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歷史學報投稿發表了耿淡如與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耿淡如先生致力于西方史學是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勤奮治學，論文介紹了耿淡如先生的成長背景，以及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關鍵詞：歷史學報投稿,西方史學

　　中國新時期，西方史學史學科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當我們邁步新世紀，立意開創中國 的西方史學史研究新局面的時候，不由想起了我們的前輩，想起了他們創業的困難，耕 耘的艱辛。

　　茫茫大漠，人們多么渴望能聽到先行者的駝鈴;置身浩浩叢莽，人們多么希望能發現 探索者的足印，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耿淡如先生(1898——1975年)便是這樣的一位先行者 ，一位在新中國成立后致力于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耕耘者與奠基者。

　　耿淡如先生生前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治世界中世紀史，晚年致力于 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關 門弟子”，但卻是“文革”前西方史學史專業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的研究生。每每憶 及先師，他的人生之路與學術貢獻，尤其是他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所作出的貢 獻，就分外明晰地呈現于我們的面前。

　　一

　　當我于1959年9月進復旦大學歷史系就讀的時候，先師已步入花甲之年，當時歷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相媲美，在全國史壇熠熠閃光。剛過弱冠之年的我，對 他們是仰視的，充滿了敬意。是時，系里盛傳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簡稱為“二周一耿”。他們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個世紀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為最大;先師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在他們三人中，“兩周”在走過了一段艱難的路程之后，都 曾親歷大地重光，有過劫后重生般的歡悅，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還入閣 人大，積極參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經歷過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師的人生軌跡，卻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澀得多。終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奮治學，從不向困難低頭，從不向權勢屈服，在平凡的經歷中又處處顯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當病魔時刻在折磨他的時候，他仍在奮爭、求索，篤學矢 志，至死不渝，從中所輻射出來的一位學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懾一切邪惡與丑陋的東 西，也使后世學人歆羨與崇敬(注：為了紀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誕辰，1999年在臺灣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國際問題論文集》(上、下冊)，輯錄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間 發表的有關國際問題的論文，計百萬余字。如今翻閱，深為先師那時的多產與才智所折 服，對于當今國際問題研究者亦不無參考價值。對比之下，先師在1949年后則主要從事 外國史學的翻譯與介紹，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對這類現象，我不知道該作如何解釋 。)。

　　人生充滿了緣份，不是嗎?先師與我竟是同鄉，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蘇省海門縣的 一個農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鄉不遠。雖然耿家貧寒，但不識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養成一個文化人。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學堂里念書，后又進小學，畢業后，他以工 讀方式在海門中學完成學業，1917年，他只身闖蕩，來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文科。雖 然，他的家庭無力供養他上大學，不得不繼續以“勤工儉學”的方式(日間就讀、晚間 在學校圖書館做些管理或抄寫工作)艱難地維持學業。大學三年級時，他曾一度中斷學 業，回故鄉海門中學執教。1922年重返復旦，至1923年以優異成績獲取“茂才異等”金 牌。大學畢業后，相繼在海門中學和復旦大學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課程。后來，他在 一位熱心教育的同鄉富商郁先生的資助下，于1929年去美國留學，入哈佛大學研究院， 研究政治歷史與政治制度，獲碩士學位，1932年5月學成歸國。

　　先師回國后，開始在大學執教，從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學講臺上度過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師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復旦大學和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學教 授，講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學、國際公法等課程，并擔任東 方雜志、外交評論雜志評論員，撰寫有關國際問題的論文。抗日戰爭爆發，復旦大學內 遷，由于老母年邁，他滯留在上海“孤島”，任光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學歷 史社會系主任。抗戰勝利后，復旦大學渝滬并校，他辭去大夏大學的教職，重任復旦大 學和光華大學兩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國成立后，先師由復旦大學政治系轉入歷史系從事世界中世紀史的教學工作，此 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卻翻開了新的一頁。50年代初，新中國百廢待 興，人氣凝聚，各行各業都顯示出了蓬勃的朝氣。當時的高等教育是學習蘇聯，歷史學 科也不例外，為了推進歷史系的教學改革，他一方面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藉以掌握辯 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方面，他決心自學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鑒與汲取蘇聯 在世界史學科領域的成就與經驗。于是，他以一個年輕人的勁頭發奮地工作著，很快地 成了國內治世界中世紀史的學術權威。在當時大躍進的時代氛圍的感召下，我們做學生 的也常常聽到“耿老不服老”的聲音，這分明是一個已過花甲之年而又忠于黨的教育事 業的知識分子的心聲。

