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我國證券市場2005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本研究對企業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從供應鏈關系視角區分了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類型,并考察了審計師類型、內部控制等公司治理機制對上述關系的潛在影響。研究發現:企業財務重述對商業信用融資變化(方向和大小)具有負面影響,并且這一關系在舞弊類財務重述企業中更加明顯;相比于供應鏈中的下游企業,上游企業對企業財務重述帶來的商業信用融資負面影響更加敏感;相比于審計師類型信號,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信號更能夠緩解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變化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且這一調節效應對上游企業的信用政策更加明顯。研究結果表明,財務重述不利于供應鏈中企業間信任關系的構建,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產生負面影響,但內部控制質量信號能夠有效地緩解上述負面效應,企業市場地位以及供應商采購額是企業財務重述影響商業信用融資的兩個潛在作用渠道。本研究豐富和拓展了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信號機制與融資行為關系的相關文獻,有助于我們加深理解企業財務重述的融資經濟后果。

　　關鍵詞:財務重述;供應鏈關系;商業信用融資;公司治理

　　0引言

　　企業財務重述現象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趨頻繁。1997至2006年美國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數量增加了18倍[1],在我國2004至2009年平均每年大約有20%的上市公司發布名目繁多的各類補充更正公告[2]。這種頻繁使用重述對年度財務報告進行更正的行為反映了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不規范,以及部分企業“不懷好意”利用補充更正公告粉飾財務信息。企業年報重述行為干擾了投資者對信息的全面獲取,會打擊投資者信心,降低證券市場中資本配置的效率和合理性,損害資本市場信息透明度,從而造成嚴重的經濟后果[3]。財務重述是企業修正前期會計差錯的過程[4],一直被視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晴雨表”。

　　目前國內外關于財務重述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兩個方面,如高管團隊規模和性別[5]、外部董事的比例[6]、審計質量[7]以及公司財務特征[8]均會對企業財務重述行為產生影響。此外,財務重述帶來的經濟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如年報更正公告、因會計、收入確認等問題導致的重述會帶來負面的市場反應[9]。

　　企業涉嫌欺詐引發的財務重述將會導致更嚴重的負面市場效應,涉嫌欺詐的公司在重述公告前后三天的累計超常收益高達-21.80%[10],這將對企業控制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帶來直接的消極影響[11]。同時,對財務重述負有直接責任的管理者會面臨更大的法律訴訟風險[12],即便因間接追責而被公司辭退的高管,也有近92%的被辭退管理人員前途黯淡,無法重新找到工作[13]。盡管財務重述是公司對以往年度中錯誤會計處理的修正行為,但重述公告以后一個月的時間內,公司的股權資本成本平均增加20%[14],企業財務重述后首次辦理貸款的銀行將會對企業要求更高的利差、更短的期限以及更多的安全性要求和契約限制條件[15],企業重述行為將直接關系到美國市政貸款的投入決策[16]。

　　盡管目前對財務重述的融資經濟后果的研究趨于成熟,但這些研究大多關注財務重述對正式融資渠道的影響。重述公告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明顯增加,且二級貸款市場將先于股票市場,更早一步對重述信息做出反應[17],企業財務重述行為也會直接影響貸款機構的債務定價[18]。但是,企業財務重述行為對商業信用融資這一非正式融資渠道的影響機理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具體,僅有錢愛民和朱大鵬[19]考察了財務重述是否會影響上游企業(供應商)向企業提供商業信用,但忽略了不同類型財務重述的潛在影響以及供應鏈中下游企業(客戶)的商業信用融資供給。

　　此外,我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已經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制度性障礙,而商業信用作為低成本的融資渠道,能夠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并降低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20]。交易雙方簽訂及履行合約的依據是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因為市場中的購銷關系具有重復博弈的性質,這使得利用信息獲取信任成為合約雙方謀求長期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21],上游企業(供應商)和下游企業(客戶)作為企業商業信用的主要融資來源,是企業的核心合作伙伴和重要利益相關者,他們必然會密切關注企業財務報告質量以及會計信息披露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著重回答如下問題:

