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月革命后，列寧提出關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的思想，內容包括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是克敵制勝的“基本條件之一”; 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是在革命斗爭的歷史上形成的，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覺悟和他們對革命的忠誠而得以保持的; 無產階級政黨內違反紀律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會毀壞黨的事業; 必須以果斷的措施同違反紀律的人和事作斗爭‍‌‍‍‌‍‌‍‍‍‌‍‍‌‍‍‍‌‍‍‌‍‍‍‌‍‍‍‍‌‍‌‍‌‍‌‍‍‌‍‍‍‍‍‍‍‍‍‌‍‍‌‍‍‌‍‌‍‌‍。 他還提出了加強社會紀律和加強勞動紀律的思想‍‌‍‍‌‍‌‍‍‍‌‍‍‌‍‍‍‌‍‍‌‍‍‍‌‍‍‍‍‌‍‌‍‌‍‌‍‍‌‍‍‍‍‍‍‍‍‍‌‍‍‌‍‍‌‍‌‍‌‍。

　　關鍵詞：列寧; 無產階級政黨建設; “鐵的紀律”; 社會紀律; 勞動紀律

　　在社會主義史上，加強無產階級紀律始終是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重要工作，尤其是無產階級政黨掌握國家政權后它成為關系到黨的事業成敗的關鍵性工作‍‌‍‍‌‍‌‍‍‍‌‍‍‌‍‍‍‌‍‍‌‍‍‍‌‍‍‍‍‌‍‌‍‌‍‌‍‍‌‍‍‍‍‍‍‍‍‍‌‍‍‌‍‍‌‍‌‍‌‍。 十月革命勝利和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列寧針對俄共(布)內紀律松懈、社會上無政府狀態嚴重、企業生產秩序混亂的事實，不斷地強調必須加強無產階級的紀律，從而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政工師論文范例：列寧黨內民主制度建設思想的歷史貢獻和當代價值

　　一 關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的思想

　　俄共(布)掌握政權后，成為建設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并推進蘇維埃國家各項事業的領導力量，它自身保持堅強的力量至關重要。 然而它保持自身力量的手段之一，是加強黨內的紀律。 就此列寧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是克敵制勝的“基本條件之一”。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遭到國內外資產階級以及各種反動勢力的反對和攻擊。 俄共(布)一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建立紅軍，同敵對勢力進行拼死的戰爭; 二是努力發展生產，特別是利用戰爭過程中出現的“和平喘息時機”發展生產，創造取得戰爭勝利的物質條件。 1920年3月，蘇維埃政權對敵人的戰爭已經進行兩年多，出現了“和平喘息時機”。 列寧在俄共(布)九大報告中講到對敵戰爭的殘酷性和必須得利用喘息時機發展生產時說：“這里需要有鐵一般的紀律，鐵一般的組織，否則，我們不僅支持不了兩年多，甚至連兩個月也支持不了。 ”[1]

　　這里他的意思是，對敵作戰并鞏固蘇維埃政權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保持鐵一般的紀律，利用“和平喘息時機”發展生產也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保持鐵一般的紀律。 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只有保持“鐵的紀律”，才能保持自身堅強的戰斗力，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列寧把無產階級政黨內的紀律稱為“鐵的紀律”，在于強調黨的紀律是嚴格的、集中的、堅固有力的、不易和不可被破壞的，如同鋼鐵具有非同一般的強度和硬度一樣。 同一時期，列寧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材料中論及俄共(布)的經驗時指出：“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近似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成為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黨員普遍信任的權威性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 ”[2]

　　這里他對所謂“鐵的紀律”的解釋是：黨內實行類似軍事紀律那樣的紀律，即上級的命令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尤其是黨的中央機關如中央委員會具有廣泛的、不容置疑和不可動搖的權力，它的決議和指示全黨必須服從。 在他看來，俄共(布)是這樣走過來的，其他國家建立的共產黨也必須做到這樣。 同一時期，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經驗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3]

　　這里他一是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是黨“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二是公開指明它是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重要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共產黨人學習和借鑒。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提出：在俄國，小生產者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這個階級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使它具有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并且它們以這樣的性格和思想意識來包圍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受到上述性格和思想意識的影響，時而出現不正常的狂熱現象，時而轉向灰心喪氣的情緒。 “要抵制這一切，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 ”[4]這里他強調了黨的紀律對于黨自身建設特別是黨抵制錯誤思想意識的影響、保持思想一致和組織統一的作用。

