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目標在于塑造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中國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國際話語權在議題設置力、傳播輻射力、理念引領力、形象影響力、方案貢獻力以及制度創設力上取得重要成就‍‌‍‍‌‍‌‍‍‍‌‍‍‌‍‍‍‌‍‍‌‍‍‍‌‍‍‍‍‌‍‌‍‌‍‌‍‍‌‍‍‍‍‍‍‍‍‍‌‍‍‌‍‍‌‍‌‍‌‍。 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面臨西方霸權話語、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外交理論體系建設滯后以及國際傳播能力不足等方面的挑戰，需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與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加強復合型多元人才隊伍建設。

　　〔關鍵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國際話語權、習近平外交思想、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葉淑蘭

　　國際話語權建設是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塑造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準確把握當前國際話語權建設的目標任務與面臨挑戰，探索國際話語權建設的路徑，對于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建設目標

　　習近平強調，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裝著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國內大局就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國際大局就是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爭取良好的外部條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 王毅外長曾指出，“隨著中國國力增強，我們需要合理的發展空間，也需要獲得相應的國際話語權”。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化“話語困境”為“話語契機”，全面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將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施目的之一，就是解決好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的問題。 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 一國的國際話語權不僅指其在世界上說話的權利，更指其話語的有效性和影響力，其包含的要素主要有話語的內容和質量、國際議題設置能力和傳播力、話語包含的事實和實踐、話語的認同和反饋四個方面。

　　中國的國際話語是中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為表達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語言，是“體現國家文化傳承、意識形態、重大利益、戰略方向和政策舉措等官方基本立場的表述”。 但是，國際話語并不必然產生話語權，只有當其對現實產生影響力時，才能產生話語權。 話語和權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 話語要轉化為影響力，需要滿足話語被聽聞、被回應、被認同以及被實踐的前提條件。 話語具有構建社會現實的功能與作用，話語是否被實踐是其轉化為話語權的最終環節。 因此，中國國際話語能夠產生多大的國際影響力，取決于是否為他者所使用，是否起到議程設置作用，是否被認同以及是否在外交實踐中得到運用，并影響外交實踐的進程。

　　中國國際話語權在國際政治權力網絡與跨文化語境中生成，包含話語構建、話語翻譯、話語傳播、話語認同、話語實踐五大環節，是話語主體與客體通過作用與反饋機制形成的互動與開放的進程。 國際話語權建設受到國際權力結構分布、跨文化語境、軟硬實力支撐、核心價值觀建設、對外媒體的發展、對外合作機制的構建、話語質量、話語翻譯以及話語傳播能力等因素影響。 國際話語權的實現既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身份、國際話語與實踐本身的特性緊密相連，也與國際受眾的利益、文化、價值觀以及對華認知等因素密切相關。

　　國際話語權具體體現為國際話語的議題設置力、傳播輻射力、理念引領力、形象影響力、方案貢獻力以及制度創設力等方面。 議題設置力體現為國際話語進入國際社會議題，為國外受眾所聽聞，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以及反議題設置的能力。 傳播輻射力體現為國際媒體品牌化發展水平，分眾化、精準化、在地化傳播的能力以及協同發聲輻射國際社會的能力。 理念引領力體現為外交原則理念被國際社會響應、認同并寫入國際文件中所產生的引領能力。 形象影響力體現為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形象認同度與親近度的能力。 方案貢獻力體現為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倡議與實施中國方案的能力，而制度創設力則體現為中國創設相關國際機制與規則的能力。 議題設置力與傳播輻射力涉及國際話語是否被聽聞，理念引領力與形象影響力涉及到話語是否被認同，而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則涉及到話語是否被實踐的問題。

　　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展現中國風范與中國擔當，有利于消解國際社會對華負面聲音，為中國和平發展贏得更為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習近平指出，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需要進一步明確話語傳播、國家認同與外交實踐三方面的目標任務。

