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數字經濟的依托，信息通信技術(ICT)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鑒于ICT產品生產全球化的特征，其貿易規模和種類決定了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在數字經濟時代，ICT產品貿易除了受到關稅措施的影響外，新興的數字貿易規則對其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目前，WTO建立統一的數字貿易規則遭遇困境，而區域貿易協定(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不斷繁衍生息，演變為數字貿易規則的先驅。為探索RTA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文章以APEC成員間59個RTA為研究對象，考察RTA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流量的影響程度、作用途徑和類別差異。結果顯示，RTA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流量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且結果穩健。分解ICT產品貿易二元邊際進行檢驗發現，這種促進作用來自于集約邊際而非擴展邊際;區分數字貿易規則類別發現，電子商務和數據流動條款的促進作用最為明顯;區分不同國家檢驗發現，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RTA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促進作用更強;區分ICT產品種類發現，半導體產品貿易受RTA數字貿易規則影響更大;區分RTA成員數量發現，多成員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比雙邊RTA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程度更顯著。

　　關鍵詞區域貿易協定數字貿易規則ICT產品貿易流量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的不斷更新與發展，ICT產品的貿易自由化越來越受到重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ICT產品定義為“通過電子手段實現信息處理和通信功能，包括傳輸和顯示，或使用電子進程來檢測、測量和記錄物理現象控制物理過程的產品”。將這類產品納入貿易自由化的快軌行列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共同意愿，因此WTO框架下的信息技術協定應運而生。1996年12月，29個WTO成員在新加坡部長級會議上達成了《信息技術協定》(ITA)，ITA涵蓋的產品近三百個6位稅號，囊括了20世紀90年代所能生產的所有ICT產品(呂越和屠新泉，2015;IanaDreyer和BrianHindley，2008)。

　　貿易人員評職知識： 貿易摩擦與經濟相關論文如何投英文期刊

　　進入21世紀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新一代ICT產品逐漸涌現。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推動下，54個WTO成員于2015年12月內羅畢部長級會議上達成了《關于信息技術產品貿易擴圍的部長宣言》，使得ITA協議中涵蓋的ICT產品范圍再次擴大，降低了97%的ICT產品的關稅①。

　　雖然ITA從關稅削減方面大大促進了ICT產品的全球貿易，但非關稅壁壘和國內規制等措施還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ICT產品的貿易。隨著數字經濟的到來，ICT產品與數字經濟之間聯系密切，導致對ICT產品的需求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張，而ICT產品的生產被跨國公司分割成不同的環節布局于世界各地，形成全球化生產的國際網絡。ICT產品這種生產和需求的特性要求更多的貿易投資政策相匹配。然而面對貿易數字化進程中的若干新問題和新挑戰，WTO中建立統一的全球數字規則的談判啟動后，因各方利益沖突而難以推進。在多邊框架下的數字貿易規則無法統一的背景下，各國紛紛將數字貿易規則談判的重點放到了雙邊或區域上來(李墨絲，2017)，區域貿易協定(RTA)成為了現階段最好的選擇。

　　在2000～2018年間通報的WTO297個區域貿易協定中有171個協定涵蓋了數字貿易規則，占總協定數量的58%①。以美國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為例，美墨加協定(USMCA)涵蓋的數字貿易規則數量是現有協定中最多的，數字貿易規則單詞數也高達3206個;美國與日本的數字貿易協定(DTA)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單詞數最多，共計5346個，這意味著代表了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前沿，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擬引領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對比來看，早期中國對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重視度較低，作為中國第一個簽署的包含數字貿易規則的區域貿易協定，中國—東盟FTA的數字貿易規則單詞數只有17個，內容僅涉及電子商務合作和知識產權協議。

　　近年來中國的跨境電商產業迅速崛起，相應地對于數字貿易規則的訴求逐漸增加，在中—澳FTA、中—韓FTA中提高了數字貿易規則的廣度和深度，將電子商務和知識產權條款作為獨立章節進行闡述，體現出中國對于數字貿易規則議題的重視程度正不斷加深。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成為契合大數據時代的新規則，規則覆蓋的深度和廣度影響著ICT產品的生產布局和ICT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從而對ICT產品的貿易帶來深遠的影響。中國自2003年加入信息技術協定以來ICT產品貿易額迅速增加，逐漸成為ICT產品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2017年中國的ICT產品貿易額占全球18.79%。此外，中國在區域貿易協定中也不斷強化電子商務條款，但在數據流動方面進一步擴大開放還存在爭議。

