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羅爾綱先生治學的精神和態度——勤奮刻苦，筆耕不止;謹慎認真，永不滿足;善于學習，勇于創新;謙遜誠懇，接受批評——是我們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關 鍵 詞】加急發表,羅爾綱,治學精神

　　今年是羅爾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在他九十七年的生命歷程中，值得我們學習、懷念、景仰的地方很多，他不僅為我們留下了極其豐碩的研究成果，而且還為我們樹立了如何從事歷史研究和科學考證的榜樣。近來我重新翻閱和學習先生一些著作的前言后語，深深感到他那執著追求的敬業精神，精益求精的研究態度，謙虛謹慎的大家風度，鍥而不舍的學者氣質，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

　　勤奮刻苦 筆耕不止

　　羅先生從事中國歷史的考證和研究工作近七十年，共寫出有關太平天國史的論文四百多篇，著作四十多部，約七百萬字，還和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的同志們一道，搜集、整理和編纂有關太史的文獻資料三千多萬字。這份碩大的研究成果是羅老用畢生的心血，日積月累做出來的，是他勤奮刻苦，筆耕不止的最好見證。羅先生從1944年撰寫、出版《太平天國史稿》到1985年《太平天國史》(四冊)的最后定稿，前后花了四十一年的時間。《天歷考及天歷與陰陽歷日對照考》的研究和出版，也用了四十二年的時間。從1931年開始，羅老為《李秀成傳》作注，到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定稿，整整花了四十九年的時間。羅先生刻苦用功，堅持研究的精神實在不簡單，實在了不起，實在令人佩服。羅爾綱先生真不愧為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是世界一流、無與論比的太史研究的著名專家。

　　為什么寫一部書要花四十多年這樣長的時間?1983年4月初，我接到羅先生寄來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和一封信。信中說，“拙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刊出不到三個月，又發現有錯誤處。此注前后共四十九年，為學之難如此。”這是出自于羅老內心的肺腑之言。大師一句話激勵后生一輩子。為什么為學如此之難?難在何處?羅先生說：“科學研究工作，是一件長期的艱巨的工作”，“是一條艱苦的路程，是沒有一步登天的捷徑的。”他在《太平天國史事考》的自序中解釋得更為具體：“考證太平天國史事，卻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為太平天國本身的記載，幾乎毀滅凈盡，能夠供應我們做考證的材料實在太少了，有些問題還完全沒有材料可據，所以就不能不利用滿清方面的材料和當時外國侵略者的材料來解決問題，但是，那些材料不僅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誣蔑革命，歪曲事實，掩蔽真相，我們在利用的時候，必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做一番去偽存真的工夫，而尤其困難的是就連這些反革命方面的材料，對每一件史實的考證說來，也還是十分殘缺的，有些地方又是各逞誣蔑、異說紛歧的，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是這些材料。我們要從這些材料中去進行考證錯綜復雜的史事，那當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

　　給李季成自述做箋證，也是困難重重。羅先生說，“這是因為忠王寫自傳是在九天之內匆促寫成的，而所敘的事又是頭緒紛繁。此起彼伏的革命斗爭事跡，所以敘事常有先后倒置，或時間含糊的。”所以，我們對忠王所敘的事實要加以箋證。“此外，忠王是在金田起義后以伍卒參加革命，在太平天國里面是一個后起人物，他對金田起義領導人物的事跡得自傳聞，不免間有訛誤，就是對他本身的事跡，事隔多年，記憶也難免沒有多少錯誤。”

　　在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羅爾綱先生面對的是重重困難，但他作為太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常以古人著書之難勉勵自己，鼓舞他人，并以他那知難而上，腳踏實地，堅忍不拔，鍥而不舍的大家風度，從事長期的艱苦的研究工作。這種治學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謹慎認真 永不滿足

