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哲學動態》發表的一篇哲學論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的哲學專業刊物。20世紀60年代由哲學所學術秘書室主編國內哲學動態，內部交流用;1979年1月正式創刊《國內哲學動態》，限國內發行;1987年更名為《哲學動態》，國內外公開發。

　　論文摘要:客體性美學的哲學基礎是古代西方的客體性哲學,它的的重要特征是把美當作某種實在,當作客體的屬性,而把主體排除在外,在方法論上,客體性美學僅研究美的本質,而不關注審美。美學史上,古西方藝術是一種典型的客體性美學,它將藝術與美分離開來,在東方,早期辯證唯物主義也流露了客體性美學的傾向,它把美的自然性與客觀性割裂開來。因為客體性美學只關注客觀對象的性質,卻把主體忽略了,這種美形態必然要被高舉主體性的近代美學所取代。

　　論文關鍵詞:客體性 客體性美學 主體性美學

　　美學史上存在著客體性美學,它把美的性質歸屬于某種主體之外的客觀實在。西方古代美學是客體性美學,客體性是西方古代美學的最根本的性質,也是區別于近代主體性美學和現代主體間性美學之處。同時,在20世紀的蘇聯、中國也產生過客體性美學,它們受到了西方客體性美學的影響,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本文擬就此進行考察和論證。

　　一、古代西方的客體性哲學

　　古代西方的客體性美學基于客體性哲學,因此研究古代西方的客體性美學必須先研究它的客體性哲學基礎。什么是客體性哲學呢?就是把存在歸屬于客觀實在的哲學。古代西方哲學是一種實體本體論哲學,這正是把存在歸屬于客觀實在的客體性哲學。我們先考察古代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所謂本體論是指對“存在(是)”的研究,而“存在(是)”被看作本原性的、最高的抽象,它是世界萬事萬物的根據,一切事物都分有“存在(是)”。“存在(是)”的概念一提出來就被當作客體,即與研究主體無關的對象。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把“存在(是)”變成了“存在(是)者”。

　　一旦把“存在(是)”作為對象,主體置身于之外,而“存在(是)”成為一種“邏各斯”,就具有了客體性。《美國大百科全書》中這樣下的定義:“本體論,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實在本身,這種實在既是與經驗著它的人相分離的,又是與人對于它的思想觀念相分離的……”[1](P23-24)對于“存在(是)”的客觀本質的把握,就產生了諸種范疇。亞里士多德第一個設定了本體論的十種范疇,其中“實體(本體)”是核心范疇。在古代西方哲學中與本體論相關的是實體觀念。所謂實體是古代西方哲學對“存在(是)”的基本規定,是獨立于主體的客觀實在。實體相對于屬性而言,是現象后面的本質。柏拉圖認為“存在(是)”是理念,而理念是實體性的,即一種作為實在的概念,它是現實事物的本原;理念是真實的,而現實事物不過是它的影子。亞里士多德認為實體是個別的存在物(第一實體),而個別存在物是由形式與質料構成質料具有可能性,形式具有現實性;同時,在這個前提之下“形式”也成為“第二實體”。其他古希臘哲學家也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某種實體,如米利都學派認為是火或者氣,畢達哥拉斯認為是數等。中世紀哲學認為上帝是唯一的實體,其他存在物都是上帝的創造物。實體觀念使古代西方哲學奠基于主客對立的基礎之上,主體之外的存在、實體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而客體性成為存在的根據。由于存在、實體被認為是萬事萬物的根據,因此客體性哲學認為從存在、實體就可以推導出一切知識,這就形成了“一決定一切”的形而上學。正是在這個客體性哲學的基礎上才產生了古代西方的客體性美學。

　　古代西方的客體性哲學有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在古代社會,人類剛剛從原始社會中走出來,主體與客體剛剛分離,還沒有確立自己的支配地位: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無法自信地與自然抗衡;同時個體還沒有充分獨立,不能脫離社會的束縛。這時,客體對于主體就具有某種優越性、支配性。人們認為主宰世界和自身的是某種外在的力量。這時人的任務就是認識它、掌握它。從積極方面說,這種客體性也是主體性的一種歷史形式,是達到主體性的一貫準備階段。古希臘雖然也產生了主體性的思想萌芽,如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思想(中國古代也產生了荀子的“人定勝天”的思想),但總體上還是把認識客體放在第一位。人的地位的弱小,表現在對神的崇拜、信仰。中世紀宗教哲學自不必說,古希臘羅馬的哲學也沒有擺脫神的觀念,即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大哲學家也把神作為終極原因。在主體性未獲確的社會現實基礎上,就形成了古代西方的客體性哲學。同時,古代西方客體性哲學還有認識根源。古代人類直觀地看到世界萬物獨立于主體而存在,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認為主體與客體是分離的、對立的。同時,又直觀地認為萬事萬物的紛紜現象后面一定存在著一個本原的東西,而哲學就是找出這個本原性的東西,這就產生了存在、實體等客體性概念。這種客體性哲學歸根結底是主體性未獲自覺的結果。