　　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鐵的紀律”是在革命斗爭的歷史上形成的，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覺悟和他們對革命的忠誠而得以保持的。 在上述《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寧論述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以后革命斗爭的歷史以及它與黨內“鐵的紀律”的關系。

　　1903年黨建立的時候，黨內上下都感到大風暴即將到來。 1905-1907年是革命年代，一切階級都公開登臺，一切綱領、理論和戰略策略觀點都受到革命的檢驗。 1907-1910年是反動年代，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代替了政治斗爭，正是“這一大失敗給革命政黨和革命階級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課”。 1910-1914年是高潮年代，布爾什維克一方面進行“不合法”的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合法機會”進行斗爭，促進了形勢的高漲。 1914-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同各國公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以及考茨基主義者進行了斗爭。 1917年2-10月是俄國第二次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立了新政權。

　　上述革命斗爭的歷史，培養了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 在革命年代、革命形勢高漲的過程中以及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關鍵時刻，無產階級政黨需要保持整齊的隊伍和統一的步伐，最大限度地增強力量，向敵對力量發動猛烈攻擊。 在此過程中，黨必須有鐵的紀律。 在反動年代，革命退潮，無產階級政黨需要使自己的隊伍有序地退卻，需要避免驚惶失措的狀況和灰心失望的情緒。 在此過程中，黨也需要有“鐵的紀律”。 顯然，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經歷了由革命年代到反動年代的形勢轉變，經歷了革命形勢逐漸高漲直至發展為武裝奪取政權的激烈過程。

　　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它產生了“鐵的紀律”。 根據這個事實，列寧指出：“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其原因僅僅在于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 ”[5]這里他說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就是指俄國革命經歷了上述過程，而且正是這個過程產生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 列寧還說：“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1903年開始的。 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的整個時期的歷史，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為什么它能夠建立為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并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住這種紀律。 ”[6]這里的意思也是說，通過考察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可以明白它為什么能產生“鐵的紀律”和為什么能堅持這樣的紀律。

　　在上述著作中，列寧就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最困難的時候能夠維持并加強“鐵的紀律”發表了意見。 他提出，由于三個原因，黨內“鐵的紀律”能夠得以維持和加強。 一是靠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即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覺悟和他們對革命的忠誠，靠他們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自我犧牲的精神和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 二是靠黨員善于同廣大人民群眾建立密切聯系，從而使革命的力量不斷增強。 由此黨員能夠產生革命勝利的信心，能夠形成維護和堅持黨的紀律的意識。 三是靠無產階級政黨實施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正確的戰略策略，從而使黨和它領導的運動適應國內的條件和形勢，處于有利地位，穩步地向前進‍‌‍‍‌‍‌‍‍‍‌‍‍‌‍‍‍‌‍‍‌‍‍‍‌‍‍‍‍‌‍‌‍‌‍‌‍‍‌‍‍‍‍‍‍‍‍‍‌‍‍‌‍‍‌‍‌‍‌‍。 也就是說，黨在斗爭中處于有利地位能夠增強黨員的信心和他們的紀律性。

　　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內違反紀律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會毀壞黨的事業。 1917年10月29日即十月武裝起義勝利幾天后，由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把持的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主張建立一個由俄國所有的社會黨均派員參加的新政府，以取代布爾什維克領導建立的人民委員會，并且由他們出面召集會議，討論組建新政府的事宜。 布爾什維克黨派加米涅夫、索可里尼哥夫等人出席他們的會議，指示他們會議必須在認可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志和決議的基礎上進行，即在承認十月革命的成果的基礎上進行。 但是會議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卻提出建立以他們的代表占主導地位的政府，這實際上是否定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志和決議，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成果。 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在會議上采取妥協立場，未反對會議討論這些問題。

　　11月1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舉行會議，大多數中央委員譴責了妥協立場，建議中止同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關于政府問題的協商。 以加米涅夫為首的妥協派對抗黨中央的意見，繼續堅持妥協立場，繼續參與建立“新政府”的活動。 他們的行為嚴重地違反了黨的紀律。 11月3日，黨中央向妥協派發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們停止錯誤的行為。 妥協派執迷不悟，宣布退出黨中央委員會。 列寧指出：黨內的妥協派或者少數派，“始終執行一條公然反對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瓦解我們自己隊伍的政策，在必須表現最大的堅定性和不可動搖性的時刻，他們卻在制造動搖”。