　　羅先生是國內外著名的太史研究專家，但他卻十分謹慎認真，永不知足，顯得更為難能可貴。這種治學精神突出地表現在他那改了又改，改后再改的風格中。正如他的同學和好友吳晗先生在五十多年前所指出的：“每一篇寫成后，改而又改，往往費了好幾倍功夫，一直改到他自己滿意才肯甘休。可是再過一兩個月后，他又在把已發表的經過多次刪改的文章在涂改了。”[1]五十多年后，他在寫給我的那封信中說：“伏請多指謬誤，俾再版時得以改正為幸也。”研究了四十九年之久，不知改了多少次的書，因為發現還有差誤，再版時還要改正，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感動。可惜先生遠離我們而去，我們再也無法看到他再版后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新注了。五十多年前是這樣，五十多年后還是這樣，可見謹慎穩重，改而又改是他一生的風格。

　　羅先生的著作深受讀者的歡迎，因而一版再版，以至于三、四版。他都抓住再版時機，進行訂正、補充與修改，甚至重寫或改寫。最典型的例子是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撰寫和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考證箋證。

　　《太平天國史》是經過多次的修正、增補、改寫而成的。早在1937年羅先生就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十來萬字，這是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論述太平天國史的著作。1944年羅先生經過修改，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稿》，按舊式正史體裁，由本紀、表、志、列傳四部分組成。解放后于1951年1月由開明書店初版發行，同年5月再版，1955年改由中華書局三版發行。每次再版，羅老都有許多的修改和補充。但他不滿意，于是又有1957年《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的出版，比修改本增補的內容更多。首先是體裁的改變，補充了一卷序論，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幾個重大問題作了綜合的敘述、分析與總結。在內容方面，也有變動。本書在初版再版時，忽視了太平天國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偉大業績，現在修改時就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新立了一卷《外交志》，又新添了《食貨志》和《藝術志》。舊稿有些地方強調太平天國進步的一面，忽略落后的一面，現在通過增訂本的出版，予以改正。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又在增訂本的基礎上進一步作了更大的修改補充，全書規模達到一百五十五萬多字。體裁再作變動，將洪秀全、洪天貴的事跡移入列傳，取消本紀，改為紀年，把列傳改為傳，形成為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分結合的史書新體裁。內容方面又新增了《資政新篇志》、《政權志》。本書還為那些忠心耿耿為太平天國革命作出貢獻，對后人有啟示作用的普通群眾和勞動婦女作傳。對于這一部經過多年修改而寫成的大作，羅先生還稱之為“一束荒蕪的草稿”，表示要聽取意見，再作修改。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是經過一再的修正、增補、改寫而成的。羅先生于1931年開始注《李秀成傳》，后經過二十年的研究和補充于1951年出版了《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由于趙烈文日記以及沈梓《避寇日記》、滄浪釣徒《劫余灰錄》等稿本的發現，1954年三版印刷時，又把卷首《考證》部分全部改寫，并將箋證部分加以補充和修正。由于史學界對忠王自述的看法和評價有分歧，羅老又圍繞著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鑒定和史料價值進一步作了考證和箋證，并于1957年出版了增訂本。以后羅先生回到南京，在編纂《太平天國文獻》、《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的同時，利用新發現的大批資料和臺灣世界書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從頭另作新注，1964年才完成。但羅老還不急于出版，又經過十五年的時間，把新發現的史料予以補充、修訂，一直到1980年，再把書稿從頭到尾作了審核之后才定稿付印。

　　羅先生對所有的論著都抱著同樣的態度。《干王洪仁玗福字碑》改寫過兩次。《翼王石達開慶遠白龍洞題壁詩》改寫過四次[2]。羅先生一大批的研究成果占用了他一生的時間、精力和心血。許許多多的材料是羅老從大書庫或私人著述，甚至于一些無名人物的日記詩存中“一本一本地、一頁一頁地去做摸底的工作”[3]“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出來的。然后利用這些材料“好似烏龜爬行一樣，一點一滴地去作注”，[4]去修改，去重寫或改寫，可見他治學態度的謹慎、認真和穩重。

