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啄木鳥期刊征稿,期刊發表,建筑藝術,人體意象,仿生研究

　　一、原始建筑是宇宙意識和人體意象的載體

　　關于宇宙、建筑、人體的思考淵源已久。古老的開天說中盤古化身萬物,寓意著自然為人體所化育;《黃帝宅經》中也有比附之辭,“宅以形勢為身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木為毛發,以舍屋為衣服,以門戶為冠帶” ,恰與之相呼應。可見中國哲學遵從的是天與人一體的觀念,即天人“相類”、“合一”,建筑則是詮釋此二者關系的實際承載體。先民擇居和營造的樸素動機,在于與自然抗衡,對宇宙而言建筑代表了人體,對人體而言建筑代表宇宙,因此,宇宙即大建筑,建筑即小宇宙。對此,宗白華先生指出“中國人的宇宙概念與廬舍有關”。高誘也依據《說文》和《淮南子》將“宇宙”注解為“宇,屋檐也,宙,棟梁也”。

　　宇宙之意,又有“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晝”的解讀,前句表述了建筑的物態空間,后句指人類朝夕出入于建筑的行為所引申的時間觀念,此處宇宙是指以人工建筑和人體活動為參照的“時空”概念。宇也謂為“六合”,暗含包容封閉之意,而建筑的形態無論是早期的穹窿狀雛形抑或后世的方盒子,都具有包圍、佑護的特質,人居其中足以實現與外界對抗的最大消解,由此帶來的強烈安全感,又似母體的胎育狀態。聚落選址也遵循著圓形圍護式的地形感受,背山面水、左輔右弼就是最佳的風水基準。

　　因此,建筑實質上是以人類自我為主體的對世界的感知,及對人體意象的仿擬,如蘇珊·朗格所說“建筑創造了一個世界的表象,而這個世界則是自我的副本” ,這一點被顯著地存留于語言文字中,成為典型的文化學現象,尤其可見于漢語中建筑構件的人體命名,如建筑的骨架、骨干、脊椽、額枋、叉手、托腳、勾心斗角、門楣、門臉、門簪、耳房等;甚至建筑方位也是人體的自我參照,由此產生了上下、左右、前后、里外等空間觀念。

　　反之,人體稱謂也多以建筑命名,如脊梁、天庭、耳廓、印堂、內壁、子宮等;包括中醫穴位的借用,如中府、太倉、命門、風池、步廊、神門、意舍等;這些無不是人類頭腦中潛在的、最原始的身體經驗圖式與建筑的投射。建筑格局中的人體意象更為顯著。佛塔多以曼荼羅圖式為平面,實際上隱含著一個盤臥的人體形態。頤和園,被喻為人體內景園,如智慧海對應人腦,排云殿是喉部,云錦殿、玉華殿為兩耳,宿云檐喻面部,知春亭為心臟,龍王廟喻腎臟,賞玩之中可達到六腑安和、五臟生華的境界。至于民宅的人體對位更為普遍。四合院往往以“法人”為思想,在布局上“中廳為身,兩房為臂,兩廊為拱手,天井為口,看墻為交手”。

　　無獨有偶,西方建筑格局的人體對位同此,基督教堂的十字平面被比擬為展開的人體,唱詩班位居胸部,左右側廳作兩臂,中殿是下半身,后堂神壇象征大腦,以建筑的語言完好地詮釋了基督教關于上帝是宇宙的大腦、萬物是宇宙的軀體的哲學宇宙觀。正如阿德里安·斯托克斯所說:“建筑與人的形體被當作至上的比喻,在一個規則中被聯系在一起” 。

　　二、建筑構件對人體形態和結構功能的藝術抽象

　　人體仿生不僅影響建筑空間,還衍生出經典的建筑構件。西方五大古典柱式和中國傳統的木作斗拱,皆源于對人體的藝術化抽象。以人體充當建筑結構的現象,可追溯到史前建筑奠基的人殉陋習。人像柱即是這一陋俗的遺痕,用以替代真實的殺殉,并逐漸演化為重要的結構形式,兼具巫術裝飾和力學承重的雙重意義。

