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政治動員工作。抗戰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抗戰形勢，中共南方局在國統區開展的政治動員工作，在動員的策略上強調結合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動員的方式，將合法動員與“非法”動員相結合;在動員的內容上強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和政治民主化發展相結合。通過這些靈活的動員策略，南方局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僅促進廣大民眾堅持抗戰，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同時也推動了國統區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

　　[關鍵字]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民眾,政治動員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造成了中華民族空前嚴重的生存危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堅持執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嚴重阻礙了全民抗戰氛圍的形成，致使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節節敗退。隨著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日軍的侵華方針開始發生改變，國民黨的抗戰政策出現了逆轉。面對國統區日益嚴峻的形勢，為了推動抗日民主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廣東、廣西、云南、江西、江蘇、上海和港澳等地區)的黨組織活動。

　　一、抗戰時期南方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的特點

　　(一)公開動員與隱蔽動員相結合

　　抗戰時期，由于國民黨政權對中共的敵視，南方局在國統區始終處于秘密的工作狀態，需要通過八路軍辦事處或者《新華日報》等公開機構的名義開展工作。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在軍事上放松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壓迫，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本質開始逐漸顯現。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指出：當前“黨與頑固派斗爭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范圍穩扎穩打地進行斗爭和積蓄力量”[1](P756)。這就指明了在國統區利用合法的形式開展動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列寧所說：“秘密工作同必須利用的‘合法機會’配合起來”[2](P10)。

　　面對國民黨投降危險的增加，動員民眾堅持抗戰就成了南方局面臨的首要任務。面對汪精衛投降日本對民眾抗戰信心造成的嚴重沖擊，南方局積極運用公開機構報道正面戰場的形勢，幫助民眾了解時局，堅定了民眾的抗戰信念。南方局先后組織《新華日報》刊發《斥汪逆偽國民黨全代大會》和《我們對于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對時局的意見》等社論，批判了國內死灰復燃的妥協投降勢力。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不斷壯大，國民黨加強了專制獨裁統治，甚至連《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經國民政府批準，準予公開發行的報刊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面對這一嚴峻局面，為了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南方局注意抓住各種時機，開展民眾動員工作。如發動了“胡世合運動”，在國統區掀起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規模民眾運動。南方局一方面通過《新華日報》向廣大民眾披露了事件的原委，另一方面通過領導《現代婦女》《時代評論》《華西日報》等進步刊物，用尖銳的文字向廣大民眾呼吁：“非民主不能動員國力，非民主不能強化團結，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揚士氣，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準備進攻與反攻”[3]，通過公開的形式，動員民眾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政策，爭取民主權益。

　　為了適應國統區政治環境發生的新變化，南方局通過領導大量的外圍組織和公開的合法團體，隱蔽地在國統區開展“非法”的動員活動。通過組織黨員加入國民黨官辦的合法團體和機構繼續開展動員工作，將部分國民黨的組織機構變為實際上接受中共影響的機構。其中，在國民黨四川當局組織建立的12個海員工會中，就有8個自覺的接受南方局的領導。又如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原本是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的政府機構。

　　南方局通過協助郭沫若開展工作，不僅抵制了國民黨的反動行徑，還使得國民黨負責開展國民黨政治宣傳的機構，成為了實質上是受中共領導的動員機構。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本是國民黨桂系為了抵制蔣介石的勢力滲透而創建的地方建設類院校。南方局通過團結國民黨桂系，推薦中共黨員、著名教育家楊東莼擔任校長，成功的將這所花國民黨錢創辦的學校，變成了接受中共政治主張、宣傳抗日民主的機構。

　　通過運用與國民黨上層的關系，南方局還打入國民黨機關內部開展工作，如共產黨員何世庸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董必武指示何到國民黨西安鹽務總局工作，以公開的身份作為掩護，開展黨的秘密工作。董必武的秘書侯旬有一個親戚同廣西國民黨上層人士有聯系，董必武利用這個關系將侯派往廣西當縣長，以公開身份做掩護，深入開展動員工作。

