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散文詩誕生于“五四”時期，散文詩在中國發生的助推力之一是中國詩人、作家對外國散文詩的譯介。譯介帶給中國詩人、作家對散文詩在多種層面上的認識與理解，為他們創作散文詩提供了豐富的范式。“五四”時期，大多的散文詩譯者同時也是散文詩的創作者，通過譯介時對散文詩的閱讀與感悟，中國詩人、作家創作出了具有深刻哲理的散文詩。他們受到不止一位外國散文詩作家的影響，有對波德萊爾詩中的象征手法的借鑒、對屠格涅夫作品中現實主義和啟蒙思想的承傳、對泰戈爾詩中的擬人形象與表達“愛”的技藝的學習、以及對王爾德作品清新典麗的唯美文風的欣賞等等。中國散文詩在學習借鑒外國散文詩的過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詩風，投射出了中國社會的百態，體現了詩人內心意識的流露與情感的回響。

　　關鍵詞：“五四”時期;中國散文詩;譯介;生成

　　“五四”前夕到1927年，隨著以劉半農、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散文詩嘗試者創作出的散文詩的相繼發表，中國形成了一種自覺的散文詩文體創作氛圍，并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富有中國特色的散文詩作品。這一時期是中國散文詩發展的第一個階段[1]。散文詩在這時進入中國看似偶然，實為必然。

　　一方面，在“五四”這個提倡新文學，追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渴望“新”與“改變”的時代，中國文學革命對“新文學”與“詩體大解放”有著強烈的訴求。學者謝天振有言：“有些作家作品是作為世界文學遺產而翻譯進中國，而有些則是契合了當時的文化、文學需求，作為一種聲援和支持，促使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或創作方式的轉變，才進行翻譯的。”[2]

　　這時，被視作“新文學”的散文詩被介紹進中國也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散文詩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 藝術特色，契合了當時知識分子所遭遇的迷茫與迫切求新、進步的心境。“散文詩是一種內心傾向、主觀色彩極明顯的文體”[3]，知識分子們渴望用這樣一種新的形式抒發情感，以表現紛雜喧囂的現代社會與含蓄隱秘的內心自我。

　　外國散文詩的譯介對散文詩走進中國有重要的觸媒作用，這是一種譯者與外國散文詩的互動活動，更是譯者對作品的再造活動。這種再創造活動不僅在譯介過程中體現出譯者的審美再造，還在于中國讀者閱讀接受后對“第一文本”的再度創造。然而，需要追問的是，這種對散文詩認識與理解的過程是怎樣體現的?此后中國的作家是如何接受并創作散文詩的?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關聯點又是什么，它如何推動了中國散文詩的生成?為此，本文將在盡可能多的原始資料中回到歷史的現場，對這些問題進行梳理。

　　一、認識與傳播：散文詩譯介的歷史圖景

　　散文詩是一種引進的文學品種，在中國的扎根過程由譯介開始。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提出:“倘將來更能自造，或輸入他種詩體，并于有韻之詩外，別增無韻之詩，則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無數門徑，不復如前此之不自由。”[4]作為一位敏感的知識分子，劉半農為“五四”時期外國散文詩進入中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此外，報刊雜志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根據筆者檢索，“五四”前夕到1927年間，發表散文詩譯作的報刊雜志有近20種，介紹與討論外國散文詩作家的刊物有50種左右，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知識分子較活躍的地區。1922年前后中國開展散文詩大討論之后，外國散文詩的譯介進入“五四”散文詩譯介的高潮階段。最早刊登譯介散文詩作品的刊物是《中華小說界》，開啟這一譯介過程的先驅者便是要“輸入他種詩體”的劉半農。他在1915年7月于該刊的第2卷第7期發表了根據英文轉譯以文言文翻譯的屠格涅夫總題為《杜瑾訥夫之名著》的四首散文詩，分別為《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婦與菜汁》。[5]

