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作為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資源，新生代流動人口對社會與城市經濟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研究新生代人口社會融合問題，有利于各地區吸引青年流動人口流入，對于推動經濟與就業結構完善、發揮人口流動的積極作用具有重大意義。基于全國 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構建指標體系，探究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現狀，采用有序聚類對全國八大經濟區社會融入進行類別劃分，同時對社會融入的各項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度普遍較低，心理和經濟維度融合較好，行為和文化維度融合相對一般;根據綜合評價得出長江中游經濟區流動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西北地區融入度最低;社會融入主要受到生命歷程、流動特點、能力與經濟水平等方面的影響。

　　關鍵詞：新生代流動人口;人口流動;社會融入;融入度

　　一、引 言

　　人口流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新時代背景下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加速和低生育率導致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力資源成為一個地區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具備年齡優勢與人力資本優勢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源，對于社會穩定與保持地區發展活力有顯著影響。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 年)》，指出促進青年發展是國家基礎性戰略性工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隨著國家政策的傾斜，人口發展呈現新趨勢，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流動方式等不斷發生變化。但是新生代流動人口群體在物質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均處于劣勢，同時思維方式、行為習慣、文化習俗與原住居民相比也存在巨大差異，多方面問題嚴重阻礙了新生代人群的社會融入。

　　因此當前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研究，既有助于保持社會發展活力、提高城市發展質量、發掘人力資源促創新的巨大潛力，又有利于年輕人更好適應流入地環境、實現個人發展。為探究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實際水平以及社會融入的制約因素，本文利用 CMDS 新生代流動人口數據，系統分析其社會融合水平，以期為新生代多維社會融入提出參考與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社會融入障礙與路徑選擇

　　社會融入是一個互動式、漸進式、多維度的過程，是群體和群體之間、不同個體與不同個體之間以及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適應的動態過程。人口的社會融入關乎個人成長和社會和諧穩定。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經濟政策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融入阻礙因素。胡宏偉(2011)[1]認為制度排斥影響融入，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和經濟策略意味著不同的社會制度排斥模式。

　　李強(2012)[2]認為經濟排斥是社會融合的主要影響因素，農村的流動人口一定程度上在工作經驗、勞動技能等方面有所不足，這使得他們難以進入較高勞動報酬的高級勞動力市場。趙媛媛(2017)[3]認為性別因素不容忽視，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職業隔離，為了使流動人口盡快融入流入地，需要政府、用工單位、社區的支持。季素萍(2015)[4]認為政府支持起著主導作用，政府應對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負責。

　　毛哲山(2016)[5]指出應以制度建設促進人口獲得資源的能力，人在城市和諧中處于重要地位，社會融入提升需要公平的制度設計。簡新華(2020)[6]提出用工單位支持的重要性，用工單位必須嚴格遵守《勞動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一旦雇傭了農民工，就必須依照法律相關規定，和被雇傭勞動者簽訂正規勞動合同，嚴格規范用工。謝啟文(2011)[7]認為，城市社區在加強農民工管理的同時，應加強家政服務、醫療服務、消費服務，應建立新興流動人口社區服務，提供例如文化服務、老年護理服務、教育服務等服務。

　　(二)社會融入評價

　　指標為研究社會融入水平，目前學者們普遍認為社會融入需要多個維度的測量，但是由于數據與研究問題的不同，采用的維度劃分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別。楊菊華(2015)[8]利用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數據和社區化數據，從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四個維度對社會融入進行測量，發現流動人口整體社會融入水平較差，同時各個維度之間存在一定差異。何怡萱(2020)[9]基于北京流動人口動態監測，從經濟、心理、行為、文化四個維度對青年流動人口融入情況做出研究，用其中 10 個指標對青年在流入地的適應情況做出分析。

　　高向東(2018)[10]從心理歸屬、社會接納、文化認可、經濟適合這四個維度出發，對少數民族的流動人口城市融入度構建指標體系，同樣發現四個維度的融合狀況不夠均勻。崔巖(2012)[11]指出構建的融入指標需具備一定標準，我國目前構建社會融合指標體系主要采用系統性、簡潔性、可達性、兼顧普遍性和特殊性四個指標。個體的主觀心理整合是社會整合的最高狀態，只有在社會整合的文化心理層面上，社會整合的過程才算完成。