　　南方局還領導建立了大量的外圍組織，并通過這些外圍組織開展動員。在湖北，京應縣的民眾在南方局領導下，建立了擁有15萬民眾參加的組織“抗日十人團”;在四川，南方局領導進步民眾建立了四川省抗敵后援會、成都青年抗敵協會、工人民主工作隊等組織;在兩廣，南方局協助進步民眾，建立了中山大學愛國民主運動協會、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廣西戰時工作團等外圍組織;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工委領導革命骨干，在昆明建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進步組織。

　　在華西大學建立了皖南事變后第一個公開的進步群眾組織——時事研究會;在燕京大學，南方局利用教會大學中群眾性的宗教組織，以“團契”的形式組織進步青年，成立了未名團契社、星星、協輝等多個“據點”。南方局還協助各黨派和社會團體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公開的外圍組織，有力推動了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尤其是抗戰后期，廣大民眾同國民黨頑固派堅持獨裁統治之間的矛盾已經愈發不可調和。“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通過領導重慶電力公司產業工會，開展廣泛的宣傳動員，在國統區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反特斗爭，為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結合時局靈活調整動員策略

　　全面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堅持片面的抗戰路線，導致國民政府的抗戰動員宣傳不力。“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里過活”[1](P480)。為了在國統區更好地開展動員工作，南方局通過靈活調整動員策略，達到了團結社會各階層的目標，從而實現了孤立敵對勢力的效果。隨著日本侵華策略的轉變，國內妥協投降的勢力開始抬頭。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定民眾的抗戰信心。中共中央迅速調整了動員的方針，發出《關于汪精衛出走后時局的指示》，主張團結包括國民黨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共同開展“討汪”運動。

　　南方局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定，組織《新華日報》刊發社論《擁護政府重申懲治漢奸條例的命令》，呼吁“前方將士和后方民眾都應當一致表示，對于這個決定和命令的擁護熱忱和對于民族叛徒的仇恨和聲討”[4]。不僅如此，南方局還注意利用各種場合動員和團結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擊汪派投降勢力。中共參政員林祖涵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擁護蔣委員長嚴斥近衛聲明，并以此作為今后抗戰國策之唯一標準案》[5](P110，111)。

　　表明了中共堅持團結抗戰，支持國民政府粉碎汪日陰謀的立場。為了在“討汪”運動中進一步團結國民黨，周恩來專程同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倫會面，商討國共兩黨共同進行“討汪”運動的問題。國共兩黨的合作，不僅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還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推動了“討汪”運動在全國范圍迅速地發展。進入抗戰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態度開始出現妥協倒退。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黨的對內政策開始發生逆轉，陸續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文件。

　　為了推動國統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南方局及時調整了動員策略。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后，南方局通過爭取小黨派和中間分子，推動國統區各黨派和社會團體先后成立了各種以抗日民主為宗旨的組織。在南方局的領導下，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2000余名師生，聯合舉行了全市紀念抗戰時事晚會。20多位與會的著名學者痛斥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呼吁廣大學生和民眾堅持抗戰、爭取民主和自由。

　　中共云南省工委還組織了昆明3000余名民眾紀念五四運動的集會，大會在揭露蔣介石的反動政策的同時，呼吁實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拒絕成立聯合政府的行為，遭到了廣大民眾的強烈譴責。皖南事變發生后，南方局通過及時地調整動員的策略，實現了同各民主黨派緊密的協作，促使各中間黨派開始左轉同中國共產黨聯合，從而實現了孤立國民黨頑固派的目標。南方局通過宣傳建立聯合政府，引導社會各界人士展開斗爭，推動了國統區政治民主化進程。救國會、第三黨、職教社等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主張，極力反對召開“一黨國大”。1945年1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宣言公開反對蔣介石強化獨裁專制的行徑，對其堅持召開“一黨國大”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三)重視發揮黨員群體的作用

　　面對國民黨日益加劇的反共傾向，南方局通過執行“三勤”“三化”的工作方針，運用隱蔽的合法途徑繼續開展動員工作。1939年7月，南方局發出秘密工作條例，要求國統區的各級共產黨組織嚴格實行“三勤”“三化”，從半公開的形式轉變為基本上秘密的形式。1942年，南方局派黨員李晨、賴衛民到貴州開展工作。他們以學校職員的身份作為掩護，按照“勤業、勤學、勤交友”的政策，在國統區建立起開展活動的“據點”，在隱蔽中開展動員工作，團結并影響了一大批進步的師生。

