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機構強化了對“中華民族”的認識，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圍繞“中華民族”展開了一系列討論，這些論述中蘊含的習近平“中華民族”觀的四重屬性，即政治文化性、歷史必然性、現實合理性、未來可塑性。明確習近平“中華民族”觀的特性，并且開拓了新的歷史階段，為黨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也有利于完善黨的民族理論政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奮斗目標貢獻力量。

　　關鍵詞：習近平,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民族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后多次前往民族地區，深入少數民族同胞中間進行調研，并從中央層面圍繞民族、宗教、統戰、新疆以及西藏工作的相關主題召開工作會議，圍繞黨的民族工作展開了一系列論述。筆者在對這些論述進行考察的過程中，發現其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深化了對中華民族的認識，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習近平的“中華民族”觀是指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中華民族”這一客觀存在的具體認識。習近平關于民族工作的論述中蘊含著其“中華民族”觀，對其特性進行考察，能為新的歷史階段，黨的民族工作提供重要依據，有利于完善黨的民族理論政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奮斗目標凝聚力量。

　　一、政治文化性：政治屬性與文化屬性的統一體

　　“民族”這個概念是一個舶來詞，在西方語境中，它的原意更多的表現在政治屬性上面，常常與國家聯系在一起，構成“民族—國家”。“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在中國提出僅有百年，但它所蘊含的政治屬性對于近代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了擺脫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引進了西方的“民族”概念，并希望將中華大地上客觀存在的歷史文化意義上的各個族群整合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共同抵御外來侵略，實現民族自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國家”建立。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富裕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后盾，中華民族的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的政策制度體系的運轉提供有力支撐。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具有與“美利堅民族”同等的政治屬性。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未曾中斷的古國，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史也就是一部文化發展史，文化屬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最顯著的特征。習近平指出，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感召，古人就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觀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1](P.3)西方的“民族”概念進入中國后，無論學界，還是政界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都經歷了一個從“全部照搬”到“中國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明顯的是賦予了“民族”歷史文化層面上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這個詞就與中國傳統的“族群”“族”等詞匯有了相通的意義，因此，中華大地上生活的族群也可以用“民族”一詞來指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進行的民族識別工作認定了56個民族，主要采用了“民族”概念中歷史文化層面上的涵義。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是指祖籍或目前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以中國官方民族識別工作所認定的56個民族為基礎，所形成的歷史文化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因此“中華民族”是政治屬性與文化屬性的統一體。

　　二、歷史必然性：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淵源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共同譜寫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

　　(一)華夏族群內部融合奠定中華帝國基礎

　　據考古資料顯示，在當代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經發現遠古人類化石遺址數以萬計，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數以千計，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數以萬計。[2](P.17)這說明了中華文明發源的多元性，對于傳統中國來說，人群共同體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文化習俗上。因此，根據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差異，大致可以將中華大地上的先民分為五大部分，即：華夏、東夷、南蠻、北狄以及西戎，其內部也是由許多具有文化差異的族群所構成的。

　　中華大地上獨立存在的眾多族群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開始向統一的人群共同體發展，但是這種互動與融合還主要集中在五大族群內部。中國古代紀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代，這也標志著華夏人群共同體在經過內部的互動后，逐漸演變為一個新的族群即華夏族。華夏族群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壯大，其文化也具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從而成為了中華大地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共同體。

　　正是有了這個前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原地區，隨即采取了“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對中原華夏族群內部進行社會整合，使得華夏族群在不斷壯大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并走向統一。與此同時，來自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群在與“四方之民”交往的過程中，各族群在相互交流交融交鋒的過程中，華夏族群憑借其禮樂制度的優越性，對于“四方之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四方之民”在這種影響下，也開始了民族共同體的整合過程。

　　(二)“五方之民”相互融合共建中華帝國

　　秦朝暴政，二世亡國，但是其開啟了封建王朝整合“五方之民”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經歷了從兩漢時期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后2000多年的歷史。漢王朝的建立與發展強大，使得華夏族在與周邊“四方之民”交往時，被稱為漢人，漢族也逐漸成為了華夏族經過壯大和整合后的一個新的稱謂，從此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漢族與人口較少的族群共存的民族格局。習近平指出，這種民族格局既是中國的特色也是發展優勢，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各民族共同努力，開發了祖國的廣袤國土、創造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從秦漢雄風到魏晉風度，從盛唐氣象到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譜寫的華美篇章。[3](P.24)

　　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中，出現人口較少的族群融入漢族群的現象，“東漢末年，匈奴人遷入八郡之地，特別是曹操將降伏的南匈奴分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為主的匈奴人逐漸定居務農。”[4]這樣也就逐漸融入漢族群。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華夏”中心與“四夷”邊緣的互動過程中，人口較少的族群雖入主中原，但他們“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2](P.46) 正如習近平所言，中國歷史上無論哪個民族掌握政權，所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國家，且王朝實力愈強，所包容的少數民族就愈多，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將自己視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強調“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都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3](P.26)

