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年02月12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摘要圖書館承擔著社會教育職能,災害應急教育是其重要內容。文章選取災害應急教育普及率較高的德國公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從外部學習環境和內部認知結構兩個方向對42所德國公共圖書館的災害應急教育活動展開分析,歸納構成外部學習環境的技術因素和激勵因素。我國公共圖書館應借鑒德國經驗,文章提出“技術支持+資源推介+館員素養”三位一體的頂層框架,設計“閱讀推廣與災害應急教育相融合”實施策略。
關鍵詞德國;公共圖書館;災害應急教育;學習環境;認知結構
引言近年重大災害頻發,調查顯示98.5%受訪者要求開展全民災害應急教育,49.7%受訪者不會運用留意到的災害應急知識[1-2]。國家衛健委編制《公民衛生應急素養條目》[3],要求全社會學習應急知識和技能,提升公民應急素養。羅伯特·赫欽斯指出建設全民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塑造公民適應環境變化的綜合素質[4]。聯合國“2015-2030年仙臺減災框架”[5]、國務院印發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6]亟待各類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大力開展應急科學素質培育活動。
學術界主要針對“圖書館與災害/應急”這一話題進行探索。國外主要對圖書館的災難規劃制定[7-9]、圖書館在災難應對期間為公民提供的災害應急服務[10-13]、圖書館員在應急準備和響應中承擔的各類角色[14]等方面進行探索。國內已有文獻主要針對圖書館如何建設應急機制[15]、圖書館參與應急管理的理論研究[16]、借鑒別國圖書館面臨突發事件的應急服務和應急預案制訂[17-18]等方面開展研究。
綜上,國內外學術界就圖書館和災害開展的研究大部分側重于圖書館自身的應急管理和圖書館在備災救災中的作用;還少有學者將災害應急與圖書館的社會教育職能和公共文化服務有效結合,并進行探索。我國災害應急教育普及率不足5%,發達國家平均普及率為50%,德國高達80%[19-20]。德國災害教育扎根于互助型社會的民防體系下,將災害應急和生命安全教育融入“樸素道德”,規定自救互助是每個公民的義務[21];并將公民個人應急和防災寫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22]《公民保護和救災法》[23]。
德國公共圖書館由聯邦教育研究部(BMBF)和德國圖書館協會(DBV)統籌,為參與民防保護和防災技能學習的公民提供培訓場所;由BMBF資助的“2018-2023年公民安全研究”項目鼓勵公共圖書館等文化機構提供災害民防教育和制定加強公民自我保護方案[24-25]。本文以德國公共圖書館開展的災害應急教育為研究對象,利用網絡調研法和案例分析法,歸納和分析德國公共圖書館在道德和法律約束下的災害應急教育經驗,為我國各級圖書館開展災害應急教育提供參考借鑒。
1研究設計
1.1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2000-2021年間獲得德國圖書館協會“年度圖書館獎”的14個公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之一,“年度圖書館獎”是德國唯一的國家圖書館獎,主要表彰全國范圍內具有示范性和創新性的圖書館。再調研獲得州圖書館協會“地區圖書館獎”的28個公共圖書館,主要表彰地區范圍內的模范圖書館[26]。42個樣本圖書館遍布德國12個州。
1.2案例分析框架
德國公共圖書館的災害應急教育主要由聯邦民事保護和災難援助辦公室(BBK)下的聯邦民防學院(BABZ)帶領。早在1998年,公共服務機構就與BBK達成協議,培養學會自我保護的綜合性公民[27]。BABZ基于“公民危機管理”新理念,支持德國終身學習資格框架(DQR)倡導的德國教育要以行動和能力為導向的教學模式,提出從認知到實踐的災害應急學習范式,強調由外部學習環境和學習者自身認知結構共同構成的學習情境[28-29]。
基于BABZ災害培訓理念,德國公共圖書館的災害應急教育模式主要遵循以下特點:一方面,德國圖書館研究基金會設立圖書館創新獎,贊揚在資源、技術、學習平臺、激發興趣等學習環境創設上提出新服務、新想法的圖書館[30]。;另一方面,遵循BBK和BABZ的民防教育方針,基于人的認知架構工作機制研究公民學習行為過程,使其在行動中習得應急能力[31]。基于BABZ的學習情境理念,本文從外部學習環境和內部認知結構兩個方向,對德國公共圖書館災害應急教育展開分析。
1.3數據收集方法
本文通過網絡調研法,首先,逐一訪問42個樣本館的官方網站進行站內檢索,收集與“災害教育”“應急教育”“防災教育”“災害民防教育”相關的數據。其次,查看站內活動展覽、目錄服務、館藏數字資源、政策制度、新聞通知、年度報告等網頁條目,補充與“災害應急教育”相關的資料。最后,將收集的資料歸入相應的案例分析框架下進行總結分析。
2德國公共圖書館開展災害應急教育案例分析
2.1外部學習環境
