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史學史上，歷史與科學的關系一直是史學家們關注的問題，他們?yōu)閷崿F(xiàn)史學科學化作出種種努力，“敘事史的復興”糾正了以往史學研究的偏差，它既保留了科學分析的方法，又將目光轉(zhuǎn)向社會問題，從而加強了史學同其他學科的關系。從史學科學化的進程看，歷史與科學的關系在今后依舊密切，如何處理好主客觀關系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關鍵詞：歷史研究;科學;敘事史的復興

　　歷史學家們在史學發(fā)展過程中豐富了史學研究的體系，而史學研究體系又反映了史學家們對史學的思考。葛劍雄在《歷史學是什么?》中說：“對于歷史的專門性研究，就是歷史學，簡稱為史學，也可以稱之為歷史科學，它不僅包括歷史本身，還應該包括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研究和總結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以及總結研究歷史的方法和理論。”[1]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xiàn)在永無休止的對話”[2]。從蘭克學派到年鑒學派，史學家們?yōu)闅v史研究更加科學化而不斷努力，不斷出現(xiàn)的問題促使史學家們開始思考以往的歷史研究方法。自 20世紀 70 年代以后，史學家們?yōu)閱净厥穼W的社會功能而開始呼吁“敘事史的復興”，他們在傳統(tǒng)史學的基礎上進行了繼承與創(chuàng)新，“敘事史的復興”所體現(xiàn)的不止是歷史寫作的結構，而是使得我們重新理解和把握規(guī)律。美國歷史哲學家路易斯·明克認為近來的歷史哲學呈現(xiàn)以下趨勢：歷史研究越來越少被當作“社會科學”的分支來分析，史學與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為人所忽略。

　　一、歷史與科學的關系

　　美國歷史哲學家路易斯·明克認為，近來歷史哲學的發(fā)展對歷史研究的分析來說，已經(jīng)越來越不“科學”或越來越不象“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而對歷史“著作”結構卻越來越強調(diào)是恢復史學和文學之間傳統(tǒng)的卻又被忽視了的聯(lián)系[3]。柯林武德提出“近代史學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長姊，即自然科學方法的蔭庇之下成長起來的”[4]319。他思考了歷史學與科學兩者的地位，認為歷史學是依附于自然科學而存在的。19 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影響著歷史學家對歷史與科學二者關系的看法，他們認為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一樣，不僅需要經(jīng)過嚴格實證來獲取“確定事實”，還需對這些事實進行歸納以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可謂“實證主義的歷史編纂學”[4]89。自然科學推動著人們?nèi)ヌ剿魇挛锏谋举|(zhì)，激發(fā)人們產(chǎn)生“只要有正確的方法，真理就會從中產(chǎn)生，而且準確無誤”[5]80的想法，以蘭克為代表的蘭克學派便是該時代的典型，蘭克從中發(fā)展了“內(nèi)證”和“外證”的史料考證方法，他們在歷史研究中注重發(fā)現(xiàn)史料，提倡“客觀主義”。蘭克曾表達出這樣的想法：“為了使自己成為事物的純粹鏡子，以便觀看事件實際發(fā)生的本來面目，他愿意使自己的自我泯沒。”[6]

　　237 這種想法一方面體現(xiàn)了蘭克力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來進行史料考證，另一方面反映了他追求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以確定歷史現(xiàn)象的真實性。這種帶有“客觀主義”的歷史學逐步使得史學家們模糊了歷史學與科學的界限，從中也解釋了柯林武德的結論。歷史學與科學具有共同之處，但這些共同之處并不代表歷史學與科學毫無差異。在研究對象上，史學研究的是“過去的事物”，而科學的研究對象可以直接觀察;在方法上，科學多采用“實驗”的方式，而史學更多通過“體驗”和“理解”，也正是因為史學研究方法的獨特性，我們可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去感受作者所傳達的觀點甚至是從中思考事物在心理、思想、價值等方面的聯(lián)系[5]87。