　　在話語傳播層面上，構建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提升議題設置力與傳播輻射力。 習近平指出，“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理順內宣外宣體制”，“有效開展國際輿論引導和輿論斗爭，初步建起多主體、立體式的大外宣格局”。 提升議題設置力與傳播輻射力，確保中國話語傳得開、聽得見、聽得清，是實現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前提條件。 “新聞傳播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規律”，“信息發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準確，就越能搶占輿論制高點，越能贏得信任”。

　　在國家認同層面，建設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提升理念引領力與形象影響力。 習近平指出，“要推進外交工作改革創新，加強外交活動的策劃設計，力求取得最大效果”。 理念引領力與形象影響力涉及中國話語能否被國際社會所認同，能否入腦、入心的問題，是實現國際話語權建設的環節。 這需要加強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建設，提升外交理念引領力與國家形象影響力。 習近平還提出打造文明大國形象、東方大國形象、負責任大國形象、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四個“大國形象”的概念， 提出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以及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重要任務。

　　在外交實踐層面上，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加強國際方案貢獻力與國際制度創設力。 國際話語權的實現建立在推進以新型國際關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進程中。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代表中國國際話語在實踐層面的運用，是實現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根本保障。 習近平指出，中國“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同各國一道為解決全人類問題做出更大貢獻”，“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說明中國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智慧”。

　　二、取得的成就

　　經過中國外交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路，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中國外交經歷了從“被國際社會影響”到“影響國際社會”，再到“塑造國際社會”的發展歷程。 新時代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成就，體現在議題設置力、傳播輻射力、理念引領力、形象影響力、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六大方面的提升上。

　　(一)議題設置力的提升

　　在國際議題設置上，中國正從“參與討論者”轉向“主動設置者”‍‌‍‍‌‍‌‍‍‍‌‍‍‌‍‍‍‌‍‍‌‍‍‍‌‍‍‍‍‌‍‌‍‌‍‌‍‍‌‍‍‍‍‍‍‍‍‍‌‍‍‌‍‍‌‍‌‍‌‍。 中國通過領導人出訪、高峰論壇、主場外交、在國外發表署名文章、例行記者會、媒體吹風會、外交部網站群、“外交小靈通”、“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等“外交微群”新媒體矩陣，中外智庫媒體論壇等渠道及時發布權威信息， 積極為國際社會設置議題。 據統計，2019年國家領導人在外國主流媒體發表文章10篇，專場會見中外記者1次，接受外國媒體專訪2次，同外國領導人共同會見記者活動15次。

　　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會議、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國際機制成為中國闡述新安全觀、新發展觀、新合作觀、新文明觀、新全球治理觀等理念及進行國際議題設置的重要場所。 2020年，習近平在各種國際多邊場合提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中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概念。 中國進行一系列主場外交，“有助于中國把握議程設置的主動權，更好地使中國利益社會化、使中國方案變成國際方案”。

　　中國國際議題設置能力的提升還體現在對西方“反議題設置”上，集中表現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人權事業的支持。 2019年7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1屆會議期間，俄羅斯等51個國家聯名或單獨致函人權理事會主席和人權高專，積極評價中國新疆人權事業發展成就和反恐、去極端化成果。 2020年10月第75屆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審議人權問題時，巴基斯坦代表55國就涉港問題作共同發言支持中國，古巴代表45國就涉疆問題作共同發言支持中國，科威特代表3個海灣國家作共同發言支持中國。

　　(二)傳播輻射力的提升

　　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國國際傳播海外布局初具規模，內容到達范圍明顯拓展，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中國主流媒體加快“走出去”步伐，積極打造新型媒體品牌，加強協同發聲與矩陣效應。 通過對外媒體改革與重組，形成了從通訊社(以新華社為代表)到廣播電視(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為代表)，并結合報紙(以《中國日報》為代表)和書刊(以中國外文局為代表)的全方位對外傳播矩陣。 主流媒體開始在國外社交媒體開通賬號，發表文章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轉載。 中國學者、企業界人士也走向國際社會，積極發聲，逐漸形成多元主體傳播的新格局。

