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召開以后，我國開始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方向轉變，也要重視起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關于海洋權益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文中稱為公約)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近些年，號召我國推出此《公約》的聲音越來越大，為此下面文章就詳細介紹該《公約》的制定過程及相關內容，論述我國退出該公約后有何影響，對于退出提議作出辯駁。

　　關鍵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發展中國家,海洋權益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海洋大國，擁有優越的海洋自然環境，海洋資源豐富。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資源開發的需要，海洋成了未來人類資源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臨海國家對國家的海洋權益也是日益重視。而我國在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建設海洋強國，將海洋發展提升到了國家發展戰略，堅決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在此背景下，各國的海洋權益爭端隨之加劇。

　　一、從制定過程和內容看，《公約》符合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從《公約》的制定過程和具體內容來看，《公約》是符合中國甚至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的。這是從多個方面考慮的。第一，現行《公約》制定時，中國積極參與。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后，在國際社會上重要的外交場合的首次登臺亮相，除了參加第26屆聯大，就是參與《公約》的制定。《公約》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第一次參加的國際立法機制。

　　在接著的將近10年的談判里，中國代表團積極參與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維護中國海洋權益，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合理要求，反對海洋霸權主義。中國國家利益的訴求在當時參與制定《公約》時，可以說是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第二，《公約》中許多原則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1982年《公約》是針對1958年在第一次海洋法會議上達成的公約的不合理性而提出的。

　　《公約》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擴大沿海國國家管轄的海域。1958年的第一次海洋法會議實際上是確立了內水、領海、毗連區大陸架的制度和公海制度。而1982年《公約》確立了“九大海”，包括國家管轄范圍內的七大海域，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其中專屬經濟區制度和國際海底制度是發展中國家肯尼亞提出的，這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爭取海洋權益斗爭的勝利。同時國際海底區域是各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以外的深海海底及其底土，其資源由各國共享，適用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此原則是由發展中國家馬耳他提出的。

　　另外依據當初中國參與公約制定談判時的專家發言，如《公約》的爭端要在雙方自愿的基礎上，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來解決，這同中國現在的主張完全一致，具有高見性。因此，從當時的制定過程來說，《公約》是中國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反抗西方海洋霸權的法律成果，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

　　二、從具體內容看，《公約》也符合中國的海洋權益

　　整個《公約》實際上包括四大方面的制度，一是前文所說的九大海域的制度，國家管轄范圍內海域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國家有主權的內水、領海、群島水域等，還有一類是沒有主權的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二是規定了海洋活動的制度。它規定了海洋科研、海洋環保、海洋航行、海洋和平利用等。三是規定了海洋法的實施機制，確立了三大機構，包括國際海洋法法庭、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國際海底管理局。四是規定了海洋爭端的解決機制。從四大制度來看，《公約》整體來說是對我們有利的。根據《公約》新建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制度，中國的管轄海域面積有可達到300萬平方千米，為中國作為海洋大國奠定了法律基礎。

　　因為加入，在國際海洋法庭里面才會出現中國的法官、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才有中國的委員、中國才能全面參與國際海底管理局的制度建設;因為加入，中國才能在三大洋具有三種礦產的四個勘探開發區，位列世界第一。同時依照《公約》，中國成為世界上的海洋捕魚大國、海洋科研大國。這些都是中國依照海洋法所獲得的制度性的權利，使得中國在海洋事務上具有話語權。

　　三、解釋適用不當不能代表《公約》不是“好法”

　　有人質疑，中菲仲裁案是不是因為中國參加《公約》而出現的對中國不利的局面。如筆者前文所列的海洋法的種種利處，《公約》仍然是有益于中國的。就仲裁案來說，借用一句俗語而言，這只是“一部好經被一幫歪和尚念歪了”。《公約》本身確立的是當事方自愿優先，第三方程序處于輔助地位的爭端解決機制。而中國與菲律賓已經有雙邊協議，明確規定雙方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爭端，并且中國對海域劃界爭端已經做出了排除性聲明，這類爭端不使用強制性仲裁，仲裁庭不具有管轄權。

　　所以這些行徑明確表明，仲裁庭錯誤地運用了《公約》，排除了中國的協議、聲明，對中國行使管轄，這是解釋適用的錯誤而不是《公約》的錯誤。再好的法律，沒能正確的去適用、執行也是枉然。

　　另外，還有人質疑說，正因為參加《公約》，中國才喪失了歷史性權利，甚至菲律賓律師也說，因為《公約》高于一般國際法，所以參加了《公約》，也就意味著歷史性權利就不存在了。這些說法也是錯誤的。《公約》沒有否認歷史性權利的存在，公約的序言明確說到，公約未規定的事項，繼續以一般國際法為依據、為準繩。在公約制度過程中，歷史性權利問題是公約未規定事項，所以由一般國際法來規定。因此，歷史性權利并沒有因參加公約而喪失。當然，這些質疑也是由于《公約》本身的原則性、模糊性和不完整的表述所以起的。因此，針對《公約》的正式解釋或者修改，可能是解決問題的途徑。

　　四、退出《公約》的不良后果

　　雖然，退出《公約》可能會回避當前仲裁案及仲裁庭作出的實體裁決對中國的傷害，也可一勞永逸地關閉在《公約》體系下通過司法或準司法手段解決爭端的大門，甚至脫離《公約》更加有利于國家各方面的海洋權益保護，但是，退出《公約》仍然是弊大于利。首先，《公約》是中國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與西方海洋霸權國家博弈而取得的法律成果，而且目前其大部分規定都符合中國利益，不可輕言放棄。

　　其次，退出《公約》面臨的就是大量海洋權利的喪失，隨之而來的是海洋事務話語權的喪失。在海洋資源越來越重要的今天，海洋話語權的喪失，建設海洋強國就會成為空談。另外，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制度、漁業糾紛等相關問題在《公約》之前就已存在，屬于歷史遺留問題，誰都不能保證退出《公約》這些問題就能得到妥善解決。其實，放眼當前的海洋問題，表面與《公約》有關，但實際上是各種因素交織、各國力量博弈的結果，是新興大國發展過程中避不開、繞不過的問題。就目前來看，這些問題單單靠法律手段都得不到根本解決。同時，退出有損于中國的大國形象、信譽。

　　中國對外形象一直是負責任的大國，退出具有普遍性的《公約》，自外于國際海洋法律秩序，有悖于中國一貫的大國原則。目前還沒有任何國家，特別是大國退出《公約》。

　　綜上，在《公約》的制定過程中，中國一直發揮著主要作用，而且隨著中國的強大，中國在《公約》框架下的話語權也會更加強大，對于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有利。而退出《公約》的說法是不切實際的，不僅不會改善現狀，還會使中國喪失大量的海洋權益以及造成負面消極的評價，得不償失。因此，中國退出《公約》的提議是不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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