　　善于學習、勇于創新

　　羅先生的杰出貢獻和巨大成就，主要在于對太平天國歷史的考證與研究。他說，“我做考證用的方法，是乾嘉學派用的考據方法。”[5]“這一種方法，從實際出發，依據證據，實事求是地鑒定史料或史實的真偽。”[6]乾嘉學派按照自己的“嚴格法則”進行考據，它的特征和長處就是務實、嚴緊和縝密。但羅老說：“在狹隘的范圍內，在研究事物的簡單的、尋常的關系時，還可以應付的，一超出這個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質和內在矛盾，要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時，這種初等的形式邏輯就無能為力了。”[7]因為“他們局限于從史實的現象去看問題，他們不可能從本質去進行分析批判。”[8]這就是乾嘉學派考據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羅老認為，“要解決復雜的問題，就不能遵守乾嘉學派的嚴格法則，我已經越過局限，對個別事物的互相聯系進行解釋了。”[9]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要全面地深入地去發掘歷史事件的內容，就“非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這一個武器不可。”[10]羅老用繼承與批判的科學態度，對待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吸取其精華，摒棄其糟粕。一方面能夠熟練地運用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又能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法則，并巧妙地把二者結合起來，既能解決簡單的尋常的歷史問題，又能從全面的發展的觀點去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解決深層次的歷史問題。羅先生自從接受、學習和運用馬列主義以后，可謂煥然一新，使他的太史研究發生了質的飛躍，他的論著數量之多，水準之高，已非昔日所能比擬。羅老之所以比同時代太史研究專家高出一籌，除了其他的條件之外，更為重要的一條，就是他能順應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特別是善于學習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方法。

　　羅先生善于向別人學習。他時時處處注意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當他讀了格拉塞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一書之后，很快地學習馬克思做提要的方法，自己也寫提要和題跋。有一次，蘇聯專家魯·維·阿斯塔菲耶夫到南京訪問，同羅老討論“太平天國內部的階級關系怎樣?力量對比如何?它們之間的消張情況如何?”這次討論對羅先生的啟發很大，以后在他的著作中就“把太平天國內部的階級變化，與有些領袖們變質的問題大膽地提出來。”[11]可見他善于學習，不斷進取的治學精神。

　　羅老的考證研究工作富有創新精神。他的著作，他對每部舊稿的修改、重寫或改寫都有新的思路，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方法。這種創新精神突出地表現在對太史體裁的改造和創新上。他在撰寫《太平天國史》時考慮最多的是體裁問題。1951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是采用舊式正史體裁，按照班固撰寫《漢書》的紀傳體模式寫出的。“紀傳體用本紀記帝王的統治事績，用表駕馭復雜繁賾的史事，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物。”[12]這種寫法“由于分門別類，故記載特別詳明，為他種體裁所不及，是有它一定的功能和價值的，但它卻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根本不可能做綜合的敘述。”[13]這是“一種優劣互見的體裁。”[14]羅老為了保留這種“有一定功能和價值”的體裁，又要避免舊式正史體裁的弊病;既不打亂原來體系的完整，又可以達到補救缺點的目的，經過多年的考慮和研究，征求專家的意見，并用作了三次改變，“邊改邊用，邊用邊改”，最后“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列傳五部分組成”，把序論一卷作為全書的第一部分，內分八個目，用綜合概括的史學新式體裁，對太平天國起義的時代背景，這場革命的分期，天京政權的綱領和政策，革命的性質和成就，失敗的原因及其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重大影響等八個問題作了綜合的敘述、分析和總結，使它具有與紀傳體不同的性質，成為“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裁。”[15]這部運用新舊兩種正史體裁綜合而寫成的《太平天國史》巨著，是直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太史專著所沒有見到的，是一種奇特的史書體裁，是羅先生特有的創造和發明。

　　善于學習和創新意識是學術研究的生命。正是羅先生在太史的考證和研究中，不斷地學習新的理論，接受新的事物，開拓新的領域，提出新的命題，補充新的材料，運用新的方法，因而他的論著的名目和內容也就日新月異，這樣才能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青睞與贊賞。

　　謙遜誠懇 接受批評

　　羅先生可謂譽滿我國和全球的太史研究大師，但他敢于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地、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熱誠地、欣然地接受讀者的正確意見和批評。謙遜誠懇，勇于改正錯誤，也是羅老治學精神的一大特色。

　　羅老認為，“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免不了常會有錯誤發生的，一個科學工作者必須勇于承認錯誤，欣然去改正錯誤，在一生不斷地改正錯誤的過程之中，向前邁進，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學研究事業。”為了改正錯誤，就“必須正確地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16]“任何驕傲自滿，對一切不論是正確的或不完全正確的批評不肯虛心傾聽的人，都無異于自己關閉了真理之門，使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17]