　　此外，《新青年》對外國散文詩進入中國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散文詩”一詞在中國的初次亮相，就是在《新青年》上。1918年第4卷第5期的《新青年》雜志發表的劉半農翻譯的印度歌者拉坦·德維的《我行雪中》中附有美國“VANITYFAIR”月刊記者導言，寫道“結撰精密之散文詩”。[6]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對傳播散文詩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新青年》開始刊載散文詩后，其它如《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文學季刊(北平)》《小說月報》《晨報副刊》《文學旬刊》《語絲》等多種刊物也對散文詩的譯介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多地開始較大規模地刊登散文詩的譯介內容，除以上所提到的報刊雜志外，還有《東方雜志》《婦女雜志(上海)》《新聲》《人間世》《新詩刊》等刊物也對外國散文詩的譯介與傳播有一定的影響。除此之外，“五四”時期還有為外國散文詩作家的散文詩作品結集出版的出版社，如新文化出版社于1923年出版《屠格涅夫散文詩》。

　　在這之后，中國開始了自覺譯介與接受散文詩的階段。在刊載數量上，筆者根據有限的資料統計，“五四”前夕到1927年近10年間，對外國散文詩譯介的數量有100篇左右，主要譯介的外國散文詩作家有屠格涅夫、波德萊爾、泰戈爾、王爾德等。他們的散文詩被刊載的數量大致為：屠格涅夫約20首、波德萊爾約16首、泰戈爾約50首、王爾德約6首，其他散文詩人的譯介作品總刊載數量在10首左右。其中有些刊物一期刊登幾首散文詩，有些同一首詩不同譯者譯出不同的篇名，刊登在不同的刊物，如王爾德的《學生》(下文將提到)。在譯者方面，“五四”時期外國散文詩的主要譯介者有劉半農、西諦(鄭振鐸)、沈穎、郭沫若、魯迅、仲密(周作人)、沈雁冰(茅盾)、陳竹影、趙景深、徐培德、徐志摩等著名的作家與詩人，他們中大多數在進行譯介之后寫出了自己的散文詩作品。

　　“五四”時期較早有作品被譯介到中國并對中國散文詩的創作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的散文詩的作家有俄國的屠格涅夫、法國的波德萊爾、印度的泰戈爾、英國的王爾德等，中國對他們散文詩的譯介發布時間幾乎是與創作同時的。最早被譯介的散文詩作品是俄國屠格涅夫(1818-1883)的，主要的譯者有劉半農、沈穎、徐蔚南、海峰、汪馥泉、沈性仁、王維克、湯鶴逸等。除了前面提到的最先被譯介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詩，1918年劉半農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作品《訪員》《狗》，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3期。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作品的還有沈穎，他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多首，1920年6月12日起在《晨報副刊》連載。

　　1922年，《小說月報》第13卷第5期刊載了由沈性仁譯的《門檻》。據“全國報刊索引”檢索，“五四”時期報刊雜志刊載的屠格涅夫散文詩翻譯與介紹的條目有近40條，其中《民國日報·覺悟》對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的譯介較為熱衷，刊載量較多。在1922年中，該報在不同卷期中發表了屠格涅夫散文詩共16首。

　　1925年，由“艾”翻譯的《處世南針》發表在《東方雜志》第22卷第11期。同年1月，《小說月報》第16卷第1期發表由鄭振鐸譯的《麻雀》。5月韋素園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玫瑰》，載于《語絲》第26期。1927年11月4日與5日的《晨報副刊》刊載了由“艾”翻譯的《鴿》《施與》。他的作品除發表在報刊雜志外，還結集出版過。

　　徐蔚南、王維克合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于1923年由新文化出版社以初版發行。屠格涅夫散文詩是中國讀者最先接觸與了解的外國散文詩作品，且散文詩的主題涉及多個方面，有的關乎死亡與生命，有的關于社會與生活，有的關乎青春與愛情，有的關于革命與人民……由此蔣登科曾談到：“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可以說是促成中國散文詩誕生的最原初動力。”[7]可見，屠格涅夫給予中國人對散文詩的最初印象與多樣的主題思考。

