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零工經濟”是指由工作自主性強的自由職業者構成的一種技能型經濟領域‍‌‍‍‌‍‌‍‍‍‌‍‍‌‍‍‍‌‍‍‌‍‍‍‌‍‍‍‍‌‍‌‍‌‍‌‍‍‌‍‍‍‍‍‍‍‍‍‌‍‍‌‍‍‌‍‌‍‌‍。 大多數零工勞動者屬于非合同制的獨立員工，通過提供自有資源的靈活方式以全職或兼職形式同時參與多項任務，擁有多個上級雇主‍‌‍‍‌‍‌‍‍‍‌‍‍‌‍‍‍‌‍‍‌‍‍‍‌‍‍‍‍‌‍‌‍‌‍‌‍‍‌‍‍‍‍‍‍‍‍‍‌‍‍‌‍‍‌‍‌‍‌‍。 “零工經濟”時代在方便人們實現自我價值與滿足自我需求的同時，勞動者也面臨著合法權益得不到完善保障、勞動關系松散化、收入水平不易跟蹤等困境‍‌‍‍‌‍‌‍‍‍‌‍‍‌‍‍‍‌‍‍‌‍‍‍‌‍‍‍‍‌‍‌‍‌‍‌‍‍‌‍‍‍‍‍‍‍‍‍‌‍‍‌‍‍‌‍‌‍‌‍。 正是由于“零工經濟”具有高度的自由化和自主性，在其打破傳統用工關系的同時，也對現行的勞動法律法規、社保政策等帶來一定挑戰。 “零工經濟”下勞動者權益保障存在不明確不充分、福利反饋不及時的狀況，與之相伴的社會風險也不斷增多。 基于此，筆者認為應明確“零工經濟”中的勞動法律關系，加強社會、零工勞動者、平臺的勞動權益保障意識，借力互聯網，建立靈活的社保入口，進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

　　關鍵詞：零工經濟; 社會保障; 勞動者權益; 優化路徑

　　“零工經濟”(gig economy)是指由工作自主性強的自由職業者構成的一種技能型經濟領域，是對現代勞動力市場狀況的一種準確描述。 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靈活用工”到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會上提出的“支持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廣開就業門路，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創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產業鏈的不斷延伸和分化，企業競爭環境日趨復雜化，社會的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也隨之增加，“零工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靈活就業形式，既具有可觀前景，又能夠惠及多方。

　　同時，“零工經濟”也能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的優勢，在短時間內匹配出就業的供需雙方。 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搜尋外部人力資源和研發技術方面的成本，既使得“開放式創新”有了落腳處，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也給社會經濟和商業模式注入了新活力。

　　但是，“零工經濟”對傳統用工關系的創新性突破也引發了許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現行的勞動法律法規、社保政策等原有程序提出了挑戰。 零工勞動者大多數是以全職或兼職形式存在的非合同制的獨立員工，雖然他們可以靈活地提供自有資源，但由于脫離了傳統的雇傭形式，仍然存在很多不穩定性及不確定性，很難明確零工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加之目前很大部分零工勞動者并不在社保覆蓋范圍內，與之相伴的社會風險也不斷增多。

　　一、“零工經濟”下勞動關系新特征

　　隨著第三產業比重的遞增、社會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需求逐步增加，知識和創新這兩個生產要素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有的比重越來越大，社會就業壓力與日俱增。 在此大背景下，“零工經濟”的出現迎合了新時代生活方式的變化和新型工作方式的需求。 在服務業和社會心理的助力下，基于互聯網的依托，“零工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本文僅概述當前數字化時代背景下“零工經濟”勞動關系新特征。

　　(一)三方聯動發展下零工雇傭關系具有短暫性、模糊化

　　“零工經濟”產生了一種新型雇傭關系，由兼職或者全職的工作者、企業與零工中介平臺三方共同參與，“零工經濟”的勞動者往往傾向于從事一種短期任務，與雇主建立短期的雇傭關系，而“零工經濟”雇傭關系的正常運行有賴于互聯網技術，各類發達的網絡信息平臺使得各種勞動可以更好地實現網上在線化，進一步方便了人們在互聯網進行工作申請并獲得一定的收入。 互聯網將信息按一定的流程組織進行分流和發布，多數勞動者可以通過信譽程度來判斷、選擇中介平臺。 而這些中介平臺通過向零工勞動者直接提供就業機會以替代傳統雇傭方企業。 中介平臺在提供工作機會服務時，經常將工作全部分包到其聘用的臨時性工作者手中，并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傭金，這些中介平臺也就成了人才需求方和建立新型用工方式的主要中間橋梁。 零工勞動者個體雖然不像傳統的工作人員那樣需要長期地依賴于某個組織，卻需要依賴各種類型的中介平臺不斷為其派單。 因此，零工勞動者往往會同時加入多項工作任務，進而擁有多個上級雇主，造成了契約雙方關系模糊。 隨著時間演進，零工勞動力過剩，而此時的零工中介平臺通常會借著契約關系的模糊性以及用工依賴的單一化之機，減少零工勞動者的平均薪酬，使得零工勞動者的權益難以得到更全面的保障。

