆境內。 為了維護新疆內部的安定統一，楊增新調整政策，安撫由境外進入新疆的人員[17]。 廣祿初涉政壇，與楊增新接觸較多，時常被安排為其辦事。

　　1927年，楊增新派廣祿安撫由蘇聯邊境進入新疆的哈薩克牧人，調查逃“哈”的戶籍。 面對“逃哈”的賄賂，廣祿堅持從道義良知出發，拒絕賄賂，秉持“富貴不能淫”的原則，順利完成任務。 楊增新用人十分謹慎，其用人的標準是聽話、忠誠，在可控范圍之內。 塔什干總領事張少伯來電請辭，楊增新要廣祿去接任，廣祿以自己年輕，不能單獨負一方面重責，需要學習為由，堅辭不就。 讓他到南疆當縣長，廣祿亦拒絕。 楊增新說：“不去也好，你不愁沒官做。 ”[18]這其實是楊增新對廣祿的試探，結果也讓他歡喜。 作為剛入世的新人，面對政壇的各種是非，廣祿始終堅持為人的原則和真心為國為民的作風，與當時新疆官吏腐化的言行風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深得楊增新的賞識和信任。

　　2.促“新”發展，喜憂參半。 1928年，北伐戰爭取得了勝利，北洋軍閥政府垮臺。 新疆發生“七七事變”，楊增新被刺，勝利的果實輕而易舉地被金樹仁竊取[19]。 新疆執政者換了，但這并不影響廣祿為新疆振興發展不懈奮斗的愛國之心。

　　1930年，金樹仁任命廣祿為新疆省政府駐京代表，并向他征求了中央政府對恢復新疆督辦名義的意見。 廣祿把這看做是向新疆領導者陳述他“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衛新疆永為中華民國領土”志愿的好機會[20]，遂大膽地提出了九項必須且急應做的事情[21]。 這是廣祿第一次將自己為國為民的情感真切地表達出來，也意外被新疆主事者金樹仁所認同并接納。 金樹仁將呈獻國璽玉料、十八路總指揮名義改稱邊防督辦、開辟新綏汽車路線及購置短波電臺、汽車和其他建設材料等事務一并交于廣祿辦理。

　　為促進新疆與內地的關系，推動新疆的發展建設，廣祿愿竭盡所能且甘之如飴。 借獻玉的機會，廣祿向內地介紹新疆的風俗民情[22]。 到南京后，下榻于新疆駐京辦公處，并將從新疆帶來的各種名貴土特產進行了展覽，以供內地人士參觀，并受到內地人士的一致好評[23]。 這讓內地人士進一步地認識了新疆這塊領土的重要和富饒，而不像傳說中的那樣盡是些不毛之地，亦不會再發出新疆是否吃米面的疑問了。 1931年，廣祿得到蔣介石的接見，呈獻了玉料，并借機以新疆孤懸塞外、情況特殊為由，大膽且婉轉地向政府要求取消十八路總指揮名義，改為新疆邊防督辦[24]，完成了此項艱巨的任務。 廣祿離心之所向又近了一步，內地人士重新認識了新疆，彼此聯系也有了進步。

　　廣祿愛國憂疆的情感不曾有絲毫的倦怠。 1932年，由于金樹仁的貪婪跋扈，在哈密實行暴政，侵犯民族利益，哈密發生民變。 加之馬仲英入新，企圖在新疆奪取一席之地[25]，新疆政局岌岌可危。 廣祿任職新疆省政府駐南京代表，對于金樹仁向中央政府呈遞報告，避重就輕地反映新疆情況，廣祿不忍欺瞞中央政府，且展望新疆局勢，憂心如焚，所以呈函辭去南京立法委員的職務[26]，返回新疆觀察實況。