　　先師在60年代初開始致力于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紀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時，又經當時高教部的批準，在國內招收了我這個首名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 的研究生。當我于1964年9月入學跟隨先師就讀研究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學術界，那時周谷城先生的學術觀點已開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們 的學習也安不下心來，先師為我制定的培養計劃受到了干擾，在我們聚居的10號樓不時 看到扛著鋪蓋、用網線袋兜著臉盆之類雜物的研究生們上上下下。我們剛讀了二個多月 的書，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賢縣參加“四清”運動去了，等到我們參加完一期“社教 運動”返回學校的時候，聞知先生已身患癌癥，幸好手術成功，但身體較前卻更虛弱了 。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先師硬是以其病弱之軀，從西區天平路住處趕往學校 ，為歷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開設“外國史學史”課，先師指定我擔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間，我一面隨堂聽課，干些助教之類的雜事;一面又在先師的指導下，開始系統地閱讀 西方史學名著，并做讀書札記。在此期間，根據先師的要求，精讀了幾部在西方頗具影 響的英文史學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

　　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等(注：在這幾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與G.P.Gooch的History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現已譯成中文，分別為湯普遜：《歷史著 作史》(共4冊)、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均由商務印書館在1987年與1 989年出版。)。先師的這些安排，為我今后從事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打下了堅實 的基礎。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造反派認定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和“美國特務”， 將他關在研究生住的10號樓底層的“牛棚里”，受盡了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后來 ，造反派對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師從“牛棚”里放了出來。此后，先 師身體更加衰弱，諸病間作，但在病中仍堅持為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譯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記》、《馬里格拉文選》等著作。老年性肺氣腫與膀胱癌的復發，終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進了醫院。在病房里，他不顧病痛的折磨，堅持自學日語，仍在不倦地學習， 學習……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與世長辭，終年77歲。

　　二

　　對于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學術界有“南耿北齊”之說，這里所說的“ 南耿”，指的是先師;“北齊”，指的是北京大學齊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齊” ，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在今天的發展鋪下了路軌，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功不 可沒。“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雞鳴，而雞鳴卻是提醒人們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侖對歷史研究的見解——世界史談片》，載《文匯報》，1962年10月14日。)這是 先師之言，他是在論及拿破侖提倡歷史研究的功績時說的，如借用來評價“南耿北齊” 對西方史學史的倡導，也是合適的。

　　先師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學史研究，這一學術轉向是與當時特定的學術背景有關 的。從總體上看，在整個50年代，我國對西方史學的輸入基本上處于封閉與半封閉的狀 態，對西方史學大多采取摒棄的態度，如對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對湯因比史學、對魯 濱遜史學等進行的批判，都是顯例。在這種情況下，開展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難的。

　　但在1961年前后，黨中央開始糾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 個方面采取了相應的調整措施。在學術文化政策上，黨中央重申“雙百方針”，貫徹“ 三不主義”，使當時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求新務實的學術氛圍，哲學上的 “合二而一論”、文藝領域內的“人性論”與“時代精神匯合論”(周谷城先生之論)等 新論競相提出，無不對史學界產生重大的影響，遂催發了60年代初科學史學思潮的萌發 。

　　科學史學思潮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發展，也引發了對歷史學自身的反省，“史學史熱” 因此而興起，中國史學界開展了關于史學史問題的大討論，“南耿北齊”正是在這一學 術背景下，成了促進這次討論的中堅人物，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先師為西方史學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師在這方面的建樹，大體可以概括如次：

　　1.重視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

　　先師在60年代開展的史學史問題的大討論中，提出了許多發展這一學科的設想，1961 年，他發表《什么是史學史?》一文(注：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設一個新的史學史體系”，并結合西方史學的實例，對史學史的對象與任務作了 廣泛的探討，縱論了包括史學史的分期、史學史的內容、史學史的方法論、史學與其他 學科的關系等10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乏參考價值。

　　從1961年開始，先師為歷史系本科生開設外國(西方)史學史一課，系統講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學的發展進程，揭橥史學流派與史學思想的流變，評述重要史家與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學方法的進步。1964年，先師招收了國內首名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 開當今招收西方史學史專業研究生之先河。

　　2.主編《外國史學史》教材

　　1961年底，為貫徹高教部關于編寫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開了外國史學史教材編 寫會議，與會學者有：北京大學的齊思和和張芝聯、武漢大學的吳于@①、南京大學的 蔣孟引和王繩祖、中山大學的蔣相澤、杭州大學的沈煉之、華東師范大學的王養沖和郭 圣銘、復旦大學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當時，先師已是德高望重的長者，因而會 議一致決定由先師任《外國史學史》這部教材的主編(這里所說的外國史學史，實為西 方史學史)。