　　(二)零工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范疇寬泛化

　　“零工經濟”下的勞動關系由雙方轉變為以三方為主的多方新形式，零工勞動者可以以個人或者群體的形式存在，而這樣一個勞動群體常以共同完成一個工作任務作為連接點進行重組聚合，通過線上或線下開展跨地區合作，這些任務主要有兩種形式，既有技術性較強的任務，也有零散性的一般任務，且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具有高度的靈活性。 這樣的零工群體模糊了原有的社會保障范圍，加大了勞動權益的保障難度。 同時，現有的勞動者權益保障體系條款只是一些較為籠統寬泛的大眾保障條款，缺乏對零工勞動者權益的針對性保障，難以切實地保障零工勞動者以及其對應的勞動關系下的合法權益。 對零工勞動關系的特殊情況特殊問題缺乏有法律保障的依據，對應的多方主體行為缺乏一個有效的、針對性強的規范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因此，“零工經濟”下的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范疇寬泛化，具有較低的功能定位性。

　　(三)績效原則下零工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隨意化

　　與傳統的雇傭者相比，“零工經濟”時代下的雇主為了節約投入成本，奉行績效至上原則，僅僅重視員工為其所創造的價值，忽視零工勞動者權益的保障。 雇主方和中介平臺之間的“旁觀者效應”，也存在對零工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的互相推卸之嫌。 相較于傳統工作者勞動報酬常以合同化形式進行固定化發放，需要按勞動合同上每周5天、每天8小時的出勤原則進行到場上班，“零工經濟”下的勞動者則可以按照自身對工作的需求度決定自身所做的任務量，從而獲得相對應的報酬。 就此而言，零工勞動者可以根據個人經濟需求、個人時間等因素自主決定具體的工作時間、工作任務和工作量，但是在擁有更高的自主性和時間的靈活性的同時，也存在勞動關系松散、職業不穩定、勞動合同不規范、收入水平不易跟蹤等特點，他們的勞動報酬收入波動往往會比較大，缺少社會保障性，各方面權益具有一定的口頭約定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

　　二、“零工經濟”下勞動者權益保障存在的問題

　　伴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運作模式發生了轉變，“零工經濟”作為一種就業新方式得以快速興起，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繁盛，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零工勞動者可以靈活地提供自己的資源。 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如“零工經濟”脫離了傳統的雇傭形式，存在很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零工勞動者經濟收入不穩定、社會保障權益模糊、缺乏安全保障、相關法律法規建設滯后缺乏有效監管和落實等。

　　(一)零工勞動者勞動關系認定不明晰

　　相關法律，對零工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才剛邁出步伐，對其勞動關系定義不清晰，仍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在我國，關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立法及其修訂前后已經歷數十載，目前采用的是以《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作為主要法律，其他多部法律法規協同保護的勞動者權益保障模式。 而能夠依法和雇傭方簽訂勞動合同并成立勞動關系的群體僅僅是我國《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規定下的主體，而其他關系的勞動者目前并未明確囊括在內。

　　因此，走法律途徑來保障零工勞動者的具體權益是對當今社會提出的一項新挑戰。 現有《勞動法》采取的是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二元認定模式，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要么被認定為勞動關系，要么被認定為勞務關系。 其帶來的后果就是“平臺企業”依此來承擔全部責任或豁免全部責任。 但是“零工經濟”下的“平臺企業”采取的管理方式多樣且復雜，處于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灰色地帶”，這是“零工經濟”中勞動者權益保障難的根源。