　　誠然，蘭克學派所注重的史料考證在歷史研究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梁啟超曾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7]但在史學研究中還需有“歷史想象”的參與，沃爾什提出：“真正的歷史綜合或概括所依賴的，正是對事物之經(jīng)驗實在的敏銳感受力與自由的想象力天賦的結合。”[6]259 歷史想像即是歷史學家運用他們的想像力來完善歷史的系統(tǒng)，這種歷史想像區(qū)別于科學把握自然時所采用的邏輯推理方法，當我們閱讀相關的歷史作品時，作者在此中所運用的想像力技巧幫助我們?nèi)チ私饣逎�難懂的史實。歷史學與科學之間既有差異也有共同之處，差異之處使得歷史學區(qū)別于科學，同時保留自身獨特性;共同之處促使史學家聯(lián)系起史學與科學。顯而易見，歷史學不可等同于科學，那么這是不是代表歷史研究完全與科學斷裂?歷史學無法實現(xiàn)科學化?答案是否定的，歷史學是一門注重史料論證的學科，沒有史料，作者的觀點便難以立足。

　　李琛在《史景遷史學思想研究》一文中以史景遷在訪談中的對話來論證史景遷對于文史關系問題的態(tài)度[8]。盡管史料的類型不同，但作者掌握的實證史料越多，他所提出的觀點越有說服力，可見，史料的作用不言而喻，史學家們不止是搜集史料，他們還要對資料進行批判性審查，即蘭克所提出的“內(nèi)證”與“外證”。在這一工作上，歷史學家可以完全像科學家一樣做到“價值中立”“公正客觀”，通過敘述事實來解釋歷史規(guī)律。王學典以“歷史學既是實證的，也是詮釋的”[5]103 來定位歷史的學科性質(zhì)。這種性質(zhì)不否定歷史學包含著科學化的色彩，歷史研究與科學的聯(lián)系并未斷裂。

　　二、“敘事史復興”前的科學化歷程

　　在歷史研究的演變軌跡中，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也嘗試將歷史研究作為“科學”來對待，他們對于以往的歷史研究進行深入的思考，批判此前歷史研究存在的問題并進行相應的調(diào)整，這股批判精神的潮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它促使歷史學家在發(fā)現(xiàn)問題的過程中形成對歷史學方法的再認識。進入 19 世紀，西方史學開始表現(xiàn)出制度化與專門化特征。史學家們將歷史知識發(fā)展成專門學科，蘭克史學所要求的史料批判方法給后世帶來巨大的影響，這種方法讓后世史學家在史學理論的改革中不至于忽視史料。但需注意的是，蘭克史學所說的“科學”并非承認歷史學為科學，它僅僅是相對史料考證方法的特性而言，也恰恰是這種史料考證態(tài)度為后來的史學家們所批判，他們認為蘭克學派所采用的科學批判方法沒有注重歷史學家的自我理論，這種研究方法實際上只是史料的簡單堆積。

　　20 世紀以后，“新史學”開始興起，其興起源于這一歷史背景：其一，出于蘭克學派只關注“上層”的歷史，這種“上層”歷史過多關注精英而忽視對下層民眾的關注，因此“新史學”開辟了人口史、婦女史、城市史等一大批更為全面的新領域。以亨利·貝爾為首的西方新史學家創(chuàng)辦了《歷史綜合雜志》，他們應用跨學科研究方法來開展歷史研究，密切了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貝爾認為：“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郵或搜集貝殼有更大的科學價值，史學家也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史料，史料學的工作雖然重要，但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只是歷史綜合研究的準備工作。”[9]新史學家們力圖克服傳統(tǒng)史學的狹隘性觀念也為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合流創(chuàng)造了可能。

　　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凸顯出非理性因素的強大，史學家們對蘭克學派按照理性精神而作出的歷史解釋表示懷疑[10]。“新史學”在此后不斷發(fā)展，從過去以歷史過程描述為主的史學逐步轉(zhuǎn)向以理論描述為主的史學。此時興起的年鑒學派成為了“新史學”風潮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與傳統(tǒng)史學不同，年鑒學派提出了“問題史學”，認為人需參與到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并倡導以科學分析的方式來開展歷史研究。相對于以往的蘭克史學來說，他們在歷史研究上有了新的思考并更為注重對歷史本質(zhì)的探索，印證了年鑒學派是以歷史的科學化為目標，以引進科學方法為宗旨的。“新史學”思潮并不否認蘭克學派的貢獻。在史料考證以及批判方法上，他們?nèi)允沁x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xù)發(fā)展，跳出了以往的歷史研究思維，對蘭克學派進行了更為科學化的發(fā)展，這是西方史學史上的一大進步。