　　[7]在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和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俄共(布)內出現了幾個具有自身綱領和政策的派別集團，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 它們的出現違反了黨的紀律，尤其是違反了關于黨必須在組織上高度統一的紀律，況且它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反對黨的政治路線，反對黨關于必須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決定。 列寧在俄共(布)十大上嚴肅地指出了它們違反黨的紀律的極端危害性：“必須使一切覺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即令個別集團的代表人物滿心想要保持黨的統一，派別活動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齊心協力的工作，使混進執政黨內來的敵人不斷加緊活動來加深黨的分裂，并利用這種分裂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 ”[8]

　　意思是說，黨內違反紀律的派別活動，將被敵人所利用，從而加深黨組織的分裂，從內部瓦解黨組織和毀壞黨的事業。 他還指出：“‘工人反對派’以及同他們類似的分子的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動搖的表現，實際上在削弱共產黨的堅定的指導路線，實際上在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敵人。 ”[9]意思是說，違反黨的紀律進行派別活動，體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無政府主義，它對無產階級的敵人有利，即它的活動可以起到拿槍的敵人達不到的目的。

　　列寧提出，必須以果斷的措施同違反紀律的人和事作斗爭。 鑒于加米涅夫等人違反黨的紀律，對抗黨中央的意見，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妥協，接受他們關于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蘇維埃政府的行為，列寧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同違反紀律的少數人決裂，把他們開除出黨。 他說，如果違反紀律的少數人堅持自己的錯誤，那就請他們到“黨組織以外去搞他們的瓦解活動”，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結局。 “當然，分裂會是一件極可悲的事，但是現在開誠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內部進行暗中破壞、撕毀自己的決議、進行瓦解活動和散布沮喪情緒好得多。 ”[10]這里他表達了把違反黨的紀律并采取政治妥協立場的人清除出黨的主張。

　　鑒于新經濟政策初期黨內一些人違反組織紀律、建立了多個有自己綱領和政策的派別集團的事實，列寧一方面主張通過黨的宣傳工作，向黨員和黨的工作者講清楚違反黨的紀律并進行派別活動的害處，一方面揭露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點。 這一時期，列寧還提出了把違反紀律的黨員開除出黨的主張，可見列寧在反對違反黨的紀律問題上的決心之大和態度之強硬。 蘇俄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后，由于小經濟、自由貿易的發展以及實行租讓制和租賃制，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活躍起來。 列寧和黨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在前進過程中的有限的戰略退卻。 可是黨內有的人對此不理解，認為蘇俄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他們危言聳聽，散布緊張情緒，在黨內形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顯然這也是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 列寧對此指出，軍隊在退卻時對違反紀律的人嚴厲懲處是必需的，黨的建設事業在實施戰略退卻時對于違反紀律和散布驚慌情緒的人進行嚴厲懲處，也是必需的。

　　二 關于加強社會紀律的思想

　　“社會紀律”是維護秩序的紀律。 在現代社會，在正常的經濟政治發展過程中，社會秩序是靠各種法律和制度維護的。 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以至在整個蘇維埃俄國時期，社會狀態非正常化，舊的法律和制度被廢除，新的法律和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或者沒有及時建立起來。 維護社會秩序的只能是紀律。 列寧在當時的實踐中，將這種紀律稱為“工農紀律”和“革命紀律”，并就加強這種紀律的問題闡述了重要思想。 為了使此方面的內容與上文的“黨的紀律”、下文的“勞動紀律”相呼應，我們稱其為社會紀律。

　　列寧提出，加強社會紀律是消除俄國的瓦解現象、振奮人民的精神以及整頓和恢復國民經濟的需要。 蘇維埃政權建立時，蘇俄同德奧帝國主義集團處于戰爭狀態。 蘇維埃政權雖希望退出戰爭并發起了同德奧集團的媾和談判，但由于德奧集團提出的極苛刻條件和俄共(布)內外一些人的作梗而使談判進展緩慢。 1918年2月中下旬，德軍向蘇俄境內發動了大規模進攻。 這時蘇俄前線的軍隊是原政府即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軍隊。 他們拒絕執行保衛蘇俄領土的命令，放棄陣地，不執行撤退時銷毀一切戰爭物質的命令，倉皇奔逃，丑態百出。

