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大陸訴前調解起步較晚，一直處于立法不足、實踐先行的境遇。盡管民事訴訟法確定了先行調解，訴前調解得到立法上的確認，但是具體操作卻無規定。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關于訴前調解的規定完備，司法實踐經驗較為成熟，且兩岸既有相同的文化傳統，又同屬大陸法系，臺灣地區的規定較之于其他法域顯然對于大陸更具借鑒意義。本文通過對比分析海峽兩岸關于訴前調解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協議的司法確認三個方面差異，并探求差異適用的可能性，以期為完善大陸訴前調解制度探尋有益啟示。

　　關鍵詞：海峽兩岸 訴前調解 比較 借鑒

　　訴前調解制度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方式，對分流案件，定紛止訟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陸各地法院對訴前調解制度的探索也從未止步，如上海、江蘇、廣東以及陜西等地的法院都做了許多有益嘗試。其中陜西省大荔縣人民法院的訴前調解機制自運行以來，民商事案件的調解率逐年上升，而受理的案件數量卻以超過年10%的比例逐年下降1。

　　許多法院的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大荔縣人民法院所取得的成績只是諸多法院時間探索的一個縮影，成績固然可喜，不足卻不能視而不見。因法律規定的缺失，實踐中各地的做法不一，在訴前調解的基本原則、適用范圍、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等方面各地法院的理解還存在諸多差異，這也導致法院、調解主體和當事人難以準確把握訴前調解制度的法律內涵及其功能價值，不利于訴前調解制度價值的充分發揮。臺灣地區與大陸同根同源，文脈相近，法理相通，通過比較與借鑒臺灣地區訴前調解制度，以期能夠為大陸的訴前調解制度建設帶來些許反思和借鑒，以進一步推動大陸訴前調解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一、大陸訴前調解制度立法及司法實踐

　　(一)大陸民事訴前調解制度的立法概況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各種矛盾糾紛不斷增加，法院作為解決矛盾糾紛的最后一道關口，受理的案件數量也呈逐年上升趨勢，甚至部分法院案件數量“井噴”似增長，有限的司法資源已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司法資源的需求。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探索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尤其是訴前調解制度也就有了充分的現實需要。在進入新世紀前，訴前調解制度在大陸并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與支持，立法上仍是一片空白，司法實踐也無明顯進展。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民事調解若干規定)，對訴前調解制度建設所應遵循的理念和堅持的方向進行了明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4日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和2010年6月7日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確立了訴前調解所適用的具體階段，即支持和鼓勵各方當事人在立案前通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等方式先行調解，化解矛盾糾紛。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上述規定雖未明確提出訴前調解這一法律術語，但亦可以視作是訴前調解在立法上的表現，也為各地法院的司法實踐與探索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并未對訴前調解適用的基本原則、范圍以及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等方面進行規定，也未對訴前調解具體流程進行明確。

　　(二)訴前調解立法滯后原因

　　縱觀大陸十幾年來關于訴前調解制度立法探索，可以發現大陸對于訴前調解制度的認識不斷加深，但是在立法上始終對訴前調解持猶豫態度，既不在立法上進行明確規定，又未將訴前調解在立法上予以排除。筆者認為其中不乏以下兩點原因：一是在起訴之前當事人可以選擇的調解方式多種多樣，包括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等方式，這幾類調解方式，有些法律已經有了詳細的規定，如人民調解，已經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

　　因此，只需要充分挖掘上述幾種調解方式的作用，即可解決大部分訴前調解的案件，故無需再專門針對訴前調解進行明確立法;二是以法院為主導的訴前調解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才在各地逐漸開展起來，訴前調解與司法審判權之關系十分復雜，雖然部分法院的探索已經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實際狀況千差萬別，若是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進行統一立法，有可能與實際脫節，使相關立法被束之高閣，損害法律權威，亦有可能扼殺各地的探索熱情，因此，暫緩立法是現階段較為理想的選擇。

