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既是“一帶一路”倡議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中日兩國政治關系重回正常軌道的具體成果。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面臨歷史性的機遇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從意向層面落實到具體成果依然面臨諸多挑戰:日本國內各界對第三方市場合作普遍抱有疑慮心態;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兩國政治關系的影響;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并會受到域外因素的干擾。中日兩國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中需要做到各方有效對接，處理好經濟理性與其他因素之間的平衡，對第三方進行充分的認知并做好風險管控預防，建立起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長效機制。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日本;第三方市場合作;東盟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以來，“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偉大實踐，并作為中國與各國實現政策對接和資源互補的重要紐帶。“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中國堅持通過討論和合作尋求與其他經濟體共同成長，旨在實現與沿線國家的政策相通、設施相通、貿易相通、資金相通和民心相通。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正如習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于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于世界。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就一定能增進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帶一路”打造成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最廣泛國際合作平臺，讓共建“一帶一路”更好造福各國人民[1]。

　　“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如何推動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加強國際合作，實現各國的互利共贏，既符合我國的利益又能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新理念，旨在將中國多年來形成的制造業優勢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結合起來，為第三國提供高質量、高水準的產品和服務，最終實現多方共贏的目標。

　　“第三方市場合作”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最早是在2015年中國和法國簽署的《關于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出現的，此后，中國和韓國、德國、加拿大等多個發達國家簽署聯合聲明或備忘錄，達成與這些國家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共識。第三方市場合作本質上是中國和發達國家共同開發第三方國家，是一種和發達國家投資合作的嶄新途徑，也是“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至今最適合的國際合作模式。

　　作為第三方市場合作進展的最新成果，中國和日本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既是“一帶一路”倡議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中日兩國政治關系經歷踟躕不前如今重回正常軌道的具體成果。2018年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中日政治關系走出多年來的陰霾開始回暖。

　　2018年4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經濟高層對話，中日兩國就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合作與交流、第三方合作、東亞經濟一體化與多邊合作等4個專題進行了深入探討[2]。2018年5月，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正式訪問日本，這是李總理任期內首次訪問日本，也是中國總理時隔8年正式訪問日本。李總理訪日期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日本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共同簽署了《關于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也是安倍首相時隔7年的首次正式訪華。為落實兩國5月份簽署的備忘錄，中日兩國在北京舉辦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通過設立官民一體化廣泛參與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加強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中日雙邊關系開始重新步入正常軌道。第三方市場合作伴隨著中日關系的回暖成為兩國加強合作的嶄新領域。

　　一、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出的背景

　　首先，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向縱深推進過程中中國倡導的國際合作新模式。“一帶一路”倡議給沿線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福祉的同時，中國面臨著伴隨而來的諸多挑戰。“一帶一路”一些項目融資多以絲路基金和中國國內銀行為主，缺乏國際資本的參與，不僅增加項目實施的難度，還容易引起外界的過度解讀。為了在縱深層面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已經取得的成果，同時規避由此帶來的經貿合作風險，中國倡導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模式應運而生。

　　第三方市場合作與沿線國家的優質企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國際金融機構等進行相關領域的合作，不僅可以提升合作項目的技術水平，規避項目可能帶來的風險，綜合收益也會隨之提升，有助于推進“一帶一路”向縱深層面拓展。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盡管發達國家已經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但其并不具備成本價格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而中國經過產業鏈的升級換代和產業結構的快速轉換，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條中工業化中端制造非常重要的一環，但與高端的制造水平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3]。

　　中國擁有產品價格和制造能力的優勢，發達國家擁有先進技術和理念的優勢，中國與發達國家在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過程中，可以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不但可以解決成本高昂的問題，還可以有效避免惡性競爭，利用比較優勢共同服務于第三國的需要，最終實現各方受益的目標。

　　受中日政治關系回暖的影響，從2017年開始中日經貿關系呈現穩中回升的態勢，如何推進雙方深層次合作是進一步深化雙邊關系的關鍵。中日兩國同處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基礎良好，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日僅靠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等傳統合作領域發展空間已經頗為有限，這都從客觀層面對中日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提出了要求。