學習環境是促進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和促成能力形成的外部條件。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喬納森在其著作《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32]中提出學習環境設計包括技術因素、激勵因素等。本文以喬納森的學習環境理論為依據,設計對“外部學習環境”進行因素識別和分析的邏輯框架。
(1)技術因素。技術因素主要為學習者的學習和遷移提供多重情境和問題解決工具,對相關知識進行概念指導[32]。德國公共館主要通過設計藝術畫廊、劇院環境、提供數字媒體服務、智能應用程序、游戲驅動程序、智能機器人、網絡學習平臺等為學習者創造能夠做中學、不斷提升理解能力并建立新知識的網絡環境,輔助圖書館用戶思考理解災害知識,并進行數字化的應急演練、逃生訓練、體驗滅火和應急救援過程。
(2)激勵因素。激勵表現為外界所施加的吸引力和推動力,提供鼓勵性機制激發個體自身的驅動力[33]。德國公共圖書館主要通過專家效應和獎勵機制來推動用戶積極參與。專家效應方面,主要邀請權威機構的專業人員參與,這些專家都經過相應的中級和高級培訓認證,確保教學質量,從而建立專家身份的活動權威性,提升學習者動機。獎勵機制方面,主要通過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來滿足個體內在需要,以起到行為控制和積極參與的作用。
2.2內部認知結構
人類認知結構是把不同教學過程和指導程序聯系起來的總體結構。澳大利亞著名認知心理學家約翰·斯威勒基于人類認知架構工作機制提出了著名的教學設計理論—認知負荷理論[34],認為可通過學習示例效應、認知梯度效應、協作學習效應等教學設計減少個體外在認知負荷,使更多的工作記憶資源用于與學習相關的問題。本文以約翰·斯威勒的認知負荷理論為依據,設計對“內部認知結構”進行調研和分析的邏輯框架。
(1)學習示例效應。學習示例效應主要是提供以“理論知識”形式呈現的支持性信息,和以“技能實操”形式呈現的程序性信息,幫助學習者進行知識借用和重組,利用習得的新技能來解決問題[35]。德國公共圖書館主要通過案例講解、案例演示、展覽、資源推介等方式為學習者呈現一系列特定的支持性信息,幫助學習者在其認知結構中構建災害應急理論知識體系,從而產生約翰·比格斯3P教學模型[36]提出的質性學習成果(結構、遷移),為應急防災行動實踐奠定基礎。
還通過作品設計、研討會、角色扮演、災害知識競賽/測試、應急演練、課程/急救培訓、消防游戲、戲劇表演等方式為學習者提供一系列“想法—問題—實驗”的程序性信息,將獲得的災害應急知識轉化成內在的應急技能,以此產生量化的學習成果(事實、技能)。
(2)認知梯度效應。認知梯度效應主要是根據學習者專業知識水平動態調整教學方法,避免額外資源對高水平學者造成知識冗余[34]。德國公共圖書館特別重視教育分級,精確到各年齡段和學習年級,力圖為兒童、青少年、成人提供適合其認知水平的螺旋式教學手段。例如,針對缺乏知識和經驗的兒童,主要通過游戲、競賽、戲劇表演等方式引起兒童注意,從小建立起結構化的災害知識。針對父母、女性和教師這些成人群體,主要利用培訓課程幫助其習得應急技能。針對相關專業人員,本身具備一定的災害應急知識和思維模式,主要通過高難度和專業的行動實踐來促進其技能水平提升。
(3)協作學習效應。協作學習效應通過群體合作來促進團隊凝聚和知識獲取,群體被視為一個更強的信息處理系統,任務造成的認知負荷可以分散到多個協作者的工作記憶中[34]。德國公共圖書館在開展活動時設計群體互助、共同目標和組間競爭的方式來構建一個相互依賴的實踐共同體。協作學習活動多由2-4名成員構成,成員之間具有一致的行動規范和共同目標,通過群體互助完成災害技能習得任務。不同小組成員之間還會產生競爭關系,這種關系在同小組成員內形成一種協作“張力”,從而提升群體凝聚力,驅使成員朝向共同目標努力。
3經驗與啟示
3.1加強技術運用,打造智慧學習環境平臺
《公共圖書館法》明確規定公共圖書館要利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配備相應的設施設備,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質服務,助力公民素養培育[37]。中國工程院院士范維澄提出“技術·管理·文化”三足鼎立的公共安全結構,強調技術對公民安全素質的重要支撐作用。可見,技術的合理應用能夠有效提升公民安全素養。基于筆者前期對國內31所省級公共圖書館災害應急科普現狀的調研,目前我國公共圖書館較少依托新技術打造災害應急教育的沉浸式體驗模式,已有的嘗試大多局限于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建立圖文交互的數字展廳和學習平臺。
因此,一方面,我國公共圖書館可以運用3D打印技術、數字云屏終端、AR和VR虛擬技術、藝術畫廊、劇院環境、游戲應用程序等為公民學習災害知識提供仿真情境和沉浸氛圍。例如,利用3D立體書閱讀災害書籍、通過AR和VR虛擬技術體驗災害逃生。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體、數字化技術構建“全災種大應急”的數字資源推介服務平臺,融合知網、維普、萬方等災害應急期刊資源、各類自然災害電子書、科普視頻和應急自救手冊等,依托數字閱讀系統、QQ、微博、微信等媒介,開展線上線下數字資源推送服務。
3.2培育館員素養,全面提升災害應急教育水平
