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存在‍‌‍‍‌‍‌‍‍‍‌‍‍‌‍‍‍‌‍‍‌‍‍‍‌‍‍‍‍‌‍‌‍‌‍‌‍‍‌‍‍‍‍‍‍‍‍‍‌‍‍‌‍‍‌‍‌‍‌‍。 從以日文為主的外文書籍進口到中文進步書籍的代售，中國知識分子從接受國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譯到日本出版，內山書店完成了從外國文化輸入到中國文化輸出的歷史性跨越‍‌‍‍‌‍‌‍‍‍‌‍‍‌‍‍‍‌‍‍‌‍‍‍‌‍‍‍‍‌‍‌‍‌‍‌‍‍‌‍‍‍‍‍‍‍‍‍‌‍‍‌‍‍‌‍‌‍‌‍。 特別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對中國的左翼事業起到了支持作用。 內山書店不僅出版各類期刊圖書，還為推進中日文學譯介、文學家交流和中日共同策劃出版提供了資源與媒介。 在中日關系波詭云譎的民國時期，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橋梁，為兩國文化交流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內山書店　中日出版　左翼文學　文化交流

　　上海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不可忽視的文化地標。 第一代店主內山完造作為日本參天堂眼藥公司的海外職員，于1913年來到上海。 1917年，內山書店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號(今四川北路1881弄)創立，經過1924年、1928年兩次擴大，1929年遷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陰路)11號。

　　文化論文范例： 互聯網時代實體書店的困境及對策

　　內山書店所在北四川路一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聚集了許多出版相關行業，有上海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創造社出版部等。 此外，太陽社、上海藝術劇社、舉辦過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的中華藝術大學、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等組織機構也聚集在此，魯迅、茅盾、柔石、馮雪峰、郭沫若、鄭伯奇等進步文人也在此聚集過，因此這一帶與中國近代文化運動有著深厚的因緣。

　　本文以中日兩國一手資料為基礎，首先回顧了民國時期的上海內山書店如何通過日文書籍，特別是醫學、左翼出版物的引進流通，為中國知識分子帶來國外新知，影響中國的新文化界; 其次將目光投射在內山書店日文期刊、書籍的出版以及對中國左翼、版畫書籍的出版代售事業; 最后探討了內山書店與日本改造社、巖波書店等出版社的聯系，在中日出版界間以及兩國文學文化交流中起到的媒介作用。

　　一、中國新文化界成長的重要平臺

　　1. 有識之士了解世界的窗口

　　內山完造與夫人美喜都是基督教徒，當時上海沒有出售《圣經》的地方，內山書店從東京的警醒社訂購了一箱圖書，開始經營基督教書籍。 據內山回憶，第一個月營業額是84日元20錢，第二個月就達到120日元。 日本正金銀行和三菱銀行的人來店指導內山，認為可考慮經營其他書籍，因此內山訂購了日本著名出版社巖波書店出版的一批哲學叢書，這可以說是內山書店經營普通書籍的開端。 [1](2)當時上海的書店對日本的新刊多視而不見，在中國買到外文書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此，內山書店開設不久，就吸引了一群“內山書店粉”，有基督教信者、愛好讀書的銀行職員等，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幾乎都是書店顧客。 [2](243)

　　內山書店開設之初，每次新書入貨，便把書目油印成“誘惑信”，每封信都親筆寫上對方的姓名地址，郵寄給上海的各大日商公司，近處則由店員送去。 每周一次，效果堪比廣告，每次信件送出后的當天下午，客人數就會劇增。 內山還在巷子路口立起看板，寫上“知識的源泉，人格的原動力”等標語，在店內也將“人生食糧”“文化種子”等金句寫在報紙大小的白紙上，貼滿墻壁。 [1](20)