　　(1)企業財務重述行為是否會對其商業信用融資變化(方向和大小)產生影響?(2)這種影響是否會因企業處于不同的供應鏈關系(供應商或客戶)中而有所不同?(3)企業內外部治理機制如外部審計、內部控制等如何對上述關系產生作用?影響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之間關系的渠道機制是什么?本文以我國證券市場2005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企業財務重述行為及其類型對其商業信用融資變化(方向和大小)的影響,并從供應鏈關系角度區分了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類型,進一步考察了外部審計、內部控制等公司治理機制對上述關系的潛在影響,最后識別了財務重述對商業信用融資影響的潛在渠道機制。

　　研究發現,企業財務重述導致商業信用融資額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對商業信用變化額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并且上述關系在舞弊類財務重述企業中更加明顯;相比于供應鏈中的下游企業,上游企業對企業財務重述帶來的商業信用融資負面影響更加明顯;相比于審計師類型信號,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信號更能夠緩解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變化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且這一調節效應對上游企業的信用政策更加明顯;企業財務重述對商業信用融資的潛在影響渠道包括企業市場地位與供應商采購額等方面。本研究的潛在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目前關于財務重述經濟后果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市場反應與資本成本兩個方面,研究結論也較為統一,即財務重述一般會引起公司負面市場反應[1]和資本成本上升[14],但當前研究基本忽視了企業財務重述行為對商業信用融資這一非正式融資渠道的潛在影響。本研究將企業財務重述類型和供應鏈關系置于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之中,使得我們對企業財務重述與非正式融資渠道之間理論關系的理解和認識更為全面和具體。

　　(2)在行業供應鏈層面上,供應鏈中的企業若發生財務重述行為,這一財務報告質量的信號機制如何對重述企業與上游供應商企業、重述企業和下游客戶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融資信任關系產生影響?以及上述關系是否在不同財務重述類型間存在差異、影響渠道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能夠拓展關于企業財務報告質量與企業融資決策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

　　(3)本文從企業供應鏈關系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檢驗了財務報告信號機制與公司治理機制信號之間的關聯響應對企業商業融資決策行為的影響,有助于從企業財務重述視角增進信息披露機制與公司治理機制互動關系的文獻積累。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進一步分析與討論,包括渠道檢驗、內生性討論與穩健性分析,最后部分為研究結論與啟示。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企業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

　　企業年度財務報告的如實披露對投資者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預測公司發展潛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企業對外公開披露信息的大數據中,審計后的企業財務報告是投資者進行決策的主要客觀依據。財務重述作為年度財務報告信息披露階段的重要現象,是一種對存在錯誤或誤導性信息的歷史財務報告進行事后補救的公告行為。首先,從信息披露的角度來看,一方面,財務重述作為一種管理者操縱會計信息的手段,不僅會給公司股東帶來負超額回報,直接或者間接的降低公司市場價值[4],而且會引起投資者對企業生產經營能力的質疑,給其造成巨額損失。

　　另一方面,財務重述是對違背當前會計準則的財務報告進行重新披露,其潛在的違規風險將進一步加劇資本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使外部會計信息使用者較難甄別蓄意披露的機會主義行為與與非蓄意的會計準則偏離行為之間的區別,不利于供應鏈信任關系的建立和鞏固,容易激發企業間交易關系的不確定性并導致交易成本上升。因此,企業財務重述行為會影響到與企業訂立合約的利益相關者,商業信用作為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非正式融資方式,其供給決策是基于企業發展戰略和財務狀況量身定制的[22]。

　　然而,財務重述公告的發布則意味著企業前期會計信息披露存在虛假和故意隱瞞的嫌疑,企業潛在的經營風險導致供應商傾向于執行更加保守的商業信用決策,為了消除客戶企業的信用風險、保障自身利益安全,供應商會及時收緊原本較為寬松的商業信用供給,從而導致財務重述企業的商業信用供給規模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商業信用變化呈現下降趨勢。

