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但對完善知識產權運用制度，而且也對改進既有研究方法，一并提出了更高要求‍‌‍‍‌‍‌‍‍‍‌‍‍‌‍‍‍‌‍‍‌‍‍‍‌‍‍‍‍‌‍‌‍‌‍‌‍‍‌‍‍‍‍‍‍‍‍‍‌‍‍‌‍‍‌‍‌‍‌‍。雖然我國現行知識產權制度成功激勵了知識創新，然而就促進知識產權運用而論，不論是所涉法律規則抑或特色體制，皆仍存一些不足‍‌‍‍‌‍‌‍‍‍‌‍‍‌‍‍‍‌‍‍‌‍‍‍‌‍‍‍‍‌‍‌‍‌‍‌‍‍‌‍‍‍‍‍‍‍‍‍‌‍‍‌‍‍‌‍‌‍‌‍。針對知識產權運用與現行制度之間，所存錯綜復雜的利益互動過程，法經濟學分析恰提供了一種適當的理論工具，通過相繼展開如下邏輯分析過程，即理論預設、變量設置、因果探尋、實證檢驗、制度完善，最終將有望提升現行制度的理性選擇水平‍‌‍‍‌‍‌‍‍‍‌‍‍‌‍‍‍‌‍‍‌‍‍‍‌‍‍‍‍‌‍‌‍‌‍‌‍‍‌‍‍‍‍‍‍‍‍‍‌‍‍‌‍‍‌‍‌‍‌‍。

　　關鍵詞:知識產權運用;制度完善;法教義學;法經濟學

　　自2014年以來，國家首次提出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新目標，將工作重點布置為產權運用與保護;此后，國家又提出應以市場為導向，切實推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這些重大決策的主要背景是，自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已發展成為知識產權大國，但卻遭遇“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現實困境，因此亟需深化所涉政策和法律改革，尤其是“知識產權運用”制度完善，以不斷推動我國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能盡快實現從“有”到“用”的轉變，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轉型，以及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

　　然而，相較于知識產權創新和管理，知識產權運用實具更多，且更復雜“外部性”特征，這不但對進一步完善現行相關制度，進而也對如何運用更適當研究方法，一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綜合以上最新形勢、問題背景、知識產權運用特色等，筆者認為，為實質推動我國知識產權運用制度日益完善，除了繼續沿用傳統的法教義學分析以外，實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進行補充和完善，主要是應大力提倡運用各類社科法學分析，尤其是其中的法經濟學分析方法。以下對此進行詳述。

　　一、“知識產權運用”的制度不足

　　由于知識產權制度的首要功能被定位為激勵創新，并由于我國長時間所面臨的瓶頸是創新不足，不但表現在質量上，既便在數量上亦如此，因此如何通過知識產權法與相關政策形成制度合力，以有效激勵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致力于各類知識創新，并強化知識產權管理等，就成為制度建設長期關注的焦點，隨著我國已成為知識產權大國，標志著原有的通過制度激勵創新的任務，已取得了重大進展。雖然以上制度績效獲得了廣泛認可，但就更有效促進知識產權運用而論，我國現行相關制度仍存進一步完善空間.擇其要點、簡約而言，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關鍵性的法律立法質量有待提升。眾所周知，為促進知識產權運用，我國特別制訂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科技進步法》等專門性法律，雖然這些法律經過多次修訂和細化，但仍具有較濃厚的“計劃、供給”色彩，同時存在干預不足，或是干預過度等各種問題，以致形成“無法可依”，或是“法不可依”等較嚴重后果。再就一般性的知識產權法，以及所涉技術合同法而論，這些法律對知識產權轉讓、許可合同的規定，僅限于對合同主要條款予以原則性提示，尚未明確兩類合同生效、無效的“特殊”要件，也未對合同條款的私法自治限度予以清晰界定。最后，面對西方企業已頻頻從專利池、專利標準等方面，向我國民族企業進行試探或使出重拳，如何有效提升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制度水平，也可謂是迫在眉睫。

　　其次，某些較具國情特色的體制機制有待深化改革。典型者如除制訂上述專門或一般性法律外，在我國知識產權工作中，也廣泛運用各類政策予以推動，其優勢是簡便易行、貫徹得力，然而有些地方政府為政績考量，在資助專利申請的政策上，存在資助的專利類型不當、額度過高、程序過簡，以及資助的專利費用種類不當等諸多問題，一言以蔽之，主要是因為片面追求授權數量.從而導致產生大量垃圾專利，既阻礙了科技進步，也浪費了公共資源，同時也成為科技成果轉化不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另一更深層體制問題則表現為，在我國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中，確立了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會議召開一般是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牽頭，成員則廣泛包括發改委、工商總局、廣電總局、中科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共28個部門，然而從這些年的實踐來看，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小馬拉大車”現象，不但帶不動，而且也推不走等。