　　(三)新生代流動人口研究現狀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8》指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動人口叫做新生代流動人口。新生代人口具有在流入地長期生活居住的規劃，擁有強烈的融入流入地的意愿。在新發展階段，國家政策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進行了重點關注，但局限于流動者自身的內部因素和流入地風俗習慣、地理區位等外部因素，新生代流動人 口 一 直 未 能 很 好 進 行 社 會 適 應 。 楊 菊 華(2016)[12]通過代際比較研究發現青年群體是流動人口主力軍，對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優化有重大意義。但是新生代身份認同度遠低于老生代身份認同，阻礙了其社會融入。

　　張慶武(2014)[13]以北京為例構建多維指標對青年流動人口進行研究，發現新生代青年在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融入度較好，在經濟維度融入度較差;同時發現受教育程度和經濟整合有正向聯系，但和文化適應呈現負向聯系。孫力強(2017)[14]從結構地位和社會融合兩個角度考察了新生代青年人口流入意愿，得到社會排斥感和流入地人際關系對青年留居意愿有顯著影響。盛亦男(2017)[15]利用調查數據發現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意愿呈現新特征，其變動隨城市梯度變動，不同規模城市呈現不同流入意愿。以上文獻為本文模型構建與實證分析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是現有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研究對象方面，對老年人口的關注較多，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關注較少。

　　從研究角度來看，對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地區，缺少對全國新生代群體的探究。在影響因素方面，對個體因素的關注較多，對整體影響因素的關注較少。很少有研究從區域、個體特征等多個角度考察影響一體化的因素。上述情況導致了所謂的流動人口的融合主要是分析單個指標或單個群體，對總體影響和其他重要因素需要進一步探索。因此本文將綜合經濟、心理、文化、行為各方面因素，對全國不同經濟區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情況做出進一步研究。

　　三、數據來源、研究方法及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源于 2017 年全國動態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數據，數據來源可靠，保證了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調查按照隨機抽樣的原則，采用分層抽樣、多階段抽樣、PPS 抽樣方法。初級抽樣單元為鄉(鎮、街道)，并且在不同的層內選用適合的方案。第一階段抽樣框來源于國家衛計委 2016 年全員流動人口年報數據，第二階段抽樣框來源于各省市衛生計生機構統計的相關數據。研究對象為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具體指在流入地居住滿一個月，且出生年份為 1980 年之后的 15 周歲及以上的流動人口。

　　因此選取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中 1980 年之后出生部分樣本，該部分樣本涵蓋除港澳臺地區外的全國 31個省、市、自治區，樣本總量為 99285。其中安徽省 3271、北京市 4145、福建省 4293、甘肅省 2255、廣 東 省 6941、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3227、貴 州 省2797、海南省 2527、河北省 2910、河南省 3123、黑龍江省 1833、湖北省 2954、湖南省 2741、吉林省1936、江蘇省 4904、江西省 2363、遼寧省 2525、內蒙古自治區 2494、寧夏回族自治區 2395、青海省2261、山東省 4005、山西省 2728、陜西省 3041、上海市 4226、四川省 2473、天津市 2879、西藏自治區 224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3560、云南省 3441、浙江省 5974、重慶市 2821。

　　(二)研究方法

　　1. 主成分分析國內外學者對遷移所帶來的人口融入問題做出系統研究，也提出很多測定標準與理論框架。本文對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進行分析，結合現有理論框架下的維度標準的選擇，篩選出 12個核心指標衡量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狀況。通過 PCA 對這 12 個融入指標進行整合，以便更好提取流動人口各個維度的信息。

　　2. 有序樣品聚類本文利用有序聚類對除港澳臺地區外的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按照標準化后的綜合排名進行聚類，將其按照社會融入綜合得分劃分為不同的類別。