　　對于下游客戶企業而言,為了降低由于供應商企業會計信息風險所帶來的潛在破產風險以及產品質量風險,下游客戶企業也會擇機降低對供應商企業預收賬款的支付概率和比例。其次,基于信號傳遞理論,財務重述作為企業信息披露環節的重要事件,具有明顯的信號傳遞效應,其不僅向資本市場傳遞出企業會計信息的低質量信號,而且說明企業管理當局存在基于代理沖突及私有收益動機而導致的潛在盈余管理甚至財務舞弊。

　　財務重述的發生并不是簡單的記賬錯誤,而是存在更深層次的原因[23],很可能是公司經營或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這無疑會對外部投資者或者債權人的相關決策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當企業披露的年度財務報告中存在“年報補丁”時,這一負面信號將會在整個相關聯的利益鏈條中不斷傳遞,從而導致重述的負面經濟后果不斷被加劇,企業的契約方尤其是供應商和客戶勢必會提高市場交易的警惕性和謹慎性,從而降低履約機制的效率和商業信用契約雙方的信任水平。在這種情形下,根據企業會計信息的披露狀況,供應商或客戶會擇機修訂相關契約條款,通過提高企業融資門檻、執行更為苛刻的還款條件,以期盡快收回企業所欠貨款或減少企業銷售貨款的提前支付等。

　　因此,商業信用融資在重述公告年度后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對商業信用變化額產生顯著負面影響。企業財務重述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由于非故意的會計差錯引起的,它通常來源于會計人員的疏忽、計算錯誤、會計處理不當等,此類財務重述行為負面影響程度較小;另一種是由蓄意的財務舞弊行為引起的,由財務舞弊引起的重述行為對資本市場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它通常會伴隨著證券監管部門的介入和查處。因為這種行為不僅預示著企業對外提供的會計信息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還與財務壓力、管理層誠信以及風險高的復雜交易具有密切關系[24],這將進一步加劇供應鏈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舞弊類財務重述企業失去投資者信任[9]。

　　一旦企業財務舞弊行被證券監管部門查處后公告,繼而發生企業財務重述行為,這將向資本市場傳遞關于企業前期會計信息虛假的負面信號[3],在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的信號機制作用下,舞弊類財務重述的經濟后果將會被無限放大,導致企業聲譽價值下降,使得供應鏈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產生懷疑,從而降低利益主體間資源互換的信任程度、提高合約簽訂和履行的交易成本。

　　財務重述行為意味著企業前期會計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問題,向資本市場傳遞出企業存在潛在風險的負面信號[25],而證券監管部門的舞弊查處公告將會導致舞弊類財務重述的負面影響更加嚴重,企業的供應商與客戶很難與這樣的企業繼續保持以往建立的信任合作關系。因為商業信用作為典型的關系型融資,其不僅受到債務法律執行力的約束,更受到交易雙方及區域信任程度的影響[26-27],這也使得供應鏈企業間的合作更加具有風險共擔的性質。

　　舞弊類財務重述傳遞的負面信號勢必會導致商業信用的供給方提高對企業違約可能性的初始判斷,為降低借貸風險而執行更為嚴苛的賒銷條件,比如增加還款成本、縮小融資額度、停止供應商品等[28]。因此,相對于差錯類財務重述,舞弊類財務重述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更容易受到其供應商和客戶企業的限制和約束,導致企業發生舞弊類財務重述行為的前后年度商業信用額度下降的可能性更大。

　　1.2企業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基于供應鏈關系的理論分析

　　賒購供應商產品的企業應付賬款、預收客戶貨款的企業預收賬款均是企業獲得商業信用融資的具體表現形式,這些商業信用融資主要來自供應鏈關系中的上游企業(供應商)和下游企業(客戶)。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首先,不同的商業信用供給模式代表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上游企業(供應商)對外提供商業信用的方式主要有應付賬款和應付票據兩種方式。應付票據往往意味著復雜的核對簽發過程,并增加了銀行這一中間程序,流轉環節的交易成本較高,并且只有在企業商業票據無法按期兌現的情況下,上游提供商業信用的企業(供應商)才將應收票據計入應收賬款,所以上游企業(供應商)對于商業信用的受償風險較高[29]。