　　在《建筑十書》中維特魯威結合歷史又補充了負重懲罰一說,其中以異族女像柱最為代表,但已脫離了人祭的僵直模式,以微曲的體態完美地詮釋了女性的婀娜與端淑。在希臘主流文化的頌揚下,人體造像成為不可或缺的建筑裝飾手法,人像柱也成為西方古典建筑的構件之一。至文藝復興時期,具象的柱體經高度抽象定型為五種樣式:多立克柱線條剛勁,對應男子的身形,愛奧尼柱是女子身形的模擬,科林斯柱神似少女的曼妙身姿,另有樸實的塔司干柱和混合式柱。人像柱與建筑風格的協調,共同構筑了完美的結構圖式。

　　中國建筑史,也經歷了由“人牲”到“俑”再到“人像柱”的仿生衍化。殷墟入口的武士遺骸被視為門神的早期形式,而最早的人像柱實物卻罕有保留,只在漢畫像中略有記載,如武氏祠的大力士石刻柱,是以手和頭承托屋頂的寫實人物,其體態側曲,富有張力;四川柿子灣漢墓的人像柱,是典型的漢代服飾特征,其手法寫意,身體正立,兩臂呈對稱托舉,已初具立柱的態勢;至漢魏時期,形象漸趨抽象,兩臂演變成曲拱,手與頭成為斗拱的升和小斗,胸部成為櫨斗,手腕關節成了斗下的皿板,此時,斗拱的基本型制初見端倪,已脫離人形束縛,轉變為具有人體造型和機能特質的建筑構件;

　　而層層相疊的斗拱,其鉸打疊斗的構造實質上是對人體脊柱的仿生,有“層櫨”之稱,雖然單元個體精小,但作為最關鍵的力學支撐組件,它以精妙的構成發揮極大的承托作用,并突破自身結構價值,兼備緩震消能的重要意義,富有老子“以柔弱勝剛強”的哲思觀念。 東西方人像柱經由相似的演變過程,抽象為各具特色的建筑符號,二者對人形、人性的藝術化傳達,及其與建筑的協調、功能的維護等方面,都有異曲同工之處,可謂殊途同歸。

　　三、建筑模數化基于對人體科學比例的度量仿擬

　　人體仿生的建筑研究,除了對表象和機能的借鑒之外,還包括對最具和諧因子的人體美的“數”的探知和運用。古希臘人認為人體是世間最完美的比例,符合“黃金分割”律,并集平衡、對稱、優雅和力學于一體,堪稱萬物的尺度。而且各部位之間存在鮮明的模數關系,手足就是重要的模量標準,并由此推衍出基本的計量單位,如以手足為依據的十數、十進制,以及以足命名的英寸“Foot”。

　　因此,維特魯威鄭重提出了將人體規律投影于建筑的觀點,認為建筑的細部和整體均應服從于特定的模量,實現結構和視覺的靜力平衡。他繪制了一個理想的人形圖式,以精準的數據詮釋人體各部位間的神奇定律,并建立了具有幾何學特征的古典建筑型制,以立柱直徑為模數單位的雅典帕提農神廟,就是這一體系的歷史范本。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大師們,更是深入探求建筑量度與人體的對應,丟勒研究并確立了26種人體比例關系,達·芬奇繪制了方圓契合的“維特魯威人”,成為西方建筑設計的重要準則和方法。而現代主義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則結合個人建筑實踐和科學的圖式分析,系統梳理了建筑與人體的數理關系,創建了“勒氏模數尺”,體現了基于古典主義人體類比思路的建筑理論成果。他的《模塊化,人體比例的和諧度量可以通用于建筑和機械》,對現代建筑的標準化、工業化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事實上,模數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文明同步,從原始人以手的虛空形態選擇卵石開始,手就是最基本的模數單位了。《風俗通義》中“步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再躍則步”的論述又肯定了足的模數地位。《考工記》則將這一概念延伸為人與物的關系,即以“八尺”身高的人作為模數推定一切實用器物、建筑空間及構造的測量單位。總之人被視為衡量一切的尺度,這與西方人文主義思想不謀而合。