　　與此同時，俄共(布)內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視而不見，在有關會議上大談德國國內馬上會爆發革命，馬上會推翻德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德國不構成對蘇俄的威脅，必須對德國資產階級進行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支持德國革命。 列寧就上述事實說，蘇俄存在著“普遍瓦解現象”，只有加強社會紀律，才能消除這種現象。 他在《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訓》一文中指出：“我們宣布向鼓吹革命戰爭的革命空談進行無情的斗爭。 為了進行革命戰爭，必須進行長期的、認真的準備，首先必須發展國家的經濟，整頓鐵路(因為沒有鐵路，進行現代戰爭就是十足的空談)，處處恢復最嚴格的革命紀律和自覺紀律。 ”[11]列寧認為，在蘇俄建立嚴格的革命紀律和自覺紀律或者說社會紀律，是消除前線瓦解現象以及其他各方面瓦解現象的前提。 而且從進行革命戰爭的條件看，必須整頓鐵路、河運和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恢復國民經濟，增強國力，可是只有建立自覺的紀律和嚴格的紀律，才能達到整頓企業和恢復國民經濟的目的。

　　就這個問題，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還說：“只有通過艱苦的、長期的自覺遵守紀律的辦法，才能消滅戰爭給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瓦解現象; 只有經過非常艱苦的、長期的和頑強的努力才能消滅這種瓦解現象，并戰勝助長這種現象的分子，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擺脫舊的束縛、盡量為自己撈一把的手段‍‌‍‍‌‍‌‍‍‍‌‍‍‌‍‍‍‌‍‍‌‍‍‍‌‍‍‍‍‌‍‌‍‌‍‌‍‍‌‍‍‍‍‍‍‍‍‍‌‍‍‌‍‍‌‍‌‍‌‍。 ”[12]蘇俄同德奧集團的談判于1918年3月初達成協議，蘇維埃國家退出了同德奧集團的戰爭，贏得了和平喘息時機。 這時，列寧提出：“我們將利用這個喘息時機來說服人民團結起來，進行戰斗，并告訴俄國的工人和農民：‘要建立自覺的紀律，嚴格的紀律，否則你們還會像現在這樣遭受德國人的鐵蹄的蹂躪，只要人民還沒有學會斗爭，沒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軍隊，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這種蹂躪。 ’”[13]這里他的意思是，如果蘇俄沒有建立起自覺的紀律和嚴格的紀律，則說明他們沒有學會斗爭，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戰斗力的軍隊，以后他們還會遭受失敗和痛苦。

　　列寧提出，蘇維埃克服糧食收購危機以及饑荒的威脅，必須加強社會紀律。 十月革命勝利時，蘇俄即面臨著饑荒的威脅。 有關資料顯示，1918年1月，糧食部門只完成糧食采購計劃數量的21.8%，4月只完成采購計劃數量的14.1%，5月只完成12.2%。 由于采購計劃不能完成，糧食供應計劃不能兌現。 1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糧食供應只及計劃數量的7.1%，4月只及計劃供應數量的6.1%，5月只及計劃的5.7%。 夏天這兩個城市的工人每天只能獲得1/8磅的面包。 [14]工農群眾處于嚴重的饑餓之中。

　　為了克服糧食收購危機以及饑荒的威脅，5月蘇維埃政權頒布糧食專賣法令，規定私人手中的糧食只能以固定的價格賣給國家，嚴禁私人買賣糧食，對糧食投機商進行無情的斗爭。 6月，蘇維埃政權決定各城市建立工人征糧隊，下鄉征購糧食。 當年底，城市的工人征糧隊隊員達到8萬人。 1919年1月，蘇維埃政權還頒布了關于“余糧收集制”的法令，規定農民必須將自己以及家庭成員生活需要以外的糧食全部出售給國家。 糧食部門必須將征收到的糧食合理地分配給前線的紅軍部隊和城市居民。