　　一、法經濟學分析對“知識產權運用”研究的適當性

　　雖然既有研究對揭示上述制度不足具有啟發性，但若從研究方法的視角做批判性考察，不難發現實存一定的方法論不足，原因主要是，由于既有研究多為一種法教義學意義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尚未完成一種社科法學意義上的“解釋”(Explanation)，從而也即未能“首先”揭示就所涉制度與企業、高校和科研院(經濟)利益變動之間，究竟存在如何清晰的，尤其須經實證檢驗過的利益影響過程。正是由于該至關重要的“事實”問題，仍存有諸多不明之處，致使不論對制度不足的深刻檢討，抑或對制度完善的誠懇建議，根本上說實欠缺客觀的、充分的理論說服力。鑒于法經濟學分析，就如同其來源即經濟學分析，從其理想狀態而言，被視為“社會物理學”式的學問，主要是高度依賴實證經驗數據，擅長對各類制度與各類主體利益消長間的互動過程予以把握，利于對現行及未來制度進行理性選擇分析等，因此針對更為復雜的知識產權運用，以及所涉現行制度完善，尤為值得學界對該方法予以關注和應用。

　　進而，如果從法經濟學視角審視，那么一開始吸引研究者更多視線的，并非是對域外大陸、英美法系或國際法的相關制度，“‘應該’如何借鑒”的法理問題，也并非是對諸如法律原則、規范體系、責任設置等，“‘應該’如何完善”的制度問題，而是在“現行”的綜合制度條件下，甚或在一種合理“假設”的制度環境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間，極有可能會如何進行的經濟合作，尤其會引發如何的利益沖突等事實問題，之后才能進入到制度借鑒或完善的價值判斷階段。具體而言，相較于知識產權創新和管理，就知識產權運用的各類復雜實踐，或者說就其可被觀察到的典型“事實”，所能概括出的最突出特征，實為具有更復雜的“外部性”，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鑒于“陽光底下無新鮮事兒”，以致絕大多數的知識創新，基本上都屬于模仿式創新，也即“在前人肩膀上向前走一小步”，因此接下來的知識產權運用，比如就眾多演繹、改編、匯編等作品，或就大量改進發明、改進實用新型等，在實際商業利用過程中，即便是擁有自主(但非完整)的知識產權，也必將與在先的所涉國內外權利人，形成更多“實質性”的權利和利益沖突，而在之前的知識創新和管理中，所存沖突的范圍和強度皆相當有限，甚至是幾乎不存在⑤;二是雖然只有通過運用才能收回研發成本，并實現預期商業利潤，然而同時各類主體也要承擔更復雜風險，如果不是僅進行轉讓或許可，那么所謂知識產權運用，基本上就等同于要開展，諸如更大規模的產業投資，更為亟需的多途徑融資，更為頻繁的維權關注，甚至是更具挑戰的訴訟參與等;三是在知識產權運用中。

　　除上述產出知識商品之外，往往還意味著，要將自己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向外進行權利轉讓或是發出許可，因此必然與在后的權利購買方或被許可方，結成立體式、網絡狀、橫跨國內外的超復雜產權交易，其復雜性亦遠超知識創新和管理階段;四是在上述知識產權自用或非自用中，還必然會直接或間接，與國內外龐大的消費者人群，結成廣泛的知識商品買賣關系，其中所涉各種“法外抑或法定”，進而在法定中，“合法抑或非法”的利益沖突，同樣呈現出更為模糊、紛雜態勢等。由此，為盡可能降低知識產權運用中，因更多、更復雜“外部性”所帶來的各類營業風險，實有必要盡快解決前文所述制度不足，并提供更為合理的系統性制度支持，在此意義上，與其說是我國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將遭遇知識產權從“有”到“用”的嚴格考驗，毋寧說已轉化為對所涉政策與法律完善與否的進一步考驗。

　　綜合前文，不論是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抑或推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亟待突破的最關鍵任務之一，就是要落實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能將龐大的現存知識產權存量投入市場，而任何知識產權運用行為，無疑都必須考慮政治、社會效益，對企業而言尤其是經濟利益，由此決定了現行相關制度完善的核心目標取向;進而，固然從理論上看，各類主體的知識產權運用，與所涉制度完善的目標具有一致性，但聯系前文的“外部性”特征分析，二者之間的現實互動過程，卻堪比一個錯綜復雜的利益“漩渦”，而法經濟學方法恰提供了一種適當的理論工具，因為其強調廣義的“效率”立場，兼顧對制度和主體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尤其是可通過合理、必要的理論“簡單化”，以使人們對各種制度能實現更多理解。

　　此外，還可從學術傳統發展的角度做進一步審視，主要是，盡管國內外學界都已運用法經濟學方法，對知識產權制度與企業創新間的復雜利益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大量研究，但是針對相關制度與知識產權運用間，所存更為復雜的利益影響過程，尤其是其中較穩定的利益因果關系，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學界既有的實證性研究卻極不充分。