　　其次，第三方市場合作是新時期中日雙邊關系發展的助推器。中日兩國比鄰而居，目前作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都會對世界事務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由于歷史認識、領土爭端、戰略競爭和認知差異等問題，中日關系一直處于齟齬不斷的狀態，2012年日本的“購島鬧劇”導致中日關系降至自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日本國內經歷了從批判和消極觀望到客觀看待并務實參與的心路歷程。

　　日本作為地區大國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一直以來抱有擔憂和疑慮的心理，2012年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之后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戰略，展示了日本對全球外交的野心。在2015年中國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時，日本認為亞投行的成立對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形成巨大挑戰，從而對亞投行采取消極抵制的態度。日本追隨美國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2016年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其核心是為了維護日美同盟在亞太地區的繼續存在并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這種狀態持續至2017年。

　　隨著因“森友學園”丑聞等國內問題導致安倍內閣支持率下跌，日美同盟關系出現波動，尋求外交領域的新突破成為安倍政權努力的方向。以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2017年參加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契機，日本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出現了轉變。安倍晉三在第23屆國際交流會議“亞洲的未來”晚餐會上的演講中提出，“一帶一路”是一個連接大洋東西兩岸及其周邊地區極具潛力的構想，日本衷心期待“一帶一路”構想能充分吸收國際社會通行的思維方式，以良好的方式融入環太平洋自由公正經濟圈，并為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4]。

　　安倍政權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意識到，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關系的持續緊張對日本經濟發展十分不利，日本企業若能利用“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會，將會有利于其加速拓展海外市場，對日本經濟形成助推之勢，并為“安倍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5]。如何有效參與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當中是日本理性考慮的問題。

　　安倍晉三在2017年6月的演講中就“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提出了前提條件:項目全面開放、透明且公平的采購程序、確保項目具有經濟效益、不損害借款國的財政安全[6]。可以看出日本對待“一帶一路”采取總體務實的態度，不但預設合作的前提條件，更重要的是要維持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把與中國的合作重點放在雙方企業在第三國的投資合作領域。

　　最后，第三方市場合作能夠引導中日兩國由競爭雙輸走向協作共贏。中日兩國目前都提出了各自的“走出去”戰略，日本在安倍第二任期內提出了“復興戰略”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具體措施，圍繞該戰略日本政府提出了“產業復興計劃”“戰略市場創造計劃”和“國際拓展戰略”3項行動計劃。其中，“國際拓展戰略”是要通過積極拓展世界市場以及擴大對內直接投資等措施，將世界的人才、物力和資金吸引到日本，把世界經濟增長納入事業范圍，構筑戰略性通商關系，推進經濟合作，為贏得海外市場采取戰略性措施[7]。

　　如何使“一帶一路”和日本提出的“復興戰略”能夠和諧共處而非競爭受損是兩國都需要面對的問題。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海外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存在激烈的投資競爭，競標各方為了能夠最終贏得項目，往往采取壓低價格等非良性競爭的方式，不但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最終也導致了滿盤皆輸的后果。而中日兩國通過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可以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開拓廣闊的海外市場，最終實現多方共贏的結果。

　　亞洲作為世界經濟的引擎，到2030年將產生每年1.7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需求，與此相對，實際的投資不過是9000億美元[8]。單個國家在提供基礎設施的過程中會面臨很多難以預計的問題，如需求與供給不對等的問題、當地慣例和國際規則有出入的問題，項目越大意味著面臨的挑戰也會越多，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僅靠一國應對將會十分困難。

　　雖然中日兩國企業在電力基礎設施等項目中存在激烈的競爭，但中日企業也出現了利用技術實力、價格競爭力和網絡等方面的優勢，共同推進項目的事例。實際上，日本企業正在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中東歐地區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業務。綜合商社、基礎設施、化工、機械和石油等行業企業也活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本銀行和保險公司也為企業的海外經營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可能成為克服不良競爭、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最佳模式。

　　二、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面臨的機遇

　　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在各自發展經濟的同時需要不斷向外拓展新的合作領域。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踐行了讓“一帶一路”惠及世界的目標，而中國倡導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深刻闡釋了“一帶一路”倡議共享發展機遇的理念，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助于我國促進國際經貿合作，擴大與各國的利益交匯點。隨著近年來基礎設施項目大型化，風險程度不斷加深，價格競爭又十分激烈，項目執行的困難程度也不斷提升，日本深刻意識到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本認為通過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可以加強成本競爭力。