　　20世紀30年代的《大公報》設有“讀者問答”欄目，屢有讀者詢問日本藝術刊物、《茶花女》劇本外文版，及醫學、生物學、陸地測量問題、紡織、水產等書籍，甚至還有問詢水果用書去何處購買的問題，編輯均回復讀者，可去內山書店選購。 早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日兩國報刊媒體上便開始出現經售處為內山書店的新書廣告：《新聞報》在1927年3月至4月間刊登《最近上海金融史》廣告; 《時報》在1930年4月至5月間登載《現代日語(上卷)》廣告; 《新聞報》于1931年5月19日刊登《大學高中適用現代日語》廣告; 《中央日報》于1933年12月30日先行登出沈覲鼎《修正增補：東文新教程》新書廣告，其后《新聞報》還數次為此書打廣告。 內山書店還是日本巖波書店唯一的中國代理店，從《時報》1935年11月30日的《巖波版詞典短期特賣》廣告中，可以看到《日俄字典》《理化學詞典》《動物學詞典》《西洋人名詞典》《哲學詞典》《經濟學詞典》等各類巖波書店出版的詞典。 《時報》與《大公報(上海版)》1936年6月刊登《漢字索引日華大字典》廣告，《大公報(天津版)》于1936年8月刊登《最完善之日文教程：日文津梁》廣告，此外，1937年5月10日的《大公報(上海版)》有《中國工商業美術選集》的介紹。 以上書籍內容涉及日語教材、辭典、金融、醫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內山書店的廣告遍布民國時期最具人氣的商業報紙，如《新聞報》《時報》《大公報》等。

　　上海的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大陸新報》上也多次刊登“名著案內”廣告，加之報社對內山多本隨筆集的宣傳以及書評，達到極好的廣告效應。 除此之外，各種日本報紙還刊載《實用速成上海語》《上海的歷史》等在上海的出版，及富有當地特色的日文書籍在內山書店銷售的廣告。 書店積極拓展和日本出版社的聯系，特別是與東京堂結成合作伙伴關系，大量進口圖書。 筆者收集到1936年的日語旬刊《新刊案內》，每月三份，每期封面都印有“上海北四川路底(本店)內山書店”的字樣，封底的出版社為日本的東京堂。 可見，內山書店的新刊目錄與東京堂保持一致，即日本東京堂的書籍，從內山書店均可訂購到，其內容包含哲學、宗教、教育、日本文學、外語、美術、音樂、戲劇、社會、經濟、工商業、農業、理科、考試用書、婦女兒童讀物等領域。 內山書店的圖書在當時可通過郵政包裹發往全國多地，毋庸置疑，內山書店是民國時期全面經營中、日文書籍的大型綜合性書店，對上海乃至全國出版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時日本出版業興盛，日本書籍比起其他外國書籍的價格要便宜一些，且日語相對英、法、俄、德語等容易習得，因此日語書籍自然而然成為中國有識之士直接或間接了解世界思想、文化和局勢的簡便途徑。 1920年前后，上海的日僑及留日歸國的中國知識分子人數逐年增加，內山書店作為輸入日文、外文書籍的有力渠道，成為中國有識之士瞭望世界的窗口。 加之魯迅、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書店�？偷囊�領作用，很多人慕名而來。 更有一些讀者為讀懂日文書籍，主動開始學習日語，之后便成為書店�？�。 [3]書店顧客不僅有知識分子，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出版社及上海文庫、中山文化研究所等政府機構，還有四川大學、中山大學等高等院校等。 [4]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發布的1937年3月有關日本圖書的調查報告中，[5]首先對上海的日本圖書銷售情況進行了總結。 報告開頭即說明“出售日本書籍的書店，在上海有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內山書店雜志部、吳淞路的至誠堂和日本堂共四家，其中內山書店的表現最為驚人，發展顯著”。 報告還調查統計了1936年至1937年的銷售數據(見表1)。

　　如上頁表1所示，內山書店一年中書籍銷售冊數達10萬冊，是日本堂的25倍、至誠堂的7.4倍，銷售額是日本堂的33.3倍、至誠堂的8倍，在上海的日本書店中居領先地位。 調查顯示，內山書店經營的書籍不僅數量居多，且圖書種類涉及精神科學、歷史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藝學、產業、美術、語學、文學等門類。 更重要的是，內山書店70%的銷售對象為中國人，大大超出其他書店。 調查報告還對日本雜志銷售情況進行統計，內山書店雜志部的銷量是18 000冊，雖沒有其他兩家書店雜志的銷量高，但中國人購讀比例為35%，仍占首位，令人嘆服。 日本堂的銷售對象沒有中國人，至誠堂的中國讀者比例增至20%，這是每月花費150元將廣告投放在《申報》《大公報》等中國報紙上產生的效果。 中國人在內山書店購買的并非娛樂雜志，而是《改造》《中央公論》《日本評論》《外交時報》等在日本盛行的文學文藝綜合刊物。