　　法律來源于社會，同時法律又維護著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只要有現實需要，立法就會成為必然選擇。正是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與統一的操作細則，使得各地法院關于訴前調解的做法多具特色”。適時對各地法院在探索實踐中發現的問題與取得經驗進行總結、提煉，并借鑒臺灣地區的規定加以完善，對于推動大陸訴前調解制度的發展大有裨益。

　　(三)大陸訴前調解的探索實踐及現狀

　　1.北京市探索情況。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為推動訴前調解制度的建設，和司法局聯合建立訴前調解聯動工作機制，并出臺了《訴前調解聯動工作機制實施細則》，對于訴前調解工作各方聯合協作、聯動的重要意義與運作規則等進行細致規定。該項機制也在北京市范圍內取得了很好的實踐效果。2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成立“訴前調解E平臺”，利用信息技術打造網上調解、網上送達、網上質證、網上信息交互共享、網上簽字確認、網上司法確認為一體的在線糾紛解決平臺。3

　　2.上海市探索情況。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的一項特色制度就是法院主導下的訴前調解，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法院在糾紛受理前委托專門的資深調解員或者相關調解組織進行調解，調解成功后直接由法院出具相關的民事法律文書(調解書)，無需再進入復雜的訴訟程序，從而經濟、迅捷地解決各類民商事糾紛，平和化解矛盾，切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3.廣東省探索情況。廣東省于2011年3月在全省全面推行訴前聯調機制，將婚姻家庭、相鄰關系、醫療服務、勞動爭議、交通事故、電信欠費、信用卡欠費、物業管理八大類糾紛及爭議標的金額在5萬元以下的小額經濟糾紛確定為訴前調解的案件類型。法院安排專門引導員幫助當事人甄別案件、符合訴前調解類型的案件不必立案，就可以直接進入訴前調解程序。

　　對簡單的民事糾紛、在法官指導下，由人民陪審員、人民調解員等調解，對案情復雜的糾紛，主要由法官、法官助理主持調解。2011年1月至9月，廣東省共受理訴前調解案件46440件，調解成功率為80.6%。2019年1月23日，東莞市委政法委與東莞中院聯合下發《東莞市關于全面加強訴調對接工作的實施意見》，規定全市法院推行調解前置程序，除法律規定不能調解、不宜調解的案件外，在立案前要引導當事人選擇先行調解，由訴調對接中心審核后，根據案件情況，分流到線上與線下兩個調解平臺進行調解。4

　　雖然各地在相關操作規則的制定與司法實踐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成績背后仍然可以發現隱含的一些問題。

　　一是訴前調解定位不清晰，功能不完善。大陸并未對訴前調解在立法上進行明確的定義，法院主導的訴前調解究竟是訴訟行為，抑或是非訴訟行為。大陸民事訴訟進程從法院立案受理開始，訴前調解屬于未進入訴訟程序的糾紛，不屬于訴訟行為，但是從大陸法院在訴前調解制度的探索上來看，基本上將調解與司法確認相結合，即經司法確認的調解協議賦于強制執行力，與訴訟案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

　　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將法院主導的訴前調解定義為準訴訟行為，即與訴訟有一定區別，同時也不同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以及行業調解，在特殊情形下具有訴訟的法律效果。正因為訴前調解法律定位不明確，導致訴前調解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部分法院僅僅是在立案前告知當事人是否愿意在法院主持下先行調解，或者僅是發送訴前調解告知書，訴前調解甚至成為一種流于形式的告知制度，成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一種“點綴”。

　　二是訴前調解適用范圍過小，導致當事人訴前調解權利被部分限制。民事訴訟法規定適宜調解的案件可以先行調解，但何謂“適宜”，各地法院司法實踐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大部分法院將訴前調解案件的收案范圍限定于民事案件中的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以及標的額較小的借貸糾紛等簡單案件。5 對于一些標的額大，但事實比較清楚，雙方當事人爭議較小的案件，若雙方同意進行調解的，也不應將其排除在訴前調解程序之外。