　　3. 序次 logistic模型本文使用序次邏輯回歸(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探究影響流動人口多維融入的因素，探索能力、物質水平和生命歷程等特征對新生代流動青年的作用效果。序次 logistic 模型可以較好地對因變量是有序分類變量的情況進行處理。本文計算出新生代流動人口心理得分、經濟得分、文化得分、行為得分及綜合得分后，將 4 個維度與綜合維度得分按照下四分位數、中位數、上四分位數劃為 4個類別，類別對應為 1、2、3、4，數值由低到高表示該維度融入意愿由弱到強。

　　(三)變量選取在測度指標選擇時，根據 KMO 檢驗選取當地居民接納程度、被訪者對流入地的喜愛程度、被訪者被流入地的關注程度、對流入地的融入意愿、對當地風俗文化的適應程度、對當地衛生習慣的適應程度、被訪者對當地居民的歧視感知度、平均月收入、平均月支出、參與當地組織活動、參與社會活動、參與政治決策這 12 個變量作為測度指標。這 12 個指標用于衡量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物質經濟水平、對流入地的心理適應情況、與當地文化的交互程度、行為活動的融入方面的綜合融入情況。

　　本文將 PCA 得出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四個主成分上得分及社會融入綜合得分劃分為四個組別作為序次 logistic 的被解釋變量，其中低度融合=1，輕度融合=2，中度融合=3，高度融合=4。將影響新生代青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驅動因素可以歸結為五個方面：能力與經濟水平、生命歷程、流動特點、社會保障與個體特征。能力與經濟水平用受教育程度與月收入取對數衡量、生命歷程用年齡與婚姻狀況衡量、流動特點使用流動時長與流動范圍作為衡量標準、是否參與公費醫療及是否擁有流入地居住證表示社會保障，同時選取性別、民族、戶口性質作為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個體特征。

　　四、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分析

　　(一)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特征

　　顯示了樣本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描述性特點。在個體特征方面，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別為52.5% 和 47.5%，青年流動人口男女比例比較均勻;民族漢族占 89.8%、少數民族占 10.2%，流動人口以漢族為主;農業戶口的新生代青年占78.1%，新生代流動人口同樣以顯示出以農業戶口居民流動為主的特點。

　　在能力與物質水平方面 ，新 生 代 流 動 人 口 以 初 高 中 學 歷 為 主 ，有67.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有 6.9%，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有 25.5%。流動人口在生命歷程方面以 80 后和在婚人口為主，80 后新生代流動人口占比 62.8%，00 后占比最少僅為 0.8%，在婚人員比非在婚人員高出 46.2%。在社會保障和流動特點方面，大部分流動青年辦理了居住證或者暫住證，但未參加公費醫療，流動時長平均在5.76年，并且以跨省流動為主。

　　(二)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結構分析

　　1. 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度因子結構

　　本文使用全國 2017 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新生代(1980 年之后出生)樣本數據，對其中12 項有關流動人口融入度的指標(融入意愿、本地人接納程度、對流入地喜愛程度、對流入地關注程度、平均月收入、平均月支出、衛生適應、風俗適應、歧視感知程度、組織活動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關系)使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利用方差最大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正交旋轉，提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四個公因子。分別記為 Z1 心理融入因子、Z2 經濟融入因子、Z3 行為融入因子、Z4 文化融入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 62.217%，提取的 4 個公因子能較大程度解釋所有變量。表 1 中 KMO 值為 0.736，巴特利特球形檢驗顯著性水平為小于 0.05，表明選取的 12 個指標適合用于因子分析。

　　(三)各省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分類

　　為了進一步研究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水平，從而掌握各城市流動人口融入的特征與規律，本文采用有序聚類法，根據社會綜合融入情況得分為變量，對我國除港澳臺以外的 31個省、市、自治區社會融入進行了有序聚類分析。有序聚類可以不打破原有的排列順序，將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按照社會融入綜合水平劃分成若干類別。