　　為外國散文詩確立典范的，是法國的波德萊爾(1821-1867)的《巴黎的憂郁》。這一時期對波德萊爾散文詩的譯介，是由仲密(周作人)開始的。1921年，波氏的6首散文詩，總題為《散文小詩》，被周作人以“仲密”筆名在《晨報副刊》11月20日版譯介發表，這組散文小詩分別為《游子》《狗與瓶》《頭發里的世界》《你醉!》《窗》《海港》，皆為波式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中的篇章。

　　同年，《少年中國》第3卷第4-5期發表了田漢全面介紹與論述波德萊爾的長文章《惡魔詩人波陀雷爾的百年祭》。1922年起就有多種刊物發表波氏的散文詩，比如波氏的《窮人的眼》《月的恩惠》，發表在1922年4月9日的《晨報副刊》，但大都重復1921年的譯介內容，如《小說月報》《婦女雜志(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分別對以上幾首重復發表過。自周作人首次翻譯波氏散文詩作品后，蘇兆龍、俞平伯、焦菊隱、張定璜、朱維基等也開始翻譯他的散文詩作品。

　　1923年，俞平伯譯有波氏散文詩《醉著吧》和《無論那兒出這個世界之外吧》，都載于《詩》1923年第2卷第1期。1924年，焦菊隱翻譯的《那個真呢?》發表在《晨報副刊：文學旬刊》第29期。蘇兆龍也翻譯了波德萊爾的兩首散文詩，分別為《月亮的眷顧》與《那一個是真的?》，總題為《波特萊耳的散文詩》，發表在《文學周報》第143期。

　　同年，魯迅在其翻譯的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文藝評論集《苦悶的象征》一書中，也翻譯過波德萊爾的著名散文詩《窗》。[8]1925年《語絲》第15期發表了張定璜翻譯的《鏡子》《窗子》《狗和罐子》。1927年《汎報》第1卷第4期發表了朱維基翻譯的《一個光輪的遺失》與《虛妄的計劃》，第6期也發表了由他翻譯的《BISTOURY小姐》《畫畫的欲望》與《Thyrsus(致FranzLiszt)》。

　　波德萊爾《巴黎的憂郁》與《惡之花》一樣，也對中國的早期現代詩歌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訴說著其本人抑或是巴黎的現代“憂郁”詩篇，同時也給予了散文詩一種心靈解藥的效果，它表達內心苦楚、精神壓抑，抒發孤獨感與異鄉感，透射出生命的意義與人性的困惑。周作人在翻譯波德萊爾《散文小詩》中談到：“現代散文詩的流行，實在可以說是他的影響。”[9]作為散文詩的開創者，波德萊爾的“為藝術”的思想與象征主義的創作手法同樣影響了世界各地的作家。泰戈爾(1861-1941)是與中國有著特殊緣分的印度朋友。

　　他因散文詩名聲遠揚，還因詩集《吉檀迦利》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五四”時期對泰戈爾散文詩的譯介熱度相較來說是最為高漲的。據筆者檢索，1915年至1927年，刊載泰戈爾著作的報刊雜志有50余種，其中刊載數量較多的是《小說月報》《文學旬刊》《東方雜志》《學生雜志》等。主要譯者有陳獨秀、鄭振鐸、徐志摩、沈雁冰、劉大白、梁宗岱、陳熙、瞿世英、沈澤民等。中國對泰戈爾散文詩的最早譯介，始于陳獨秀，早在1915年他翻譯的《贊歌(中英文對照)》(即《吉檀迦利》，又譯《頌歌集》)發表在他主編的《青年雜志》第1卷第2期上，他將泰戈爾譯為“達噶爾”。

　　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2期發表劉半農翻譯的《惡郵差》與《著作資格》，并題為《印度SIRRABINDRANATHTAGOR氏所作無韻詩二章》。《新青年》同年第3期發表了同樣由劉半農翻譯的作為《譯詩十九首》之二刊載的《海濱》與《同情》。自1920年起，尤其在泰戈爾訪華的1924年中，對泰戈爾的譯介開展得更加熱烈，達到“五四”時期泰戈爾散文詩譯介的最高潮。