　　在歷史交往過程中，除了人口較少的族群融入漢族群外，也有漢族群融入人口較少族群現象發生。唐朝在與吐蕃交往的過程中，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被傳為佳話。文成公主入藏隨行眾多，從長安遠赴藏地，為吐蕃的發展帶去了當時祖國核心區最先進的生產技術。這些隨從到達拉薩后，逐漸融入吐蕃社會，成為了地道的吐蕃人。另外，除了漢族與人口較少的族群之間的互動外，人口較少的族群之間也相互融合。回族的形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經過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約150年的形成與發展，定居在中國各地的回回，主要與當地的漢族，以及蒙古、維吾爾等族群融合”逐漸形成的一個新的族群。[4]

　　1636年，清王朝建立，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有人口較少族群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由于是人口較少族群主政中原，面對族群之間不斷凝聚，但族群之間又存在一定的距離的現實，清王朝以雍正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將其疆域內的族群逐漸整合為“臣民”，乾隆皇帝期間，清官方編修了《五體清文鑒》，該辭書除了漢字外，還包括當時中國影響較大的人口較少族群的文字(滿、蒙古、藏、維吾爾四種文字)，這些都有效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正是在歷代封建王朝的整合下，人口較少的族群被以漢族為代表的祖國核心區域的經濟文化所吸引，在交往過程中與漢族通婚、融合等，客觀上在中華大地上造就了一個新的“混血”族群。

　　(三)中華民族自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俄于1689年締結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性的條約。1793年，馬噶爾尼使團訪華，開始了中國由“中心—邊緣”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清王朝的統治者也逐漸將處理國內族群之間的關系與處理其他國家的關系區分開來。“乾隆五十二年，山西巡撫巴延三即因奏折中稱呼西藏達賴喇嘛所派使者為‘夷使’而遭到乾隆皇帝嚴厲斥責。”[5]這一案例體現了清朝統治者理清了國內族群之間的關系與當時國際關系之間的差別。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華大地的各族群在面臨亡國的危機之下，加速了對于統一的中華大地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的有識之士將西方的“民族”一詞引入中國。他們致力于將中國客觀上存在的眾多族群整合成一個現代民族，以期救亡圖存。梁啟超在這一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了從“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民族”等一組概念，并得出結論：“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6](P.4)的結論。中華民族成為了繼華夏族、漢族之后，用來指稱存在于中華大地民族共同體的稱謂，中華民族其實就是民族共同體。繼梁啟超之后，楊度則強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民。”[7](P.374)

　　1930年代，在日本侵略中國，給中國帶來亡種危機的情況下，顧頡剛先生大聲疾呼“中華民族是一個”，賦予了“中華民族”以強烈的政治內涵。同時，他還指出，中華大地上生活的各族群更多的只具有歷史文化上的意義，不能簡單的套用西方的民族概念，否則就會在理論上為侵略者分裂中國提供口實。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推動下，中華大地上的各族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團結奮斗，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各族群自覺的在一起融合成為具有整體性的“中華民族”，共同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習近平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國各民族的命運在危機面前被空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的抗爭使各族人民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只有將本民族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系為一體，才有前途和希望。[3](P.27)

　　三、現實合理性：“多元一體”格局的現實國情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針對中華大地的民族實際情況，提出“五族共和”的理念。在1919年以后，孫中山開始多次使用 “中華民族”替代了“五族共和”，但在現實操作上，孫中山主張，在同化為基礎構建“一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其實質是一種大漢族主義。后來在共產國際及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下，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在1923年后發生了轉向，轉變為一種以平等為基礎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5]

　　中國共產黨對于“中華民族”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過程。中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就開始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但是在使用的過程中，對于“中華民族”的內涵與構成上的認識還是模糊不清。中國共產黨人在長征期間，途徑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在與少數民族同胞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民族問題的理解，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提高與革命經驗的積累，中共對于“中華民族”的認識也逐漸深化，1938年8月，中共民族理論家(中宣部秘書長)楊松就撰文明確指出，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整體。他認為，“中國的各個民族，就民族來說，是各個不同的民族;但就國籍來說，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是共同祖國的同胞。”[8](P.807)1939年12月，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多元性進行了論述。“我們中國……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族、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9](P.622)至此，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有了一定的認識，“中華民族”觀也已相對成熟。