　　三、法經濟學分析在“知識產權運用”研究中的具體步驟

　　在筆者看來，從我國知識產權運用最新形勢出發，以既有相關國內外研究為基礎，針對我國知識產權運用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當運用法經濟學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時，至少需處理好以下幾個關鍵的、循序的具體步驟。

　　首先，理論預設。如同其它社科法學，法經濟學也致力于對制度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具體到本文，則是對相關法律與政策等制度，與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識產權運用實踐之間，所存“真實”的利益因果關系(規律)予以揭示。為避免研究過于復雜，以致難以駕馭，至少應確立兩個理論預設:一是針對所涉制度，既包含價值判斷的成分，也包含事實判斷的成分，然而事實判斷無疑應優位于價值判斷，換言之，只有事先厘清所涉復雜利益關系，才有望進行后續理性制度選擇;二是針對所涉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必要引入“理性廠商”的基礎概念，即不論制度激勵或約束條件如何，所有主體都首先應被視為廣義的“經濟人”，其知識產權運用一律須進行“成本一收益”考量。

　　其次，變量設置。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即“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主體行為”，由此可將現行宏觀制度視為自變量，將各類主體微觀知識產權運用視為因變量。具體來看，制度又可分為法律激勵和政策引導，主要涉及知識產權三部法、《促進科學成果轉化法》、《科技進步法》等，以及相關財政投入、金融稅收優惠、政府采購、國有資產管理、科技評價等諸多政策，二者皆具宏觀性，且法律更具一般性。再就因變量一方而言，中國實際市場中的各類主體運用千差萬別，但重要分類有第一層次自主與外資知識產權運用，第二層次原創和模仿創新知識產權運用，第三層次版權、專利權、商標權企業運用，第四層次不同主體間的自用和非自用(轉讓、許可等)等。

　　再次，因果探尋。在上述制度變量之間，政策與法律如何協同;在上述各類主體運用變量之間，異質性主體運用行為如何互動;尤其是，從宏觀制度激勵到微觀主體運用，究竟存在哪些“典型”的利益影響關系，也即基本利益因果關系;最終能否進一步抽象、提煉出，某些為我國所特有的，且較為穩定的利益影響規律等。以上四項構成法經濟學分析的中心任務。

　　需特別指出的是，鑒于從既有情形來看，采用政策推動為我國制度選擇一大特色，因此尤應關注關鍵性政策，比如推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對異質性主體知識產權運用的不同影響;另鑒于上述主體運用變量中的第一、第二層次，實居于根源性、主導性的位次，因此尤應關注大致“平等”的制度，對異質性主體的懸殊利益影響，比如自主知識產權企業固然受益，但外資知識產權企業受益又如何，另模仿創新企業固然受益，但其行為又受到原創創新企業如何限制等，皆為最關鍵、最復雜、最敏感難題。

　　又次，實證檢驗。雖然經由上述理論分析，可以得出在所涉制度與知識產權運用之間，存在若干基本的利益因果關系，但出于慎重還需采用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的中國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面板數據，并佐以第一手實地調研資料，進行因果檢驗和影響效應實證分析。進而，當將這些畢竟是“局部性”的基本利益因果關系，擴展至對更大范圍內，較為穩定的利益影響規律探尋時，尚需進行更為復雜的計量因果檢驗。在實證檢驗過程中，最主要者有二:一是要注意經驗證據的準確性，應更多采用國家統計局、知識產權局等權威機構的數據，并注重抽樣問卷調查、實際訪談的科學設計等;二是應充分運用較成熟的，國內外普遍運用的社會科學數據統計和分析方法，比如Granger因果檢驗法、普通最小二乘法等。

　　最后，制度完善。以上述利益因果和規律研究為基礎，并以此為主要參照，就我國現行相關政策與法律，對異質性主體的知識產權運用，在增加收益和降低成本兩方面，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發揮了積極功能進行評價。此外，還應高度重視法教義學，以及經濟學等其它學科的既有研究成果，力求能實現如下共同研究目標，即歸納問題嚴重的各種規則及具體約束，厘清制度間的聯動障礙與協同困境，系統總結制約知識產權運用的制度瓶頸等。進而，為求解這些錯綜復雜的制度難題，除應進一步強化“市場導向、企業中心”的改革共識，無疑更需從具體的法規范和主要政策層面，進行大量的借鑒、比較、轉化、修訂、創制等工作，這雖說是法教義學研究所一向關注的焦點，然而實際上，也屬于法經濟學分析中“價值判斷”部分的固有任務，但與前者殊異的是，無疑應在前四個階段完成之后進行。

　　結語

　　綜上所述，在目前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形勢下，為促進我國各類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是民族企業能有效運用知識產權，亟需進一步完善現行相關制度，理應進行多視角研究，但鑒于就對制度效率問題的分析而言，法經濟學方法已被證明實具一定理論優勢，因此值得提倡用于所論問題研究，這正如美國法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即著名學者波斯納所言，“法經濟學分析的主旨在于探究各種制度在經濟意義上是否有效率;如果不是，可以如何改變它們，以使之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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