　　其次,下游企業(客戶)主要通過預收賬款的形式為企業提供商業信用融資。與應付票據與應付賬款這兩種“先購貨,后付款”模式不同,預收賬款是“先收款,后發貨”模式,下游企業(客戶)對外提供商業信用融資會占用自身資金,喪失投資機會,其付出資金的機會成本換取交易的進行。因此,當企業作為收款方接受下游企業(客戶)提供的預收賬款作為商業信用融資方式時,其面臨的成本和風險均相對較小,相反,這種融資方式對下游企業(客戶)來說交易成本則相對較高[30]。

　　簡言之,相比于來自上游供應商的應付賬款和應付票據等商業信用融資方式而言,來自下游客戶的預收賬款這一商業信用融資方式交易成本更高。然而,企業預收賬款這一商業信用融資額度的獲取與融資企業在供應鏈關系中的市場地位密不可分。

　　具體來說,商業信用融資的供給方因為供應鏈的合約關系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在債權人治理過程中有更強的談判力[31],提供應付款項等商業信用的上游企業(供應商)對接收商業信用的下游企業(客戶)具有一定的控制力[32];而下游企業(客戶)提供的預收賬款的隱含前提是只有市場地位較高的上游企業才有資質和能力獲得該預收賬款融資,所以,相比于下游企業(客戶),通過預收賬款獲得商業信用融資的企業在供應鏈的市場地位博弈中更占據優勢,這類企業在上下游關系中具有較強的市場影響力。

　　綜上所述,一方面,企業在獲取來自上游供應商的應付款項等商業信用融資額度后,作為債權人的上游企業(供應商)必然承擔了潛在的違約風險和違約成本,當企業對外釋放出財務重述的負面信號時,為控制債權違約風險、減少違約損失,上游企業(供應商)完全可以憑借自身對供求關系的控制,能夠主動做出停止或者降低商業信用供給的經濟決策。

　　為了降低下游客戶企業的債務違約風險,上游供應商企業必然對下游客戶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信號如財務重述披露、社會責任披露等披露行為更加敏感,因此,下游客戶企業財務重述行為的發生,將可能導致上游供應商企業收縮商業信用對外供給規模,使得重述企業商業信用融資額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商業信用融資變化額呈現負向變化。

　　另一方面,企業在獲取來自下游客戶企業的預收賬款融資額度后,預收賬款的特殊性質使得下游客戶企業雖然承擔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但由于該預收賬款融資額度的取得是建立在供應商企業較強的市場地位的基礎之上,供應商企業的較強市場地位導致供應鏈中的下游客戶企業缺少一定的合約話語權,下游客戶企業對上游供應商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的營運政策決策完全取決于上游供應商的壟斷市場地位,從而使得下游客戶企業對上游供應商企業形成一定的依賴度。

　　即便上游供應商企業發生財務重述并釋放一定的風險信號,但基于自身在產品市場中的壟斷力量和供應商依賴,下游客戶企業為了規避債權風險收縮商業信用供給的能力和程度也是有限的。此時,對下游客戶企業而言,上游供應商企業的“斷供”成本要超過其規避預付款債權風險的收益。

　　1.3企業財務重述與商業信用融資:公司治理機制的調節作用

　　財務重述通常被認為是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實踐執行的函數,其背后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33]。財務重述是管理者操縱會計信息的一種手段,當企業發生財務重述甚至是財務舞弊行為時,在資本市場中釋放出一定的風險信號后,企業會在公司治理層面上采取補救措施,比如變更董事會成員、聘用更高質量的審計師等,以此對外釋放公司治理機制的正面信號[34],通過轉移資本市場參與者的注意力以及改進公司治理水平,試圖彌補或者緩解財務重述行為對企業社會聲譽、供應鏈信任關系等造成的消極影響。

　　從外部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財務重述帶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劇了供應鏈中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外部審計是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重要擔保機制,管理當局會通過選擇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大規模審計師對企業進行審計來降低與投資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35],因為大規模審計師往往會提供較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大規模審計師具有更多可觀察的與審計質量相聯系的特征,通常被作為高質量審計的一個有效替代變量。提高外部審計質量、聘用更大規模的審計師能夠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迎合投資者的市場預期[36]。

