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提出“工業病理學”理論，深刻剖析資本主義公共衛生危機的致病機理和演變邏輯。通過分析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公共衛生報告》，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疫情危機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危機，更是社會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公共衛生危機之間存在內在聯系。價值錯位、制度缺陷及治理失靈等結構性問題，導致了資本主義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周期性失敗。只有變革社會制度、深入工人群眾、尊重專業精神，才能突破局限性，成功應對公共衛生危機。

　　關鍵詞: 公共衛生危機; 《公共衛生報告》; “工業病理學”; 價值錯位; 制度缺陷; 治理失靈

　　自 19 世紀中期英國建立公共衛生體系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已形成相對全面、系統的瘟疫應對機制，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為何仍會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 溯其源者得其本，回望資本主義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過程，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當前危機的歷史基因和內在病癥。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公共衛生報告》的考察，敏銳洞察出資本主義公共衛生體系的內在病理機制。馬克思發現，英國暴發瘟疫時不同人群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不同，勞工階層集中居住的貧民窟成為疾病流行的中心，瘟疫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性的。

　　馬克思將自己的分析方式稱之為“工業病理學”[1]。所謂“工業病理學”，即運用病理學的分析方法，考察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發現社會有機體運行的內在病癥。“工業病理學”的核心發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工業化生產最終會成為了一種“異化”或“物化”的力量，人類的創造物阻礙了自己實現幸福的可能———英國的工業化進程不僅沒有實現人道主義理想，反而使工人的生活境況越來越糟。公共衛生危機以一種典型病態的方式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病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和結構性矛盾的具體體現。從“工業病理學”出發，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公共衛生危機，發掘其價值畸形、制度缺陷和治理失靈等內在病理性癥，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今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更加明確公共衛生事業正確發展所需要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

　　一、價值錯位: 資本優先的異化和紊亂

　　《公共衛生報告》的主編西蒙醫生曾長期擔任英國樞密院衛生官。在他的領導下，英國醫生對瘟疫大流行進行了廣泛調查，并在瘟疫大流行與工人居住、勞動和生活狀況的惡劣之間建立聯系，提出改善工人居住環境、保障工人勞動時的健康權利等立法建議。但是他們把公共危機的根源歸因于領導的無能、法律的真空、專業力量的不足等，沒有找到深層次的病因，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循環失敗之中。資產階級“建立協會、著書立說、草擬方案、討論和頒布法律，以求根絕時常重復發生的各種流行病”，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經常地必然再產生出這種必須治療的毒瘡。”[2]1856 年至 1859 年的白喉疫情、1861 年至 1865 年的傷寒疫情、1866 年及以后的霍亂大流行，反復給英國民眾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針對同一現象，馬克思根據“工業病理學”指出，資本主義公共衛生危機的癥結不在于公共資源、醫療技術等問題，首要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異化的價值導向。

　　1.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的價值高于人的價值。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值資本價值( 也就是使這個價值越來越迅速地增加) 。它的獨特性質是把現有的資本價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值這個價值的手段。”[3]資本自身的行動，以及作為人格化資本的資產者和作為剩余價值唯一來源的無產者，都必須服從這個目的，遵循資本價值最大化和絕對化的邏輯。作為最高理性的資本主義就“把勞動抽象為一般勞動，也就把人抽象為財產主體，以此取代了人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在資本面前，人的豐富性被扁平化處理，保持生命健康安全、幸福美好生活等人性需求，一旦與資本最大化的價值原則相抵觸沖突，就會成為可被犧牲的工具和手段。無論是資產者還是無產者，都淪為服務于資本自我增值的工具價值和物化存在。當然，資本顯然更偏愛資產者，疫情中首先被犧牲的是那些不再能夠創造剩余價值的無產者。

　　2. 資本的邏輯注定忽視人的需求。為了資本的利益，號稱人道主義的資產階級就走向了人道主義的反面，在疫情大流行的風險面前無動于衷、不愿作為。“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 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 利潤) ，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4]恩格斯針對這一現象曾警告說，資產階級“以逼迫工人階級遭受流行病的痛苦為樂事”，但是瘟疫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惡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5]。但是恩格斯也深深地明白，資本主義政府和資本家面對疫情等公共衛生危機時所采取的行動，必然是消極、被動的，“只是迫于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良法案，至于已經存在的法律則盡可能完全不去執行。”[6]把資本保值增值放在第一位，而沒有把人的生命健康擺在優先位置，資本主義注定不會落實“人是目的”的價值原則。