　　在方法上，他們采用比較法、計量法等方法，其中的計量研究方法是史學家們最常用的史學研究方法，巴勒克拉夫說：“對量的探索無疑是歷史學中最強大的新趨勢，是區(qū)別 20 世紀 20年代和 30 年代對待歷史研究的不同態(tài)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在歷史學界，沒有任何問題比它引起了更大的騷動。”[11]可見，計量方法作為年鑒學派中的典型歷史研究方法，在歷史研究方法中處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從過去所使用的描述性方法轉(zhuǎn)向了量化性分析方法，用數(shù)據(jù)來說話，這樣一來，讀者就有機會通過這些經(jīng)由計量分析的作品來接觸到“精確”的歷史。但計量方法也不是最完美的方法，斯通直接批評計量方法存在著弊端：“在肯定成績以外，不可否認的是，計量史學并沒有實現(xiàn) 10 年前所提出的宏偉愿望。很多重大的歷史問題像先前一樣沒有解決。”[12]

　　基于時代的發(fā)展，斯通的觀點反映了后世史學家對于計量分析的認識，計量方法本身在采集數(shù)據(jù)后需要經(jīng)過一系列的運算、核對，當運算工程較為龐大時，史學家們便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運算上的失誤，這也就使得呈現(xiàn)出來的歷史作品難以精確地反映規(guī)律，甚至會誤導公眾，同時，該方法由于充滿專業(yè)化知識而成為了公眾的門檻，通常情況下，抽象的公式、圖表等為少數(shù)學者所靈活運用，對公眾而言更是晦澀難懂，久而久之，可能會使得歷史學無法解決原本的問題，甚至出現(xiàn)公眾對歷史學興趣度下降的危機。從傳統(tǒng)史學到“新史學”的歷程，后者對于前者是繼承與批判，但究其歷史寫作方式，敘事史寫作的作用逐步被弱化，在敘述史消失后的一段時間里，史學家們也逐步意識到西方史學面臨著新的困境，他們開始將目光重新轉(zhuǎn)向敘事史。20 世紀 70 年代，在西方史學的演變過程中出現(xiàn)了“敘事史的復興”。

　　三、“敘事史的復興”的社會科學化以及面臨的危機

　　美國先鋒文化史家彼得·蓋伊在《歷史學風格》(Style In History)中說：“沒有分析的歷史敘事是陳腐的，沒有敘事的歷史分析是不完善的。”[13]蘭克學派與年鑒學派圍繞歷史研究應注重史料還是主觀現(xiàn)象這一問題展開思考，不可否認，兩大學派所提倡的史料考證和關注社會為后世進行歷史研究提供了經(jīng)驗，但他們都沒有實現(xiàn)分析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在“敘事史的復興”之后，大部分史學家改進了歷史研究的方法，他們在歷史研究中努力實現(xiàn)敘事與歷史分析的結合，使得史學在社會科學化的路上又邁開了一步。“敘事史的復興”并非是歷史倒流，它可以看作是新史學在史學科學化過程中對某種偏差的一種糾正、一種調(diào)整，它絕不是簡單地否定史學科學化的成果，更不是否定新史學本身，自然也不是重新回到傳統(tǒng)史學的經(jīng)驗主義的敘事史中去[14]。

　　相較于傳統(tǒng)史學，新敘事史學家們繼承了傳統(tǒng)史學的研究方法，并在一些看法上有了轉(zhuǎn)變。首先，在研究對象上，他們關注下層人物的生活;其次，他們既關注史料的重要性，也強調(diào)分析是構成敘事史的重要因素，新敘事史學家們逐步將歷史編纂上升到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高度，他們從中開辟了“新文化史”“微觀史學”等領域。譬如，金茲伯格在《奶酪與蛆蟲》中描繪了一個普通磨坊主被拘捕的故事，金茲伯格在審訊材料的基礎上，運用獨特的敘述手法來重構米諾奇歐的精神世界[15]121-122。