　　當企業發生財務重述時,一方面,行業供應鏈中企業之間建立起來的長期合作關系,不僅以交易雙方的信任關系為基礎,更是共同抵御行業政策風險、技術風險的戰略群組。與外部審計機構相比,供應商或者客戶借由交易關系獲取到的關于彼此的非公開信息更具有決策參考價值和信息優勢,進而使得無論是供應商企業還是客戶企業在對外提供商業信用決策時更加信賴它們直接獲得的第一手非公開信息,從而使得它們對第三方中介機構所傳遞的公開信息需求度不高。這些非公開私有信息的獲取,自然而然會緩解甚至擠占審計師類型及其審計報告所傳遞的信號效應,即審計師類型、審計報告所傳遞的企業財務信息質量信號被供應商或者客戶從企業處獲取的私有信息所替代。

　　另一方面,考慮到監管環境與法律訴訟風險的影響,審計師的規模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絕對的,已有文獻發現“四大”的審計費用雖然更高,然而其提供的審計服務卻并非高質量的[37],并且收取的審計費用越高,意味著審計師對被審計客戶的經濟依賴性越強[38],密切的經濟關系會誘使審計師幫助客戶逃避市場監管,進而影響審計實施的獨立性。

　　企業發生財務重述后,為了獲取大規模審計師出具的標準審計意見,有可能采取隱蔽的購買手段來購買審計意見,以此避開投資者和債權人的監督[39]。此種情形的發生意味著審計師類型、審計報告的信號機制可能失效,使得企業商業信用的供給方無法根據企業外部審計的信號機制有效識別其潛在的債務違約風險,這些信息使用者將降低對外部審計信號機制的信任程度,進而更多地尋求、挖掘并依賴企業非公開信息進行商業信用供給決策。

　　2研究設計

　　本文還控制了如下變量:ROA用企業的凈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衡量,盈利能力越強的企業,越容易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32];GROW用企業主營業務增長率來表示,供應商往往愿意將商業信用提供給成長能力較強的企業;SIZE等于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企業的規模越大,獲得的商業信用越多[32]。

　　FIXED用企業的固定資產凈額與總資產之比衡量,企業抵押能力越強,與供應商之間的信任度越高,因而得到更多的商業信用;BANK用企業的長短借款之和與總資產之比衡量,企業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越多,需要供應商提供的商業信用就越少[46];CFO用企業的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與總資產之比衡量,商業信用融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約束,所以商業信用與現金流之間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20];AGE為企業上市年限的自然對數,用來控制企業上市年限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本文還控制了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

　　本文選取2005至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按照以下標準進行篩選:(1)考慮到金融業適用的會計準則的特殊性,剔除行業分類為金融業的樣本;(2)剔除當年被ST和PT的公司樣本;(3)剔除相關財務數據缺失樣本。經過上述處理后,最終得到24917個觀測值。為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本文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內部控制指數來自迪博數據庫。

　　3實證結果分析

　　3.1描述性統計

　　TCt+1_C均值為0.0182,標準差為0.0606;TCt+1_D均值為0.3348,這說明33.48%的樣本公司獲得的商業信用年變化額大于0。RES_ALLt均值為0.1131,這說明平均每十個上市公司中就有一個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可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重述現象較為普遍;RES_FRAt均值為0.0137,這說明1.37%的上市公司因從事財務舞弊而被強制進行財務報表重述行為。關于控制變量,ROA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0.0364、0.0546;GROW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0.1994、0.4618;SIZE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21.9623、1.2535;FIXED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0.2408、0.1752;BANK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0.1660、0.1449;CFOt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0.0437、0.0749。

　　根據商業信用變化額啞變量TCt+1_D分組后的所有變量均值與中位數對比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除變量CFO外,其他變量在不同變化方向下的分組均值檢驗的T值和分組中位數檢驗的WilcoxonZ值均具有統計意義,這說明上述變量在一定程度上與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相關,應在模型中予以控制。相比于TCt+1_D=1組,TCt+1_D=0組中RES_ALL、RES_FRA、RES_OTH的均值與中位數均較大、且存在顯著性差異(p<5%),這說明企業商業信用下降組的樣本公司中發生財務重述的比例更高。