　　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刊載了由黃仲蘇譯自泰戈爾詩集《TheGardener》的散文詩6首，分別為原詩的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三十、第十七、第五十八、第二十一首。1921年，《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與第4期發表了泰戈爾散文詩共10首，都是由鄭振鐸譯自泰戈爾詩集《新月集》與《園丁集》的詩歌。除此之外，《學生》第8卷第10期刊載由梁宗岱譯自《園丁集》的散文詩WhyDoesHeNotComeBack?，還有《民國日報·覺悟》第4卷第17期刊載的由劉大白譯自《園丁集》第二十三與二十八的2首詩。

　　1922年，《復旦》發表了由陳熙譯自《園丁集》的11首詩。1923年，《文學旬刊》與《小說月報》發表了由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譯詩共9首。“五四”時期對泰戈爾的譯介涉及詩歌、小說、戲劇、論文、書信、講演、自傳，對泰戈爾的活動軌跡的報道也如過江之鯽。這段時期泰戈爾的多種著作幾乎都有中譯本，就散文詩來說，有《新月集》(1922年由泰樂圖書局出版)、《飛鳥集》(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6年再版)。

　　除此之外，關于泰戈爾的評論文章、對泰戈爾作品的感想等等的多種內容也占據譯介總數的一部分。泰戈爾在中國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無形之中對中印文化交流、東方文化發展、思想創作等方面給予中國詩人創作經驗。總的來說，泰戈爾的散文詩詩體的創新影響了我國散文詩創作者的寫作與感悟，對中國早期的散文詩的生成與發展的作用是無法忽視的。

　　二、理解與接受：對散文詩概念的探索

　　譯介帶給中國作家詩人對散文詩多種層次上的認識與理解，不論是對散文詩這一文類的確認與肯定，還是對散文詩作為獨立文體的內在特點的認識，這些認識與理解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第一，對散文詩文體的初識。古有“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11]的文體意識，如此可以識別各種文類以進行模仿創作。而在散文詩剛進入中國的“五四”時期，“無韻則非詩”主導著人們對詩與非詩的看法。在這一背景下，散文詩是否作為新的文類進入中國?在“五四”時期早期，劉半農對“散文詩”與“無韻詩”有自己的理解。從劉半農的《〈揚鞭集〉自序》中可得到相關線索：“我在詩的題材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當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后來的用方言擬民歌，擬‘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12]

　　將“無韻詩”與“散文詩”并列提出，可以看出早期劉半農視野中的“散文詩”與“無韻詩”有所區別，是分別獨立的。根據學者趙薇的分析，“至少在劉半農最初的認識中，所謂‘無韻詩’是從廢除‘格律’、為自由詩革命服務的角度自然生發出的一種想象中的新詩形式;而來自英語世界的‘散文詩’概念，卻似乎更像是一種已然存在且可以習得的現實范型。只有注意到了這一區別，才便于解釋作為詩人同時也是譯者的劉半農在后來的詩體試驗中做出的種種嘗試”[13]。

　　即便如此，這都似乎沒有成為劉半農創作種種新詩的阻礙。他依舊在翻譯與寫作實踐中逐漸理解散文詩與展現他的散文詩詩觀。在翻譯《杜謹納夫之名著》時，劉半農在譯文前簡單介紹了屠格涅夫，其中談到他的散文詩：“措辭立言均慘痛哀切，使人情不自勝，余所讀小說，殆以此為觀止，是惡可不譯以餉我國之小說家。”[14]當時劉半農將這篇散文詩視作小說。此外，劉半農所作《賣蘿卜人》于1918年5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題后說明中提到“這是半農做‘無韻詩’的初次試驗”。[15]由此可見，劉半農對散文詩的理解在散文詩進入中國的初期還處在模糊不定的狀態。