　　羅先生不僅這樣說，而且這樣做。《太平天國史》的撰寫和修改，就是典型的事例。前面已經提到，他在三版《太平天國史稿》時就說，舊版《史稿》“犯了一個大錯誤”，忽視了太平天國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斗爭的歷史功績，修改時增加了《外交志》，作專門的論述。他還說，太平天國革命，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雖然我在1954年修改的時候，已經特別為讀者指出這一點，但是，有些地方仍然強調進步的一面，忽略了落后的一面，現在檢查出來的，如在記敘鄉官方面、婦女解放方面，都犯了這一個毛病。而由于強調太平天國的進步，對歷史事實也有評價過高或者看錯了的地方，這一次也作了一些初步的補充或修改。”[18]由于羅先生常常發現自己著作的錯誤，或者是讀者幫助指出的錯誤，致使《史稿》增訂本已經排版完成的稿子，有關論證太平天國土地問題的地方，不得不重排。即使經過那么多的改動和補充，羅老還說：“這一部史稿，必然是難免錯誤百出的了。”[19]1985年《太平天國史》定稿付排，羅先生也竭誠地懇求讀者“指其紕繆，匡其不逮”[20]可見他誠懇謙虛的氣質和風度。

　　《天歷考及天歷與陰陽歷日對照考》的修改與定稿，是羅先生欣然接受批評，勇于改正錯誤的又一典型事例。因為天歷的干支和禮拜日比陽歷早了一天，史學界為此沸沸揚揚討論了四十年。后來曾次亮先生批評羅老提出的無意錯前一日的假定，“似不十分合理”。他給羅老提了一個極其寶貴的意見，說《舊約》的“安息日”本相當于陽歷的禮拜六。太平天國的“禮拜日”是否原于《舊約》的“安息日”?羅先生看了他的意見，才“恍然大悟”，說“我認清了我的錯誤”，接著，“我就去追查太平天國頒行的書籍，果然在《天條書》、《天情道理書》等書中考出了太平天國的禮拜日是遵守《舊約》“安息日”(一周的第七日)的規定，與陽歷禮拜日(一周的第一日)不同。所以太平天國的禮拜日相當于陽歷的禮拜六[21]。羅先生說：“這一個經過了四十二年之久的爭論，是由于得到了批評，然后才解決的。這一件事，就深深地教育了我。過去我們對人家的錯誤不敢批評，對自己的錯誤不勇于檢討，這都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這都是學術進步的大障礙。”[22]

　　羅先生總是謙虛地、實在地把自己的成就同前人的貢獻和當代同志們的幫助聯系在一起。他說：《太平天國史》“這部荒蕪草稿，是在前人搜集太平天國文獻、調查太平天國史事和當代同志們調查太平天國史的成果積累之下寫成的。沒有前人的貢獻，沒有當代同志們林林總總的調查研究豐碩成果，我斷不可能寫出這部稿。”[23]羅老從不貪別人之功為己功。凡是他人提供的資料、文稿、修改意見，他都在著作中一一標明，并表謝意。

　　羅先生從不擺權威架子，平等坦誠待人。他的心緊貼著讀者。著作一問世，首先要看讀者的反應，聽聽讀者的意見。讀者也敢于同他進行交流與討論，羅老從中得到啟發，并把讀者指出的錯誤在重印時改正，“使我改寫時得到朝向提高一步的路上走。”[24]我想羅先生所示范的這種新型的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也是應當提倡的。

　　總之，一代大師羅爾綱先生勤奮的精神，謹慎的態度，創新的意識，謙遜的作風，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參考文獻】

　　[1]胡繩.祝賀時的感想[A].太平天國學刊(5)：羅爾綱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年專輯[C].北京：中華書局，1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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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22]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自序[M].北京：三聯書店，1979.2;2;3-4;5.

　　[6][10]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自序[M].北京：三聯書店，1955.3;4.

　　[12][14][15]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一)：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91.1-2;3;8-10.

　　[13][24]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55.3;5.

　　[17][21]羅爾綱.天歷考及天歷與陰陽歷日對照考[M].北京：三聯書店，1955.9;7-8.

　　[18][19]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57.7;8.

　　[20][23]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四)：后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1.2708;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