　　僅此可見，在中日文學文化交流史甚至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內山書店所做的貢獻不可小覷。 上海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后改名《新青年》)雜志的陳獨秀等，即是在日本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 中國新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社團之一的創造社，成員為清一色日本留學歸來者，他們后來成為與日本新文學界對話的主要存在。 1927年魯迅的加盟，壯大了中國左翼文學的成長，而所有這一切，幾乎與內山書店密不可分‍‌‍‍‌‍‌‍‍‍‌‍‍‌‍‍‍‌‍‍‌‍‍‍‌‍‍‍‍‌‍‌‍‌‍‌‍‍‌‍‍‍‍‍‍‍‍‍‌‍‍‌‍‍‌‍‌‍‌‍。 難以想象，如果當時上海沒有內山書店，相當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將會從何處吸收先進文化知識，了解日本，與世界同步? 中國的新文化界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日本這一媒介來汲取西方和日本的新知識的，這一方面，內山書店為中國新知識的產生和中國新文化界的成長，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

　　2. 填補中外文醫學書籍的不足

　　1921年，內山從浙江省立醫藥�？茖W校的招待會上得知，該校教授大多在日本留過學，但苦于國內沒有日本醫書，教學科研十分不便，內山便下決心解決難題。 他向日本的南山堂、南江堂、金原書店、吐鳳堂、半田屋、鳳鳴堂等要求寄送書籍目錄，之后自己負擔運費以原價購入，為中國各地的醫學學校提供了便利。 [1](28),[2](200)20世紀30年代，內山書店依然以顧客需求為先，曾為滿足同濟大學醫學院學生的需求，特意從東京訂購了德文解剖學書籍。 [6]

　　日本財團法人同仁會出版部主管森先生，因上海其他書店的銷售情況不盡如人意，希望內山書店能獨家代理，內山卻答復道：“可以通過內山書店來銷售，但我并沒有獨占市場的野心，也請給予其他書店銷售的自由。 ”[1](28-29)據《華北醫報》廣告，同仁會發行的日文書籍《四季之衛生》《中華民國醫事衛生之現狀》，雜志《同仁》《同仁醫學》，漢譯書籍《解剖學》《藥理學》《產科學》《眼科學》《醫院專用日華會話乃刊》在中國的總經售處就是內山書店，內山書店雜志部、啟智書局、有正書局、漢口的思明堂書店為寄售處。 [7]同仁會在北京、漢口、青島、濟南設立醫院，卻將中國總經售處放在上海的內山書店，可見內山書店在當時的名氣與地位。 另據《時報》1935年9月12日、《新聞報》1936年6月5日與9月20日的廣告，內山書店出售的同仁會書籍種類比先前增加了《內科學》《生理學》《兒科學》《外科學總論》《局所麻醉》《婦科學》等多種。 另據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記載，《同仁醫學》國內外一共發行1 700冊，除去寄贈、宣傳，訂購冊數為917本，其中內山書店占到130冊，是訂購數目最多的書店。 [8]1936年同仁會在上海舉行醫療器械展會，鑒于醫療儀器的缺乏和單獨進口的不便，以此次展會為契機，內山書店開始代理醫療器械，購買了右鄰店鋪，“東店二層全部擺滿了儀器”，為我國醫療行業提供了便利，[2](338)為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3. 日本左翼出版物的大量引進

　　近代日本文學的中譯本，大多出現在內山書店開設之后，譯者也多為書店的熟客，這些日文書籍大多為內山書店供給，其中有330種左翼書籍來自內山書店。 [2](312)李漢俊、白逾桓、陳望道、李大釗等是內山書店的常客，他們在這里瀏覽或購買了不少左翼書籍。 1927年10月6日，魯迅來滬的第三天就到內山書店購書，共計購入一千冊以上的書籍，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吸收了日本及世界最新的思想文化。 其中，1929年由魯迅和馮雪峰等人翻譯、水沫書店出版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共八本，都是譯自內山書店出售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日文版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藝術理論書籍，魯迅在日記中有購買上述日文圖書的記錄。 除此之外，魯迅還購買過日本無產階級畫家柳瀨正夢編著的《無產階級畫家：喬治·格羅斯》、柳瀨生前唯一的作品集《柳瀨正夢畫集》等美術作品，魯迅在編輯左翼文學期刊《萌芽月刊》《巴爾底山》時，也轉載了柳瀨正夢的多幅作品。 [9]魯迅作品的日譯版本，如山上正義譯的《阿Q正傳》作為國際無產階級叢書，也在內山書店銷售，魯迅還曾因等不及日方出版社的寄送而在內山書店自購。 [10]

