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文學與文化》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本刊秉承開發而嚴謹的學術品格，以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文學為核心主旨，同時注重突出文學與文化的關聯性。創刊后，刊物得到了諸多學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海內外眾多文學文化研究者不斷賜稿，多篇文章為《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所節錄或轉載，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影響。

　　偶然在《視界》上讀到杜建國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視界》第6輯，2002年4月，以下簡稱〈托文〉)。真沒想到現在也還有人對托洛茨基有興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幾分注意。但讀過之后，卻發現問題多多，尤其是在關涉托氏評價、以及對一些相關的史實和理論問題的讀解上，作者的看法或過于簡單、片面，或似是而非，讓人不吐不快，且寫出來，與作者一同討論。

　　問題一：關于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異同」

　　從切入點看，作者寫此文似是為反駁鄭異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話題〉一文(載《讀書》1999年第五期)，這本屬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來的那么大的情緒，以至文中對鄭異凡先生的多處指責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責甚至連邏輯都不顧。比如，作者在談到鄭先生對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較分析時，引了鄭先生一句認為托氏與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的話，然后又引了鄭先生「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等語，理直氣壯地反問道：「既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么他們又怎么會不共戴天的呢?」1這就很讓人驚訝，「主張大同小異」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嗎?除了主張，還有性格、氣質、以及個人恩怨、權力之爭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別是具體到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而言，命運注定這兩個人幾乎是從一見面開始就處于互相敵視的位置，以至列寧逝前還在擔心他們兩人發生沖突以及由此引起的黨的分裂2。這種同中有異──不是因為政見，而是因為其它原因形成的對立和沖突的情況，尤其在政治人物中并不鮮見。而況「主張大同小異」一語并非鄭先生原話(對于托氏與斯氏的「主張」而言，是不好以簡單的「異同」論之。上文因只考慮邏輯，對此未作甄別，下文將詳論之)，但作者只顧傾倒心中的憤懣，似乎顧不了這許多，仍沿著自己的邏輯挺進，緊接著竟發出了這樣令人吃驚的責難：「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后來重復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蔑的話。」3

　　且不說《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尚需查證(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憑常理也該明白：別說《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徹本人就是個托洛茨基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評價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觀公正、全面準確，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誰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見;誰讀了《三部曲》，誰就只有雙手贊成的權利!?這叫甚么學術?恐怕多伊徹本人也不會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謂「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 」──即托氏早先提出來的加速工業化與集體化的主張 ，后來由斯大林所實現的說法，并不是鄭異凡先生一個人的看法，而是國際學術界中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說公認的話。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內，基本上持的也是這一觀點，不知作者為何視而不見。且引幾段如下4：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左傾方針持一種相對贊賞的看法，承認它的積極意義。這一事實使托洛茨基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們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慶祝日，從莫斯科紅場上傳出的官方口號是：「警惕右傾危險!」「打擊富農!」「抑制耐普曼!」「加速工業化!」這些口號響徹了整個國家，擴散到了最邊遠的角落，甚至也傳到了阿拉木圖。這正是托洛茨基長期以來試圖說服黨采取的政策!……可以這樣認為，執政派現在被迫抄襲托洛茨基的思想，這一事實就是為反對派所作的最好辯解。

　　這兩個對手的命運就是這樣古怪，當托洛茨基被驅逐出俄國之時，斯大林卻著手以野蠻的方式消滅俄國的落后和野蠻，仿佛是要經典馬克思主義回流，而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將要實現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綱領。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導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卻是它的執行者。