　　在這種背景下，從促進ICT產品貿易流量的視角來思考區域數字貿易規則的設計可以為數字規則的損益評估帶來新的視角。因此，在全球ICT產品的關稅處于低水平的數字經濟時代，區域貿易協定本身以及其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是否能更大程度地推動ICT產品的貿易呢?若確實存在促進作用，那這種影響的作用渠道是什么?區分不同國家、不同產品、不同類型協定和不同細分條款的情況下，其作用是否存在差異?對于上述問題的研究、探析和解答有助于各國更好地把握數字貿易規則的動態，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的ICT產品出口大國而言，明確數字貿易規則對于ICT產品貿易流量的影響，將有利于中國在全球新一輪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掌握主動權，合理制定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數字條款，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多邊范圍內數字貿易規則的建立。

　　二、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中外相關文獻發現以下3類文獻與本文關系密切。

　　1.關于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內容和文本量化的研究

　　對于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涵蓋的內容和分類問題，Mia(2009)認為，重點關注無紙化貿易、非歧視原則以及電子傳輸關稅豁免等內容是美國建立數字貿易規則的早期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MarkWu(2017)發現超過半數的WTO成員簽署的RTA均涉及數字貿易規則，且涵蓋的數字貿易規則內容較為廣泛，譬如市場準入、電子傳輸關稅豁免、電子認證和非歧視性原則等。

　　Rachel(2019)認為從國內政策角度而言，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是數字貿易規則的不同形態，后者具體指的是數據流動限 制、互聯網安全風險和數字知識產權保護等。上述數字貿易規則分類方法為本文測評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強度提供了參考。雖然世界貿易組織①和世界銀行②等國際組織和機構已經建立了區域貿易協定文本量化的數據庫，但是由盧塞恩大學法學院的MiraBurri和RodrigoPolanco開發的TAPED數據庫③是對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文本量化得最詳細和最完整的數據庫。

　　它囊括了2000～2019年間通報的WTO含數字貿易規則的共184個協定，對所有協定中直接和間接涉及到的條款總數及細節構成進行了編碼統計。該數據庫打開了RTA數字貿易規則的暗箱，為學術研究者評估數字貿易規則的影響奠定了基礎。此外，Manfred和Sebastian(2018)利用TAPED數據庫歸類出6個衡量數字貿易規則異質性的變量，即廣度、深度、靈活性、消費者保護、非歧視性和監管合作，通過辨析RTA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各種設計特征來探索條約之間的差異。數據庫為本文對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進行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

　　2.關于區域數字貿易規則的代表性模板及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的困難

　　對于數字貿易規則的理解，首先在于不同國家對數字貿易涵蓋范圍的界定有所差異。WTO談判大體可劃分為三方立場(崔艷新和王拓，2018):一是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張將數據的跨境自由流動納入數字貿易規則中來的寬泛性規則;二是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倡導基于貨物貿易為基礎的狹義數字貿易規則;三是電信與互聯網基礎設施較差的欠發達國家，反對將數字貿易規則納入多邊貿易框架下討論。不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上存在爭議，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之間在數字貿易領域的規則訴求上也有分歧(周念利和陳寰琦，2018)，不僅因為雙方的優勢數字產業存在出入，而且民族傳統和歷史文化的分歧也起著重要作用(李楊等，2016)。

　　因此在RTA數字貿易規則中形成了兩種代表性模板，即“美式模板”與“歐式模板”(Aaronson，2016;周念利和李玉昊，2017;段平方和候淑娟，2019)，而數據跨境流動、網絡安全與用戶隱私以及數據本地化這些方面是上述兩種模板存在較大爭議之處。也有學者將美國和歐盟與中國的數字貿易理念和規則進行比較分析(Henry，2018;韓劍等，2019)，從價值分歧、規則訴求和談判焦點等方面揭示了構建和推進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分歧以及面臨的困境。上述研究揭示出WTO數字談判難以推進以及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雖有發展但卻參差不齊的原因，為本文把握數字貿易談判的困境以及預測談判未來走向提供了判斷基礎，以便本文結合研究結果提出中國的應對策略。