　　4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4.1渠道檢驗

　　如前所述,企業財務重述行為通過降低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以及破壞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信任基礎等方式,對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擬從財務重述企業買方市場地位變化和供應商采購額變化作為兩種渠道分析路徑。首先,財務報告是企業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信息的主要途徑,財務重述行為的發生無疑會向市場傳遞企業財務報告低質量的信號,影響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市場預期,嚴重損害公司價值[50],使得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不利于企業市場地位的提升。

　　其次,根據傳染效應理論,供應鏈關系中的客戶和供應商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對于企業來說,大供應商的采購額直接影響了其當期的經營業績[51];財務重述行為背后潛在的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和盈余管理問題反映出企業經營不善的現狀,企業和大供應商之間的經濟聯系使得大供應商在面對消極事件時也無法獨善其身[52],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損失以及保護自身利益,可以預期重述企業的主要供應商會大幅降低未來采購額。企業市場地位是衡量企業買方市場環境的重要指標,現有研究中關于企業市場地位的衡量標準有很多,比如使用銷售增長率作為企業在產品市場中競爭地位的度量[53],或者通過衡量企業向單一或少數大客戶的銷售情況,來判斷企業市場地位的高低[54]。

　　因此本文借鑒曹春方等[53]以及Fabbri和Klapper[54]的做法,采用下述三個變量作為衡量企業市場地位變化的替代變量:(1)MP1t+1=第(t+1)年末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自然對數與第t年末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自然對數之差相對于年度行業均值的變化,具體計算公式為:MP1t+1=(lnsalest+1-lnsalest)-mean(lnsalest+1-lnsalest);(2)MP2t+1為MP1t+1的啞變量形式,若MP1t+1>=0,則取值為1,否則為0;(3)MP3t+1=[(t+1)年末企業向第一大客戶的銷售額-第t年末企業向第一大客戶的銷售額]/t年末營業收入。

　　為驗證上述結論,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MPt+1=β0+β1RES_ALLt+β2ROAt+β3GROWt+β4SIZEt+β5CFOt+β6CONt+β7GDPt+β8CHAIR_PCt+β9LEVt+β10AGEt+β11MKTt+β12DUALITYt+β13CEOCHNGEt+ΣINDUSTY+ΣYEAR+εt(8)其中新增控制變量有:CON為企業實際控制人類別,若企業實際控制人為國有性質時則取值為1,否則為0;GDP為各地級市年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CHAIR_PC為董事長政治聯系啞變量,用董事長是否為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來衡量,若是則取值為1,否則為0;LEV用企業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來衡量;MKT為市場化指數;DUALITY為企業兩職設置情況,若企業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則取值為1,否則為0;CEOCHANGE為企業總經理是否變更,若變更則取值為1,否則為0。其余控制變量與前文一致,不再贅述。

　　同時,考慮到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大多是穩定存在的,且主要供應商在賣方市場中占有絕對的話語權,因此本文選擇下述三個變量作為衡量企業供應商采購額變化的替代變量:(1)FNt+1_FIRST=[(t+1)年末第一大供應商采購額-第t年末第一大供應商采購額]/t年末總資產;(2)FNt+1_SECOND=[(t+1)年末第二大供應商采購額-第t年末第二大供應商采購額]/t年末總資產;(3)FNt+1_TOTAL=[(t+1)年末前兩供應商的采購總額-第t年末前兩供應商的采購總額]/t年末前兩大供應商采購總額。

　　5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我國證券市場2005至2017年非金融行業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了財務重述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研究發現:(1)財務重述會導致企業商業信用融資額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對商業信用融資變化額產生顯著負面影響;(2)不同類型的財務重述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因涉嫌欺詐或者舞弊引起的財務重述會使得商業信用提供者采取更加嚴苛的商業信用供給決策,具體表現為舞弊重述年度后的商業信用融資額(方向和大小)負向變化。