　　傳播輻射力的提升有賴于傳播手段與傳播技巧的改進。 當前，中國對外媒體在分眾傳播、精準傳播、在地傳播的傳播方式以及全媒體與融媒體等傳播手段上均取得良好成效。 對外傳播方式更加多樣，不僅有面向全世界的傳播，也有“一國一策”的精準傳播，傳播手段加快從單一傳統媒體轉向多種媒體融合。 在新時代對外傳播中，中國更加重視協同并進，在多元主體參與、及時發聲，講事實、講道理、講情感、講故事，民心溝通、融通中外上均取得重要成效。

　　(三)理念引領力的提升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新發展觀、新全球治理觀等新理念逐漸上升為國際共識，“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等話語逐漸為國際社會所熟知與認可。

　　中國提出的系列外交理念為國際社會所響應，并被寫入相關國際文件中。 習近平提出的理性、協調、并進的中國核安全觀被寫入《2016年核安全峰會公報》。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聯合國“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 在習近平有關全球治理、推動二十國集團合作等主張中，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多處被寫入2019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公報》。 中國提倡的“以人民為中心”等理念，被納入2020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強化多邊主義應對疫情的74/270號決議。 “一帶一路”精神被寫入聯合國、中非合作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亞歐會議等重要國際和地區機制成果文件。 在中國與柬埔寨簽署的自貿協定中，“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獨立成章。 中國關于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消除數字鴻溝、實現共同發展的主張作為G20共識首次寫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利雅得峰會宣言》，并在《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亞愿景》中得到充分體現。

　　(四)形象影響力的提升

　　近年來，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國際公眾對中國形象的好感度呈現連續上升趨勢。 中國外文局發布的《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顯示，來自22國的11000個海外受訪者對中國的整體印象為6.3分(滿分為10分)，較2013年5.1分提升了1.2分。 其中，海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整體形象好感度較高，達7.2分，呈現持續上升趨勢。 海外民眾認為中國未來應該優先塑造“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形象。

　　中國形象影響力的提升，突出體現為經濟影響力與經濟貢獻得到國際社會更廣泛的認同。 中國外文局發布的報告顯示，近半數受訪者認為“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將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貢獻”。 中國的全球領導力與影響力也贏得國際社會更大程度的認同。 2020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發布調查報告顯示，有48%的受訪者表示更愿意稱中國是世界經濟領導者，34%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全球經濟領導者。 2019年，蓋洛普對133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全球領導力在2008年處于第三位(僅次于美德)，到2017年則超過美國位居第二，僅次于德國。 “亞洲晴雨表”第4波(2014—2016)調查顯示，42.99%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亞洲最具影響力，高于美國(24.08%)與日本(10.44%)，其中高達66%的韓國民眾認為中國在亞洲影響力最大。

　　(五)方案貢獻力的提升

　　中國方案貢獻力體現為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倡議與實施中國方案的能力。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導多邊主義國際合作，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在金磚國家峰會中提出“金磚+”新型合作模式，推動建立更廣泛的全球合作伙伴關系。 中國多次提出加強全球氣候應對的中國方案，倡議并與其他國家共提首份有關維和人員安全問題的第2518號決議，獲得聯合國一致通過; 中國還提出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指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共建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提出的關于開展聯防聯控、建立區域公共衛生應急聯絡機制等一系列倡議與方案，更是成為方案貢獻力的集中體現。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熱點問題的處理,為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發揮中國獨特的積極作用。 在解決朝核問題上，中國提出“三個堅持”方案、“雙暫停”倡議和“雙軌并進”思路。 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推動多邊斡旋外交，為打破僵局發揮建設性作用。 在阿富汗問題上，2012年以來中國主持中阿巴三方對話，開創三方合作新模式。 對于緬甸若開邦問題，中國提出解決羅興亞危機的停火、鼓勵緬孟雙方溝通、探討治本之策“三階段”方案，獲得緬孟雙方支持。