　　第一梯隊包括重慶、安徽和北京。重慶市社會融入與心理融入在 31 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第一，在經濟適應和行為適應上表現中等。安徽省和北京市在社會融入、心理融入和經濟融入上都有很好的表現。安徽省新生代流動人口在行為維度能比較好地融入流入地，北京市流動人口在組織活動、政治參與等方面表現較差。這一類省份社會總體融入感，城市的集聚、輻射功能較強，對吸引年輕人才有著重要意義，新生代的高社會融入有助于推動城市經濟的增長和規模擴張。

　　第二梯隊包括四川、山東、湖南、新疆、湖北、上海、山西、廣西。這一梯隊的省份雖然在綜合社會融入水平同處在第二梯隊，但在經濟融入和行為融入存在較大的差異。

　　上海市在經濟融入度上排名第一。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行為融入度上分別排名第二和第四。這一類地區新生代社會綜合融入水平較第一梯隊差異較小，但個體差異較第一梯隊更為顯著。新疆、山西、廣西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欠缺，各方面融入水平相對失衡。這類省份應在注重文化發展的同時發展對流入人員的經濟友好政策，學習同梯隊其他省份的融入優勢，促進本地流動人口融入。

　　第三梯隊包括貴州、海南、福建、內蒙古、廣東、江西、吉林、遼寧、黑龍江、河南、天津、江蘇。該梯隊與第二梯隊相類似，個體間在不同融入維度差異較大，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省流動人口在經濟適應方面遠高于同梯隊其他地區。在這一梯隊中，不同經濟區綜合融入水平存在較大距離。第四梯隊包括青海、寧夏、云南、陜西、甘肅、河北。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青海省在社會參與等行為適應方面表現較好，排名第三和第六。這部分地區在四個維度的融合水平上較為均衡，各排名相對綜合排名較穩定，社會融入水平均衡。

　　該梯隊所屬地區需要在保持自己優勢的同時，努力改進弱勢，使得青年人融入感增強。第五梯隊包括浙江省和西藏自治區。這兩個省份雖然綜合融入水平排名末位，但浙江省在經濟適應維度排名第九、西藏自治區在行為適應維度排名第一。浙江省作為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具有比較先進的教育和醫療衛生條件，但是流動人員社會融入度卻不高。

　　在注重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同時，流動人員的心理融入感欠缺。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風俗習慣，使得流動人口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與政治活動，但卻很難融入當地社會，形成歸屬意識。這一梯隊應提供更寬容的社會容納環境，增強外來流動人員的城市歸屬感，吸引流動人口匯入。總體來看，不同經濟區有著不同的梯度分布特點。南部沿海和東北地區省份多處在第三梯隊，西北地區省份多處在第四和第五梯隊，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經濟區省份主要分布在二、三梯隊，東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經濟區之間地區融入度差異巨大，各省份分布在不同梯隊。

　　五、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以心理得分、經濟得分、文化得分、行為得分及綜合得分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 5 個序次logistic 模型，從能力與物質水平、生命歷程、流動特點、社會保障、個體特征 5 個角度探究流動人口融入驅動因素。5 個模型的似然比檢驗結果 p值均為 0.000，小于 0.05，模型整體有顯著意義。在擬合度方面偏差度卡方檢驗不顯著，表明該模型擬合完美，認為采用序次模型對 4 類融入水平擬合程度較好。

　　從物質與能力水平角度來看，受教育程度對社會綜合融入水平和心理、經濟、行為、文化維度都有顯著正向影響，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會融入感也隨之提升。初中文化水平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度是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流動人口的 1.63倍，高中文化水平的新生代社會融入度是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 2.58倍，而專科及以上的新生代社會融入度是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 4.31倍。

　　收入水平對社會融入、心理融入和經濟融入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月平均收入每增長 1%，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程度變為原來的 2.41 倍，心理融入度變為原來的 1.66倍。對行為融入和文化融入存在顯著消極影響，每增加 1% 的收入，行為融入感降為原來的 0.42倍，文化融入感降低 24%。隨著收入的提升，新生代青年文化認同感和行為參與度降低，但是獲得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從而對經濟融入產生積極影響，使得融入度總水平提高。