　　3. 時過境遷，但資本至上的病理依舊。馬克思、恩格斯對英國倫敦瘟疫大流行的批判已過一百多年，但是一場疫情危機讓人們明白，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病理依舊。在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在防止瘟疫擴散方面所采取的遲緩措施令人驚愕，導致了以巨大優勢面對這場公共衛生危機的美國，卻屢屢錯失良機，最終將“一場危機演變成一場悲劇”[6]。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遲疑和低能，根源依據在于其社會機制中的價值病態，即將資本利益優先于人的生命健康利益。疫情初期，美國政府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曾在備忘錄明確建議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卻被決策層以波及資本市場的擔憂拒絕。資本至上的價值病態“導致政府既未對民眾進行有效示警，也沒有為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潛在醫療資源消耗做準備，把美國民眾推向感染和死亡的邊緣。”[7]

　　二、制度缺陷: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衛生危機往往與經濟危機具有內在關聯。《資本論》成書的 1857至 1870 年間，共發生了三次經濟危機，也伴隨著發生了三次公共衛生危機。這種共生性揭示了資本主義公共衛生危機深深內嵌于其生產方式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產物。為實現資本增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對生產資料等不變資本和用以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進行壓縮，也不可避免地要將相對過剩的產業后備軍生產出來。當遭遇公共衛生事件沖擊時，這種生產方式極易放任和助長了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和蔓延。

　　1. 剩余價值最大化與改善勞動條件之間的矛盾，人為制造和激化了危機。馬 克 思 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人生材料卻非常浪費”[8]，不愿意多花一個銅板來提升公共衛生條件，特別是工人的勞動環境。《公共衛生報告》顯示: “一個地方靠室內共同勞動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那個地區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9]“各種女縫紉工———女時裝工、女服裝工、普通女裁縫，都有三種災難，這就是勞動過度、空氣不足、營養不夠或消化不良”，“純粹由于空氣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這些犧牲者而存在的”[10]。

　　馬克思進一步分析，肺結核等瘟疫在工人群體中間流行，其背后的原因是工廠主對建筑物和通風設備等不變資本的節約。盡管當時的工廠法已經督促工廠主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例如在室內工作場所安裝通風設備，并通過衛生警察、工廠視察員予以監督，但從執行來看，“工人事實上沒有能力自己爭得這個健康權利”，“他們也不能指望從那些實施衛生警察法的官員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11]。資本家絲毫不憐憫能夠為他們創造剩余價值的工人，資本主義政府也不愿意花費更多的成本來提升公共衛生質量和水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根本不值一提，因為通過蓄奴、人口遷移等方式，資本主義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可變資本”。

　　2. 刻意制造出來的貧困人口，在疫情暴發時會成為公共衛生危機的催化劑。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積累不可避免會再生產出大規模的“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這些隨時可能失業的人們所處“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骯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12]當這些貧困人口在不同的工廠、社區、城市流動以求生存時，無形中成為了“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扎營的附近地區。”[13]而那些完全的失業者，包括家庭勞動者、具有勞動能力的赤貧者、孤兒、貧民子女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則成為疫情暴發中徹底的犧牲品，成為被整個社會遺忘的棄兒。工業化以來西方社會的歷史也一再證明，工人是疫情大流行中首當其沖的易感人群，并不自覺地成為瘟疫傳播的媒介，通過風險傳播的“飛去來器”效應，最終形成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危機。

　　3. 內在邏輯依舊，資本主義制度仍在危害“相對過剩的產業后備軍”。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最大的受害者仍是馬克思病理解剖中的那些“相對過剩的產業后備軍”。根據美國公共衛生部門和媒體報道的數據，老年人、失業者等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紐約時報》2021 年 5月 11 日一篇報道顯示，美國老年人長期照護機構已有至少 2. 81 萬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員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約占美國新冠死亡病例的 1 /3。此外，非裔、拉美裔、華裔等少數族裔等的死亡比率，也普遍高于總人口的死亡率。[14]這些事實殘酷地印證了馬克思的斷言: 實現勞動人口的快速迭代和流動，也是資本主義實現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瘟疫大流行竟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清理過剩人口的“自然”方式。