　　引文未免累贅，卻又必不可少。只不過，他們兩人的關系事實上遠比這里說的要復雜得多。

　　從性格上講，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領袖中，恐怕再難找出有哪兩位像斯、托二人這樣，有著那么多的相似與差別了。同樣的倨傲、自負，同樣的不甘人下，有著強烈的領袖欲，并且同樣的傾慕權力，同樣的敏感自尊，喜好虛榮。猶如同性相斥的磁場原理，過多的相似也產生了太大的差別：他們一個熱情似火，一個卻冷靜如鐵。一個雄辯滔滔，長于辭令;一個卻沉默寡言但更精于算計。一個喜歡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尤其樂于置身在漩渦中心，與革命進行親密接觸，直接對話;另一個卻更喜歡側身一邊默默做著黨所交給他的工作。與語言乏味，舉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氣縱橫的托洛茨基往往顯得更有教養，也更注意風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長理論的創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幾分革命騎士的浪漫和理論家的坦誠，他相信理論的力量遠遠超過他相信政權的力量，因而也常有為理論所累的時候。斯大林則是個務實的行政主義者，與理論相比，他顯然更迷信組織，更相信權力。身為黨的總書記，他也是把行政能量發揮到極致的權術大師。他的政治哲學實則有著太多的馬基雅維里成分，骨子里又帶了幾分拜占庭陰謀家的氣質，常常在不動聲色之中就能置對手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鐵腕人物，對大權在握，發號施令有著同樣的喜好。別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問題上向斯大林主流派發難，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內戰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對行政命令主義的過分依賴(或許正是列寧所批評的「過分熱衷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歡紀律與服從的強制性格傾向，再想一想他對工人反對派的厲聲呵斥，以及在工會問題爭論中對軍事共產主義強制方法的偏愛(「擰緊螺絲釘」、「整刷工會」等)等等，不難想象一旦大權在握后的托氏會是甚么樣5──盡管不會與斯大林完全一樣!

　　不過，即使如此，從政治主張上講，斯、托兩人確實是不好將其放到一起，簡單地論其異同的，原因很簡單，就「主張」而論，托氏有理論，而斯氏沒有理論。具體到工業化和集體化問題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對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進程，并非是真的認為這會中斷新經濟政策，影響工農兩大階級的結盟，而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拱衛自己列寧繼承人的正統形象，穩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出面與托氏等人進行理論爭辯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后來轉向，以托氏也無法贊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體化與工業化的方針，也并非是害怕農村的資本主義復辟，害怕社會主義受到削弱，而是從糧食收購危機中看到了農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將之納入龐大而又嚴密的官僚化計劃體制(當然也是行政組織體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拋棄布哈林，轉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論求救，并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許多反對派骨干的「投誠」，以至連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斷失誤，想在斯大林需要他們的時候伸手相援，與斯氏結盟來反對布哈林。實際上，斯大林心里壓根就不會原諒反對派──他們的最終結局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即使他最終執行了托氏的綱領，也不好就說他的主張與托氏「大同小異」。對斯大林來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以至后來居然敢與德國法西斯結盟瓜分波蘭，那么，要不要搞工業化和集體化，就只是個為我所用的問題，而不存在甚么剽竊與認同的嫌疑。一句話，這只是斯大林為實現他的獨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礙而已。

　　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鄭異凡先生并沒有簡單地說他們的主張「大同小異」，而只是說「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說「斯大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等等，應該說，話還是講得頗有分寸的，由此得出「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也并沒有甚么錯，與「不共載天」的說法也并不自相矛盾。至于講到托氏的主張至少在時間上與方法上跟斯氏的集體化工業化不同──正像〈托文〉作者在文中所一再爭辯的那樣，那么，我想提醒作者注意：這其中除了托氏提出的僅僅只是理論而斯氏實行的又僅僅只是結果的差別之外，也還有一個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問題。對于理論邏輯，多伊徹就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當托洛茨基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號召大家完成偉大而艱巨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任務時，克拉辛曾向他問道，他是否充分考慮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含義?并向他提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通過殘酷的殖民掠奪，摧毀英格蘭的自耕農，摧毀印度的家庭紡織業等等，才得以完成的。「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現代紡織業才得以興起。」據說，托洛茨基聽后，當時就跳起來抗議說，他的建議「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對此，多伊徹寫道：「這當然不錯。但不管怎樣，他的立場的邏輯發展不就是將導致『對農民的掠奪』嗎?」6據多伊徹說，此后，托洛茨基便很少再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語了。也許他已覺察到包含在這一「規律」中的那層不詳的陰影?