　　3.關于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貿易影響研究

　　目前來看，針對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條款貿易影響的研究比較稀缺，一些研究以某個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協定為例，定性分析其中的數字條款對貿易產生的影響。李墨絲(2017)通過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這3個超大型貿易協定進行分析發現，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RTA數字條款的不斷深化息息相關，且后者推動著美歐成為數字條款制定的領導者。朱幼恩(2019)以美墨加協定(USMCA)為例進行研究發現，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增強了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可預測”性。

　　綜上來看，區域數字貿易規則對于包括數字貿易和跨境電商在內的數字經濟(張夏恒和李豆豆，2020)存在著促進作用，尤其是電子商務相關條款對跨境電商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數字貿易之所以興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創新，馬述忠等(2018)也認為數字貿易通過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得 以實現，信息通信技術與區域數字貿易規則存在著內在聯系，因此研究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對于跨境電商、數字產品以及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影響的作用凸顯出來。雖然現階段全球已有數量眾多的國家、國際各類官方機構和研究人員對數字貿易、數字產品和跨境電商等專有名詞進行了詳細的概念界定，但是對于跨境電商及數字產品的統計口徑仍然沒有統一(周廣瀾等，2020)。

　　考慮到定量分析數字貿易規則對數字產品以及跨境電商的直接影響存在數據可得性方面的困難，本文的研究將圍繞區域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展開。本文選取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20個成員①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和評估這些國家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規則的發展趨勢，估測其對成員間ICT產品貿易流量的影響。

　　與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首次實證分析了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虛擬變量、廣度(單詞數)和深度(條款覆蓋率)對ICT產品貿易的顯著促進效應，明確其作用程度，并檢驗其結果的穩健性;通過對ICT產品貿易進行二元分解，研究數字貿易規則對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的不同影響，明確ICT產品貿易的增長模式;揭示了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不同種類ICT產品和不同經濟水平國家(地區)ICT產品貿易的異質性影響，探討了在多成員和雙邊RTA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差異化影響。

　　三、典型事實

　　1.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發展與測度

　　(1)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發展趨勢，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里RTA數量穩步增長，從2001年的91個增長至2018年的297個，擴大了近四倍。自2001年美國和約旦簽署了第一個包含數字貿易規則的RTA后，數字貿易規則的發展十分迅速，在2001～2018年間呈現出直線式增長的態勢。截至2018年底，全球范圍內生效的含數字貿易規則的RTA共計171個，占RTA總數量的58%，反映出各國對于數字貿易規則的日益重視。與全球范圍內的增長趨勢相呼應，APEC成員間含數字貿易規則RTA的數量增長速度也十分可觀。

　　(2)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測度目前，關于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水平測算，TAPED數據庫(MiraBurri和RodrigoPolanco，2020)收集了2001～2019年向WTO通報的184個含數字貿易規則①的RTA，其中107個含電子商務條款，77個協定包含特定的電子商務章節。TAPED數據庫將RTA中涉及到的90個具體的數字貿易規則劃分為電子商務條款(60個)、數據流動條款(4個)、服務章節中的數據條款(4個)及數字知識產權條款(22個)4個類別。

　　首先電子商務章節代表了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前沿，最有可能對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國內監管制度產生重大影響。根據電子商務條款的作用，可以將其分為以下三大類:一是WTO框架電子商務規則補充條款，包括WTO中電子商務規則的適用、電子傳輸免征關稅以及數字產品的非歧視待遇;二是通過簡化網上交易流程促進數字貿易的規則，包括電子商務便利化條款、無紙貿易和電子認證等;三是數字流動相關規定，這些規定完全超越了WTO的范圍，是各個主要國家具有很大爭議的焦點議題，包括一般條款、數據本地化以及隱私與安全等。

　　其次是RTA中涉及到的數據流動條款，具體指的是電子商務章節外的數據流動條款，內容涉及數據本地化和跨境自由流動等。再次是專門針對服務部門而設立的數據流動條款。最后，數字知識產權相關條款主要包括以電子形式存儲的版權和相關權利、技術保護措施和信息管理權限等。對于任何一個RTA，若不包含某項數字貿易規則則賦值為0，反之則賦值1～3，這種賦值方法區分出了數字貿易規則的3種合法程度———“軟(Soft)條款”“混合(Mixed)條款”和“硬(Hard)條款”。