　　三是訴前調解主持人與協議的司法確認人未分開。大部分法院均將訴前調解室設立在立案庭或者訴訟服務中心，訴前調解的主持人部分為人民調解員或者一些專業人士，但是更多是法官或者法院工作人員。雙方當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后，也是由主持或參與調解的法官直接進行司法確認。部分法院宣傳從開始訴前調解到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完畢只要半小時。經濟、便捷、高效成為了訴調對接宣傳的高頻詞匯。筆者不否認各地法院為訴前調解所作的努力與嘗試，但是為了提高訴前調解率而將司法確認這一司法審查權作為保障這一目標的工具，又如何確保經司法確認的協議經得起時間與法律的檢驗。

　　二、臺灣地區訴前調解制度概況及其價值反思

　　(一)強制調解原則及其價值反思

　　1.強制調解與申請調解并行原則以及有限職權主義原則。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訴前調解遵循強制調解與申請調解并行原則以及有限職權主義原則。在其“民事訴訟法”第403條規定了11種“強制調解案件”，所謂強制調解即調解前置程序，凡是屬于上述11類案件未經法院調解程序的，當事人不得直接提起訴訟。第404條規定凡是不屬于403條規定的案件，當事人可以在起訴前申請調解，或者雙方當事人有達成調解前置協議，一方徑直起訴，另一方抗辯雙方存在調解前置協議的，也視該起訴行為為調解申請。

　　有限職權主義原則是指，在財產權爭議調解雙方當事人不能就調解協議達成合意，但已經非常接近合意的時候，法官可以依職權提出解決的方案，方案在送達當事人及參加調解的利害關系人后，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未在十日之內提出異議的，視為調解方案成立。

　　2.調解原則之價值反思。大陸雖然未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訴前調解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是關于調解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于訴前調解，即訴前調解應遵循自愿、合法原則。完全尊重當事人意愿，即是否啟動調解程序以及是否達成調解協議完由當事人共同決定，調解組織一般不予干涉。而臺灣地區規定了三種情形，第一種是強制調解案件，該類案件未經調解不得起訴;第二種是起訴轉申請調解案件，其在“民事訴訟法”第404條第二款規定，一方向法院起訴，另一方在言辭辯論前抗辯雙方已達成調解前置協議的，就視該起訴行為為調解申請;第三種是有限職權主義賦予法官一定限度干預調解方案的權力，但該權力不具有終局性。

　　由此可以看出，臺灣地區關于是否啟動訴前調解程序并非完全由當事人決定。強制調解，即調解前置看似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否定，實則不然，如相鄰權糾紛、婚姻家庭糾紛、簡單的交通事故糾紛等案件，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甚至雙方更多是一種情緒上的不滿，將此類納入訴前調解范圍，既有助于定紛止爭，也有助于減輕法院訴訟壓力。申請調解與大陸調解自愿原則內涵一致，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在雙方已達成調解前置協議的情況下，一方不得直接起訴，而需先行調解。有限職權雖然有助于提高調解的成功率，而且也賦予當事人救濟權利，但是訴前調解并非獨立終極的程序，而是與訴訟、司法確認等程序相銜接，訴前調解不成功直接進入訴訟程序即可，針對訴前調解再單獨設立救濟程序，反而造成訟累，因此有限職權是否值得借鑒，仍需進一步探討。當然，上述原則都是建立在擁有一套完整、嚴密的調解規則與高素質的調解隊伍的基礎上。

　　當前，大陸有限的司法資源已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案件審判需要，充分發揮訴前調解制度的作用，豐富訴前調解制度的功能，能夠將一部分矛盾糾紛化解在訴訟之外，將有限的司法資源真正用于急需之處。因此，引入臺灣地區關于訴前調解前置程序，并結合大陸審判實踐加以借鑒與利用實有必要。

　　(二)訴前調解適用范圍及其價值反思

　　1.訴前調解適用范圍。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406條規定，調解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駁回：一是不能調解或明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明顯無成立的可能;二是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的;三是因票據引發的糾紛;四是一方提起反訴的;五是通知書等法律文書系通過公告送達或未送達到在國外當事人的;六是因消費借貸和信用卡借貸所引發的糾紛。

