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體史書，恰當的敘事視角，記敘了春秋二百余年間的歷史‍‌‍‍‌‍‌‍‍‍‌‍‍‌‍‍‍‌‍‍‌‍‍‍‌‍‍‍‍‌‍‌‍‌‍‌‍‍‌‍‍‍‍‍‍‍‍‍‌‍‍‌‍‍‌‍‌‍‌‍。 《左傳》的敘事視角可分為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第三人稱限知敘事視角和純客觀性的史官敘事視角三種，這三種視角的綜合運用，構建了春秋的完整語境‍‌‍‍‌‍‌‍‍‍‌‍‍‌‍‍‍‌‍‍‌‍‍‍‌‍‍‍‍‌‍‌‍‌‍‌‍‍‌‍‍‍‍‍‍‍‍‍‌‍‍‌‍‍‌‍‌‍‌‍。 本文結合《左傳·僖公》的具體內容探討了這三種敘事視角的運用特點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關鍵詞】 《左傳》; 敘事視角; 影響

　　一、敘事視角

　　敘事視角也稱敘述聚焦，是講述者在敘述故事時對事件進行觀察和講述的特定角度。 “作者必須創造性地運用敘事規范和謀略，使用某種語言的透視鏡、某種文字的過濾網，把動態的立體化的世界點化(或幻化)，為以語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線性的人事行為序列。 這里所謂的語言的透視鏡、某種文字的過濾網，就是視角。 ” ①

　　《左傳》長于記述戰爭，又善于刻畫人物，微言大義，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高超的敘事技巧。 《左傳》的敘事視角分為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第三人稱限知敘事視角和純客觀性的史官敘事視角三種。

　　二、敘事視角在《左傳》中的運用

　　(一)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的運用

　　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就是“沒有固定的觀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時空來敘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鳥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時發生的一切，對人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視人物的內心。 ” ②也就是說作者對發生的歷史事件全知全能。

　　《左傳》作為一部編年體史書，需詳盡地記敘發生在魯國以及諸侯之間的重大事件，這必然需要全知視角來進行描述。 作者在敘述時，會交代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掌握人物的現在、過去和未來，以及鮮為人知的細節和各類隱秘之事。 因此，《左傳》在整體上呈現出大量的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運用。

　　1.全面呈現歷史事件的復雜情狀

　　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晉楚城濮之戰”是春秋四大戰役之一，也是描寫戰爭場面的名篇。 作者詳細交代了戰爭的起因、經過、結局及影響，更寫出了交戰雙方的指揮者、參戰者的計謀和心理活動。

　　作者先從晉國寫起，“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 ”接著記敘了中軍元帥先軫為晉文公出謀劃策的一段話。 接下來作者又將敘事的視角轉向了楚國，楚國君臣離心，將帥驕橫，“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通過對晉、楚交戰雙方全知性的敘述，提前預示了戰爭的結局。 最終晉打敗了楚國，“楚右師潰”，繼而“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在這場戰役中，作者無所不知，從子玉戰前的夢境，到晉楚兩國交戰前的準備以及戰爭的經過，楚國失敗的原因，子玉的自刎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讀者如臨其境。

　　2.全面展示人物的性格命運

　　作者運用全知的視角，揭示了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性格特點，通過人物對話等方式表現人物的特征。 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事件中，就刻畫了一個性格飽滿、智謀無雙的賢相形象。

　　僖公四年春天，齊侯率軍隊伐楚。 楚派使臣詢問原因，齊國的國相管仲說出了三條理由，第一個是“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這里充分體現了管仲的外交主張，憑借“尊王攘夷”的旗幟，用諸侯長的身份，討伐對天子不敬的人。 第二個是“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第三個是“昭王南征而不復。 ”其實昭王南征是在幾百年前，這三個理由都是齊伐楚的借口。 但管仲卻能由近及遠、有理有據地陳列出來，這種作者全知視角的敘述，讓讀者對人物的性格、事件的背景更為清楚的理解。

　　3.揭示宮闈秘事和人物間的隱秘關系

　　《左傳》中既有恢宏的戰爭場面描寫，也有宮闈閨閣的私密對話，通過這種全知的描述，讀者可以更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 如僖公四年，獻公寵姬驪姬與中大夫合謀陷害太子申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置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 如此隱秘的事件，作者卻記錄得這樣詳細，這是典型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運用。

　　這種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的運用，可以增加敘事的廣度，揭示復雜的人物關系和事件的因果聯系，但是也正因為作者的這種無所不能，削弱了敘事的可信性，讀者的再創作空間也有限。