　　日本企業在競爭激烈化的背景下，已經達到成本的極限，利用日本公司的技術和外國公司的價格競爭優勢可以戰略性地提高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協同效應。與此同時，對于日本企業無法承受風險的項目，日本企業可以作為供應商參與其他國家企業的項目，通過補充日本企業缺乏的知識和技術來擴大日本的商務機會。此外，通過參與第三方市場合作日本也可以規避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風險，避免第三方國家社會制度變更等可能出現的隱患[9]。

　　中日兩國都表現出對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強烈意愿。在首屆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中日兩國政府、企業和經濟團體之間共簽約了52項備忘錄，簽約的項目涉及信息技術、節能環保、保險業務和能源合作等諸多領域。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重點在于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領域。

　　中國目前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方式是在沿線國家由中國政府提供優惠貸款交給中國央企來具體實施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水平多處于世界平均線之下，為提升當地的基建水平，中國央企參與了大部分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從2013年到2017年，中國交建在“一帶一路”沿線修建了10320公里公路、152座橋梁、95個深水泊位、10座機場;中車集團的產品遍及世界上83%擁有鐵路的國家;中國石油2016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油氣權益產量近6000萬噸，占全部海外總產量的八成[10]。

　　中國的參與不僅促進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進一步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日本在對外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以政府開發援助為主要手段的戰后援助外交切實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作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日本最初在經合組織框架下發展對外援助，早期的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政府開發援助含有戰爭賠償的意味，而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其對外援助也圍繞實現政治大國這一目標進行。

　　2015年2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政府開發合作大綱》作為最新指導日本對外援助的綱領性文件，日本的對外援助理念調整為推進“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目的的政府間國際合作活動”[11]。日本從政府開發援助向“開發合作援助”轉型。日本針對受援國家的情況，不僅要給予人道主義的支援，還要促進其發展，因此對外援助要完善基礎設施，改善金融、貿易、投資環境，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實現高質量的增長。

　　2018年6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以擴大鐵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出口為目的的“基礎設施輸出戰略”，首次明確了有關“中國和日本企業在第三國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內容[12]。“基礎設施輸出戰略”是安倍內閣制定的經濟增長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目標是到2020年為止在海外基礎設施市場日本企業的實際投標額提高到30萬億日元，每年都對此戰略進行評價和修訂。日本政府提出的最新修訂方案首次提到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明確表示兩國應該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合作。正如安倍所言，中日合作的主力在企業[8]。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企業對于政府將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納入“基礎設施輸出戰略”一事大都表示歡迎。日本將第三方市場合作納入國家開發戰略，是實現中日兩國首腦達成協議的重要措施，也是構筑日本通過第三方市場合作參與“一帶一路”的基礎[12]。在基礎設施項目合作中中國在裝備制造、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成本優勢，中國企業決策迅速，融資渠道也相對豐富，而日本企業在技術、品牌、營銷網絡和工程管理方面具有優勢。

　　中日兩國在經濟設施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可以利用各自的優勢實現互補共贏。金融合作也是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重要領域。由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亞洲多邊開發機構，其宗旨就是支持亞洲及其他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領域的生產性投資，亞投行的成立可以彌補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并為亞洲搭建一個新的多邊融資平臺。

　　亞洲開發銀行是致力于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區域政府間金融機構，亞開行在日本外交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日本是亞開行的最大出資國，并成為日本在亞太地區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的一個重要平臺。日本認為亞投行的成立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日本長期主導的亞開行形成沖擊。2015年年中，日本提出了“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投資”理念及其融資策略[13]。

　　隨著日本政府對待“一帶一路”倡議態度的轉變，亞開行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轉變。在2017年5月召開的亞開行理事會第50屆年會上亞開行行長中尾武彥在會議開幕時表示，亞開行愿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在開發性金融及基礎設施領域開展合作。雙方在管理對象和理念上存在的差異可實現互補，而在眾多事務上意見的一致可以促成合作[14]。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于戰后初期的1960年代，當時很多國家致力于發展國內經濟，亞開行的多數投票權都讓渡給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控制著亞開行的經濟政策走向。而亞投行的成員多是發展中國家，更能了解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將決策的主導權交由發展中國家。