　　(六)制度創設力的提升

　　國際話語權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競爭”。 中國通過創設國際組織和機構，改革和轉變現有國際機制，努力為國際組織輸送高級人才，增加制度性話語權。 王毅外長曾指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制度性權力得到顯著提升‍‌‍‍‌‍‌‍‍‍‌‍‍‌‍‍‍‌‍‍‌‍‍‍‌‍‍‍‍‌‍‌‍‌‍‌‍‍‌‍‍‍‍‍‍‍‍‍‌‍‍‌‍‍‌‍‌‍‌‍。 比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上升到第三位，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還成為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成員，中國對聯合國的貢獻綜合評估已達到第二位”。

　　中國制度創設力的提高，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功創立和運營可見一斑。 亞投行是由中國倡議設立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以適合亞洲的模式促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五年來，成員數量從最初的57個發展到分布六大洲的103個，數量僅次于世界銀行。 中國制度創設力的提高還表現在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問題的應對上。 中國倡議建立中國-東盟公共衛生應急聯絡機制，率先成立中韓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合作機制，設立5000萬美元的第3期中國糧農組織南南信托基金，設立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知識與創新中心和可持續發展大數據國際研究中心，還在中歐環境氣候和數據領域新建兩個高層對話機制。

　　三、面臨的挑戰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面臨著西方霸權話語、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等外部挑戰，也面臨著外交理論體系建設滯后、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足等內部挑戰。 這些挑戰不但影響話語傳播層面的議題設置力與傳播輻射力，還影響著國家認同層面的理念引領力與形象影響力，并進一步影響外交實踐層面的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

　　(一)西方霸權話語挑戰

　　隨著中國實力增長，“守成超級大國”焦慮感和戒備心增強，對可能挑戰其國際地位的新興大國加大防范力度。 英國崛起曾被法國人指責為“來自英吉利海峽的威脅”，蘇聯崛起曾被視作“共產主義擴張的威脅”。 中國的發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發展還存在偏見與誤解。

　　西方國家通過對國際媒體及信源的壟斷，控制了國際輿論走向。 西方輿論對中國有著對抗式的“二元對立”解讀。 2021年2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將中國描述為世界大國，對美國發展構成“嚴重威脅”，88%的共和黨領袖和64%的共和黨公眾認為美國應努力限制中國實力增長。 中國外文局發布的《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也顯示，發達國家對中國整體形象的評分由2016—2017年的5.6分，降至2018年的5.4分和2019年的5.3分。 西方霸權話語下“西強中弱”的輿論格局，制約了中國議題設置力、傳播輻射力、理念引領力、形象影響力、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的提升。

　　(二)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

　　中國話語在國際上“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西跨文化差異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沖突，其對話語權建設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例如，中國對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解重在宏大的目標藍圖，美國則強調解決具體問題的路線圖，不愿“落入”中方設置的議題。 在“抗疫”進程中，中美關于封城、隔離等措施有著不同看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雙方的文化差異及價值觀分歧。 拜登在其就職演說中12次提到“民主”，聲稱“美國保障了國內的自由，并將再次成為世界的燈塔”。 美國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紐帶，拉攏歐洲及亞太盟友，加大對華全面防范與打壓。

　　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還集中體現在中國國際話語的理解和翻譯問題上。 西方對于一些中國外交話語的經常存在誤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對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將“大國”翻譯為Major-Country，美國媒體卻翻譯為Great-Power，突出權力競爭色彩; 中國把“一帶一路”定義為“倡議”“國際合作平臺”，但國際社會卻經常視其為中國的“strategy”“scheme”等。