　　廣祿本想向金樹仁獻計挽救新疆危局，誰料新疆局勢已不堪收拾[27]。 面對新疆的危局、金樹仁的昏庸，廣祿無奈也無助，于是轉赴塔城，擬往宰桑就職。 不料中途接到省令，要求廣祿配合魯效祖代表省府與蘇聯接洽，負責接收東北抗日義勇軍。 廣祿看到這些可愛可敬的人們，感嘆：“新疆因內政不修，外力侵略而危機重重。 但我們決不能坐視不救，任其就此淪亡，誓必竭盡所能，挽狂瀾于既倒，以無比的勇氣，保住祖國西北角上這塊錦繡河山。 新疆在此危急之秋，獲得這樣一批戰士，真是邀天之幸，國家之福。 ”[28]能負責完成這樣大的任務，廣祿感到非常榮幸。 這些或憂或喜的行為，更體現出廣祿保衛新疆、維護新疆穩定團結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

　　廣祿胸懷天下而不謀私，順勢作為而不諛世。 1933年，盛世才上臺，委任廣祿為外交特派員。 廣祿知道盛世才為人陰險毒辣，狡詐多變，不能共處，所以堅決推辭。 廣祿趁機與南京政府派來視察新疆的外交部長羅文干見面，密求脫身之法。 羅文干深表同情，電請中央將廣祿由宰桑領事調升塔什干總領事[29]。 但新疆發生伊犁事變，伊犁的張培元聯合第二次進疆的36師師長馬仲英，欲攻占迪化，打倒盛世才。 盛世才知道廣祿與張培元私交甚篤，讓廣祿赴伊犁安撫、拉攏。 廣祿審度情勢，認為鷸蚌相爭，坐收漁利的只是蘇聯，而新疆將陷于萬劫不復‍‌‍‍‌‍‌‍‍‍‌‍‍‌‍‍‍‌‍‍‌‍‍‍‌‍‍‍‍‌‍‌‍‌‍‌‍‍‌‍‍‍‍‍‍‍‍‍‌‍‍‌‍‍‌‍‌‍‌‍。 “個人利害事小，國家安危事大，不為盛世才，可; 不為國家，不可。 ”[30]廣祿勸張培元暫時忍耐，靜觀時勢變化，以求萬全之策。 雖保家衛國心之急切，但在關鍵時刻，廣祿沉著冷靜，視觀其變，穩拿建議。

　　3.身在中亞，心系新疆。 1934年4月間，廣祿離開了新疆，赴塔什干總領事館擔任總領事一職。 任職期間，廣祿始終關注中蘇關系的方方面面，想方設法與蘇聯方面進行交流協商，并選取新疆各民族子弟到蘇聯中亞地區留學，為新疆培養各方面有用人才。 雖遠赴他國，廣祿卻不能放下祖國，密切關注新疆社會發展狀況。

　　1934年7月，馬仲英在新疆敗績逃亡蘇聯之后，時任塔什干總領事的廣祿開始密切關注其動向，并多次向新疆省政府報告其政治活動[31]。 除此之外，廣祿在任職期間關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留學生問題。 廣祿就有關問題曾多次致電或致函新疆省政府。 例如，1936年，廣祿向新疆省政府人事室呈報：赴蘇聯塔什干國立大學留學并畢業回國的24名學生內，有15名錫伯族學生、5名漢族學生、1名回族學生、3名塔塔爾學生等情況[32]。 同年廣祿向新疆省政府教育廳報送的文件寫到，新疆選送到蘇聯留學的學生，近期將要畢業，懇請教育廳派人親臨檢查其學業，以資鼓勵[33]。 9月，廣祿致新疆省政府秘書處的文件將錫伯族學生富謙、舒慕同等8名學生的年齡、就讀的院校和學習等情況以表格的形式較詳細地記錄并作匯報。

　　1937年7月23日，廣祿致信新疆省督辦盛世才，匯報了在蘇聯塔什干留學的新疆省學醫學生本年即將畢業的情況[34]。 另外，1936年7月，駐塔什干總領館總領事向省政府致函稱:“敝館經費數目之久未蒙撥到，經常困難，請轉懇政府迅予以籌撥，以資維持現狀。 ”[35]1937年7月向省政府匯報了1937年度外事工作和外事辦事員情況[36]。 四年駐外生活，廣祿竭盡全力為新疆社會發展努力，盡心處理好領事館的各項事務，認真負責留學生的接收，密切關注留學生的在校學習情況，畢業分配情況，或繼續留在蘇聯深造，或送回新疆，以所學貢獻于新疆的民族事業。 總之，這四年廣祿無愧于總領事的頭銜，無愧于新疆的百姓。