　　會議結束后，先師即有計劃地積極地工作起來，《文匯報》曾以“耿淡如積極編寫外 國史學史教材”為題(注：載《文匯報》，1961年8月28日。)，專門刊發消息，報道先 師老而彌堅、奮發工作的情形。此項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對西方名著的移譯

　　先師通曉多種外國語，計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譯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書局1933年出版，與沙牧卑合譯。)。50年 代譯有《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與黃瑞章合 譯。)、蘇聯學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獻》(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譯有美國歷史學家湯普遜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下卷)(注：商務印 書館1961、1963年出版。)、英國歷史學家古奇的史學史名著《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 學家》(注：此書乃先師在60年代初就開始翻譯，記得先生家里有一臺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機，譯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讀研究生時，先師命我據原文做校對工作。此書 商務印書館早已向先師組譯，因“文革”而中斷，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師為了配合《外國史學史》教材的編纂、配合歷史系課程的學科建設，還有 計劃地繼續選譯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個案資料，內部刊印成《外國史學史資料》分發 給學生使用;同時，又不時在《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上發表許多譯文，介紹西 方史學，先師還與曹未風等人，集體翻譯過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注：湯因比《 歷史研究》一書，中譯本(上、中、下三冊)乃據美國學者D.C.索麥維爾的節錄本翻譯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冊陸續出版，日后又不斷再版，坊間流傳甚廣 。先師參與翻譯的是該書的下冊，譯者除曹未風與先師外，還有周煦良、林同濟、王造 時等名家。近有劉北成、郭小凌據1972年單卷英文版合譯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學史的學科比作一座大廈的話，那么創業者多是繪就藍圖、奠定地基、 搭好腳手，往往來不及砌磚粉墻，更不必說內部的精細裝修工作了，總體來看，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齊”為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也大體如此。這如同年鑒學 派那樣，在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鑒史學新范型，還來不及像這一 學派的第二代領導人布羅代爾那樣，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過細的描述。但費弗爾還有馬克·布洛赫這兩位創始人確為年鑒史學的成長 壯大奠定了路基，開辟了前進的方向。先師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這樣 的性質。

　　作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先行者，先師的貢獻既從總體上體現在前述三個方面， 也表現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學的方法上，這里所說的方法，不是具體的技術性的方法， 它與先師對西方史學的總體認識是密切相關的，因此，通過對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師的史學思想，并能進一步了解與認識他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的貢獻。

　　這里依據先師生前所發表的論著、未刊講稿與札記等第一手資料(注：先師的講稿，我 有三個未刊版本：1961年2月24日開始的外國史學史講稿，這是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二 年級下學期讀書時的課堂筆記;1963年歷史系學生的聽課筆記;1965年12月15日開始的 外國史學史講稿，這是我讀研究生并任先師助教時的隨堂聽課筆記。)，作出歸納。限 于篇幅，也限于我的識見，在此只能暫列十條，略作鋪敘，稍作說明，很可能是掛一漏 萬，難現全貌。

　　1.歷史研究務必求實

　　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準則，是現代歷史科學工作者所應恪守的基本準則，也是先師所 反復教導我們的。記得先師曾說過，歷史學與說謊無緣，應與真實結伴，那些歪曲事實 、炮制謠言并進而誣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遠成不了氣候，到頭來，反成了被歷史嘲 弄的小丑。這真是至理名言。先師說這番話的時候，是1964年秋我下鄉參加“四清”運 動前夕的一次談話中，他似乎隱約預感到“文革”中那種肆意糟踏歷史的丑陋行為。

　　說真的，先師很崇拜蘭克，稱其為西方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對蘭克在《拉丁和條頓 民族史》一書的序言中所標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僅僅在于陳述實際發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實直書”)很欣賞，他在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先師對我的作業批改極其認 真，頗有蘭克的那種辨析考證一絲不茍的遺風，一次，我寫了一篇關于近代西方史學的 札記交給先生，只見他在我的稿紙邊上貼滿了小紙條。糾謬與批注的文字寫得密密麻麻 ，如今重讀這篇還珍藏在我書柜中的習作，又憶及先師的求實的研究歷史的方法，我感 悟到，這正是他留給我的，也是后學的一筆無形的思想遺產。

　　2.弄清概念的基本含義，應是從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先師講授西方史學史一課，每章必先講引論，交代本章所要陳述的一些概念及其含義 。在該課的總論中，必先講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歷史學?什么是史學史，這一點給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上一世紀60年代初關于史學史的那場討論，前面提及的那篇《什么是 史學史?》的論文，即是從語義學的角度，對“史學史”這一概念進行了詳細的考辯。 這種厘清概念涵義的精確性，闡明它的內涵與外延，對從事某一門學科的研究工作是必 要的，尤其在學術討論與學術爭鳴中更為必要，否則各說各的，各行其是，交流與溝通 都淡不上，遑論學術事業的發展了。