　　至于歷史邏輯，多伊徹曾針對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歷史會怎樣的設問，講過這樣一番頗為深刻、透徹的話7：

　　如果要問：托洛茨基會把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廣大蘇聯人民免遭斯大林統治下所受的損失、貧困和壓迫，同時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規模實現工業化?或者他能說服而不是強迫農民合作經營農業?進行這樣的推測毫無意義，這些問題是不可回答的……事實上，20年代的政治演變已事先決定了30年代俄國社會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這一演變導致獨裁和鐵的紀律，進而導致了強行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問題二：關于新經濟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成聯合反對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爭論中，新經濟政策是個焦點。盡管由于新經濟政策是列寧生前所訂，在令人崇敬的領袖剛剛去世之后，誰也不會去冒觸犯列寧思想遺產的風險，因而，表面上并沒有人對新經濟政策直接提出批評。但從托氏等人關于加速工業化，加強計劃化和集體化，以及出于對農村資本主義因素增長的憂慮而提出的限制富農，對富農課以重稅等主張中，還是不難看出，根子就在新經濟政策!這是關鍵，也是雙方分歧的實質之一。

　　無論是從當時還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新經濟政策的真正意義，是在于它啟動了被革命和戰爭打斷了的市場機制，開啟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大門。恰恰是這一點，與人們所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明顯不符，因此，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初就在黨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列寧為此而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并將之解釋為一種暫時的「退卻」，一種「迂回曲折」的進攻。在隨后的幾年里，列寧為新經濟政策傾注了大量心血，寫了不少文章，不斷發現和挖掘新經濟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給予新的闡釋和提升。大體說來，列寧賦予了新經濟政策這樣幾重意義：

　　(1)是從非常態的戰時體制轉向常態的和平建設體制的一種過渡8。在強制與半強制的戰時體制下，你可以用超經濟方法向農民強行征集「余糧」──或者像列寧后來所說的那樣，有時甚至是農民的「必需糧」，但在和平體制下，你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余糧收集制后來引發的嚴重危機、動蕩和全國雪片一般的抗議都已證明：農民決不允許將強制的戰時紀律永遠盤旋在他們頭上!

　　(2)新經濟政策是工農兩大階級政治聯盟的經濟基石。平等的聯盟，必須以平等的交換關系作基礎，否則，政治平等就無法得到保障。「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它在哪里?在同農民進行商品交換!!」9

　　(3)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適應于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建設道路、建設方法，它「并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質，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占多數的國家里，無產階級不能拋棄小農，而必須采取與之結盟的戰略，為此，就需要找到一種適合他們，為他們所樂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礎上，改造他們，帶領他們一同走上社會主義。改造小農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所以，新經濟政策也是長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卻一直未能認識到，新經濟政策實則是從戰時體制轉向和平常規體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戰略轉移!他們恪守著某些戰時共產主義的也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信條和思想原則，將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把商品關系、市場原則等同于資本主義，視個體勞動為危險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所以，對新經濟政策實行幾年后重新活躍起來的農村經濟狀況和市場經濟關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張的估價。

　　不錯，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過實行糧食稅的建議。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11：

　　我從烏拉爾帶回大量有關經濟情況的考察報告，這些報告的結論，一言以蔽之：必須拋棄戰時共產主義。我的實地調查使我相信，因內戰條件強加于我們的戰時共產主義方式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恢復我們的經濟生活，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個人利益的成分;換言之，必須恢復某種程度的國內市場。我向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個方案，計劃用一種征收糧食稅的辦法來取代征糧制，并恢復商品交換。

　　但事實上，托洛茨基當時的認識遠不像他后來所標榜的那樣，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本質，否則，他就不會在自己的建議被否決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戰時共產主義的法寶，并將之嚴厲地貫穿到鐵路系統的整頓中，進而更提出了「勞動軍事家化」，「擰緊螺絲釘」等加強戰時體制的口號，由此挑起了一場關于「工會國家化」問題的爭論。細觀托氏在爭論中的主張，他與列寧的分歧，實質上是一個要不要將戰時原則繼續運用于和平時期的問題。從托洛茨基后來的一系列主張及其表現看，應該說，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戰時共產主義的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