　　三、批盛禍新之悲憤

　　1930年，金樹仁獲悉盛世才將入新，婉拒以阻止，因魯效祖堅持，盛世才到達新疆。 金樹仁深憂養虎為患，委以一些閑職。 對于所任職務，盛世才雖稱“軍階的大小對我倒無所謂，我的志愿是在做大事，然而不在于做大官”[37]，實則是臥薪嘗膽，為他的未來“做大事”做準備。

　　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金樹仁政權瓦解，盛世才當上新疆省督辦。 為了鞏固統治地位，確保統治權，盛世才開始排除異己。 先是以“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為”[38]為由，殘害“四一二”政變中的幾位核心人物陳中、陶明樾、李笑天; 其后盛世才又將達坂城戰敗之責歸罪于東北軍將領，將戰時的東北軍將領逮捕，并冠以臨陣脫逃、圖謀不軌、擾亂邊防等罪名，殘害至死。 歸化軍頭目也無一幸免。 這些原本無辜的人，僅因盛世才的猜忌、防備，而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

　　“盛世才的本質是軍閥，為人陰險狠毒，唯利是圖 對于手下工作之人，凡被他的政治野心馴服的，都加以利用; 凡在政治上有影響、有能力的人，都視為心腹之患，肆意排除。 ”[39]盛世才主新以來，狐疑多端，深恐新疆有志之士、愛國賢者、有能之人奪去他的政權，所以1937年至1944年，盛世才制造了“陰謀暴動案”，不惜加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的下屬、新疆的進步人士、中共人士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將其逐次投獄殺害。 1938年7月間，廣祿因不滿盛世才所作所為，頗為盛世才所忌。 盛世才竟以商討外交事宜為名，誘廣祿回迪化，無辜將其投入監獄。 直到1944年10月間，吳忠信蒞臨新疆接任新疆省主席，廣祿這樣無辜受冤被關押在監獄的人才陸續被釋放，得以重見天日[40]。

　　廣祿出獄沒多久就返回伊犁家鄉，到家時才知道母親因他入獄而憂患過度，已于1941年過世了，而家園蕭條情形尤使廣祿傷心怵日，不僅一家，家家都是如此，苛政猛于虎，誠非虛言。 家人告訴廣祿，常年被盛世才以叛逆眷屬相待，百般凌辱，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更難言喻，物資方面又被盛世才劫去牛、馬數頭，羊數百只[41]。 如此事實，怎讓人不悲憤?

　　上述是廣祿因看到盛世才后來在臺北《自立晚報》上發文《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其中有許多詆毀廣祿的言語，又加之盛世才在新十二載，制造陰謀暴動，用盡各種殘酷手段，陸續殘殺竟至12萬多人。 面對自己的種種惡行，盛不僅不知悔改，還發文編造新疆過去的事實，企圖掩蓋自己的罪行。 廣祿甚是憤怒，遂寫了《批判盛世才》[42]，揭發盛世才的劣跡，以證事實真相。

　　如此惡人，于公于私，該被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廣祿為國仇家恨，揭發、批判盛世才的賣國劣跡，貪污腐敗、殘暴害人手段，以求國人的裁判，化解心中的悲憤。

　　四、棄政從文之決心

　　廣祿出生并生長于新疆，經歷了政界的風風雨雨，自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后，廣祿也離開新疆去了臺北。 也是這一時期，廣祿逐步脫離政界，開始了他的學術研究生涯，致力于本民族語言文化的研究和推廣，致力于滿文原檔的整理、翻譯和研究。

　　廣祿先生作為錫伯族中的一員，對本民族語言文字的繼承發展極其重視。 生活在臺灣，在只有唯一一戶錫伯族的情況下，他仍然不忘自己的民族，不忘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不但自己從事研究工作，廣祿還堅持教自己的家人說錫伯語，學習滿文，并從事滿文滿語的宣傳和傳授工作[43]。 不僅如此，廣祿還在臺灣大學擔任滿文教授，廣招弟子。 廣祿“希望能將此一沒落之滿族文字，透過青年人之研究與整理，能夠永久地保存于學術界”[44]。 通過教授滿文，廣祿培養了一批精通滿文的人才，為滿文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礎。