　　(二)零工勞動者高要求的適配度與勞動權益的低保障存在相斥性

　　“零工經濟”自身的新穎性就意味著在這個經濟領域里，勞動者和工作任務的適配性要求較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適應這一新興經濟，勞動者需要根據自身情況判斷自己是否適配。 首先，作為技能型經濟領域，“零工經濟”要求零工勞動者需要具備較高的個人素質，掌握一定的個人管理能力。 其次，盡管平臺、企業等雇傭方具有對勞動者的合法保護責任，也有幫助零工勞動者掌握一些通用工具本領的基礎義務，但零工勞動者仍然需要具有一定的風險控制和抵御能力來應對在這一靈活性高的工作領域中出現的各類突發狀況。 而在現實中，零工勞動者常是以“個體工商戶”的身份存在，這就需要零工勞動者承擔更多傳統勞動者所不會面臨的風險，并承擔很多類似企業而非個人的職能，但是零工勞動者并沒有獲得與他們(企業)同等的地位，因此，零工勞動者后續的權益保障也有所不同。 “零工經濟”勞動關系下的雙向新發展具有獨特性，但雙向關系的天平缺乏對等性，這與零工勞動者需具備的高要求適配度存在矛盾，不利于零工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障。

　　(三)零工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接續問題復雜化

　　“零工經濟”的社保難題主要來自傳統高度依賴企業組織的社會保險運轉模式與新型平臺類勞動關系的互斥。 由于零工勞動者本身的獨特性，其勞動報酬是按次進行結算，難以跟蹤定位進行合同性規定。 此外，零工勞動者具有極高的自由度，其休息休假權的界定也難以得到統一，雙方在協商的過程中極易產生爭議。 作為一種在新時代興起的新型經濟模式，“零工經濟”的自身定義并不明確，雇傭方如果給予零工勞動者同等社保權利，便達不到原本其減少運營成本、擴大企業利潤的目的，反而會增加企業自身負擔，這便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社會勞動關系原有的矛盾。 而在普遍具有靈活性和流動性的“零工經濟”領域下，零工勞動者在交通安全、工作時間等方面的權益保障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又因零工勞動者工作地點和時間變動性大，具有不固定性，和現行傳統勞動保障前提有所出入，很難對零工勞動者進行明確的工作通勤界定，進而零工勞動者在勞動時間內的交通安全和工作時間維權問題復雜，加之零工勞動者簽訂的并不是正式勞動合同，因此針對他們的權益保護政策在地區的共通性很小，這對在不同地區間更換或者從事工作的外地務工群體造成一定的不便，不利于勞動者自身權利的保護，也進一步加大了零工勞動者權益保障維權的難度系數。 例如，滴滴網約車司機這類零工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如滴滴網約車司機普遍無固定節假日，且工作時間較長; 平臺和司機個體之間僅僅屬于項目合作關系，絕大部分司機未簽署勞動合同，缺乏“五險一金”的保障，司機個人作為主要的風險和后果的承受者。

　　三、“零工經濟”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問題分析

　　據中國行業研究網信息，我國養老保險覆蓋率雖然已經超過90%，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還有約1億人尚未納入社保體系。 這1億人中有部分能夠在“零工經濟”中依靠自身技能獲得收入，但缺乏技術知識的零工勞動者就業難度則直線上升，也會在年老時面臨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的困境。

　　(一)“零工經濟”勞動關系模糊以致勞動者權益難保障

　　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法律關系的判定是基于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這兩種分類。 “零工經濟”中的雇傭關系從簡單的概念出發似乎更像是勞務關系，但是在實際應用中不能單一地用勞務關系或者勞動關系來界定零工勞動者和各類中介機構平臺以及雇傭方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的勞動法律中，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找不到明確的定義。 我國法院對有關零工勞動者的這類關系在理論上認定為勞務關系，而在實際案件中卻采用無過錯原則，轉認定為勞動關系，這就引發了前后矛盾，使得零工勞動者的法律關系認定進一步模糊化，造成后續一系列問題。 在這一用工方式的變化中零工勞動者的權益也被削減，如外賣平臺雇傭的騎手就不受《勞動法》的直接保護，像騎手等零工勞動者維權之路的第一步——勞動關系的認定就難以邁出。

　　盡管國家規定雇傭方必須為勞動者繳納社保費，但在實際運營管理過程中，企業使用零工勞動者一般都是為了降低運營成本，因為員工社會保險費這一項企業的重要支出會給企業造成一定負擔。 如外賣騎手在用工中介平臺注冊個人信息，平臺將騎手信息與外包公司進行匹配，并將其轉變為“個體工商戶”，這意味著騎手們與外賣平臺、外包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 再者，由于雇傭雙方是按“個體工商戶”簽訂的協議，因此雇傭方無須為騎手繳納社會保險，也無須給騎手加班費，更不需要承擔騎手工傷賠付的責任。 因此許多企業就會通過選擇不和勞動者簽署正規合同的方式來逃避這部分費用，“零工經濟”勞動者的勞動保障權利沒有在合同中明確規定出來，這也就意味著這些權利將無法被法律所保障，從而也就引發了關于對零工勞動者權益保障的一系列問題。