　　(三)外交理論體系建設滯后

　　理念引領力與形象影響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外交理論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的制約。 美國提出所謂“中國威脅論”，通常在進攻現實主義、文明沖突論等理論背書下以學術面貌出現，這給中國外交理論創新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當前，中國仍面臨著外交理論基礎研究相對薄弱的問題，學術理論缺乏體系性和創新性。 中國在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傳統文化思想現代化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方面取得的成果，還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的現實需求。

　　中國外交理念、原則與政策通常由領導人提出，學者進而進行政策闡釋與理論論證，在構建具有前瞻性與創新性的核心概念與外交理論上尤顯不足。 如何更好地在融通中外基礎上創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獲得國際社會認同，是中國學者面臨的重要議題。 當前，國際話語研究中存在的單一環節、單一學科所帶來的孤立研究現象仍然相當突出，在話語構建、翻譯和傳播等關鍵環節存在各自為政、相互脫節的現象，國際話語體系一體化、系統性和跨學科建設仍有很大的不足。

　　(四)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足

　　中國在議題設置力、傳播影響力和公信力方面存在不足，“聲量跟不上體量”。 習近平指出，“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存在著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 中國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跨國媒體，在打造對外媒體旗艦隊時仍存在業務重合、業務競爭等內部整合不足的問題。 主流媒體在“走出去”過程中，海外落地率和到達率還不足。 社交媒體“走出去”以及運用臉書、推特等國際社交媒體的努力又反復受到美國打壓。 中國在順應媒體數字化、網絡化與移動化轉型中，仍面臨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融合模式創新不足的問題，尤其體現在面向國際受眾的社會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機融合方面。

　　國際話語權建設離不開話語傳播技巧與藝術的提升。 當前對外傳播的話語表達存在較為嚴肅生硬、語言相對單一、同質重復現象明顯，以及話語的生動性、故事性與藝術性不足等問題。 國際傳播人才不足，在借助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學者，尤其是外國公眾來講述中國故事方面，還面臨較大的短板。

　　四、深化路徑

　　建設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在既有成績的基礎上，積極回應各種挑戰，探索深化國際話語權的有效路徑。

　　(一)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升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

　　面對西方霸權話語以及價值觀沖突等一系列挑戰，需要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優化外交決策的戰略協調機制，加強外交頂層設計與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外交布局。 通過建立開放與包容的全球伙伴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 充分發揮包括政黨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智庫外交、媒體外交在內的多軌外交與包括經濟外交、文化外交、環境外交在內的多元外交的作用。

　　提升中國方案貢獻力，首先要在“一帶一路”倡議基礎上，繼續提出新型地區合作與全球治理的新倡議與新方案，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維護世界和平、推動經濟全球化、反恐、防擴散、抗擊疫情、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環境治理等領域，主動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 在伊朗、阿富汗、朝核、緬甸等國際熱點問題上，努力尋求國際合作最大公約數，在穿梭外交、調停外交、斡旋外交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提升中國負責任大國外交形象。

　　在制度創設力方面，需要進一步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峰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合作機制的創新。 在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投行等機構中，加強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機制與規則建設的制度影響力與創設力。 在全球氣候治理、環境治理規則以及國際數據與技術規則的制定中發揮更大影響力‍‌‍‍‌‍‌‍‍‍‌‍‍‌‍‍‍‌‍‍‌‍‍‍‌‍‍‍‍‌‍‌‍‌‍‌‍‍‌‍‍‍‍‍‍‍‍‍‌‍‍‌‍‍‌‍‌‍‌‍。

　　中國的方案貢獻力與制度創設力的提升，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國內治理體系與良好的治理能力基礎上。 只有構建和諧、包容、機會均等的國內社會，中國方案在國際上才能更具說服力、感召力。