　　為了應對時局的變化，中共云南省工委將部分黨員和進步的記者隱蔽在《云南日報》《中央日報》等報社中。他們利用職業之便，想方設法削弱報刊的反動宣傳力度，加強宣傳團結抗戰和民主進步。此外，在云南公開或秘密出版發行中共黨刊和革命理論著作的有：共產黨員劉浩等人在昆明秘密出版的革命刊物《戰斗月報》;孫起孟、蔣仲仁等在昆明開辦的進修出版教育社;共產黨員孫仲宇、周天行開辦的康寧書店;共產黨員李天柱開辦的高原書店;進步人士李公樸在中共的支持和幫助下創辦的北門書屋等。

　　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引導廣大民眾認清形勢，動員民眾走上革命的道路。南方局還十分重視通過強化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對民眾開展動員工作。為了堅定廣大民眾的抗戰信心，1939年2月16日，周恩來在廣西軍委會軍訓部成立周年紀念大會上通過深入淺出地宣傳毛澤東關于持久戰的思想，極大地鼓舞了與會者的斗志，增強了民眾對抗戰必勝的信心。

　　5月21日，葉劍英在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向全校師生作題為《當前抗戰之特點》的報告，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外的斗爭形勢，并強調只有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充分發動民眾堅持持久抗戰，才有辦法、有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葉劍英的報告使廣大師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本來地干校內部政治情況比較復雜，有特務、托派在里面搗亂，可是自從葉劍英將軍作過報告之后，敵特在大隊的公開破壞活動就停止了”[6](P33)。

　　隨后，葉劍英又在桂林各界團體聯合舉辦的第十八次時事講座作題為《積小勝為大勝》的報告，精辟地分析了當前抗戰的新局勢并指出：在戰略方面主要還是以持久戰來應對日軍的速決，但是在戰術上則可以轉變為積小勝為大勝，通過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達到增強自身力量的目的。南方局還組織《新華日報》等報刊以醒目的標題和大版面專刊，刊登中共主要領袖關于抗戰時局的談話和文章，強化黨員群體的宣傳動員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僅《新華日報》刊發關于周恩來的報道就有145篇。葉劍英的演講稿如《二期抗戰與游擊戰》《正規軍當前的任務》《游擊戰線上目前軍事問題》等文章也都紛紛刊載見報。廣大民眾通過閱讀報刊上中共領導人的相關文章，就能夠直接了解中共關于抗戰的理論方針和政治主張，為堅定廣大民眾的抗戰信念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抗戰時期南方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的成效

　　(一)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日熱情

　　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是打敗日本侵略者最有效的途徑，也是奪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就已經清晰地認識到，“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1](P387，388)。為了發動廣大民眾投身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1](P511，512)，發動全國的民眾，是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政治動員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南方局通過《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黨報黨刊，對抗戰形勢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多次空襲國統區的城市，致使廣大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南方局通過報刊等公開的媒介，以發表社論的形式向民眾介紹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通過譴責日軍的侵略行為，激發了民眾對受難者的同情，進而提高了民眾對抗日戰爭的熱情。

　　隨著國民黨的抗戰方針日益倒退，國統區民眾的抗日熱情被進一步壓制。南方局通過領導公開的外圍組織和秘密的“據點”，深入民眾中隱蔽地開展動員工作。1939年10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衡山師范學院組織成立了抗日救亡團體“怒吼劇團”，他們通過生動的演出激起了全縣各界民眾的救亡熱情。廣大民眾還紛紛通過募捐支前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抗日熱情，在衡陽縣各界婦女發起的捐獻“湘婦女號”活動中，東鄉泉溪市一位85歲的老太太在身患重病之際立下遺囑，將家中的2萬銀元全部捐獻以作購買飛機之用。