　　三、功能失靈: 醫療衛生體系的局限性

　　“工業病理學”指出，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醫生及衛生系統，其存在的價值是工具性的，目的不是人的生命和健康，而是剩余價值生產者的再生產。當公共衛生危機來臨，醫生及醫療衛生系統不可能發揮專業優勢，以科學精神指導抗疫防控，反而會成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政治博弈的籌碼，最終導致功能失靈的困局。此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公共衛生危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的解剖結論。2019 年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系統中，美國以 83. 5 分高居世界第一。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開始著手制定《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為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做好準備。[15]然而，這些優勢和戰略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面前并沒有發揮出相應的作用。

　　1. 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醫生是從屬于資產階級的附庸群體。在《資本論》中，醫生是出現次數最多、整體評價最高、引用內容最豐富的群體。但馬克思也冷靜地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醫生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而是從屬于資產階級的附庸群體，從事的是“非生產勞動”。醫生不直接創造剩余價值，他們被資本家所雇傭，使命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余價值的獲取。因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醫生及醫療體系始終面臨著私有化、商業化的夢魘。醫療服務極易成為產業鏈條和商業體系的一個環節，市場價值成為衡量醫療體系的標準，社會福祉則被拋在一邊。1852年，馬克思在信中寫道: 盡管“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種神經熱”，但是“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我沒有買藥的錢。”[16]經濟窘困的時候，無論個體多么需要基本的醫療服務，他只能自由地自生自滅。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這種缺乏平等公共衛生服務的代價就是危機的擴大化和災難化。

　　2. 資本主義醫療活動的本質是“勞動能力的修理”。在資本主義體系里，醫生的勞動是為了保持價值源泉———勞動力的健康，使其能夠源源不斷產出商品和剩余價值，“只要他能保護健康，保持一切價值的源泉即勞動能力本身”[17]。馬克思特別強調，醫生的功能是維護好資本增值所需的工具，“在任何情況下，醫生的服務都屬于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可以把它算入勞動能力的修理費。”[18]醫生的勞動與工人自己為了提升自我、改善生活而進行的諸如打掃家務、鍛煉身體等勞動具有相同的性質，即都是“直接把勞動能力本身生產、訓練、發展、維持、再生產出來的勞動”[19]。資本主義醫療活動的中心環節不是人，而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工具，因此，政府公共衛生治理能力的強弱始終要屈從于資本家的支配意志。馬克思創造《資本論》時，英國議會中的利益集團多次試圖更改疫情防控舉措、削減公共衛生預算，特別是代表供水公司、污染行業的保守黨人多次提議廢除衛生總署及衛生官，以維護自己所在行業的資本利益。

　　3. 資本主義醫療支出是必須壓縮和控制的“非生產費用”。醫生和公共衛生體系是保持價值源泉的重要力量，但為了資本最大化，“必須盡可能地把這種非生產費用縮減到最低限度，盡可能地使它便宜。”[20]這就意味著，“假如收入減少、資本利潤下降，資本家和工人還想以物質產品的形式消費原先那樣大的價值量，他們就要少購買醫生、教 師 等 等 的 服務。”[21]沿著這一邏輯作進一步推演，我們會發現: 當資本家需要醫生保持工人的勞動能力時，他們便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當危機來臨、利潤下降，工人們最需要醫療衛生的時候，他們卻成了可有可無的縮減對象。因此，當公共衛生危機與經濟危機疊加時，社會整體對醫療需求在上升，而資本主義政府卻在想方設法地縮減供給。這種矛盾嚴重削弱了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能力，加劇了醫療衛生系統在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的系統失靈。

　　四、處理方案: 基于“工業病理學”的治療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工業病理學”，深刻剖析出資本主義公共衛生危機的內在病理，并就問題處置提出一些方案。這些方案有力說明了中國抗擊疫情的成功經驗，為全世界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提供了有益借鑒。

　　1. 堅持人民立場是破解公共衛生危機的前提。疫情防控的努力及成效建立在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之上。在醫療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是富人、抵抗力強者的權利優先還是病患、風險系數更大者的安全優先，本質上是一個分配正義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下，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依附于資本家的企業家和經理人等社會階級或階層，注定是醫療資源分配的主體，而沒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受資本邏輯的規訓，被排除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之外。因此，馬克思主張，醫療資源等基本生存條件應從一部分人超越為“一切人”和“所有人”。“‘一切人’和‘所有人’是馬克思按需分配原則的主體，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話語表述，就是人民主體。”[22]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明確要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到第一位。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 “各級黨委和政府、各級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牢固樹立發展 不 能 以 犧 牲 人 的 生 命 為 代 價 這 個 觀念。”[23]馬克思的理論和中國的實踐證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必須堅持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統籌謀劃疫情防控各項工作，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2. 制度變革是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關鍵所在。面對瘟疫等人類共同的敵人，僅僅依靠技術官僚、醫生群體的社會改良，難以紓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內生的公共衛生危機。只要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結構不發生根本性變化，公共衛生體系的角色和功能注定只是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工具和附庸。西蒙醫生在《公共衛生報告》中早就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普通民眾遭遇疫情時的悲慘境遇，但除了空有遺憾和悲憤外，幾乎沒有什么實際作為。這種難有作為的根源并不在于醫生群體本身，而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異化勞動。