　　內山書店地處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地段，名義上是公共租界，實質上歸日本人管理，不受國民政府的管轄。 日本受到監管的圖書，在內山書店卻有銷售，因此內山書店曾被田漢稱作“無產階級的俱樂部”。 [11]在民國時期的紛爭年代，內山書店投身時代洪流，為中國的左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大量的知識理論來源和有力的思想斗爭武器。

　　二、中日書籍的出版與代售事業

　　1. 日文期刊、書籍的出版

　　1922年開始，戲劇研究者田漢、歐陽予倩、石井政吉、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創造社成員郁達夫、王獨清、鄭伯奇等中日文化人、文藝愛好者經常在內山書店集會，內山將其稱作文藝漫談會，1927年起魯迅也加入其中，內山書店成為文人可自由聚會談話的文化沙龍場所。 內山書店于1924年發行京劇研究專門性期刊《支那劇研究》，之后隨著漫談的話題日漸豐富，1927年出版文藝雜志《萬華鏡》，內山亦以鄔起山等筆名發表多篇文章。 正是從兩本雜志創刊后，內山開始意識到要做有助于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事情。

　　內山書店出版的日文書籍，至今未有學者論及。 經筆者調查發現有《支那經濟研究》(支那經濟研究會著，1930年版)、《中國各種紀念日的由來》(湯淺正一著，不倒翁編，1934年版)、《酒》(須藤五百三著，1939年版)、《滬畔隨想》(栗本寅治著，1943年版)、《基督教的再生》(田川大吉郎著，1944年版)等經濟、文化、生活、宗教、社會各領域的書籍。 1944年，日本改造社和中央公論社關閉，內山買入與中國相關書籍的紙型，在上海由內山書店進行當地出版，其中包括《上海漫語》《活中國的姿態》《上海夜話》《上海風語》等內山的著作。 [2](467)

　　2. 中文左翼出版物的代售

　　內山書店所在的虹口區北四川路，不僅是日僑集中活動的區域，日本文化人及中國左翼文人也都居住于此。 “內山書店雖然位居偏僻的北四川路底，并不在號稱文化區的四馬路上，但它的發行力卻也不弱于四馬路上各書店，因為正有不少思想進步的青年愿意自動找上門去做成內山書店的生意。 ”[12]內山書店不僅引進日本左翼思想書籍，還發行、代售中國共產黨人出版的書籍。 當時上海沒有一家書店敢冒此風險出售，只有內山書店幾乎成為公開銷售左翼出版物的唯一發行點。 內山書店也因此受到警告和威脅，卻不以為然，巋然不動。 [13]

　　1935年6月，瞿秋白被殺害后，魯迅與茅盾、鄭振鐸一起整理其譯作，以諸夏懷霜社的名義，經由內山書店代辦在日本印刷，從1936年10月開始，分上下兩卷出版《海上述林》，在內山書店銷售。 書報介紹的標題為《書報介紹：海外述林》，或許是為隱匿真正書名。 王愈將此書的筆者和編者隱去，稱他們“都是在中國新文化事業上最著功績的人”，即為紀念“馳騁于文化站場上的勇士”。 [14]

　　內山書店代售被禁售的作品集，首先是魯迅的《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集》等多部，[2](342)其次是魯迅譯《毀滅》，曹靖華譯《鐵流》，及由魯迅出資印刷的三本“奴隸叢書”，即葉紫的《豐收》、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等。 魯迅還為上述書籍作序，序文均收錄在內山書店代售的《且介亭雜文二集》中。 巴金的《萌芽》于1933年8月作為現代創作叢刊第八種出版，本由現代書局發行，被禁后改名為《朝陽》，由新生出版社發行，列為新生文藝創作叢書之一，但依舊未能逃脫禁售的命運。 1935年，巴金將原稿大幅改寫，改名為《雪》，由美國舊金山平社出版部重新出版，最終在上海僅有內山書店代售。 [15]另據內山書店紀念室陳列所示，內山書店經銷的魯迅譯作還有《文藝與批評》《文藝政策》《藝術論——附二十年間的序文》《壞孩子》《豎琴》等。 魯迅的一生，謹慎嚴肅，但自來到上海以后，內山幾乎成了他最為信賴的朋友，這完全緣于內山完造的為人和內山書店為中國新文化進步所做的貢獻。