　　2.制度價值反思。大陸法律并無訴前調解范圍的立法，民事調解若干規定(2008年修正)第二條僅規定了六類案件不適用調解以及不適用調解兜底條款。從各地實踐中可以發現，大部分法院將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納入訴前調解的適用范圍。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以及各地做法來看，不論是訴訟調解抑或是訴前調解，均以具體案件類型或案由的方式予以排除或適用。反觀臺灣地區規定，其僅將票據糾紛、消費借貸合同糾紛以及信用卡合同糾紛三類案由以及存在經法定機關調解未成立、提起反訴、公告送達或未送達外國這四種情形排除于訴前調解適用范圍，最后一種不能調解、無調解必要或調解無望顯然屬法院自由裁量權，由法院判斷是否適用訴前調解。筆者認為臺灣地區關于不適用訴前調解的上述規定有值得學習借鑒之處，也有值得反思之處。

　　首先，經其他法定機關調解未成立，又申請法院訴前調解，難免有浪費社會資源與司法資源的嫌疑，可以限制申請法院調解，但是還需要區分各種情形綜合判定;其次，賦予法院認定適用訴前調解的案件范圍更大的自由裁量權，有助于推動訴前調解的發展。最后，不適用訴前調解的案件不應作過多、過細的規定。

　　(三)訴前調解程序啟動模式及其價值反思

　　1.訴前啟動模式。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403條規定十一類事件在起訴前，應當先由法院進行調解。其中第一至六類主要是因不動產使用過程中所引發的糾紛;第七類為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所引發的糾紛;第八類為因雇傭關系而引發的糾紛;第九類為合伙人之間或隱名合伙人與顯名營業人之間因合伙關系所引發的糾紛;第十類為配偶和親屬之間因財產權所引發的糾紛;第十一類為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財產權糾紛(也可由法院酌定在該金額上下浮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第404條規定除上述十一類強制調解案件外，當事人在起訴前也可以申請調解，或者雙方當事人已經達成調解前置合意的，一方起訴后，他方抗辯存在調解前置合議的，就是起訴為調解申請。上述兩條規定可以看出，臺灣地區訴前調解啟動模式存在強制調解、申請調解以及起訴轉調解的三種情形。

　　2.強制啟動模式的價值反思。大陸調解程序的啟動決定權最終都屬于當事人，臺灣地區訴前調解程序的啟動除了當事人申請外，另有部分案件屬法律規定的強制調解案件。筆者認為引入調解前置程序，有利于更好的分流案件，減輕法院壓力。但調解前置程序是建立在擁有一套完整、嚴密的調解規則，高素質的調解隊伍及各方面高效協作的基礎上。在當前狀況下，可以在經濟較為發達的部分地區先行嘗試，但更重要的是傾聽當事人的聲音，將該制度的評判權交給當事人，而不是法院單方對“成績”的總結。

　　(四)司法確認模式及其價值反思

　　1.司法確認模式。臺灣地區民訴法第415-1條規定：調解委員會擬定的調解條款或者由書記員記載于調解筆錄并由調解委員簽名，經法官審核確定后，調解即成立;由法官擬定的調解條款，在書記員記載于調解筆錄時，視為調解成立。第416條規定，當事人合意達成的調解協議成立的情形下，與訴訟上和解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上述兩條規定可以看出，調解委員會作出的書面調解協議經法官核準，或法官自行擬定的調解條款經書記員記載于調解筆錄時，調解協議即被賦予其強制執行力。臺灣地區的司法確認模式優點在于其他調解組織的調解與法院的訴前調解無縫銜接，不足之處在于法院主導下訴前調解主持法官與協議司法確認法官同屬一人。

　　2.司法確認模式之價值反思。大陸各地法院在訴前調解與司法確認方面也做了許多探索和嘗試，如浦東新區法院對調解成功后的糾紛直接由法院出具民事調解書;長寧區法院規定訴前調解案件由立案庭的法官委托給“人民調解窗口”進行調解，調解成功由立案庭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