　　三、影響與創作：中國散文詩的生成

　　通過譯介與傳播，國內的詩人們不僅對散文詩有了初步的認知，更有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理論。詩的真髓在于精神而非形式，這種認識使得中國的散文詩對外國散文詩的傳承與借鑒在于散文詩精神的內質，體現了中國詩人對散文詩的審美選擇。對外國散文詩的譯介為中國詩人創作散文詩提供了多樣的借鑒。“五四”時期，大多的散文詩譯者同時也是散文詩的創作者，“詩人譯詩是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的獨特現象，充分顯示了詩歌翻譯與創作的互動關系”。[23]

　　這種互動關系，正是譯介與創作的關聯。通過譯介作品的閱讀與感悟，中國詩人創作的散文詩中意境與主題，多是承襲了外國散文詩的特色，但內容的表達又是中國式的。中國詩人創作散文詩受到不止一位外國散文詩作家的影響，無論是對波德萊爾象征手法的借鑒，受屠格涅夫現實主義和啟蒙思想的浸染，還是受泰戈爾擬人形象的運用與表達“愛”的技藝的影響，以及對王爾德清新典麗的唯美文風的吸引等等，還有中國散文詩對外國散文詩的對話體、對象征主義手法、虛幻與夢境等等的借鑒可以看見。

　　四、結語

　　“一個事物的特征不是取決于自身，而是取決于它與另一個事物的比較，取決于‘他者’。”[39]一方面，中國散文詩的生成是“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召喚之果。在這里，“他者”即舊文學。文學革命要求文學去舊創新，追求白話所營造的自由之聲，無論是分行新詩的誕生，還是與散文詩的邂逅，都是對“他者”的反抗與超越。

　　當然，這種純粹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委屈”了散文詩這一文體的存在意義，以打破“不韻則非詩”信條為目的，沒能使“五四”時期的散文詩在藝術價值的理論上得到應有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散文詩在外國散文詩譯介的影響下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國散文詩借鑒了外國散文詩的語言形式與藝術手法等，也形成了獨特的詩風。

　　首先體現在意境的創造。中國有著深厚的詩歌意境傳統，這同時也體現在中國作家對散文詩的創作中。對此，有評價如：“使有限的具體形象和想象中無限豐富的形象相統一，使再現真實實景與它所暗示、象征的虛境融為一體，從而造成強烈的空間美、動態美、傳神美，給人以最大的真實感與自然感。”[40]

　　魯迅散文詩中夢境的營造，奇幻多變的想象;郭沫若散文詩中環境的刻畫;劉半農散文詩中寓言式的表達特色等等，都為中國散文詩的特色添磚加瓦。譯介所提供的文學資源，為中國詩人創作散文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中國詩歌受翻譯詩歌的影響，在接納了新詩的同時也慢慢接受了翻譯詩歌中的詩學價值觀，即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詩思為主流的詩學價值觀。”[41]這種價值觀，為現代新詩的技藝與思想開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形式、手法到思想感情，無不讓國人對散文詩的認識越來越完善。散文詩用樸素而富有藝術魅力的語言，表現對社會的敏感洞察、對人生和現實的解剖與反叛，體現深沉的情感與精辟的哲思。從認識散文詩、理解散文詩，到認同與創作散文詩，他們代入自己的審美體驗與精神指向，創作出屬于中國自己的獨具特色的散文詩，生成了一種新的文體。散文詩的文字背后、語言之中，投射出的是社會百態，更是詩人內心深處的自我。他們是生活的洞察者、人生的思考者、精神的主宰者，這是對外國散文詩的啟示，更是中國詩人內心意識的流露與情感的回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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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謝天振.譯介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62-163.

　　[3]王光明.中外散文詩精美賞析[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7：48.

　　[4]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J].新青年，1917，3(3)：9-10.

　　[5]王光明.散文詩的世界[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7：91.

　　[6]我行雪中導言[J].新青年，1918，4(5)：433.

　　[7]蔣登科.屠格涅夫散文詩與中國散文詩的誕生[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1)：41-43.

　　作者：陳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