　　3.要熟讀原著，認真領悟原著的精神

　　先師在為本科生講授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史學時，總是對學生這樣說：“你們不要滿 足于我的這些介紹，要自己找原著來讀，找不到全書，找選本來看看也好。”記得他在 為我們這一屆本科生上西方史學史這門課時，并列了許多西方古典史學名著，是時恰逢 三年困難時期，我每天一上完課就泡在圖書館開架閱覽室里，入神地閱讀著西方古典史 學名著，在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世界里徜徉，獲得了極大的精神生活上的滿足 ，似乎暫時忘卻了那時物質生活方面的匱乏。

　　先師認為，這種方法對于研究生更應如此了。他在為我設置的幾門專業課中，都提出 了“閱讀原著，進行批判研究”的學習要求。事實證明，通過閱讀原著，批判研究，進 行獨立思考，是一種值得倡導與發揚的好的學習方法。我現在在指導研究生時，也恪守 師訓，嚴格地要求他們這樣做，不尚空言，一切從原著出發。

　　4.結合時代背景與社會特征來考察史學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要求我們，史學不是脫離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空中樓閣，當然它 也不可能與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同步進行，史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但研究史學的發 展進程，倘舍去了對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時代與社會發展特征的了解，那是不會得出什么 正確的結論的。對此，先師在其課堂教學中，貫徹得很徹底。他每章必先講時代背景， 交代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并進而分析與史學發展的關系。如說希臘 社會與波斯帝國之間的矛盾以及諸城邦之間的矛盾，導致了一系列的戰爭與軍事遠征， 發生了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亞歷山大東侵等，希臘史家所記載的歷史大部分 是與前述幾次戰爭有關的;如說西歐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的世俗化的特點，是與那時的 反封建反教會斗爭與人文主義思潮的勃興不可分離的。

　　5.注意研究西方史學的新陳代謝

　　西方史學自古希臘奠立，經歷古典史學、中世紀史學、近世史學與現代史學，猶如一 條長河，在不斷地流，不斷地變，唯有在西方史學長河的流變中方能顯見史學思想的進 步、史學思潮的衍化、史學方法的革新。先師在分析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流派的嬗變 時，這樣說道：“最先出現了人文主義史學，繼之而起的是博學派(即考證學派)。在法 國大革命前夕，啟蒙運動對舊制度發動了全面沖擊，理性主義史學派猛烈地摧毀了封建 主義的史學傳統。在這以后，資產階級史學迅速發展，于是接踵而來了浪漫主義史學派 、實證主義史學派、德國蘭克學派與普魯士學派等等。”(注：耿淡如：《資產階級史 學流派與批判問題》，載《文匯報》，1962年2月11日。)事實上，先師對歷史學新陳代 謝的關注貫穿于他的全部講課中，尤其是先師在陳述西方史學新陳代謝的過程中，總結 出如下文所述近代西方史學或偏于敘述，或偏于論證的“鐘擺現象”，令我迄今難忘。

　　6.注意歷史學家類型的分析

　　我以為，在史學史的研究中，本條與下一條是較能體現先師的個性特點的。這里先說 他對歷史學家類型的分析，在先師看來，西方歷史學家一般可以分成四種類型，這就是 ，(1)歷史思想家或歷史哲學家，如圣·奧古斯丁、伊本·卡爾頓、維柯、黑格爾、湯 因比等人;(2)歷史著作家(或稱歷史編纂家)，如修昔底德、塔西陀、吉本、蘭克等人 ，這是大量的;(3)歷史編輯家，如主編《德意志史料集成》的佩爾茲、魏芝等人;(4) 歷史文學家，如希羅多德、馬考萊、卡萊爾等人。不管這種分類是否貼切，但有一點正 如先師所經常告誡我的，我們學習西方史學史，不僅要知道每一個歷史學家的階級屬性 ，這在當時是必須時刻強調的，而且還應留意對他們進行類型的分析，這樣就可以進一 步認清西方史學的流變與每一位史家的本質特性。難道不是這樣嗎?