　　國民黨政府往臺灣撤退時，帶去了很多重要的文獻資料，其中清代的滿文檔案尤其珍貴。 檔案都是用老滿文書寫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滿文使用范圍不斷縮減，清朝中后期滿族中使用滿文的人已極為有限，到了清朝末年懂滿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當時一般研究清史的學者大都不懂滿文，后又因各方面的原因與困境，滿文研究趨于停滯。 在這種情況之下，廣祿先生保護和發展滿文這一珍貴的中華民族歷史遺產的愿望更為迫切，也下定決心棄政從文，為民族事業盡一份自己的氣力，開始了滿文的研究工作。

　　廣祿先生致力于滿文原檔的研究整理工作。 1962年9月，廣祿先生發現了一批珍貴的清朝開國史料，經過研究整理，廣祿和李學智先生將其檔案定名為《老滿文原檔》和《舊滿文檔》[45]。 隨后，二人開始了艱難的檔案資料的整理、編譯和研究，在執著努力下，克服重重阻力，于1969年將其以書名《舊滿洲檔》分成10冊影印出版‍‌‍‍‌‍‌‍‍‍‌‍‍‌‍‍‍‌‍‍‌‍‍‍‌‍‍‍‍‌‍‌‍‌‍‌‍‍‌‍‍‍‍‍‍‍‍‍‌‍‍‌‍‍‌‍‌‍‌‍。

　　廣祿先生為滿文書籍的編譯工作盡心盡力。 廣祿和李學智先生將滿文原檔整理完畢后，繼而開始了煩瑣的譯注工作。 二人排除萬難，經過不懈努力，終于在1968年完成了清太祖20冊老滿文原檔譯注初稿[46]，并經詳細的復校和改錯，最后定稿。 其后，廣祿和李學智先生發表了名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的長篇論文[47]，將兩者的歷史關系及《老滿文原檔》的價值等作了系統詳盡的論述。

　　1970年，廣祿和李學智以《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為題，把第一冊滿文原檔中的“荒字檔”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將滿文原文轉寫成羅馬文字并附上逐字的漢語對譯和意譯，卷末附注譯、人名、地名索引。 1972年第二冊“昃字檔”和《舊滿文檔譯注》也相繼出版[48]。 這是第一次《老滿文原檔》的漢文注譯本出版，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是當代中國學者研究滿文原檔的首批重要成果。 廣祿為滿文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讓后來滿文愛好者更有信心作更為深入的研究。

　　廣祿先生雖居于臺灣，棄政從文，卻至死不渝地堅守本心，時刻懷念家鄉，珍視自己的精神家園和珍貴的民族文化傳統，為發展民族事業費心盡力，直到生命盡頭。 這是錫伯族人民的幸福，亦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五、結語

　　廣祿先生在自述中講到:“祿自壯年奔走國事，殫精竭慮，從未稍間 庶幾不負此生也。 ”[49]他半生為保衛國家、建設新疆而服務，半生為民族語言文化事業盡心盡力。 無論社會如何變遷，始終以一顆堅定的愛國之心面對這紛亂復雜的社會，無論誰當政，毅然對新疆的發展傾盡全力，將“保衛新疆永為中國領土，擁護國家、民族的真正團結與統一”作為其畢生的奮斗目標，即使磨難萬千，生死面前，為國為疆的初衷也從未改變。

　　廣祿的一生，或許也是萬千中國愛國志士的一生，為國家利益、新疆穩定、民族和諧默默奉獻自己的所有，為國家的蓬勃發展、為維護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而盡其所有，正因為有像廣祿先生這樣的一群舍身為國之人，中華民族無限的凝聚力得以延續，中國發展的步伐更加堅定有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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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榮全，滿族，同治五年(1866)被任命為伊犁將軍，為清政府在新疆的統治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