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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魏征是唐代著名的諫臣，在當時朝中的地位十分顯赫。本文主要分析了其事跡史料來源，包括魏征自撰之書《諫事》和唐代實錄、國史中的相關記載及《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其它專門的事錄類書籍。

　　【關鍵詞】核心期刊,史學理論研究,魏征,事跡,史料

　　1 兩種最原史始的資料

　　魏征作為貞觀賢相，唐代關于他的生平事跡之史料應該是極為豐富的。首先應該指出，關于魏征生平事跡特別是其諫事的最原始資料包括兩種，即魏征自撰之書和唐代實錄、國史中的相關記載。

　　1.1魏征自撰之書

　　《舊唐書》卷71《魏征傳》有云：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征入臥內，訪以得失。征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黨，征又自錄前后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可見魏征諫諍之事確實很多，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達二百余事，其一生進諫，更不知凡幾。他還曾經親自將其“諫諍言辭”錄為一書，這應該是一部收錄諫疏原文的書籍。后人所編《魏公故事》，當近于今本諫錄，僅擇其主要內容，字數尚多達“凡數十萬言”，如果這部書是收錄其所有諫疏，卷數應該很多。但兩《唐志》所著錄的魏征《諫事》僅有五卷，如果這就是史傳所說之書，應該是選編重要諫疏而成，而不會是所有諫疏的匯編。

　　1.2唐代實錄、國史中的相關記載。

　　唐代設立史館，負責纂修實錄、國史，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書。《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著錄的國史有“《武徳貞觀兩朝史》八十卷，長孫無忌、令狐徳棻、顧胤等撰。吳兢《唐書》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韋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國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類著錄的唐高祖、太宗實錄有“《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許敬宗刪改。《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顧胤撰，房玄齡監修。長孫無忌《貞觀實錄》四十卷。”據劉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記載，還有許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礎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國史，武周長壽中牛鳳及重新編撰的記事起于武德、終于弘道的《唐書》一百一十卷。諸書在唐代流傳之久暫廣狹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據一些傳材料著錄的，根本就沒有通行過。如所謂吳兢《唐書》一百卷，實出誤解。《舊唐書》卷九八《李元纮傳》說：“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新唐書?藝文志》即據此著錄。其實吳兢《國史》在編撰過程中，監修國史蕭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進八十余卷，應該都不是定本。韋述曾說：吳兢“別撰《唐書》一百一十卷，下至開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韋述將這兩次取進的吳兢《國史》合在一起分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礎上續撰三卷，成為《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說：“國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亂平定以后，韋述將其獻于朝，后經柳芳等人先后增補，成為一百三十卷的《國史》定本。

　　唐代實錄、國史中記載許多魏征事跡，不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實錄、國史在唐代史書中的地位所作的簡單推斷，也可以從兩個具體事例得到證明。一是吳兢所撰《貞觀政要》亦多載魏征事跡言論，而這部書主要即據實錄、國史摘編而成，陳寅恪先生甚至說“《貞觀政要》即《(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二是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中引用《實錄》，不少條目都涉及魏征，特別是有幾條與《魏文貞公故事》同時引用，更說明二者的記載有同有異。

　　唐代實錄、國史的編纂，始于唐太宗時期。高宗以后，不但國史經過多次改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也經過許敬宗等人篡改，但關于高祖、太宗時期的史事，大體可以視為太宗、高宗初年的記載。因此，其中記載魏征事跡言論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書略晚，卻比后人相關著作要早，后人著作應該參考過實錄、國史。

　　2 對《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幾種魏征傳記史料略作介紹

　　魏征自傳之書在《舊唐書·經籍志》中有所記載，即子部雜家的《諫事》五卷，題魏征撰。此外專門記載魏征事跡的書籍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則著錄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類有敬播《文貞公傳事》四卷、劉袆之《文貞公故事》六卷、張大業《魏文貞故事》八卷，史部雜傳記類有王方慶《魏文貞故書》十卷、王方慶《文貞公事錄》一卷，子部儒家類有《魏征諫事》五卷。而現今傳世的王方慶《魏鄭公諫錄》五卷北宋時的兩種目錄中并不見記載。筆者對《新唐志》所載幾部書籍作簡要介紹。

　　2.1敬播《文貞公傳事》四卷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敬播傳》說：“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時期參預編纂實錄、國史的主要史臣之一，應該是在修史過程中，接觸到大量關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時編撰了此書。這部書僅見于《新唐書?藝文志》故事類，宋代以后除鄭樵《通志·藝文略》據以轉錄外，其他公私藏書目錄都沒有著錄，可能早在唐五代時期就已經失傳。從書名中“傳事”來看，應該是一部以記事為主的傳記性史書，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錄在故事類。

　　2.2劉祎之《文貞公故事》六卷

　　《舊唐書》卷八七《劉祎之傳》說：“劉祎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余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除中書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后既立王為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劉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時，當過很短時間的宰相，后被武則天所殺。他編撰《文貞公故事》六卷，應該是上元(674—675)年間，在“論次新書千余篇”之內。所謂“論次新書”，就此書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書的基礎上，又從改編之實錄、國史及民間雜書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為魏征傳記新書。那么自然劉書一出，敬播原書很快就亡佚了。這部書除《新唐書?藝文志》故事類外，還見于其他書目著錄。《崇文總目》傳記類載：“《文正公故事》三卷，劉祎之撰。”《宋史·藝文志》傳記類載：“《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貞公是魏征的謚號，宋代諱“貞”字，改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稱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殘本，《崇文總目》為藏書目錄，著錄實有卷數，《新唐志》為史志目錄，仍著錄其全書卷數。《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唐代傳入日本的古書，其舊事家著錄《魏文貞故事》六卷，雖然沒有題撰人，但卷數相合，應該也是劉祎之此書。

　　2.3張大業《魏文貞故事》八卷

　　這部書《新唐志》故事類著錄在劉祎之書下，《通志·藝文略》轉錄，其他公私藏書目錄不載，應該也早已失傳。張大業的時代和生平都沒有記載，應該略晚于劉祎之。武則天、唐玄宗時有張大素、張大安兄弟，著名于時，張大業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慶《文貞公事錄》一卷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永淳中，累遷太仆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境內清肅。證圣元年，召拜洛州長史。萬歲登封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臺監修國史。尋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石泉公。長安二年(703)卒。《文貞公事錄》見于《新唐書?藝文志》故事類、《崇文總目》史部傳記類。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王慶方撰《魏征傳》一卷”，“慶方”二字當為“方慶”之誤倒。《宋史·藝文志》傳記類作“王方慶《魏玄成傳》一卷”。“事錄”與“傳”意義相通，卷數又相同，應該是同書異名。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曾經引用“王方慶《文貞公傳錄》”，這個書名正好介于“事錄”向“傳”過渡的中間階段，可以很好地說明這部書的書名變化過程。

　　2.5王方慶《魏文貞故書》十卷

　　此書僅見于《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著錄。“故書”不知是否為“故事”之誤。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貞政書》。(據孫猛先生《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考證》書稿，未出版。)由于劉祎之《文貞公故事》六卷曾傳入日本，這幾條佚文應以出于劉書的可能性為最大，“政書”亦為“故事”之誤。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書”流傳，則很可能就是“故書”，政、故形近致誤。

　　上述幾部書籍都已亡佚，唯王方慶《魏鄭公諫錄》五卷傳世至今，然此書北宋以前書目中都未見記載，南宋以后突然出現，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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