　　(二)多方主體社保意識淡薄

　　零工勞動者群體除了《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這兩部法律所涉及的基本權益保護規定外，雖有針對專門群體的行政規章，以網約車規定為例，交通運輸部曾出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但缺乏針對性，并且這兩部法律只是用來保護勞動者的共性權益，是兩部較為籠統寬泛的保護法規。 當前社會對零工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視，并未在行政法規方面作出具體的要求，同時在相應的侵權懲罰手段方法上也缺乏明確規定，客觀上加大了零工勞動者的維權難度。 加之“零工經濟”時代下雇主評價員工的標準也逐漸變得單一化，以績效為主要評價標準，企業、中介平臺過分關注利益，忽略人本觀念，多數雇主方對于零工勞動者群體的勞動權益關注甚少，更多是出于利益考慮，在社保方面以克扣形式損害了零工勞動者這一群體的基本權益，缺乏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由于零工勞動者的流動性大，企業對這部分零工勞動者的社保管理困難，企業、中介平臺對此群體提供社保意識則更為淡薄。 除此之外，大多數勞動者在自身權益未受到侵害時，極少主動關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內容，在主觀上加大了零工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難度。

　　(三)零工勞動者社會保障方式不明確

　　從國家社保制度層面來看，由于我國目前普遍采取的社會保險繳納方式是國家、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三方共同承擔社保資金的社會保障模式，而這一模式不存在個人和國家直接對接的方面，但由于靈活就業使得零工勞動者可以受雇于多個主體，且大部分都是具有臨時性、變動性的非勞動關系，其基本社會保險繳納方式也非強制性，雇傭關系也因此模糊化從而難以得到準確定義，在“國家、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這個社會保險三位一體的制度中，零工勞動者社會保險的繳納是個人與國家的單線聯系，并不需要企業的參與，用人單位、零工勞動者和國家難以獲得相應的信息匹配，所以勞動者的權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再者，勞動者和其他用人單位之間的權益關系存在許多形式，如勞務關系、勞務派遣關系、勞動關系等形式，因為零工企業的勞動者大部分在就職前并沒有對平臺公司就職雙方之間的勞動關系進行明確定義，所以界定的勞動關系形式不同所引發的權益保障后果也就相應的有所差別。

　　從中介平臺的角度考慮，盡管部分平臺已經出臺相關對策重拳打擊侵權行為，但是大部分出臺的相關對策過于寬泛，缺乏明確性與針對性，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的情況并未得到實質改善。 就網約車司機調查情況分析，網約車司機接到滴滴公司派發的工作量已經遠大于《勞動法》中所規定的勞動者工作時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勞動者的相關合法權益。 這也說明今后“零工經濟”中的中介平臺保障措施仍需完善。

　　四、保障“零工經濟”勞動者權益的對策建議

　　互聯網數字經濟的興起使得以網約車、快遞、外賣為代表的“零工經濟”在全球范圍內蓬勃發展。 有數據預測，中國靈活用工市場規模將在2020—2025年迅速增長。 然而目前各國普遍缺乏對零工勞動者勞動權益社會保障的相關規定。 隨著零工勞動者基數的擴大，這類人群極有可能成為社保繳納的“死角”。 若這一問題長期無法解決，必定會產生一定的隱患，給“零工經濟”帶來消極作用，抑制社會的就業潛力，極大地削弱社會的就業功能，有損于社保政策的惠民性，甚至會影響到社會的整體和諧性。 因此，應著力思考我國未來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修改完善以實現對于零工群體的全覆蓋。 零工勞動者無社保這一社會困境應該成為倒推力，倒逼社保政策重新規劃，并且加速社保完善化進程的穩步推進。 對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一)明確“零工經濟”中的勞動法律關系