　　在上述過程中，加強社會紀律日顯重要。 譬如，必須以法令和社會紀律約束糧食投機商和心存私人買賣糧食意愿的農民，使他們放棄私人買賣的企圖，將糧食出售給國家。 必須以社會紀律約束下鄉征糧的城市工人征糧隊隊員，使其規規矩矩按法令和政策行事，不得趁火打劫，貪圖個人利益。 列寧在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無產階級社會紀律對于克服饑荒的作用。 如他當時提出：“沒有無產階級鐵的紀律，既不能擺脫反革命的威脅，也不能避免饑荒。 ”[15]他還說：“我們應該有而且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紀律和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要使我國每個遙遠的角落都感到覺悟工人的堅強的鋼鐵般的政權的存在，要使任何一個富農、財主和違抗糧食壟斷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不能逃脫紀律嚴明的工人階級專政者即無產階級專政者的鐵腕的制裁。 ”[16]

　　這里的意思是，無產階級社會紀律的加強不可避免地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得到增強。 這個專政將對財主、富農和糧食投機商產生威懾力，使其按照國家的法令和政策出售糧食。 如若不然，他們將受到社會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嚴厲制裁。 當時城市工人征糧隊下到農村后，發動和依靠貧農，對投機買賣糧食的富農進行無情打擊。 列寧稱這場斗爭為“十字軍討伐”，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在當時的形勢下唯一正確的選擇。

　　他說：“要么滅亡，要么建立自覺紀律，組織起來，創造自衛的可能性。 如果覺悟的工人不組織以全體貧民為首的十字軍討伐，去反對各地被小資產階級搞得日益嚴重的和我們應該加以克服的混亂和組織渙散，那么，我們所面臨的將是俄國的、日本的或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分子卷土重來，每星期給八分之一磅面包。 ”[17]這說明，他不僅強調進行上述斗爭和討伐是必須的，而且強調無產階級加強自覺的紀律，加強組織性，以增強自身的力量，保障斗爭和討伐取得勝利。 在他看來，這是克服糧食征收危機和饑荒的重要途徑。 否則俄國的和國外的反動勢力將顛覆蘇維埃政權，蘇俄工農群眾將不能擺脫每天只能領得1/8磅面包的困局，即不能擺脫饑荒的威脅。

　　列寧提出，加強社會紀律是統一全體人民的意志、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斗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 1918年7月以后，隨著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對蘇俄武裝干涉的升級，國內各種反動勢力的軍事叛亂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蘇俄進入國內戰爭時期。 當時蘇俄的社會狀況，如同列寧在有關文章中所指出的，不少人尚未從革命前對現實的悲觀絕望、無端憤怒的心境中轉變過來，致使無政府主義現象十分嚴重。 黨和蘇維埃政權要領導人民有力地進行國內戰爭，必須消除無政府主義現象，統一人民群眾的意志和行動。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依靠社會紀律和加強社會紀律。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列寧在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廢除資產階級社會內違反大多數人的意志而實行的強迫紀律，代之以工農的自覺紀律，工人和農民不但仇恨舊社會，而且有毅力、有本領、有決心團結和組織力量去進行這一斗爭，以便把散居在遼闊國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聯系的千百萬人的意志統一為一個意志，因為沒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就必然會遭到失敗，沒有這樣的團結，沒有這樣的工農的自覺紀律，我們的事業就毫無希望。 ”[18]

　　這里他一是指明無產階級的社會紀律不同于舊社會的紀律，是工農紀律和自覺紀律; 二是指明無產階級的社會紀律能夠把蘇俄各地千百萬人的意志統一起來，聚集強大的力量，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戰; 三是指明鞏固蘇維埃政權和推進事業的希望在于建立和加強無產階級社會紀律。 列寧進一步強調了加強社會紀律對于戰勝敵人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 他把蘇維埃國家的社會紀律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證明他對蘇維埃國家的社會紀律重要性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在這一時期，蘇維埃政權建立了強大的紅軍。 他們在建設紅軍的過程中，堅持以下的做法：一是在紅軍中實行鐵一般的紀律，二是堅持黨對紅軍的領導，三是啟用舊社會過來的軍事專家。 對于紅軍中實行“鐵一般”紀律的做法，列寧有過肯定和贊揚。 他說：“不要抱任何幻想。 要想取得勝利，就要進行艱巨的斗爭，就要有鐵的軍事紀律。 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絲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權的條件，就會以自己的想象給這個工農政權帶來很大的損害。 ”[19]