　　3. 中文版畫書籍的代售與出版

　　魯迅是中國新興版畫藝術的倡導者，內山書店支持魯迅推廣中國版畫藝術，代售中外木刻書籍。 1933年，為使中國古代木刻復興，魯迅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六卷本，當時出版界不振，兩次預約印刷共200本，除去預訂者外，其余60本都放在內山書店代售，極受歡迎。 [16]書店還代售《十竹齋箋譜》《木刻紀程》等中國木刻集以及德國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士敏土之圖》、蘇聯的《引玉集》。 [2](342)中國的書店不敢發行《引玉集》，最終通過內山書店代辦，在日本的洪洋社印刷，首印500本很快售完，之后又印了兩次。 [2](331)“木刻作家更是紛紛把他們手拓的版畫集委托內山書店售賣，情感的親密，無以復加。 ”[12]內山書店還出售各種雕刀、版木等日本進口木刻工具，與魯迅一同推動了中國木版畫的發展。

　　魯迅逝世后，內山書店支持中國木刻作者協會的版畫事業，提供資金支持，在協會成立前夕的1942年10月19日，出版了《木刻新風：中國新木刻集初集》。 其中收錄了協會理事長王迎曉、顧藝莘等10位中國版畫家的28幅黑白版畫，特別是其線裝本的形式和出版日期的選擇，代表內山向魯迅出版的線裝本版畫集及魯迅的最高致敬。 [17]

　　三、中日出版與文化交流的媒介

　　1. 日本改造社與中國文人的紐帶

　　改造社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社的旗手，內山的著作《上海漫語》《上海夜話》《上海風語》都由改造社出版，他與社長山本實彥的關系也十分密切。 1936年山本為向日本民眾介紹中國文化來到中國，2月11日，內山安排了他與魯迅等會面。 雖然魯迅的作品之前已在改造社的期刊上有所發表，但這是魯迅與山本的第一次會面‍‌‍‍‌‍‌‍‍‍‌‍‍‌‍‍‍‌‍‍‌‍‍‍‌‍‍‍‍‌‍‌‍‌‍‌‍‍‌‍‍‍‍‍‍‍‍‍‌‍‍‌‍‍‌‍‌‍‌‍。

　　早在1926年7月，內山書店與改造社共同策劃了改造社出版的期刊《改造》之夏季增刊《現代支那號》的出版，這是戰前中日兩國媒體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將整本期刊以中國為主題的嘗試。 這冊特輯由胡適、李人杰、陳望道、田漢、郭沫若、梁啟超、徐志摩等中國知識分子，村松梢風、井上紅梅等在滬作家，幸田露伴、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學家以及外國記者共53人組成龐大陣營，作品內容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學、哲學、藝術等方面，有小說、評論、隨筆、戲曲、漫畫等，是研究近代中日媒體、文化交涉的寶貴史料。 特別是以創造社成員為主的日本留學派和以新月派成員為主的英美留學派的作品同時出現在這個刊物上，可見內山完造起到的召集作用不可小覷，《編輯后記》特意對內山提供的幫助予以致謝。 [18](201-202)

　　1926年改造社掀起的“円本熱潮”席卷日本出版界，其他出版社的書籍也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 円是日元的意思，即一本書售價1日元。 內山書店訂購了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1 000部、《世界文學全集》400部、《經濟學全集》500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50部以及日本評論社的《新經濟學全集》200部、《法學全集》200部，春陽堂的《長篇小說全集》300部、平凡社的《大眾文學全集》200部等，受到了各類客人的歡迎。 [2](237-238)日本大量社會主義思想學說書籍的普及，以及含有左翼元素的日本大眾文學出版浪潮，在內山書店這一媒介之下，與中國1928年左翼文化的流行形成共振。 [18](203)

　　改造社積極推介中國新文學，得到了魯迅等中國文學家的信賴。 1936年6月，《改造》開辟“中國杰作小說”專欄，發表了魯迅推介的蕭軍等中國青年作家的作品。 魯迅為此寫了一篇序言，題為《中國杰作小說小引》。 包含此篇在內，《改造》共發表魯迅的作品五篇，改造社出版魯迅著作的日譯本多部。 改造社還通過內山策劃了一次魯迅與英國劇作家蕭伯納的對談，地點安排在宋慶齡府邸。 [19]魯迅逝世后，山本立刻電詢許廣平，可否在日本刊行《魯迅全集》，由佐藤春夫、內山完造、增田涉、鹿地亙等負責編譯，得到復電贊同。 [20]

　　1937年2月改造社出版《魯迅全集》第一卷，內山完造與茅盾、許景宋、胡風等為編輯顧問。 [21]《改造》1936年12月號還刊登了內山、胡風、山上正義等人對魯迅的數篇追悼文。