　　史學家們在歷史寫作中反映其對主觀世界的認識，展現(xiàn)了歷史學人文性的一面，普通大眾也通過閱讀相關的歷史著作走近歷史學。“敘事史的復興”雖不是歷史研究方法以及歷史科學化的最終范式，但它引起了史學家們對于歷史學特性的思考，通過史料考證來增強作品的說服力，結合跨學科研究方法來加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而在“敘事史的復興”歷程上也不會一帆風順，“后現(xiàn)代主義”成為“敘事史的復興”潛藏的危險種子。在這股思潮中，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家們注重歷史研究中的敘事模式，其中以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為代表。海登·懷特認為只要使用語言，就無法避免“詩性”，“詩性”是歷史學的深層結構[15]137。

　　他在《元史學》中，以文學和語言為基礎進行比較，從而實現(xiàn)會通史學與文學的目的;安克斯密特的后現(xiàn)代主義可以說是懷特基礎上的延伸，他認為美學主宰了表現(xiàn)的所有形式，并承認歷史編纂學的美學本質(zhì)[16]。這樣，歷史無非等同于藝術，作者的創(chuàng)造能力極為重要。從海登·懷特及安克斯密特的觀點不難看出，后現(xiàn)代主義同人們原有的理性邏輯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注重非理性因素，不少史學家們提出歷史寫作應重視敘事的觀點，懷特說：“賦予歷史事件意義的主要方法是敘述。”[17]在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家們看來，歷史就是一種敘事，但若運用不當，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家們會因過度沉溺于敘事的主觀化而忽視客觀性因素，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可能被消解。

　　四、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未來聯(lián)系

　　在歷史學研究進程中，史學家們對以往史學的再次思考，推動歷史學研究不斷發(fā)展，如史學逐步具備了“科學化”的色彩，即使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沖擊下，史學的科學因素會有所動搖，但科學理性并未就此而完全被摒棄，并且，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家們的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作者對社會小人物的關注，其中也不乏作者在歷史寫作中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查爾斯·蒂利提到：“社會科學方法把普通人帶回歷史的記錄中去，而讓歷史學者把他們從抽象主義中拯救出來，重新獲得對日常生活的感覺。”[18]這種情況下的歷史研究，不僅帶有“科學化”色彩，還具有“社會科學”色彩。未來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兩者的關系是緊密的，單一的研究方法難以解決諸多問題，這也就使得歷史研究方法不斷更新。

　　早在 1904 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舉行的有關歷史科學的特別討論會上，德國的蘭普雷希特、英國的伯里等歷史學家一致同意以跨學科的方向來改革歷史研究。通過不同學科的相互借鑒，有利于促使歷史學不斷進步，在跨學科研究的影響下，歷史學家們運用多門學科知識來擴大他們所研究的范圍，正如史學的社會科學化離不開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知識，學科之間將會越來越依賴，更不用說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除了學科整合，史學家們還需要在歷史研究上保持懷疑的態(tài)度，這種懷疑精神是科學研究所提倡的。從年鑒學派批判傳統(tǒng)史學再到“敘事史的復興”，這無疑代表著歷史研究沒有終點。史學家們會在時代發(fā)展中不斷發(fā)現(xiàn)史學研究存在的弊端而進行調(diào)整，挑戰(zhàn)以往史學的權威。可見，科學精神突破了思維的牢籠，促使歷史研究不斷向前。

　　參考文獻：

　　[1]葛劍雄，周筱赟 . 歷史學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72.

　　[2]卡爾 E H. 歷史是什么?[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15.

　　[3]路易斯·明克 . 歷史的哲學和原理[M]// 伊格爾斯 . 歷史研究國際手冊——當代史學研究和理論 . 陳海宏，譯 .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27.

　　[4]柯林武德 . 歷史的觀念[M]. 何兆武，張文杰，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王學典 . 史學引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6]恩斯特·卡西爾 . 人論[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7]梁啟超 . 中國歷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9.

　　選自期刊《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22 年 7 月第 43 卷　第 7 期

　　作者信息：陳夢燁(江漢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