　　廣西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工作委員會發動廣大婦女發展生產、做軍鞋冬衣、慰問軍屬，并為出征的軍人代耕、家書等。抗日戰爭的歷史證明，中共南方局通過開展政治動員工作，有效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戰熱情，最大限度地動員了軍民共同堅持抗戰，為取得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斗爭”[7](P253)。

　　(二)增強了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并非只是一個實用的斗爭策略，而是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相符合的理論。通過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并逐漸發展成為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主導力量。抗戰時期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大分化，新組合”的新時期，也是各民主黨派活動的活躍時期。

　　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對自身的政治歸宿和政治認同做出了選擇，并根據政治取向的不同開始了重新的分化和組合，構成了現代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在這個時期哪個政黨能夠實行有效的政治動員，將自身的政治綱領傳遞給社會各階層的廣大民眾，就能夠獲得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從而為自身積聚大量的政治合法性資源。

　　作為抗戰時期唯一合法的執政黨，國民黨在全面抗戰初期擁有民眾較強的政治認同。雖然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組織了淞滬、忻口等一系列會戰，給日軍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但是由于國民黨執行片面的抗戰路線，“在發動民眾和改革政治等問題上依然沒有什么轉變，對人民抗日運動基本上依然不肯開放”[8](P479)。國民政府“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1](P481)。抗戰后期國民黨在政治上日益強化獨裁統治，“引起了民主黨派和愛國人民的極大憤慨”[9]，導致其逐漸喪失了維持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資源。

　　抗戰時期國統區的黨派名目繁多，他們雖然也都通過開展政治動員，向廣大民眾宣傳了政策主張。但是沒有一個民主黨派能夠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抗日救國綱領，在缺乏全局性政治綱領的指導下開展政治動員，其結果必然不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動員廣大民眾參與抗戰提出了政治綱領。

　　在國民參政會中南方局通過宣傳抗日民主主張，引導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使各民主黨派人士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為維護全民團結抗戰的民族大義呼吁，還在為參政會中各民主黨派的合法權益而奔走，促使各民主黨派逐漸從同情中共轉變為中國共產黨堅實的同盟者。此外，南方局還通過采取一系列民眾擁護的動員口號，在國統區領導了多次國統區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在保障廣大民眾利益的過程中逐漸取得了民眾的信任，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到了更多的社會認同，促使廣大民眾自覺地聚集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

　　抗戰后期，中共代表在國民參政會上率先提出了“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心聲，獲得了廣大民眾的一致認同。中共的政治口號開始直接成為群眾公開斗爭的口號，從而使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有了鮮明的政治性。1945年4月1日，在南方局的領導下，燕京大學民協組織了30多個社團召開了時事座談會。在會后發表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結束一黨專政，召集各黨派參加的國事會議，組織聯合政府，重選國民大會”[10]的口號。

　　這個宣言是國統區各大中學中最早公開呼吁民主團結的宣言，在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隨后的五四紀念日當天，云南1萬多名愛國學生和民主進步人士，在云南大學操場舉行了紀念大會。游行的隊伍在“我們要民主”等標語牌引導下，高呼“堅持民主團結，反對獨裁內戰”“取締特務機關，取締新聞檢查制度”的口號。這是皖南事變后，國統區民眾進行的游行示威活動中，第一次公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在社會上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表明中共南方局在國統區特殊的環境中通過開展政治動員，提高了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

　　(三)提高了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

　　抗戰爆發后，國統區的廣大民眾由于長期處于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之下，對政治參與的熱情不高，缺乏對自身政治權利的認知。南方局通過開展有效的政治動員工作，提高了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推動民眾堅持抗戰和政治民主化，是抗戰時期南方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的兩大基本任務。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有利于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從而為調動民眾的抗戰積極性，促使民眾堅持抗戰提供了內在的原生動力。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內的抗戰氛圍開始出現轉折。

　　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公開投敵賣國，對廣大民眾的抗戰心理造成了嚴重的沖擊。通過領導民眾發動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南方局不僅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還使民眾在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活動中認識到了自身的力量，如中共益陽黨組織發動民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控訴漢奸曹明陣”的活動，國民黨湖南省政府迫于確鑿的證據和強大的社會壓力，判處了曹明陣死刑。