　　二、古代西方的客體性美學

　　在客體性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西方的客體性美學。所謂客體性美學,就是把美當作某種客觀實在,當作客體的屬性。在方法論上,就是研究美的本質,而不是研究審美的本質,這就是說,把主體排除于研究對象之外。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中,對美本身進行了探討。他首先排除了美是具有美的屬性的具體的事物的觀點,指出美不是美的小姐、美的母馬、美的豎琴、美的湯罐等,而是超出具體事物的普遍的、絕對的美。這種研究方法已經蘊涵了客體性美學,因為“美是什么”的問題就已經預設了美是客觀的實在。這種研究方法主導了古代和近代的美學,使其成為客體性美學。古希臘時期,美學的萌芽即已發生,它開始思考美的本質問題。從實體本體論出發,就會得出美是存在的“分有”、美是實體的屬性的結論。這就是說,古代美學認為美是客觀的實在。與此相關,古代美學認為藝術是一種“模仿”,模仿的對象就是實體。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中首先否認了美在感覺的主觀論,認為“視覺和聽覺的快感就不是美本身了”。柏拉圖認為真實的存在是理念,理念是實體性的,而現實世界是理念的影子。美的根源不在現實世界,現實世界的美只是理念的反光。人如何能夠感知美的理念呢?他提出了“靈魂回憶”說。柏拉圖這樣解說美的本質:“……有這種迷狂的人見到塵世的美,就回憶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復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飛遠舉,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個鳥一樣,昂首向高處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為迷狂。”[2](P125)這里一是提出了美的超越性。二是提出了美的客體性。理念作為實體是客體性的,因此美也是客體性的,它與主體無關,主體只是美的觀察者、回憶者。柏拉圖認為審美并不是主體性的創造,而是“詩神憑附”,審美能力來自詩神,而不是人自身。

　　亞里士多德很少談論美的問題,他的《詩學》是談藝術問題的。但他仍然對美有所闡述:“美是一種善,只所以引起快感正因為它是善。”[3](P41)他認為美是客觀的實在“美同美的存在……必須是吻合的……”,“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勻稱與明確’”[4](P13)。在這里,他對于美的本質作了初步的概括,認為美具有客觀實在性。這與他的哲學觀相關。他認為實體是由質料加形式構成的個別事物,因此美也是個別事物的屬性,而這個屬性就是物體的形式。其他古代美學家也根據實體論提出了客體性的美學思想。如畢達哥拉斯關于數是實體的觀念,認為美是數的和諧;中世紀美學認為美是唯一的實體——上帝的屬性。中世紀美學是特殊的客體性美學,因為它把美的客體性根源于上帝的實體性。在中世紀,上帝作為實體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而真善美都是上帝的屬性。中世紀宗教神秘主義哲學的始祖普洛丁繼承了柏拉圖的理念(理式)說,而又與神學結合起來,說“物體美是由分享一種來自神明的理式而得到的”[3](P54)。圣·奧古斯丁認為美在上帝,雖然現實事物也有自己的美,但這只是低級的美,“這些東西的確有其美麗動人之處,雖則與天上的美好一比較,就顯得微不足道。”如果貪戀于此,忘記了來自上帝的真美,就是犯罪。[3](P64)圣·托馬斯·阿奎那認為美具有完整、和諧、鮮明等客觀屬性,但這些屬性歸根結底來自于神:“鮮明和比例組成美的或好看的事物……因為神是一切事物的協調和鮮明的原因。”[3](P66)

　　古希臘羅馬美學中美與藝術是分離的,二者性質并不相同,因此我們必須分別加以考察。古辦理論家認為美是物體的形式,直接來源于實體,而藝術則是對事物本身的模仿。柏拉圖認為藝術要低于美,美直接就是理念的光輝,而藝術則模仿現實,現實又模仿理念,因此藝術與真理隔著三重,是虛假不真的。他借蘇格拉底之口,以床為例來闡述關于藝術的觀念:“那么,床不是有三種嗎?第一種是自然中本有的,我想無妨說是神造的,因為沒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種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種是畫家制造的。”[2](P70)這種“模仿”說的藝術觀是建筑于客體性上的,只不過這個客體性是理念的客體性,是概念實體的客體性。因此,在柏拉圖看來,雙重的模仿就失去了價值。如果說柏拉圖對藝術的評價是極的話,那么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則是積極的。他認為,藝術與美不同,藝術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是對現實的模仿。他與柏拉圖一樣,認為藝術是對現實的模仿。他說: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蕭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模仿,只是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5](P3)但他不認為現實是理念實體的模仿,而認為現實事物本身就是實體,因為他的哲學觀點把實體定位于個體性的事物,而不是概念化的理念。因此,藝術作為對現實的模仿就不是虛假不真的,而是真實的,甚至是本質的。他認為藝術不僅模仿已有的事,而且模仿“應當有的事”、“可能發生的事”,不僅要“合乎可然律”,而且還要“可信”。他把藝術與歷史作了這樣的比較:“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的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