　　(3)相比于下游客戶企業,上游供應商可憑借其對供應鏈關系的控制而采取更加有利的營運政策,這使得提供商業信用的上游供應商對客戶企業財務重述釋放的負面信號會更加敏感,從而擇機降低對客戶企業商業信用的供給量,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客戶企業的商業信用違約風險和違約成本;(4)相比于審計師類型的選擇,商業信用供給方更加看重財務重述企業內部控制的運行有效性,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能夠改變商業信用供給方對企業商業信用的違約風險預期,從而有助于重構上下游企業交易關系的信任基礎,使得商業信用供給方對財務重述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商業信用供給。

　　(5)企業市場地位以及主要供應商采購額是財務重述影響商業信用融資的兩個影響渠道,財務重述會改變供應商、客戶對企業自身違約風險及持續經營能力的預期,從而影響企業市場競爭地位和主要供應商決策。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得到以下研究啟示。

　　第一,基于提供商業信用的上下游企業異質性,從兩者對合作企業會計信息風險的不同反應出發,本文突破了以往對商業信用中“供應商與客戶”的二元關系視角,同時考察財務重述與內外部公司治理機制的互動關系對供應鏈中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潛在影響,對供應鏈中合作伙伴之間信任關系重構以及企業商業信用融資決策調整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舞弊類財務重述和非舞弊類財務重述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誠信與聲譽是企業是否對外提供商業信用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企業財務重述原因詳細程度的披露要求,明確界定不同類型的財務重述范圍,提高證券市場會計信息透明度,切實建立起基于誠信與聲譽的商業信用以及銀行貸款等債權人權益保護機制,這對完善我國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的融資渠道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傳統信貸市場因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嚴重的信貸配給問題,審計師類型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這種信息不對稱,但重述行為大多與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直接相關,其隱蔽性使得外部審計可能無法完全識別審計風險,所以監管部門以及企業均應加強內部控制制度設計、運行和維護有效性,從企業內部控制角度遏制或減少財務重述行為,以期緩解重述企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其自身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

　　第四,本研究通過渠道檢驗發現,企業財務重述行為釋放了有關企業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信號,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具有傳染效應,不僅會損害公司整體價值,降低企業市場地位,也會對供應鏈關系中主要供應商帶來一定的交易風險。因此,關于供應鏈關系信息披露有利于相關企業及時識別交易風險、規避經濟損失,本研究為監管層在供應鏈信息披露政策制定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經驗證據支持。

　　參考文獻

　　[1]ScholzS.Thechangingnatureandconsequencesofpubliccompanyfinancialrestatements[J].TheUSDepartmentoftheTreasury,2008,4:1-57.

　　[2]戴亦一,潘越,劉思超.媒體監督、政府干預與公司治理:來自中國上市公司財務重述視角的證據[J].世界經濟,2011,11:121-144.DaiYY,PanY,LiuSC.Mediasupervision,governmentinterventionandcorporategovernance:evidencefromtheperspectiveoffinancialrestatementoflistedcompaniesinChina[J].TheJournalofWorldEconomy,2011,11:121-144.

　　[3]楊忠蓮,謝香兵.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的經濟后果———來自證監會與財政部處罰公告的市場反應[J].審計研究,2008,1:67-74.YangZL,XieXB.Economicconsequenceoffraudulentfinancialreportingofchina′slistedcompanies:MarketreactiononpublicityofpenaltybyCSRCandMinistryofFinance[J].AuditingResearch,2008,1:67-74.

　　[4]PalmroseZV,ScholzS.Thecircumstancesandlegalconsequencesofnon-GAAPreporting:Evidencefromrestatements[J].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2004,21(1):139-180.

　　[5]何威風,劉啟亮.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與財務重述行為研究[J].管理世界,2010,7:144-155.HeWF,LiuQL.Studyonthe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andfinancialrestatementbehaviorofseniorexecutivesoflistedcompaniesinChina[J].ManagementWorld,2010,7:144-155.

　　作者：修宗峰∗,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