　　2. 日本巖波書店與中國出版界的橋梁

　　如前所述，內山書店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與巖波書店往來，逐步發展成巖波書店的中國代理店。 談到內山完造與社長巖波茂雄的私交，可追溯到一次演講活動。 1932年，日本出版管理協會邀請內山完造在東京舉辦的官員會議上演講，巖波茂雄在聽完之后意猶未盡地對內山講：“您的演講只在今天的場合太可惜了，應該讓協會全體會員都聽一次。 ”由此，二人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巖波認為中國是日本的恩師，他尊重中國文化，反對日本侵華戰爭，致力于中日兩國的理解。 他視中國市場為自己的最后一張“王牌”，只要內山愿意做的事情，巖波都無條件支持。 二人的出版理念如此契合，內山每次返日都要和巖波進行只有兩人的交談。 [1](29-30)巖波在1935年4月赴歐途中經過上海，內山將魯迅引薦給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巖波的女婿、時任巖波書店編輯的小林勇1944年來滬時，內山當即引薦開明書店的創始人章雪村、編輯夏丏尊，巖波書店與中國出版界一直保持著友好往來。 [22]

　　魯迅逝世后的1937年8月，巖波通過內山向許廣平捐贈一千日元，以此作為“魯迅文學獎”獎金。 他曾有意將出版書籍捐贈給中國的大學，由于戰爭爆發，中日關系變得緊張而未能實現。 [23](146)巖波去世后的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巖波書店同仁繼承其遺志，分四次向中國的五所大學捐贈了巖波書店新版、再版的書籍“合計四百三十種、二千二百冊”。 不僅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巖波書店一有機會便向中國學界贈書，實現了巖波生前的夙愿，對中國的文化事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3](249-252)

　　3. 中日媒體對中國文化的傳播

　　大阪每日新聞社上海支局記者村田孜郎、大阪朝日新聞社上海支局記者尾崎秀實、支局長太田宇之助等媒體人都是內山書店常客，特別是尾崎，酷愛讀書，在內山書店的購書花費數目驚人。 內山與日本以及上海的各大中日文報紙、期刊媒體都保持良好的關系。 《上海日日新聞》《大陸新報》《改造日報》等日文報紙，《改造》《中央公論》《大陸》《大陸往來》《上海文學》等日文期刊，以及《申報》《大公報》《文友》《申報月刊》《譯文》等中文報刊上刊載的內山介紹中國文化的作品，或與內山、內山書店相關的報道多達數百篇。 內山的作品集也由改造社、巖波書店、講談社、學藝書院等日本多家出版社出版，其中處女作品集的中譯本《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由開明書店出版。

　　內山完造不僅通過自己的作品在中日兩國媒體推介中國文化，還積極致力于中日兩國文學的譯介、出版事業。 除推介上述魯迅等作家作品的日譯版外，還在錢鐘書《圍城》的日譯本出版過程中，“來函與原作者商洽，已得同意”，起到了媒介作用。 [24]

　　結語

　　內山書店在中國跨越了近三十個年頭，引領了書店業界的革命。 從日文書籍的進口到中文進步書籍的代售，中國知識分子從接受國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譯到日本出版，內山書店完成了從外國文化輸入到中國文化輸出的歷史性跨越。 書店服務對象從最初的日本人，到后來的中國人占多數，從中受益的進步青年數不勝數。 特別是中日左翼出版物的流通，對中國革命志士的左翼事業起到了重大的支持和促進作用。 對于日本出版界而言，內山書店為他們開辟龐大的中國市場功不可沒。 內山書店不僅出版各類期刊圖書，還為推進中日文學譯介、文學家交流、中日共同策劃出版，提供了資源與媒介。 在中日關系波詭云譎的年代，架起了中日出版界的橋梁，為兩國文化交流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日報刊媒體廣告中無所不在的“內山書店”字樣，證明了內山書店的地位。 一切的成功，無不源于店主內山完造對兩國文化交流矢志不渝的信念。

　　日本戰敗后，內山書店和2萬冊圖書被國民政府接收，內山開設了一間書屋，繼續從事著他的事業。 遺憾的是，1947年12月內山被強制遣返，匆匆離開了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不要說書籍，連自己多年的手稿也未能帶回日本，致使他的自傳《花甲錄》皆憑記憶寫就。 這些遭遇，都未妨礙內山完造及其畢生經營的內山書店，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中以及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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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山完造. 私の広告術[M]// 內山完造. そんへえ おおへえ. 東京：巖波書店，1949：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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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信息：呂慧君(1984— )，女，山西太原人，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日文學文化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