　　紅軍在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 1920年初，隨著紅軍在東線對高爾察克白衛軍作戰的勝利和在南線對鄧尼金白衛軍作戰的勝利，和平喘息時機再一次出現。 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決定建立勞動軍，即把一部分紅軍部隊轉到生產戰線上，發展生產，創造社會財富。 這時列寧提出，要把建設紅軍的經驗特別是加強鐵的紀律的經驗運用于建設勞動軍的過程中‍‌‍‍‌‍‌‍‍‍‌‍‍‌‍‍‍‌‍‍‌‍‍‍‌‍‍‍‍‌‍‌‍‌‍‌‍‍‌‍‍‍‍‍‍‍‍‍‌‍‍‌‍‍‌‍‌‍‌‍。 如他說：“我們率領紅軍取得勝利，不只是靠了鼓動工作，而且是靠了嚴格的鐵的紀律。 紅軍中的一切制度必須在所有的勞動戰線上建立起來。 應當把建立紅軍的全部經驗在鐵路勞動大軍中加以運用，把這支軍隊提高到紅軍所達到的水平。 不作出犧牲，不實行鐵的紀律，不利用專家，紅軍就不會勝利，鐵路大軍也不會勝利。 ”[20]在他的思想上，在這一時期，面對嚴峻的軍事政治形勢，無論是紅軍建設和對敵作戰，還是建設勞動軍和搞好生產，都需要建立和加強無產階級的社會紀律。

　　三 關于加強勞動紀律的思想

　　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尤其是在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鞏固新政權的斗爭告一段落后，俄共(布)必然要把發展生產和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任務提到首要地位。 要完成發展生產的任務，必須加強勞動紀律。 在此方面，列寧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列寧提出，建立新的勞動紀律即無產階級的勞動紀律，既是進行大生產的要求和條件，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和條件。 機器大生產的特點是幾百人、上千人在一起生產。 在這樣的生產過程中，統一行動和協同動作至關重要。 要做到統一行動和協同動作，必須使千百的意志服從一個統一的意志，即必須使參加生產的所有勞動者服從指揮和聽從命令。 這樣建立勞動紀律和加強勞動紀律的問題便產生了。

　　1918年4月，列寧在有關文章中提出：“應該說，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的、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共同工作。 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凡是思考過社會主義的人，始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 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呢? 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 ”[21]這里的意思是，加強勞動紀律，使全體勞動者的意志服從統一的意志，既是大生產的要求和條件，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和條件。 在此文章中，列寧提出了加強勞動紀律的口號——精打細算，節儉辦事，不偷懶，不盜竊，遵守最嚴格的勞動紀律。

　　他說，這雖然是舊俄國資本家階級在迫使工人超辛苦勞動時提出的口號，但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后可以正確地利用它，而且利用它的意義很重大。 這就是他所說的：“一方面，勞動群眾切實實現這些口號，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以克倫斯基為首)弄得半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 另一方面，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實現這些口號，又是取得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必需的和足夠的條件。 ”[22]也就是說，加強勞動紀律，發展生產，可以醫治俄國的戰爭創傷，可以促進蘇俄完成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任務。 同一時期，列寧在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大生產中受過紀律教育的無產階級知道，只要一天不組織起更大的生產，只要一天不建立起更加嚴格的紀律，就一天不會有社會主義。 ”[23]這里他把是否有勞動紀律上升到是否有社會主義的高度來認識，可以看出他對加強勞動紀律的重視程度之高!

　　列寧提出，加強勞動紀律是實現蘇維埃國家的“根本任務”即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任務的重要途徑之一。 社會主義建設史上轉變工作重心的第一次嘗試發生于1918年5月。 當時列寧在俄共(布)重要會議上和有關文章中提出，以前時期由于激烈的政治軍事斗爭，黨和國家政權不能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展生產和管理國家上，現在同敵對勢力的政治軍事斗爭已經告一段落，可以實現工作重心的轉變，以后蘇維埃政權要把一個根本任務即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任務提到首要地位。

　　要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加強勞動紀律，加強對生產的管理。 當時這方面的工作正在開展中，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已經制定了《勞動紀律條例》，要求所有國有企業建立嚴格的規章制度，規定生產定額和勞動生產率，對破壞紀律的人嚴加懲處。