　　[1] 2 [3] 存入我的閱覽室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然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族群的具體數量和實際情況還缺乏系統的了解。一方面因為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繁重的反帝反封建任務，對于了解具體的民族情況缺少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歷代中央王朝與國民黨的反動民族政策，對于民族的實際情況的關注度不高，沒有現成資料可供參考。因此，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接到中央訪問團時，指出，“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我還是個小學生。”“西南少數民族究竟有多少，現在還不清楚。”

　　為了更好地落實黨的民族政策，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與少數民族的發展。中共在考慮聚居地域、經濟文化、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基礎上，進行了民族識別工作。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后，到1979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基諾族，由此確立中華民族是由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組成。1988年，費孝通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中華民族由很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2010年，我國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根據數據結果分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鑒于此，中共一方面立足中華民族“多元性”的特征，加大保護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力度。另一方面堅持與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注重對少數民族社會內部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政治整合，不斷增加各民族之間的同質性;通過宣傳教育，促進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牢固樹立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加快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確保各民族在事實上的平等。

　　一般而言，中國共產黨在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時有兩個維度，一是強調其“一體性”。指中華大地各個歷史文化族群結合而成的政治民族共同體，它是與西方民族概念相對應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從歷史上看，我國各民族多元一體，歷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是我國一筆重要的歷史財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奮斗的結晶。

　　另一個就是強調其“多元性”，用其來指中華大地各個族群，是各個族群的總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核心特征，具體表現為“分布上的交錯散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中華民族的“一體性”與“多元性”是辯證統一的。習近平指出“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3](P.29)同時，他還形象地將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比作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把各民族的關系比作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

　　中華民族的“一體性”關系到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多元性要求各個民族之間要加強團結。也就是要樹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思想。綜上，習近平指出，尊重中華民族的多元性，加強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就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大限度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 [13]

　　四、未來可塑性：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將近70年，由56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不斷加強，但是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歷史文化差異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除，有些差異性還被賦予了政治與法律方面的內涵，這樣使得本屬于歷史文化范疇的民族問題，在社會政治層面得到凸顯。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還面對著各個族群當中存在的分裂主義勢力的“挑釁”。因此，中華民族建設的任務依然艱巨。

　　中華民族建設是指黨和國家在尊重我國自古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史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現實格局，借鑒與吸收世界上其他國家在國家民族建設方面的積極因子的基礎上，運用公共權力，通過必要的政策制度安排，促進中華民族內部各個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從而鞏固中華民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加強中華民族建設，要尊重民族融合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人為地強制消除各個族群之間存在的差異，將其整合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這不僅不利于統一中華民族建設，反而還會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前蘇聯的解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國內的民族問題，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面對疆域范圍內存在眾多族群，且族群之間的同質化程度較低的情況，急切地使用國家的行政權力甚至軍事手段，以俄羅斯族群為標準，將眾多族群強制整合為一個統一的“蘇聯民族”，完全忽視了族群融合與發展的自然規律，嚴重地傷害了各個族群的感情，為蘇聯的最終解體埋下了禍根。

　　第二，加強中華民族建設不能亦步亦趨，要在吸收西方國家國族建設的積極因子的基礎上，走自己的道路。美國在構建“美利堅民族”的過程中，注重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形成民族意識，發揮統一的文化在民族整合中的作用，這樣有效的維護了美國的社會的相對穩定與統一。但是這種穩定與統一不是一勞永逸的，民族共同體的建設需要經常性維護。隨著進入美國的移民不斷增多，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影響，“美利堅民族”文化的統一性正在被逐漸消解，在這一點上，美國社會科學家亨廷頓也表示擔憂。“倘若到了2025年美國還是跟2000年的美國一個樣子，而不是成了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它的自我意識和國民身份意識也還是跟25年前沒有什么區別，那倒會是最大不過的意外了。”[14](P.10)因此，美國的經驗固然有益，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其潛在的消極作用，積極規避，同時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獨特的“中華民族”建設之路。

　　第三，加強中華民族建設，黨和國家運用公共權力進行政策制度安排時，始終圍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這個主題展開。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15]國家的統一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條件，沒有國家統一，民族區域自治就是一句空話。同時，也要保障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保障少數民族當家作主。

　　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采取精準的政策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與少數民族的發展，“要把扶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堅持精準扶貧，倒排工期，算好明細賬，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16]消除各民族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差異性，實現民族之間事實上的平等。

　　三是“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17]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能夠有效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文化、偉大祖國、中華民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是尊重各少數民族文化，促進各民族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取長補短，不斷拓寬中華文化的內涵，構建涵蓋中華大地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大中華文化。為此，習近平提出了“三個不對”的評判標準：“不讓一個民族認同本民族文化”“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3](P.257)都是不對的。五是加強民族團結。“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

　　我們應當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高舉團結旗幟，引導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像愛惜眼睛、珍視生命一樣維護民族團結，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六是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習近平要求全黨牢記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將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作為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共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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