　　具體來看，“軟條款”指的是締約雙方非強制執行的條款，如“盡力而為(BestEffort)”條款，除非條約中明確規定了締約國在某些合作領域的特定義務，否則這類條款無約束力，對這種條款賦值為1。“硬(Hard)條款”針對的是那些協定成員必須遵守的某項規定或原則，條款中通常包含的關鍵詞如“shall”“must”等，對此類條款賦值為3。如果某一項條約既包含“軟性承諾”又包含“硬性承諾”，則將其歸類為“混合(Mixed)條款”，賦值為2。

　　2.APEC成員ICT產品貿易的發展趨勢

　　(1)ICT產品貿易規模

　　反映了2001～2017年間APEC成員中ICT產品貿易額位于前五的國家的情況，包括中國、美國、日本、韓國和馬來西亞。中國在2003年加入ITA后ICT產品貿易增速相當可觀，逐漸超越美國成為ICT產品第一大貿易國，就2017年而言中國ICT產品貿易額占APEC成員ICT產品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39%，其余4國的ICT產品貿易額則較為穩定，遵循著APEC成員ICT產品總出口的波動頻率與幅度。

　　(2)ICT產品貿易結構自2001年以來，APEC成員的ICT產品貿易始終以計算機及軟件為主，包括計算機系統和中央處理器等產品，2017年相關產品的貿易額為7211億美元，在2001～2017年間其平均貿易額為4580億美元，占ICT產品總貿易額的比重約為50%，2003年和2007年分別是計算機及軟件產品出口的高峰及低谷，對應的比重分別是60%和46%;其次是電信產品，平均貿易額約為2351億美元，且在2001～2017年間相關產品的貿易比重呈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在2012年后達到了30%;在ICT產品貿易中排第3位的是半導體及半導體生產設備，其比重基本維持在10%左右;其他產品貿易所占的比重最小，且近年來不斷減少。為了直觀描述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流量的影響，本文使用核密度技術分析2001～2017年數字貿易規則與ICT產品貿易影響的動態演進過程。

　　四、理論機制與研究設計

　　1.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數字貿易規則中的電子商務條款、數據條款、服務章節的數據流動條款以及數字知識產權條款，分別通過降低成本、提高交易速度、影響生產流程等促進ICT產品貿易流量。電子商務條款對ICT產品貿易的“成本效應”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電子商務便利化條款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了ICT產品貿易的交易成本;電子商務章節中涉及WTO爭議領域的條款有助于各國高效利用包括大數據和云計算等在內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加快貿易交付速度，提高貿易過程中的信息分享效率，降低ICT產品的運輸成本。數據條款在ICT產品生產流通的各個環節中均起著促進作用。

　　首先，數據流動為ICT產品研發過程中涉及到的創新和信息共享等提供了保障;其次，數據傳輸實現了ICT產品全球生產的控制和調配;再次，ICT產品進入“交付”階段后對跨境產品的追蹤離不開數據傳輸的支持;最后，當ICT產品處于“使用”階段，產品反饋、售后服務等一系列活動均以數據傳輸為載體完成。總之，數據流動是現代貿易便利化的基礎之一，數據條款減少了貿易過程中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使得供求關系更為有效。

　　知識產權保護一直是美國數字貿易治理中的重要內容(周念利和李玉昊，2019)。201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①對數字通信相關企業進行統計調查，75%的大型企業和50%的中小型企業認為，由于數字知識產權相關法律規則的不完善而導致的貿易保護會對貿易的發展產生沖擊(陳維濤和朱柿穎，2019)。由于ICT產品屬技術密集型產品，對知識產權保護相對敏感，信息管理權限及技術保護措施等相關條款減少了進口國的模仿行為，從而增加了ICT產品的出口規模，此外建立平衡合理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還有利于本國的研發創新，能夠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基于以上機制分析，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說1。

　　假說1: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數字貿易規則的深度和廣度水平越高，對ICT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越強。電子商務章節中的便利化條款直接推動了數字貿易的發展，而信息通信技術是數字貿易有序推進的基礎，數字貿易的高速發展自然需要信息通信技術水平的持續跟進，各國對于ICT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因而ICT產品的貿易規模得到擴張，從ICT產品貿易的二元邊際角度看，現有ICT產品的貿易規模增多，即ICT產品貿易的集約邊際得到了提高。