　　上述法院的做法與臺灣地區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有經濟、便捷、高效的優點。但是訴前調解與司法確認應該各有價值偏向，在合法與效率兩種價值之間，訴前調解更注重的是效率，而司法確認作為法院的司法權，其理應更注重合法。如何在效率與合法兩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也影響訴前調解制度能否獲得更好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完善大陸訴前調解制度的思考

　　借鑒并非全盤照搬域外之相關規定或制度，借鑒的前提是反思，而反思需要立足于本地實際對借鑒之制度或規定進行甄別與吸收。因此，在完善訴前調解制度時，我們要時刻保持謹慎態度，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盤照搬，要堅定而且果斷地設計與大陸實際相適應的規則與制度，避免盲目借鑒帶來的不良反應。

　　(一)完善以法院為主導，各方參與的訴前調解大格局

　　不同于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行政調解，法院主導的訴前調解是指由法院履行訴前調解的告知、召集、組織以及訴前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的對接工作，常設于法院的調解組織負責具體調解與方案擬定。當事人申請法院對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協會、行政機關等機構調解成立的糾紛進行司法確認的，由法院通過訴前調解的形式予以確認。

　　這一制度的建立是為了在維護司法解決糾紛權威地位的同時，探索與民事訴訟相補充、各方力量相銜接、相配合的糾紛解決渠道。6這種調解格局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可以實現訴前調解與司法確認無縫對接，提高調解成功率;二是可以借助來自不同行業調解員的專門視角，有利于糾紛的分析與解決;三是淡化法官在訴前調解中的角色，有利于營造融洽的調解氛圍，避免在“調審合一”模式下，出現“以壓促調”的現象，提高當事人的信任度。

　　(二)堅持自愿調解為主與調解前置為輔并行原則

　　自愿原則作為調解的基本原則，是進行訴前調解制度探索與創新的基石。調解制度的基礎是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權，制度的正當性和有效性正是來源于當事人調解的意思自由。在立案受理前，法院可告知當事人申請訴前調解的權利，訴前調解制度的作用及其適用的法律后果，將是否適用訴前調解程序的決定權交由當事人，其中一方不同意適用訴前調解程序的，即應及時立案7。

　　筆者不否認自愿原則對于訴前調解的重要性，但是過分強調自愿，有可能導致訴前調解功能的弱化，甚至讓訴前調解流于形式。大陸已有部分法院引入調解前置程序，因此有必要在總結已有經驗并借鑒臺灣地區相關規定的基礎上，適度推廣調解前置程序，強化法院在訴前調解中的作用，讓法院在訴前調解引導工作上更加積極主動作為。儒家思想中“無訟”價值理念，強調以德去刑，以調息訟，受這種思想影響，社會中厭訟觀念仍普遍存在。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在鄉土社會里，一說起‘訟師’，大家都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

　　8可見老百姓對于打官司是有一定的抵觸心理，尤其在縣鄉一級更為明顯，認為打官司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以訴訟為恥。如離婚糾紛，原本夫妻之間并無太大的隔閡，起訴目的也只是想讓對方回心轉意，但是法院未經訴前調解徑直立案后，可能導致雙方的矛盾加深，法庭上互相對罵，甚至因此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能將這一類糾紛納入訴前調解前置程序，通過訴前調解，給予雙方心理疏導與情緒的安撫，就有可能化解一樁婚姻危機。筆者認為借鑒臺灣地區的相關規定，不斷在司法實踐中進行調整，對于完善大陸民事訴前調解制度大有裨益。

　　為此，可以將下列幾種糾紛先行納入調解前置程序：1.不動產所有人或其他利用不動產的人相互之間因相鄰關系產生的糾紛;2.因不動產界限或設置界標產生的糾紛;3.不動產共有人之間因共有物的管理、處分或分割產生的糾紛;4.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因建筑物或其共同部分的管理產生的糾紛;5.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租金產生的糾紛;6.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產生的糾紛;7.雇傭人與受雇傭人之間因雇傭關系產生的糾紛;8.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或者相互之間因財產權發生的糾紛;9.因離婚而產生的糾紛。