　　列寧針對這個事實說：“俄國無產階級最覺悟的先鋒隊，已經給自己提出了加強勞動紀律的任務。 例如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工會中央理事會，已經開始制定相應的辦法和法令草案。 這項工作應該加以支持和全力推進。 ”[24]這里他在強調加強勞動紀律的作用的同時，贊揚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這方面工作做得好，表示要支持他們的工作。 這一時期列寧還提出：“在任何工廠、任何經濟單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饑荒和失業痛苦的罪人; 應該善于查出這種罪人，交付審判，嚴厲懲辦。 ”[25]這是以強力推進企業管理、促使勞動者遵守勞動紀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思想。

　　列寧提出，蘇維埃國家的勞動紀律是工農群眾在自愿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同志關系式的紀律。 在剝削制度下，包括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紀律是壓迫者和剝削者設立的，是統治者壓迫和剝削勞動群眾的工具，是棍棒式的紀律。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工農群眾成為新國家的主人。 他們破壞了舊俄國的勞動紀律，并且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感受主動地要求建立新的勞動紀律。

　　他們還自愿地參與了建立新勞動紀律的工作。 如上述《勞動紀律條例》就是由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經許多工會會員參與而制定的。 列寧就上述情況說：“現在，在群眾中正在自愿地、主動地提高這樣一種認識：他們不應該等待上面的命令，而應該根據自己生活的經驗，用聯合起來的勞動的新紀律，用擁有千千萬萬人口的整個俄國的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紀律，去代替那種建立在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奴役上的紀律。 ”[26]這一論斷充分地肯定工農群眾自愿地建立新的紀律，即實現千萬人聯合勞動的新紀律，去取代舊制度下的紀律。 在他的思想上，這樣的紀律是同志關系式的紀律，是體現勞動者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紀律。

　　1919年6月，在蘇俄的工人掀起“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活動時，列寧深有感觸地說，農奴制的勞動組織是靠棍棒紀律來維持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組織是靠饑餓來維持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組織是靠勞動者自愿建立的、自由的、自覺的、同志式的勞動紀律來維持的。 他說：蘇俄的勞動紀律是新的紀律，“這種新的紀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產生的，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而且只能是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 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可能有這種紀律。 代表或體現這種物質條件的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啟發和鍛煉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 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27]這里的意思是，機器大生產產生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根據大生產的要求和適應大生產的規律，制定新的勞動紀律。

　　顯然在他的思想上，上述實踐過程是以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為基礎的。 雖然蘇維埃國家的勞動紀律總的來說是工人自愿建立或制定的，但是不等于工農群眾中的每一個人都參與了制定勞動紀律的工作，不等于每一個人都有遵守紀律的自覺性，不等于不必要對工農群眾進行加強勞動紀律的教育‍‌‍‍‌‍‌‍‍‍‌‍‍‌‍‍‍‌‍‍‌‍‍‍‌‍‍‍‍‌‍‌‍‌‍‌‍‍‌‍‍‍‍‍‍‍‍‍‌‍‍‌‍‍‌‍‌‍‌‍。 也就是說，對工農群眾進行加強勞動紀律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列寧主張對工農群眾進行這樣的教育。 他說：必須認真地進行加強勞動紀律的教育，“必須使人人懂得：俄國是屬于我們的，我們工農群眾而且只有我們工農群眾，才能夠以自己的活動和自己嚴格的勞動紀律來改造舊的經濟生活條件，實現偉大的經濟計劃。 此外別無出路”。 [28]他的意思是，俄國是工農群眾的，嚴格的勞動紀律也是工農群眾自己的，工農群眾需要以自己的勞動紀律來改造舊生活條件，創造新生活。 只有通過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使人人都懂得這些。

　　列寧關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內“鐵的紀律”的思想，關于加強社會紀律的思想，關于加強勞動紀律的思想，在科學社會主義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具有思想啟示的意義。

　　注釋：

　　[1]《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7頁。

　　[2]《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5頁。

　　[3]《列寧全集》第39卷，第4頁。

　　[4]《列寧全集》第39卷，第24頁。

　　[5]《列寧全集》第39卷，第5頁。

　　[6]《列寧全集》第39卷，第4頁。

　　[7]《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頁。

　　[8]《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8頁。

　　[9]《列寧全集》第41卷，第87頁。

　　[10]《列寧全集》第33卷，第48-49頁。

　　[11]《列寧全集》第33卷，第413頁。

　　作者：俞良早 陳 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