　　數字知識產權條款的完善促進了進口國的國內創新，激勵科技企業自主研發代替進口，從而有可能抑制出口國ICT產品貿易的擴展邊際。但另一方面，良好的知識產權環境促使出口國生產出更加多樣化的ICT產品，從而豐富ICT產品種類，提高擴展邊際，因此數字貿易規則對于ICT產品貿易擴展邊際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因此提出假說2。

　　假說2:從二元邊際角度來看，區域貿易協定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主要通過集約邊際來實現，對擴展邊際的影響不確定。電子商務條款代表了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前沿，涉及范圍最廣，條款數量最多，因此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程度也最大;此外，數據條款是WTO數字貿易規則的擴展領域，也是現階段“美式模板”和“歐式模板”的爭議焦點，在區域貿易協定中建立相對完善的數據條款對于貿易的促進作用也較為突出，由此可提出假說3。

　　假說3:相較于其他條款，區域貿易協定中電子商務條款和數據流動條款對ICT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強。數字貿易為各國的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的互動開辟了新的途徑，數字技術為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提供了可能(徐金海和夏杰長，2020)，數字貿易規則的完善有助于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改變現有的全球價值鏈嵌入模式。另外，多成員RTA中，由于各方利益訴求有很大不同，數字貿易規則談判的深度比雙邊RTA更高，涉及的條款內容也更為豐富，因而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由此得到本文另外兩個假說。

　　假說4:相較于發達經濟體，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與完善為發展中經濟體的ICT產品貿易帶來更大的利益。假說5:雙邊和多成員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程度不同，數字貿易規則在多成員RTA中作用更為明顯。

　　3.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APEC成員在2001～2017年ICT產品①的貿易流量，數據來源為CEPII-BACI數據庫。(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涉及的RTA共59個，其中有43個包含數字貿易規則。核心解釋變量構建方式有3種:一是用0-1虛擬變量表示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存在性，即如果RTA中包含數字貿易規則，則值取為1，否則為0;二是將數字貿易規則單詞數除以1000得到，以衡量數字貿易規則廣度;三是側重展現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深度，將數字貿易規則評分之和除以條款總數90，得到數字貿易規則總覆蓋率變量。

　　五、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列(1)～(3)分別展示了數字貿易規則0-1虛擬變量、深度變量和廣度變量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三者分別在10%、1%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且深度和廣度越高對于ICT產品貿易的促進效果越明顯。

　　比較列(1)～(3)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可知，數字貿易規則虛擬變量衡量的是在樣本期間內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平均促進效應，而數字貿易規則深度和廣度變量則側重于刻畫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異質性，增加了結果的精確程度。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均與預期相符，若貿易雙方同為《信息技術協定》的簽署國，則更傾向于進行ICT產品的貿易往來，作為WTO框架下的諸邊協定，《信息技術協定》的政策效果也由此展現;此外，貿易雙方若同為WTO成員，則對ICT產品貿易規模具有促進作用;貿易雙方市場規模越大ICT貿易流量也越大，要素稟賦差距越小ICT產品貿易流量越大，互聯網普及度差異越大ICT產品貿易流量越大。

　　2.穩健性檢驗

　　本文擬通過更換數字貿易規則測度方法、劃分樣本區間及解決內生性問題來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更換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測度方法除了前文提到的對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分類外，Manfred和Sebastian(2018)通過分析RTA各數字貿易規則的設計特征與差異總結出6個衡量數字貿易規則異質性的變量:廣度變量Scope1和Scope2;數據流動深度變量DEP;靈活性變量FLE;消費者保護變量CON;非歧視性變量NON;監管合作變量REG。這種方法的細分程度更強，能夠突出各類條款的不同作用。

　　由于Scope1和Scope2分別對應于基準回歸中的深度變量Pro_share和廣度變量Words，故不重復報告Scope1和Scope2的結果。除了監管合作類數字貿易規則外，其余各類條款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側面說明更換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測度方法基本不改變本文結論，展示出了結果的穩健性。

　　(2)樣本區間劃分問題貿易雙方簽署RTA后，其政策效果的顯現往往需要一段時間，考慮到這一點且兼顧樣本利用率問題，本文借鑒林僖等(2018)的方法，采用間隔3年的樣本區間劃分法對樣本進行重新回歸，即樣本時間維度為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劃分區間進行回歸后，核心變量回歸系數的大小及顯著性均有所提升，這說明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不受樣本區間劃分方法的影響，證實了結果穩健。