　　在解決勞動權益糾紛的問題時，勞動者傾向于通過認定勞動關系性質解決問題，而企業則傾向于從勞務關系的角度來解決問題，這均源于勞動法律關系的不明確，雙方未能在勞動關系方面達成共識。 因此，政府應基于現有的《勞動合同法》盡快清除盲區、完善立法，就零工勞動者及與其相關的勞動關系進行明確的關系界定，將針對零工勞動群體的保障條例作為新的補充條款納入現有法律體系中，使零工勞動者的權益能從法律層面上得到權益保障。 政府可以為零工勞動者設立統一的新型社保繳納方式，并借助強制性政策手段推廣到各大企業以及用工中介平臺，清楚計算勞動者的勞動用工時間，厘清多方勞動報酬關系，解決勞務糾紛、勞動超時等問題。 同時，政府主管部門也要集思廣益，為此類勞動者提供準確的服務。 中介平臺和企業等雇傭方在認定與勞動者的雙方勞動關系時應當承擔相對應的責任義務，這需要對已有的勞動保障措施進行具體細化、及時更新完善，通過合理的反饋機制和具體的保險合作，建立零工勞動者基本的保障機制，降低各方風險。 此外，目前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現有法律體系下解決問題。 當前實務部門傾向于將很多零工經濟中的關系界定為非勞動關系，然后對此加以多重規制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勞動者權益。

　　(二)加強多方關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意識觀念

　　工會作為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組織，是勞動者和其他各方溝通的橋梁。 零工勞動者這一龐大組織由于沒有長期掛靠的用人單位，也就沒有對應的工會組織可以依附，因此建立屬于零工勞動者的工會組織既是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重要措施，也是零工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遇到傷病、安全、養老等風險的維權后盾。 此外，企業方和中介平臺方也應增強自身社會責任意識，重視每一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從自身政策和與勞動者簽訂的合同中兼顧雙方權益，從組織層面上進一步加強零工勞動者自身的勞動保障意識。 例如，在相關政策發布后，對零工勞動者進行普及宣傳教育，進行特殊教育，增強勞動者的勞動保障意識，提供簡單的投訴渠道和反饋，能夠使得他們的勞動權益得到合法有效的維護。 與此同時，零工勞動者個人也需要主動學習有關知識，對自己保持高度的責任感，積極關注國家時政，了解勞動者權益保障體系的最新發展情況，樹立合法的社會保障意識，朝著“老有所養，基礎生活有保障”的目標前進。

　　(三)建立健全靈活完善的勞動保障體系

　　在2021年3月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繼續對靈活就業人員給予社保補貼，推動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 因此，政府應當繼續完善公共福利體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此外，政府還應了解零工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和實際需要，社會保障、工會等部門和組織要深入調研，了解行業內現有的就業形式和問題，對于現有政策法規的漏洞進行及時修補，降低企業為規避法律帶來的風險。

　　零工勞動者權益觀念淡薄和現今社會對零工勞動者的權益忽視，使得零工勞動者權益保障難度系數增大。 為解決此類問題，除了在主觀上提高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以外，還應在社會保障政策設計上優先考慮零工勞動者的需求，即要設置與之相適應的、相對靈活的社保準入門檻，讓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普及到每一位勞動者，讓勞動者的保障權益能夠有處可尋。 互聯網的發展便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相關部門可以通過建設“網上社保”，引入多元主體，開通勞動者能夠直接參與社會保障渠道，為零工群體設立社保專用賬戶，中介平臺或企業等雇傭方可以根據其下的勞動者具體的勞動量和對應的薪資計算方式將一定比例的資金注入此賬戶，供零工勞動者的社保使用。 這一舉措能夠進一步改善原有的主體單一化和地區間的差異化、不可逾越性的不足，進一步為零工勞動者參保和其社保接續提供便利。

　　五、結語

　　現如今，“零工經濟”作為一種現象級狀態已經擴展到更多層次的工作中，并逐步體現在各類具有高價值、高科技特征的商業模式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國經濟的柔韌性，是數字時代新的曙光‍‌‍‍‌‍‌‍‍‍‌‍‍‌‍‍‍‌‍‍‌‍‍‍‌‍‍‍‍‌‍‌‍‌‍‌‍‍‌‍‍‍‍‍‍‍‍‍‌‍‍‌‍‍‌‍‌‍‌‍。 對此，國家應采取積極對策為其保駕護航，通過法律手段明確新型雇傭關系的性質，積極探索“零工經濟”的最大潛力，發揮自身的監督和引導作用，借力互聯網，發揮科技數字力量，為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保護勞動者的權利，為“零工經濟”的健康發展鋪好路。 企業應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反應速度，積極配合各類活動的開展。 零工勞動者應主動了解法律法規，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零工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多方主體齊發力，共同構建覆蓋面更全更廣的勞動者權益保障體系，在可行情況下加以推廣，為中國可持續發展，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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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小鳳;夏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