　　事實上，由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巨大，無論單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是亞洲開發銀行，都很難完全滿足需求。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報告稱，僅在亞洲，2016年到2030年間就需要26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即每年需要1.7萬億美元才能維持3%～7%的經濟增長[15]。雖然亞投行和亞開行在管理對象和服務理念上存在諸多差異，但是面對龐大的基礎設施需求，亞投行和亞開行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實現互補，并可以在眾多項目中尋求合作的契合點。

　　三、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面臨的挑戰

　　雖然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面臨歷史性的機遇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兩國第三方市場合作還處于協議和備忘錄階段，簽約的投資合作項目是否能轉化成預期的成果實現多贏未來依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從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實際操作來看，合作領域往往具有局限性，由于理念新穎，相關的政策驅動相對緩慢，進一步合作也缺少深入的政策保障來支持。目前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的項目如何從意向層面落實到可操作的具體成果依然面臨挑戰。

　　四、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應對方略

　　全球貿易格局正經歷變化并重新洗牌，中日兩國順應政治關系的緩和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對于雙邊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會起到良性促進作用。第三方市場合作作為新生領域，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受到確定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中日兩國的合作面臨諸多挑戰，如何在合作過程中趨利避害，真正實現兩國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對于中日兩國而言都是任重道遠的事情。首先，中日兩國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中需要做到各方有效對接。

　　日本政府和產業界對待兩國第三方市場合作雖然都存有質疑，但態度明顯有別。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雖然態度轉變但依然顧慮重重，對待第三方市場合作也提出限制條件，而日本產業界更加在意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具體操作層面問題如何解決。目前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中國國內各政府機構都參與其中并投入極大的熱情，但相互之間缺乏有效協調并不利于政策的實施效果。日本國內對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擔憂主要來自“一帶一路”實施進程中存在的問題，日本產業界疑慮資金運營的穩健性、信息的透明度、高端技術的相互交流以及在合作進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述問題僅靠某一個部門顯然難以解決。

　　在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當中，中國參與的企業大多為中央國有企業，也有一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既有地方政府也有產業協會，涉及的領域包括金融保險、醫療能源和物流貿易等領域，無論是復雜抑或簡單項目都涉及相關行業、諸多領域以及三方之間的協調。因此需要加強中日雙方政府與企業間的有效對接，國內相關部門之間、政府與參與企業之間以及同第三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有效對接，中國央地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行業協會之間也需要權責清晰并實現有效協調。其次，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需要處理好經濟理性與其他因素之間的平衡。

　　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順應雙邊關系的回暖成為中日開展經貿合作的新領域并深受兩國政治關系的影響，在制約中日關系的結構性因素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雙方都應當在經濟理性與其他因素之間尋求合作的可能性與持久性。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項目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國有企業海外風險意識也有所增強，但管控海外風險的能力還亟待提高。中國國企普遍具有規模巨大的優勢，但由于缺乏海外合作和管理的經驗，有時很容易導致中國的海外利益受損。

　　因此，一定要平衡經濟理性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避免受到非理性因素驅動匆忙簽署協議，從而上馬低質量和不匹配的項目、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為確保第三方項目有效實施應當建立機制化平臺，形成專門的第三方執行機構并定期交流項目進展，推動建立涵蓋央地政府、參與企業和行業協會的工作對接網絡，制定詳細可行的進展路線圖。對日本企業而言，與中國企業的第三方市場合作并非從零開始，反而在海外經營經驗和商業基礎上處于優勢地位。中日兩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區間存在著較大的貿易互需空間，其應在發揮各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擴大貿易往來[29]。

　　中國為了順利進行與日本企業的合作活動，應當在制度、人事和企業體制等方面對接國際化和實現規范化。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第三方市場合作中日雙方的市場競爭者不僅要互相認同對方，而且要更注重合作意識，以積極的姿態創造更多新的商機，從而將中日關系推向更高的層次。

　　相關論文范文投稿刊物：《國際貿易》雜志(月刊)創刊于1982年，系中國商務部(原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屬下第一本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刊物，是國內唯一的國內外經貿界很有影響的雜志。1983年10月，英文版《INTERTRADE》在香港創刊，其影響開始輻射歐美等發達地區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