　　7.注意歷史學家作風的分析

　　先師所說的史家之“作風”，實際上指的是歷史學家對下列問題的回答：歷史是論證 還是敘述?用比喻的說法，歷史是法院還是戲院?史家是繪圖家還是攝影師?這分明說的 是歷史學家的史學觀。他在《西方資產階級史家的傳統作風》一文中，討論了近世西方 歷史學家在論證與敘述之間，“象鐘擺那樣回蕩著，擺來擺去”，先師用文藝復興時代 的政治修辭派與博學派、伏爾泰學派與蘭克學派為例，作了具體的論證。他說這種“鐘 擺現象”的產生，“取決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政治斗爭的形勢，也取決于史家所屬的類 型。”(注：耿淡如：《西方資產階級史家的傳統作風》，載《文匯報》，1962年6月14 日。)這是很有見地的一家之言。后來我根據先師的啟示，對這種“鐘擺現象”有所“ 發揮”，在一些論著中寫出了自己的學習心得。

　　8.采用標本與模型研究的方法

　　先師最后一次講授西方史學史，在結束導論時這樣說道：“在研究西方史學史時，我 們可以采用標本與模型研究的方法。比如，在古代希臘，我們可選修昔底德作為標本; 在古代羅馬，我們可否選李維作為標本。這種方法，即類似于我們所說的以點帶面，從 中可以找出史學發展的共性與特征。”先師所說，對于西方史學史的入門者尤具方法論 的意義。上個世紀70年代末，當我重操舊業，無論在西方史學史的教學還是研究工作中 ，都是根據先師的做法，選擇“標本”，找準“類型”，以重點史家或學派作為“突破 口”，不斷求索，以求不斷有所進步。

　　9.介紹先于批判

　　在先師從事西方史學史教學與工作的年代，正是中國學術界“極左”思想盛行、動輒 就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思想的帽子而給予嚴厲批判的時代，但在實際上這種批判只 是以簡單的政治否定方式來取代學術研究。對來自域外的西方史學則更是不作具體的分 析，有的甚至對被批判的對象還沒搞清楚，就不分青紅皂白，一棍子打死。先師在這種 時代的學術氣氛下，卻毅然提出了進行學術批判的“四項工作原則”：(1)要了解史學 發展的一般情況;(2)挑選批判的對象;(3)要研究被批判對象的著作，認真考查他們的 資料來源;(4)要了解被批判對象的階級立場、思想根源、生活及時代背景。總之，他 指出：“為了批判，介紹工作也是必須進行的。”(注：耿淡如：《資產階級史學流派 與批判問題》，載《文匯報》，1962年2月11日。)換言之，介紹先于批判，批判也應該 還其原來的科學的意義，而決不是棍棒相加與惡語相向。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何等不易 啊，從耿先生身上，它所反映的分明是一代中國學人的一身正氣和高尚品格。

　　10.習密那爾方法是一種培養歷史學專業人才的有效方法

　　“習密那爾”(Seminar)，意謂專題研究或討論，德國史壇巨匠蘭克用這種方法培養歷 史學的專門人才獲得了成功，成為后世歷史教學方法的典范。先師對此亦心向往之，并 在實際教學中加以貫徹，他以前培養世界中世紀專業的研究生，采用這種方法，對我的 培養也是這樣。他為我開設的3門專業課，其學習方式無一不是采用座談方式，通常的 順序是這樣的：先師每次提出要討論的題目，然后布置要看的書目，隔一周(或兩周)， 先由我報告讀書心得，他當中不時提問，穿插講解，然后有幾句小結之類的話，再布置 下一次的討論題目……如此循環不已，學生就在這樣的“習密那爾”的學術效應中增長 才智、培養獨立思考、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這種培養研究生的方法，也正是 我當下培養我的研究生時用心貫徹的教學方法，如我現今講授的研究生課程“西方史學 史專題研究”，采用“習密那爾”的教學方法，取得了成功，學生的作業經修改大多在 《史學理論研究》、《史學史研究》等著名的專業刊物上發表。

　　先師對西方史學的睿智，葷葷大端，以上所列，就我個人管窺所及，難免掛一漏萬， 但是，“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注：[宋]王安石：《詠石榴花》。)在 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的景苑中，先師拓荒鋤草，辛勤耕耘，其先行者的功績將永不泯滅。 是的，后來者唯有繼續努力耕耘，方再有收成，我們當不會忘記先師在1961年秋所說過 的一段話：“我們應不畏艱難，不辭勞苦。在西方史學史這塊園地中多做些墾荒者的工 作。譬如墾荒，斬除蘆蕩，干涸沼澤，而后播種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將會呈現于 我們的眼前!”(注：耿淡如：《什么是史學史?》，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0期。) 真哉斯言!我愿追隨先師，并繼承他的學術精神與學術品格，在未來的中國的西方史學 史研究的領域中作出自己的微薄貢獻。

　　推薦期刊：外國語文(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0年，由四川外語學院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