　　(3)解決內生性問題在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研究中可能有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接下來，本文擬采用3種方法解決。一是在本文的研究模型中引入區域貿易協定(RTA)變量。一方面，考慮到數字貿易規則虛擬變量Digital和RTA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我們將Digital變量單獨處理，構造區域數字貿易規則變量Digital'，取值為0、1、2。若成員國間無RTA，其取值為0;若有RTA但不包含數字貿易規則，則取值為1; 若成員間有RTA且包含數字貿易規則，則取值為2。

　　另一方面，對于數字規則深度和廣度變量則直接在模型中加入RTA虛擬變量進行回歸。區域數字貿易規則變量、數字貿易規則深度變量和廣度變量的回歸結果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二是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法，將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數字貿易規則虛擬變量、數字貿易規則深度和廣度變量的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且工具變量通過了識別不足檢驗和弱識別檢驗，證明工具變量是合理的。三是根據Tan和Qiu(2015)的研究，雙邊貿易規模有可能會影響雙邊貿易協定的締結和數字規則的形成，但對多邊貿易協定的影響可能性較小。因此為了應對反向因果關系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在樣本數據中刪除涉及雙邊貿易協定的國家對(1)式重新進行估計，可以看出在刪除雙邊貿易協定國家對后所得結果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

　　六、區域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影響的進一步分析

　　通過前文的基準回歸與穩健性檢驗，本文得出基本結論: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顯著促進了APEC成員的ICT產品貿易流量。接下來本文從兩個角度進一步揭示RTA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一是對ICT產品貿易進行二元邊際分解探究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途徑;二是對數字貿易規則、貿易雙方經濟發展水平、RTA類型和ICT產品種類4個方面進行細分，捕捉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差異化影響。

　　七、結論與啟示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基于TAPED數據庫發現，APEC成員間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總數與單詞數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以此為基礎計算了APEC成員的數字貿易規則深度與廣度;此外，利用CEPII-BACI數據庫，分析了APEC成員ICT產品貿易的規模與結構，并用圖示法刻畫出APEC成員的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及ICT產品貿易歷年的發展趨勢，并利用核密度圖考察ICT產品貿易的動態演進。

　　(2)對于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本文將其分為3個指標，即數字貿易規則0-1虛擬變量、數字貿易規則深度(總條款覆蓋率)、數字貿易規則廣度(單詞數)。不論選取哪個指標，其對APEC成員ICT產品貿易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結果通過了多次的穩健性檢驗。

　　(3)通過對ICT產品貿易進行二元邊際分解可知，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源自于ICT產品貿易集約邊際的增長，而非擴展邊際，從而明確了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渠道。(4)進一步地，分析區域貿易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影響的異質性分析得到:4類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均有促進作用，但電子商務條款和數據流動條款的作用最明顯;相對于發達經濟體，數字貿易規則對發展中經濟體的ICT產品貿易具有更顯著的影響;不同類型的RTA中，數字貿易規則對ICT產品貿易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目前來看，多成員RTA中的數字貿易規則的作用比雙邊RTA中數字貿易規則更為明顯;數字貿易規則對4類ICT產品貿易流量的影響顯著但存在著差異，對半導體產品及其他產品的影響較大。

　　基于APEC成員的研究結果表明，RTA中納入數字貿易規則對一國ICT產品貿易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深度和廣度越強的數字貿易規則越有利于一國的ICT產品貿易，從而為一國數字貿易的發展提供源動力。因此，在含數字貿易規則的RTA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合理設計數字貿易規則的內容與深度并建立高質量的數字貿易規則是APEC成員間甚至是全球范圍內的重要議題。同時，在推進數字貿 易規則建設的基礎上有必要實施差別化數字貿易規則戰略。

　　具體來說，應著力推進數據流動條款的制定，針對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和不同種類的ICT產品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優化數字貿易規則的功能。上述結論為中國在RTA中納入更廣泛的數字貿易規則提供了理論依據。目前中國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中，涉及數字貿易規則的協定共12個，其納入的數字貿易規則數目和單詞數都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在中國未來的自貿區戰略中，中國應有意識地側重數字貿易規則的設計，增加條款數目并細化相應的規定，既要爭取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也要運用數字貿易規則的深化和文化更有力地提高中國ICT產品的貿易流量，提升ICT水平，為數字貿易的發展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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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孫玉紅于美月趙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