　　四、人體仿生式建筑的學科化與生態化發展

　　人體仿生的課題延續至今,由表及里不斷探索精進。仿生建筑作品有的含蓄高妙,有的直白粗陋。柯布西耶的朗香教堂,抽象地模擬了人的聽覺器官,寓意洗耳恭聽上帝的福音;紐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源于對人類頭蓋骨拼合結構的嚴謹剖析;格雷夫斯的波特蘭大廈、磯崎新的群馬縣美術館等,也運用大量的擬人化要素;另有日本的人臉住宅、某人體內臟式博物館等,雖難免奇異怪誕,但在一定層面可以窺見現代設計的勇于嘗試,也見證了人體仿生這一亙古不變的建筑追求。

　　當下,建筑的人體仿生已從形態的表象層面上升到理論研究的學科高度,形成了以人體工程學為基礎的環境心理學、行為學、測量學、社會學等多支系共同發展的態勢,各學科之間交匯、搭接、重疊,建立了融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以建筑為核心的大的學科群,并以此作為建筑設計的科學依據。這意味著建筑的人體仿生邁向更寬泛、深入的領域,“仿生”一詞的界定也突破了模仿的淺表寓意,向更廣義的人本范疇拓寬。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人體工程學著力于人在環境中的解剖學、生理學分析,力圖按照人的特性改善優化人工環境系統,通過優質的建筑設計實現人的最佳生活和工作狀態。

　　隨著學科的成熟,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定量化,是遵循人的生理、心理、環境心理、人體測量而度定的科學數據。生理學研究人的感覺系統(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血液循環系統(受姿勢尺度、材料性能、空氣溫濕度等影響)、運動系統和人體力學等;心理學研究人的心理現象發生、發展及規律,包括心理過程和心理個性;環境心理學研究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刺激與效應、信息傳遞與反饋、環境行為特征和規律等;人體測量學是研究人體特征、人體構造尺寸和功能尺度及其應用,以此構成建筑設計的參照基準。[4]

　　而早在紀元前,建筑設計對人體的行為心理已開始審視,帕提農神廟就曾運用過各種手法矯正視覺和錯覺;中世紀哥特建筑的“神的尺度”利用了建筑與人的懸殊造成心理壓迫感;文藝復興后建筑尺度的親和,是對人本的回歸和尊重;中國傳統建筑更是滲透著濃重的社會意識觀念,建筑位次與軸線都遵循著盡端意識,是基于行為心理的流程設置。因此,現代學科的建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

　　在更高層面上,建筑仿生的終極目標則是對人類最佳生存環境的還原和改善,進而探求具有可持續性的建筑形式,并由此建立符合人類生態系統的“全環境”概念。1853年的巴黎,已經就此展開所謂的“城市環境仿生”實踐,在城市改建規劃中模擬人的生態系統,在巴黎東西郊分別建立森林公園,既象征人的兩肺,又發揮著過濾空氣的功能,塞納河與綠化帶則代表人的呼吸管道,呈放射狀及環形交錯的主次干道對應著人的血管系統。總之,巴黎城人體仿生規劃的成功踐行,召示著這一課題未來的生態趨向。

　　五、結語

　　縱觀建筑仿生的歷史,人體仿生歷經了自我效仿的本能階段、形態與功能的借鑒階段、組織結構剖析的能動階段,即從最初對自身形體的附會發展到回溯本我、尋求建筑對主體人的適應,這是一個由表及里、發掘本質的自我認同過程,其實質上是對人類與人工建筑關系的思考,直至升華為對宏觀生存空間的探索與實踐,完成質的飛躍,從而使建筑的人體仿生脫離于生物學本身的研究,更具生態學的持久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