　　通過開展政治動員，南方局將國統區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訴求集中起來，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促使民眾萌生了政治參與的意識。1944年9月5日，在國民參政會上中共代表林伯渠首次提出建立由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的號召，使廣大國統區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空前高漲。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領導下，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的進步社團聯合昆明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在昆華女中操場舉行了“紀念雙十節，保衛大西南”大會。6000余名與會的群眾一致通過了“響應中共號召，建立聯合政府”的宣言，在大西南引起了強烈反響。

　　隨后，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聯合進步的文化學術團體，打破了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在云南大學召開了紀念護國運動29周年的大會。大會號召發揚云南護國首義的光榮傳統，再造共和精神，響應中共提出的廢除“一黨專政”的主張，得到了以龍云為首的云南地方實力派的支持。引導廣大國統區民眾開展“追求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運動。在南方局的領導下，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組織召開了“國是與團結問題”座談會，參會的5000余名代表經過廣泛地討論形成的《對國是的意見》，并提出“停止一黨專政、舉行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等六項要求。

　　隨后還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學生的名義“印發了4萬份《對國是的意見》，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11](P80)。1945年2月13日，重慶婦女界104人在南方局的組織下，聯合發表了《陪都婦女界對時局的主張》，敦促政府“邀集各黨各派及各方面人士……成立全國人民一致的政府”[12]。此外，婦女界還利用慶祝“婦女節”活動的時機，積極開展“反專制、爭民主”的運動。在四川樂山，武漢大學的師生在學校禮堂舉行了慶祝“婦女節”座談會，到會的4000余名師生提出：“婦女的地位要自己去爭取……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有真正的婦女解放”[13](P349)。

　　通過在國統區開展政治動員工作，南方局有效地提高了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廣大民眾通過游行示威等合法的方式，表達對國民黨堅持獨裁統治的不滿，并在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身力量的強大，從而推動了大后方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四)呼應配合了邊區的抗戰運動

　　抗戰時期南方局通過開展廣泛的政治動員，呼應配合了邊區的抗戰運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分裂行徑，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應當用全力來進行反對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斗爭……動員人民群眾，動員輿論，來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14](P360)。為了鼓舞廣大民眾的抗戰士氣，堅定廣大民眾的抗戰信心。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組織了有3萬多名群眾參加的“討汪大會”，聲討汪精衛投敵賣國的漢奸行為。與此相呼應，在南方局的領導下，各地戰工團通過創辦報刊，向廣大民眾介紹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況。其中陸川戰工團創辦了《動員日報》、防城縣戰時后方服務團創辦了《青年生活周刊》和《十萬大山報》、興業戰工團創辦了《抗敵周報》、南寧戰工團創辦了《瓶山報》等。安徽省動委會還以工作團為基本力量深入到各縣開展工作，通過向民眾散發《大別山日報》和《淮上青年》等宣傳手冊，廣泛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

　　南方局通過對前線的“小勝利”進行持續的報道，使廣大民眾及時了解國內外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引導民眾理性地認識了抗戰的前景。不僅如此，南方局領導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及對共產黨員起核心作用的刊物如《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等，還通過刊登邊區抗戰文學作品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講話、著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方針、政策，動員國統區的廣大民眾投身于轟轟烈烈的抗日民主運動中。

　　如毛澤東于1940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雜志上發表后不久，《新華日報》桂林分館便在國統區印發了《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雜志。此外，共產黨員、文化人士胡愈之創辦的《文化供應社》，還于同年6月在桂林公開出版發行了《新民主主義論》的單行本。與此同時，在南方局的領導下，邊區進步文化人士的抗戰小說、詩歌等文藝作品也在國統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是邊區創作的抗日歌曲，如《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更是深受國統區民眾的喜愛，被廣大民眾廣泛傳唱。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事業。中國共產黨自抗戰爆發后，不僅領導了根據地民眾的抗日斗爭，而且還通過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多種形式，對國統區民眾開展了廣泛的政治動員工作，領導國統區的廣大民眾開展抗日民主運動。南方局領導開展的政治動員，與邊區抗日民主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與邊區的抗日民主運動遙相呼應、相互配合，有力地調動了民眾抗日救國的積極性，從而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為奪取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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