　　面對公共衛生危機，資本主義制度始終無法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利益真正地放在第一位( 為了人民) ，以取代資本對剩余價值無窮止境的貪婪追求，更難以依托社會結構動員和整合更多資源走出困境( 依靠人民) 。馬克思根據“工業病理學”的剖析結果指出，面對疫情時要想有所作為，避免群體免疫的悲慘場景，就要關注社會制度的變革問題，突破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局限性。疫情防控是一場總體戰。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造成的威脅，中國的經驗是，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采取堅決有力的防控措施。這種制度優勢所帶來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是深陷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國家做不到的。

　　3. 醫生深入工人群眾是緩和公共衛生危機的重要途徑。在《資本論》里，根據“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24]，馬克思把醫生看成兩個階級，一個階級是資產階級的附庸，依靠出賣自己的靈魂和勞動，淪為資本主義剝削無產者的幫兇，另一個階級，則是那些投身于服務貧民事業的“貧民診所”的醫生。

　　貧民診所是 18世紀末 19 世紀初在英國濟貧體制下逐漸建立起來的針對教區內貧困居民免費提供醫療服務、藥品的醫療機構，是醫生群體中的進步力量。馬克思對醫生群體階級屬性的分類界定，充分表明了醫生群體只有真正服務于人民群眾，才不至于淪為資本家的附庸，才能夠把自己從服務于剩余價值剝削的“非生產勞動”中解脫出來。馬克思在《資本論》曾兩次稱贊撰寫《公共衛生報告》的漢特醫生“出色”，根本原因就在于漢特醫生深入工人群眾。

　　為了解工人的居住狀況，漢特醫生走遍了英格蘭所有各郡，“調查過 5375 座農業工人居住的小屋”，走遍了倫敦“20 個大的貧民區，每個貧民區住 1萬人左右。”[25]漢特醫生代表了馬克思對醫生群體的職業期許。醫生只有深入群眾，才不至于淪為資本主義的附庸而將自身局限于醫學職業的狹隘、片面之中，才能真正服務人的生命健康。公共衛生危機的公共屬性鮮明，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才能解決好。醫生深入工人群眾本質上是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群眾路線。中國的抗疫經驗是必須“廣泛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全面落實聯防聯控措施，構筑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醫護力量就能極大地阻止或緩和公共衛生危機。

　　4. 尊重醫療衛生的科學性是化解資本主義公共衛生危機的重要條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批評了資本主義體制對醫生專業技能和醫療體系公共精神的壓制。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醫生群體對瘟疫等疾病進行深入探究，幫助馬克思在工人階級瘟疫橫行、疾病頻發、壽命減短等慘象與工作條件惡劣、營養狀況貧乏和超長勞動時間等病原，進而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建立因果關聯，為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經驗向有理解力的觀察者表明: 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26]正因為信任醫生的專業能力，馬克思在1875 年撰寫《哥達綱領批判》時，針對哥達綱領提出的“對工廠工業、作坊工業和家庭工業實行國家監督”條款，補充說“視察員必須是醫生出身”。[27]

　　馬克思把醫生當作工人階級的重要同盟，安排他們發現、監督和制止工廠里的各種不公平現象，這反映出馬克思對醫生專業能力和醫學科學性的信任和尊重。面對疫情，在戰略上講政治，堅守人民立場; 在策略上，要始終堅持科學精神，避免讓疫情防控泛政治化。疫情防控工作要科學部署、掌握規律、堅持原則、講究方法。要讓醫療力量從“保持價值源泉”的工具理性中解脫出來，擺脫無止境的利益集團糾纏和泛政治化討論，尊重其專業能力，發揮其專業特長。特別是在國際合作上，各國要加強合作，不應相互指責、相互“甩鍋”，尊重科學規律，將疫情治理策略從“道德問題”“價值問題”還原為“科學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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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自期刊《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22 年第 3 期

　　作者信息：肖紅春， 國家稅務總局稅務干部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