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相信，楊衛校長的確是對這起事件痛心疾首。但在時下的學術大躍進造假評價機制內，楊衛不可能阻止下一個“賀海波”的出現。職稱評定要看論文，在核心期刊發表多少篇，就可評教授副教授。項目課題成果要看論文，這個課題組論文多多，就說明成效顯著。至于這論文到底有幾分的學術價值，這課題在科研上到底有多大貢獻，倒成為了其次。浙大論文大躍進造假事件，當然有個人道德的因素促成。但我們知道，一個人的道德總是服從于社會的一貫評價的。具體到學術道德問題，我們不能不檢討讓一名年輕學者鋌而走險，完全置人格風險于不顧的學術評價導向。倒下了一個賀海波，無數個賀海波會前仆后繼。因為從風險概率來說，偶發性的東窗事發，根本不足于扼殺利益驅動下的學術造假沖動。

　　這種“學術大躍進”造假其實并不僅僅體現于學者身上，更體現于高校與科研機構對于學術虛名的追逐。以浙大此次論文造假事件來說，這些造假的論文又不是一個月之內發表出來的，論文成果總要記錄在案的吧。但又有誰認真過?論文的核查制度是一個因素。但課題組急于出成果。或許才是造假論文安然無恙的要因。事實上，這教授那副教授，倘動起真格來，論文的質量論著的質量，恐怕真的會讓人臉紅的。但這都是學校需要的“成果”，沒有人會來較這個真，細致到核查具體篇目。既如此，論文東拼西湊，觀點乏善可陳，甚至是復制粘貼抄襲剽竊，也就在所難免。

　　從浙大公布的調查結果來看，李連達院士似乎有些無辜，因為并無證據說明他對造假論文是知情的。事發后，李連達曾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坦言，他的主要工作地點在北京。2004年受聘浙大藥學院院長后，一般每兩個月去浙大一次，每次3至5天，其中專門有一天是抽出時間了解眾多的課題組成員的研究進度，時間不多、精力不夠，無暇關注其他事項。他這個藥學院長，對于院里的學術成果不知情，情理上說不通。他算不算稱職呢?當然不算。但不可否認，浙大在聘任李連達為院長一事上，根本不可能給予他多大的職務約束。要害在于雙方的利益糾葛——有了院士，就可以有課題，有了課題，就可以利益均沾。發生這樣的事情，浙大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這是“學術大躍進”的另一個變種。

　　嚴肅學紀也好，丟卒保帥也好，論文造假事件，公眾當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解讀路徑。但在學術考核重數量輕質量的現實語境之下，此類事件即便是不發生在浙大，早晚也會發生在國內某所高校。浙大論文學術大躍進造假事件，是學術公信淪喪帶來的惡果。但發生在浙大這樣的名校是好事，至少可以給主管部門提個醒——名校尚如此斯文掃地，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某些學術論文成色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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