　　(二)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提升理念引領力與形象親和力

　　面對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以及外交理論體系建設不足的問題，需要加強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加強話語表達的學理性、邏輯性與系統性，進一步提升外交理念引領力與國家形象親和力。 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基于融通中外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需要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與傳統文化思想現代化，發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道義”“信”“和”等概念思想，為中國國際話語構建提供理論源泉。 理論創新還需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加強戰略性、前瞻性研究，進一步完善和平發展、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原創性理論。 為此，需要加強跨學科、融學科研究，加強話語文本、翻譯與傳播三大環節的“一體化”建設。

　　提升外交理念引領力，尤其需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促使中國在“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發揮更強的價值引領作用。 在創造性發展“天下為公”“和而不同”“和諧萬邦”傳統文化基礎上，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秩序觀、新安全觀、正確義利觀的理論創新。 “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當前，中國形象影響力的提升主要表現在經濟影響力與全球領導力方面，中國形象親和力在西方國家仍面臨較大挑戰。 形象親和力的提升涉及心理認同層面，離不開核心價值觀以及理論創新的建設。 此外，還需要更多考慮當前話語傳播中存在的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差異問題，采用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講好中國故事需要講好“中國夢”的故事，講好中國制度故事，講好老百姓故事，把我們想講的和國外受眾想聽的結合起來，通過言語的穿透力、觀念的滲透力、事實的說服力，爭取受眾的理解、尊重、認同。

　　(三)構建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提升議題設置力與傳播輻射力

　　面對國際傳播能力不足的挑戰，需要從戰略高度對國際傳播進行設計與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推動國際傳播守正創新，理順內宣外宣體制，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有效開展國際輿論引導和輿論斗爭，初步構建起多主體、立體式的大外宣格局。 構建戰略傳播體系需要建立戰略傳播協調領導小組，以統籌政府、學界、媒體、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多層次參與主體，并更有效發揮智庫的角色作用，使之成為鏈接多元主體的中轉站，實現多方聯動，形成話語合力。

　　提升國際話語權，需要主動設置議題，搶占輿論先機。 講述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理論、中國道路與中國實踐，加強“造船出海”“借船出海”“借筒傳聲”意識，鼓勵中外媒體與記者之間的交流合作，記者“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自己講”與“別人講”相結合。 團結知華友華力量，積極借助國際組織、國際學者、國外公眾來講述中國故事，擴大輿論“朋友圈”。

　　加強國際傳播輻射力，需要進一步深化媒體機制改革，推動媒體內部業務深度整合，推動對外媒體之間的協同合作，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 繼續深化融媒體建設，在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基礎上，加強與國際受眾的社會融合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術之上的人機融合，打造更多輕量化、可視化產品。 通過加強對國外媒體和公眾的調研，采取有針對性措施，有效提升中國媒體的海外落地率和到達率。 進一步推動媒體本土化、分眾化、精準化傳播。 不斷提升話語傳播的技巧與藝術，推動話語主體多元化、內容豐富化、形式多樣化、表達生動化。 重視民心民意的溝通，積極開展多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動，增強話語傳播的針對性、時效性、感染力和親和力。

　　(四)加強復合型多元人才隊伍建設，為國際話語權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話語權競爭的關鍵在于人才的競爭。 習近平指出，“要提高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加強能力建設”，“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好、紀律嚴的外交隊伍”，“外交人員既要政治過硬，又要本領高強”。 除了外交人才與國際組織人才外，習近平還提出“建設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加強高校學科建設和后備人才培養，提升國際傳播理論研究水平”等要求。

　　人才培養論文范例：培育壯大數字經濟背景下工程技術人才培養研究

　　國際話語權建設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政治素養、理論水平、政策水平與業務能力的高端復合型人才，需要加強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整合重點高校國際政治、國際傳播、外國語等跨學科資源，積極探索“專才”與“通才”、理論性人才與實踐性人才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機制。 順應當前網絡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加強對文理兼通的復合創意型人才培養。 在推動多元化人才培養方面，加強外交、翻譯以及國際傳播人才的性別、民族、地域、語言、文化等多元化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