應急管理部等5部委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突發事件應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見》[38]要求培訓一批專業的災害信息專家、應急科普專家等,助力全民應急意識和能力提升。我國公共圖書館缺乏專業的災害專家,圖書館員需要拓展自身防災減災、自救互救等科學知識和技能,才能保證災害應急教育的服務水平。
因此,第一方面,為圖書館員提供災害應急免費培訓課程,可以依托當地應急管理局、紅十字會、應急培訓基地等機構開展災害應急服務能力培訓班,從理論和實操方面講解災害常識、應急響應、應急救護等內容,圖書館員需完成規定學時的課程并通過考核,才能獲得相應機構頒發的專業證書。第二方面,可以為圖書館員提供參與防災/減災教育專題學術論壇的機會,線上線下學習災害應對方法、了解災害應急教育的理論知識和學術前沿。第三方面,以課題資助的方式,倡導圖書館員開展災害應急教育學術研究和實踐創新,促進專著、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成果轉化。
3.3挖掘用戶需求,創新災害應急教育活動形式
《公共圖書館法》[37]要求圖書館依據兒童、少年、成人,以及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的認知水平開設社會教育活動。目前我國公共圖書館在開設災害應急教育活動典型地對少年兒童和成人進行了年齡分級,例如,廣州少年兒童圖書館在館內三樓建立兒童消防體驗館[39]。
我國公共圖書館要設立用戶調查環節,了解用戶需求點和興趣,設計統一規范的年齡、用戶群體和專業人員教育分級,由淺入深地定制災害應急教育活動形式。對于兒童和初學者,以認知導向開展活動,通過3D立體書、繪本閱讀、防災游戲、角色扮演、戲劇表演等建構健全的個體災害文化心理,減少對真實災害的恐懼感。對于中等認知水平的青少年,以實踐導向開展活動,通過知識講解、學習工作坊、動手設計、科學小實驗、競賽、知識測試、實訓、應急演練等方式塑造應急自救行為模式,培養青少年的災害意識。
對于成人群體,主要通過急救課程培訓和災害史回顧,學會正確使用應急救援設施,以備緊急情況下順利開展自救互救,形成災難自覺,避免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恐慌。對于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主要通過研討會、講座、主題沙龍等,介紹突發事件緊急求救方法、解讀預警信息等。對于具備救援資格的專業人員,提供中級和高級培訓課程,注重教授一些高科技應急救援技術。
3.4完善激勵機制,鼓勵公民持續參與《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6]指出公共文化機構要在防災減災和應急避險科普宣教活動中完善表彰獎勵體系。我國公共圖書館要設計健全的激勵機制,一方面,利用典型的個人“積分制”運行模式,圍繞“知識銀行”給災害書籍閱讀活動設定相應等級的積分,閱讀積分達到一定額度便可兌換不同等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以此提高個體的持續參與意愿[40]。另一方面,通過群體防災活動設置集體獎勵,每個成員在共同目標指導下利用自身的災害知識片段,基于群體互助和群體集成認知增強群體應災能力,完成規定的自救互救任務,以此獲得集體獎勵,調動個體和集體的積極性。
3.5加強社會合作,參與主體協同聯動我國應急管理部國家減災中心提出“社區減災”,目的是鼓勵多主體協同聯動,全民共同參與社區減災行動。目前我國公共圖書館主要在館藏文獻資源推薦方面擁有專業知識和經驗,僅靠本館的力量和資源還不足夠。一方面,需要與研究機構、防災專業機構、地震局、消防局、科協組織、志愿團體等協同互助,“借用”和“租用”其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為公民學習災害知識搭建災害情境平臺。另一方面,還可以尋求心理學界、教育界、科普界、醫學界等專業人士的指導,組建服務團隊,為活動內容設計和災害知識講解提供理論和學術支持,實現資源共建共享。
4結語
一項國際組織的數據統計顯示,90%以上的人在災害現場通過自救互救生還[41],因此提升公民應急素養和災害認知水平尤為重要。有學者以國家傳統文化為基礎,分類了不同國家的災害應急素養類型,中國屬于“消極預防-主動應對型”,德國是“積極預防-主動應對型”[42]。
新時代的防災減災觀是“尊重自然與積極主動”,既注重災害預防、預測與評估,同時也發揮災害風險人的主觀能動性,以此在人類社會脆弱性上培養社會韌性[43]。德國公共圖書館的災害應急教育以社會公共文化服務的形式為現代防災減災觀的實現做出了貢獻。我國公共圖書館基于“可持續發展2030”,可聚焦社會韌性建設的目標,廣泛開展公民災害應急教育,通過提升個體災害應急素養,來建構健全的災害社會文化心理,將災害經歷、體驗和實踐轉化成全民常態化的生存智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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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務院關于印發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的通知[EB/OL].[2021-10-28].
作者:吳群英,李睿,張瀚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