　　總的來說，個人能力水平對于社會綜合融入的影響是積極的，能力高低是決定新生代流動人口是否可以謀得一份好工作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收入的關鍵。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結婚與否對社會融入以及四個維度均有顯著影響。從模型可以看到新生代流動人口生命歷程隨著非在婚到在婚的進程轉變，其心理融入、經濟融入度也隨之提高，在婚流動新生代的社會融入度僅為非在婚人員的1.04 倍。

　　不同年齡階段同樣影響了流動人口的融入狀況，年齡越大對于流入地的適應就越強。90后新生代社會融入度比 80后降低 7%，00后新生代融入感比起 80后降低了 23%。從流動特點方面來說，流動時長變量在社會、心理、經濟、行為維度系數顯著為正，在文化適應維度顯著為負。外出流動時間每增加一年，社會融入度提高為原來的 1.04 倍，心理融入、經濟融入、行為融入則增加 4.4%、1.8%、0.8%，文化融入降低 0.6%。在流動范圍方面，跨省流動與省內跨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水平的發生比都顯著區別于小范圍的跨縣流動。

　　流動范圍越大，社會融入感越低，跨省流動的融入感僅為跨縣流動的 0.54 倍。長期流動使得新生代人口不斷接觸各方面的差異，進而不斷調整面對差異的心態，從而可在文化層面適應差異、接納差異。在社會保障和個體特征角度，公費醫療、居住證、性別、戶口性質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產生顯著影響，民族雖然對綜合融入水平無顯著影響，但對經濟、行為和文化的適應產生了顯著影響。

　　參加公費醫療的新生代融入度優于未參加公費醫療的新生代，辦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融入度優于未辦理的。性別和戶籍方面，女性新生代社會融入度比男性低 7.6%，非農業戶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度高出農業戶口居民 1.22倍。此外，少數民族新生代流動人口在經濟和文化適應方面比漢族好，在行為適應方面較漢族差。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 2017 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現狀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一，通過對選取的指標構建評價體系，得到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是由心理融入、經濟融入、文化融入、行為融入 4 個方面交互作用的。

　　二，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水平整體較低，融入質量也較差，同時各維度融入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心理適應和經濟適應狀況較好，行為適應和文化適應較差。流動青年在心理上能夠較好地融入當地社會，渴望在當地定居。但是流入地風俗習慣和區域政策較原戶籍地差距較大，導致了他們在行為和文化方面融入度不足。

　　三，根據四項因子進行綜合評價得出長江中游經濟區流動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其次分別為西南地區、南部沿海，融入度水平排在末位的為東部沿海和西北地區。各個經濟區的不同個體之間融入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南部沿海和東北地區省份多處在第三梯隊，西北地區省份多處在四、五梯隊，東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經濟區之間個體差異巨大，各省份分布在不同梯隊。

　　四，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度主要受能力與經濟水平、生命歷程和流動特點等方面的影響。物質水平和個人能力越強，新生代人口社會融入度越好。新生代流動人口生命歷程隨著非婚到在婚進程的轉變，其社會融入、心理融入、經濟融入情況也隨之提高。此外，流動時間越長，流動范圍跨度越小，社會融入水平越高。根據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一，應幫助新生代流動人口提高受教育水平與拓寬就業范圍。政府部門應積極協調其他部門，幫助新生代流動人口進行技能提升，拉近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業戶口流動人口與融入地的距離。同時為其匹配合適的就業單位，集中組織實時勞務輸出[16]。

　　二，應引導原住地居民樹立理性態度，消除對流動人口的歧視。流動人口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巨大推動作用，為城市發展注入活力。政府應發揮帶頭作用，宣傳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貢獻，為流動人口和當地居民的交流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

　　三，新生代流動人口自身應擴大社交范圍，增強社會適應感。流動人口首先在內心上消除與當地居民的距離隔閡，參加各種當地活動展現自我，結交更多朋友，提高自身的社會融合能力。對待融入地的居民要虛心學習，看到他們好的一面，加深對當地居民的了解，從而增加城市歸屬感，以更好地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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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國柱，劉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