　　(三)擴大訴前調解適用范圍與法官的自主權

　　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訴前調解制度作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一部分，其制度價值遠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進一步挖掘訴前調解制度價值的首要任務即是擴大其適用范圍，讓大量適合調解的案件能夠在訴前調解階段得到解決。但是從各地法院關于訴前調解適用范圍的規定來看，基本以爭議金額小、事實清楚等簡易案件為主，將除此之外的大量糾紛剔除出訴前調解程序，亦不符合當前所倡導的積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應有之義。

　　筆者認為訴前調解適用范圍不必像臺灣地區規定的那么細致，完全可以參照民事調解若干規定予以確定，即除六種類型(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還債程序的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之外的案件均可納入訴前調解程序，同時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類型可由法院探索確定，賦予法院更大的自主權，以激發各地法院開展訴前調解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筆者認為參照民事調解若干規定確定訴前調解適用的糾紛范圍具有可行性：一是訴前調解與訴訟調解只是階段不同，將調解關口前移亦無不可;二是訴前調解達成協議并申請法院司法確認的，仍然需要司法權的介入，其效力和訴訟調解并無二致。因此，擴大訴前調解適用范圍并無法律上的障礙。

　　(四)堅持訴前調解與協議司法審查確認分離原則

　　大陸實行調審合一的模式，這種模式雖然為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濃重的職權主義色彩基本上淹沒了當事人自治的自由，軟化了程序法的約束，造成法官行為失范和審判活動無序化，也為法官濫用裁量權埋下隱患。9因此，實行調審分離制已勢在必行，即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的，應當重新指定未參與訴前調解的法官對協議進行司法審查確認，主持訴前調解的法官不再參與協議的司法審查確認。這種調審分離制，既有助于理清法官在各個階段的職責定位，避免因法官角色混同而出現以壓促調的現象;也有助于避免協議審查流于形式。真正實現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與處理結果的公平公正之間的平衡。

　　法制論文投稿刊物：現代交際創刊于1987年，由吉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吉林省社科院主管的 綜合性刊物。研討、普及交際學理論與應用知識。致力于社會主義新型人際關系的建立，將思想性、學術性、實用性、趣味性融于一爐，注意培養交際能力，陶冶情操，開闊眼界，增長知識。使該刊成為社會交際指南，公共關系橋梁、國際傳播向導、精神文明課堂。

　　四、結語

　　借鑒是完善法制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借鑒不是全盤照抄，胡亂嫁接，而是在立足本地實際的基礎上，對于被借鑒制度或經驗的思考，以探求被借鑒制度或經驗在本地適用的可能。本文在對比分析海峽兩岸訴前調解制度的基礎上，肯定了其關于調解前置原則、調審分離原則適用于大陸的可能性。在堅持大陸已有做法的基礎上，就完善以法院為主導各方協同參與的訴前調解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堅持調解自愿為主與調解前置為輔并行原則;二是擴大訴前調解適用范圍與法院自主權;三是訴前調解與協議司法審查確認分離制。

　　參考文獻：

　　葉琦瓊.我國訴前調解制度研究.華東政法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9)。

　　王華偉.北京市朝陽區召開訴前調解聯動工作機制動員大會.人民調解.2007(4):47

　　北京海淀法院打造“訴前調解E平臺”一小時調解結案.中國經濟網.2018-11-27. http://www.ce.cn

　　東莞在全省率先全面推進調解前置.東莞政府門戶網.2019-3-1. http://www.dg.gov.cn。

　　金小皖.論我國民事訴訟訴前調解制度的完善-兼論對臺灣地區民訴調解制度的借鑒.現代交際.2016(4):18.

　　楊紅朝.民事訴訟法的修訂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2):104

　　任國凡.先行調解面臨的司法困境與出路.法律適用.2013(12):78.

　　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5(56)

　　常鵬翱.訴訟調解異化原因之辨析：以“調審分離論”為對象.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號(135).

　　作者：1鄭觀文 2.王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