　　(二)第三人稱限知敘事視角的運用

　　《左傳》敘事雖然在整體上采取第三人稱全知的敘事視角，但是在局部也采用第三人稱限知視角。 作者借助事件中人物的視角來觀察和敘述一切，通過對事件過程的描述及人物行動的敘述來推動情節發展。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的逃亡”這部分就很好地運用了第三人稱限知視角。 在這個敘事片段中，作者對世界的感知與重耳的感知相重合。 作者的視角寸步不離地追隨著重耳的行蹤，從蒲城到狄、曹、宋等。 視角的限知，使晉公子重耳的逃亡之路描寫具有清晰的層次和順序，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展開，先描寫地點再敘述事情。 作者在此處選擇了限知視角，寫出了重耳逃亡的經過，又設置懸念，增強了文本敘述的波折性和趣味性，引人入勝。

　　限知視角的運用，增強了讀者的代入感和文本的真實感，并且在限知視角外，留下了許多敘事的暗示性空白，給予了讀者自由想象與創作的空間。

　　(三)純客觀性的史官敘事視角運用

　　在純客觀的敘事視角中，《左傳》的敘述者常常會把自己放在一個旁觀者、記錄者的位置，因而作品呈現出的是猶如生活原貌般的過程和人物行為，敘述者主觀想法常常是隱藏在場面和對話之后，有時也會以“君子曰”等形式表達自己的看法‍‌‍‍‌‍‌‍‍‍‌‍‍‌‍‍‍‌‍‍‌‍‍‍‌‍‍‍‍‌‍‌‍‌‍‌‍‍‌‍‍‍‍‍‍‍‍‍‌‍‍‌‍‍‌‍‌‍‌‍。

　　如僖公三十三年“晉、陳、鄭伐許” 就是一篇典型運用純客觀性的史官敘事視角的歷史片段。 其中，“晉、陳、鄭伐許”事件筆墨不多，僅用一句話帶過，但是作者仍然交代了戰爭的原因，“討其貳于楚也”。 接下來作者又以旁觀者的身份，記述了楚伐鄭的情況。 并交代了事件的細節和結果，“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在講述過程中，作者通過簡練的筆墨、客觀的視角，平鋪直敘了一個歷史事件。

　　《左傳》中這種純客觀性敘事視角的運用，增強了敘事的真實性，構建了春秋這一時期的客觀語境，更符合編年體史書的特點。 同時作者為了保持客觀敘述的效果，將自己的情感態度隱匿其中，有時會借助事件中人物之口表達自己的情感，有時也會用“君子曰”等形式發表主觀評價。 《左傳》中這種評論方式的出現顯示了歷史編撰者主觀意識的增強，直接表達了作者的態度，也使讀者更清楚事件的情況、人物的善惡，從而達到微言大義的效果。 不過從整體來說，這種“君子曰”評論形式所占比重不高，并不搶占《左傳》總體“客觀敘述”的地位。

　　純客觀敘事視角的運用，增強了事件的可信性，構成了春秋的完整語境，作者獨立在事件之外，隱匿在事件之中，以相對客觀的視角，記錄人物的言行，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讓讀者覺得客觀公正，更易相信。

　　三、《左傳》的敘事視角對《史記》的影響

　　《左傳》多個敘事視角的運用，對后世史傳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就借鑒了《左傳》敘事上的特點。

　　《史記》中充分運用了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視角。 如在“項羽本紀”中，記敘了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悲歌慷慨。 事實上追兵當前，性命攸關，逃命都來不及，又怎會飲酒作詩，即使真作詩，又有誰聽到，即使有人聽到，又有誰會有閑暇記錄下來，這無疑是作者全知視角下的虛構之筆。 但也正是這全知視角將項羽末路，與虞姬生死訣別的故事寫得哀婉動人，情節飽滿，前后文承接更加合理。

　　《史記》中也有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表達方法，使作品中的人物獲得了生命力。 如“淮陰侯列傳”中以韓信的視角寫出了從承受胯下之辱的少年到封侯拜相、衣錦還鄉最終又死在了偏殿，通過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敘述，展現了韓信的內心世界，讓人物獲得自我表達的機會，刻畫了深刻的人物形象。 并且《史記》也繼承和發展了《左傳》中“君子曰”形式，出現了“太史公曰”的形式，這使得史學的敘事視角更加多元化、敘事層面更具立體感。

　　總體來說，正是《左傳》多視角的運用，成功地為讀者展示了春秋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記錄了春秋列國的興亡變遷和諸侯爭霸。 三種敘事視角的靈活運用，也為后世的敘事文學作品奠定了基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注釋:

　　①楊義：《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

　　②申丹：《全知敘述模式面面觀》，《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4頁。

　　參考文獻:

　　[1]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申丹.全知敘述模式面面觀[J].國外文學,1995,(2).

　　[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劉巍.《左傳》中的戰爭語篇描寫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劉巍，女，漢族，遼寧沈陽人，沈陽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語篇語言學。

　　袁森林，男，漢族，河北唐山人，唐山師范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漢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