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政工師論文發表了傳統文化與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可行性，將黨內民主和協商民主結合起來就是黨內協商民主，有助于促進黨內和諧，保持政治的穩定，論文探討了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發展的可能性以及實現條件，提出了現代信息技術是黨內協商民主發展的有效載體。
 

　　關鍵詞：政工師論文,傳統文化論文,黨內協商民主

　　一、黨內協商民主的內涵

　　黨內協商民主是將黨內民主和協商民主相結合，把協商民主的理論、原則和原理在黨內民主運作過程中實踐而形成的新概念。即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黨員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就共同關注或關系共同利益的問題進行自由、平等地協商，以期達成共識，形成全體黨員共同接受的民主的、科學的、合法的路線、方案和決策過程(1)。發展黨內協商民主在能切實發揮黨員主體性，保障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等權利的同時，還能提高政黨決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黨內協商民主與黨內選舉民主是黨內民主的兩種基本形式，二者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都對我國政黨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兩者也有不同點：選舉民主側重于結果，黨員主要通過選票的形式賦予各級政黨機關、集體以領導權、決策權和管理權。而黨內協商民主側重于過程，表現在在投票前或選舉以外的協商、意見或偏好的表達，以期達成共識的商議過程。黨內協商民主既不是否定、更不是替代選舉民主。二者對增強領導者的政治合法性和決策科學性，對促進黨內和諧，保持政治穩定都擔負著共同的責任。

　　二、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發展的可能性

　　(一)中國傳統的協商思想奠定了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文化基礎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協商政治思想資源，凝聚著“和合”文化精神。如古代《易傳》中“和”的觀念;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等。而我國外交政策上也體現了鮮明的協商文化傳統，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戰略思想，我國民主制度上的“多黨合作制”等。中國共產黨充分挖掘“和合”思想蘊涵的當代價值，研究“和合”思想文化在黨內協商民主發展中的作用，并不斷賦予“和合”文化在我國現代社會中的內涵。這些傳統文化的協商思想不但賦予黨內協商民主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也賦予了其鮮明的時代特色。使基層黨內協商民主成為當今多元社會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的戰略選擇。

　　(二)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理論基礎

　　第一，黨內協商民主的理論與政策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實行的政黨制度。1989年12月，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第一次明確了民主黨派“參政”的職責范圍，規定民主黨派參政主要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協商國家大政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和國家領導人選、國家事務管理”。黨的十三大提出建設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構想，即更加全面地向帶有協商性的民主政治邁進，試圖在社會生活的領域內推進協商民主。江澤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又將我國的政黨制度闡述為“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2)。2006年，我國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提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這為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指導。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政黨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和黨的政策理論都為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理論與政策指導。

　　第二，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為黨內協商民主奠定了制度框架基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為協商政治構建、政治運作等提供了框架體系。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實施能充分表達各黨派的利益、愿望和訴求，不斷暢通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充分協調不同利益關系等優勢。這一基本制度的優勢不但為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暢通了制度化渠道，同時也廣泛地拓展了各種社會黨內民主的積極力量，這對于激發基層黨員參政、議政的積極性，集思廣益、廣集良策，推動執政黨領導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都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國倡導的這種協商民主形式，為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制度形式。

　　第三，其他制度資源為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外部力量。首先，以民主集中為代表的黨的基本組織制度。堅持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該制度的有效實行對充分發揚民主，廣納民智，形成科學決策，并有效地貫徹執行具有積極作用。其次，以黨委制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制度。黨委制要求黨委集體領導，它不但為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及其實施的可能性，成為基層黨內發展協商民主可以借鑒的制度資源。最后，黨的代表大會制。黨的代表大會制能夠充分體現黨內民主和實施黨內監督。在協商民主的發展過程中，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選舉制度等，其實質都是為保證黨員的主體地位，維護黨員的基本民主權利，讓黨員積極獻言獻策，通過各種形式參與到黨內民主政治事務中來，真正實現黨內民主。因此，在推進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掘并不斷創新這些可以利用的黨內制度，使之成為推進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發展可以借鑒、利用的制度資源。

　　(三)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現實條件

　　1.社會經濟條件

　　改革開放為黨內民主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成果為黨內民主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市場經濟發展在給人們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多元化，表現在黨內民主方面，黨員利益訴求出現多元化。而黨內民主要求實現黨員對黨內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新形勢下，要通過充分發揮兩類基本的黨內民主形式――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兩者相互結合共同提高黨組織的決策和應變等能力。同時，政黨本身要更加注重黨內民主，而黨內協商民主在基層的推進、發展、完善正是順應了新形勢下的客觀要求。在基層黨組織工作中，暢通并拓寬基層黨員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通過協商、討論的方式不斷協調基層黨員之間不同的利益，最終形成科學決策。 　　2.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發展的經驗基礎

　　近些年來，我國在不同地方、不同領域內開展的協商民主實踐，成為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發展可以借鑒的豐富資源。如浙江臺州的“民主懇談”，其形式具多樣性，有民主溝通會、決策聽證會、決策議事會、村民議事會、鄉鎮人大表決會、黨代會代表建議回復會、重要建議論證會和村民代表監督管理會等。在探索實踐過程中，臺州還以“民主懇談”為載體，不斷創新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新形式，相繼衍生出了參與式公共預算、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村級民主決策五步法、黨內“民主懇談”、警民懇談等廣泛、多層的協商民主形式。還有，中國共產黨實行的黨內協商民主試點工作，如浙江省“椒江模式”，鮮明地體現了黨內協商式民主特點與精神，成為推動黨內協商民主的嘗試。如近些年我國推行的基層黨組織干部“公推公選”試點工作，改變了以往候選人由上級黨組織直接任命的做法，變為候選人由基層黨員群眾民主協商產生，這種方法能有效彌補單純投票的不足，能充分地體現廣大黨員的意愿，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這些成功經驗為黨內協商民主在基層的推進提供了有效的啟示。

　　3.現代信息技術是黨內協商民主發展的有效載體

　　新媒體時代的信息技術為基層黨員政治參與、政治決策、政治監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一方面，新媒體技術改善了基層黨員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手段，黨員通過網絡媒介及時了解黨的政策文件和政治決策運作程序，可通過網絡媒介等途徑直接向基層黨組織、或有關部門進行咨詢、質疑，從而實現”受眾”到“對話”的角色轉變。這種轉變既維護了基層黨員的政治權利又加強了黨的決策的合法性，更能充分體現黨內平等協商、參與討論、理性建議。另一方面，信息傳遞和反饋速度的提高，避免使黨的決策出現主觀性和盲目性。因此，信息技術、網絡媒介的快速發展在提供科學技術條件的同時，也為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綜上所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協商思想的基礎上，并充分利用我國政黨制度中豐富的協商資源，積極吸取基層黨內協商民主實踐的成功經驗，尊重基層黨員的主體地位，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價值追求目標，在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和黨情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基層黨內協商民主的發展，也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積聚力量。

　　推薦期刊：江蘇科技信息半月刊)創刊于1984年，是由江蘇省科學技術廳主管、江蘇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主辦的大型綜合指導類科技月刊，是“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期刊”“江蘇省一級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