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語教育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語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通過對建國70年以來我國語言政策、語言規劃以及外語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進行探究，來梳理和分析相關政策和研究成果，并對其走向進行簡要分析。

　　關鍵詞：語言政策;外語教育政策;研究綜述

　　外語老師論文投稿刊物：中國外語教育以理論聯系實際、學術性與應用性兼容、科學性與社會性并重為辦刊宗旨，鼓勵研究者以教師所關注的問題為研究重點，支持一線教師開展具有個性的研究，是我國外語教育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的專業平臺。

　　1.我國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發展研究

　　語言政策的概念多種多樣，較為通俗的解釋是“語言政策是指人類社會群體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根據對某種或者某些語言所采取的立場、觀點而制定的相關法律、條例、規定、措施等等。”語言政策常與語言規劃聯系起來，Claudeson認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二者都是政府機構的行為(Ager1996:3)。我國政府對語言政策的發展一直較為重視。我國語言政策的發展大致從1949年建國以來才開始起步，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根本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和“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我國政府不僅從法律上給予語言政策以權威，同時還設立專門的機構進行規劃和管理。例如在1954年設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動了引起全國響應的《漢字簡化方案》，其工作包括編訂漢字標準字表，制定詞的連寫規則等。因此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推廣普通話;整理和簡化漢字;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規范語言使用(道布,1998)。經“文化大革命”的停滯后，我國的語言文字規劃布局工作于1977年重新提上日程。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把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繼續推動我國語言文字的改革。

　　我國學者對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方面的研究也隨著政策地推廣而逐步展開深入。洪愛英、張緒忠(2016)對近10年來國內語言規劃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并從歷時的視角進行述評。周慶生(2019)梳理了我國語言政策研究發展的歷程，將此研究歷程分為了四個時期，提出了兩大發展動向，是近些年來較為全面的關于我國語言政策發展的研究綜述。

　　2.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的發展研究

　　回顧建國以來，我國對外語教育的重視隨年增長，制定了一大批相關的外語教育政策。70年來，我國的外語教育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發展歷程和發展狀態。胡文仲(2009)大致將建國以來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1)1949-1965年，我國的外語教育百廢待興，處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上;2)1966-1976，“文革”期間遭受到巨大破壞;3)1977年至今，改革開放使得我國外語教育得到空前的發展。

　　2.1除舊立新期：1949-1965年

　　在這一歷史階段，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主要受到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國與蘇聯建立友好關系，俄語教育得到空前發展。周恩來總理在1952年親自批準了《關于全國俄文專科學校的決定》，設立北京俄專、大連俄專等七所專門學習俄文的學校(李傳松;許寶發,2006)。而在此時期，國內東西方語言受到的重視程度大不相同，如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西方語言如英語、德語、法語等教學點的規模遭到削減，只剩下8個英語教學點，3個法語教學點和3個德語教學點(付克,1986)，出現了語種設置比例失調的問題。而直到1956年，俄語人才供過于求時，西方語言的教育才逐步受到重視，如在1959年，北京廣播學院的外語系開始設立英語、西班牙語、波斯語、葡萄牙語、波斯語等語種。

　　由于1959-1961年間的自然災害和錯誤(“大躍進”和“反右傾”)，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遭到短暫停滯。在1961年恢復之際，政策文件允許第二外語除了俄語或英語外，還可選擇其他通用語種如英語、德語、法語等作為第二外語(李傳松;許寶發,2006)，這就極大地緩和了我國語種設置比例不均的問題。建國70年以來，我國頒布關于推動外語教育發展的政策和文件數不勝數，但有一文件最為值得重視，即1964年批準的《關于外語教育七年規劃問題的報告》和《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較好地為我國的外語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四川外語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這一綱要糾正了之前東西方語言教育比重不均的問題，把專業外語與公共外語、學校外語教育與業余外語教育并重，并決定在學校教育中把英語確立為第一外語。

　　2.2“文革”動蕩期：1966-1976年

　　在“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外語教育界是重災區之一。“四人幫”散布的“外語無用論”使得外語教育的發展不進反退。在我國外語教育處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周恩來總理五次親臨二外，極大地鼓舞了外語教育工作者。在70年代初期，隨著意大利、奧地利、日本、英國等西方國家與我國的建交以及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政府意識到國內外語人才的匱乏，故外語教育從1972年前后開始逐步恢復。如上海外國語學院于1972年恢復招生后，恢復了系的建制，設立英語系、德法系、西語系、日阿語系等，并增強教師隊伍，增加圖書藏書量和報刊的訂閱量等(李傳松;許寶發,2006)。

　　除此之外，1975年夏季，教育部等部門按照中央指示在廣州召開了全國詞典編纂會議，計劃十年內編寫中外語文詞典共160種，其中有7種常用外語詞典(英語、日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共81部，其他外語詞典共48部(李傳松;許寶發,2006)。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1971年開始編纂《漢英詞典》，而后《日漢詞典》、《法漢詞典》等也相繼應運而生，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動蕩時期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

　　2.3恢復發展期：1978至今

　　“文革”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國的教育科學工作逐步走向正軌，外語教育也開始了新時期的發展。外語教育座談會的召開首先回顧了以往我國外語教育中的問題，如建國初期大力發展俄語導致語種比例失調，對中小學外語教育重視不夠等，并做出了以下建議：加強中小學外語教育;集中辦好一批重點外語院校，培養高水平的外語人才等(戴煒棟;胡文仲,2009)。同時，多語種和世界語也得到恢復和發展。《關于重申將世界語作為第二外語的通知》指出要培養一批世界語人才，并在昆明、太原等地建立專門的世界語專科學校。其次，外語專業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發展。

　　1978年開始恢復研究生招生，1981年實行學位制，英語、俄語、法語、日語、專門用途英語等均有自己的學位點，較好地為培養高水平的外語人才提供了平臺。再者，我國中學的外語教育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前期我國中學的外語教育出現了重視不夠、語種設置不合理、教師隊伍水平差等問題，甚至有一段時期初中外語被取消(王定華,2018)。在新時期，各部門認識到了中學外語教育的重要性，在總結之前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逐步對我國的中學外語教育進行改革。

　　如政策文件指出有條件的中學應該從初中一年級就開設外語課程;從地區和發展的需求出發，中學語種設立應更加合理(如在東北地區應適當增重俄語教育比例)等(王定華,2018)。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外語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開展了多項外語教育調查工作，調查從教材和教學方法方面入手，涉及到了中小學、大學等多個機構，英語日語德語等多個語種，并且進一步完善了外語測試工作。

　　在高等教育方面，《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在指出之前思想觀念、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不適應等問題后，也提出了轉變發展的新思路，如培養復合型人才、轉變思想觀念等(胡文仲,2001)。蔡基剛(2014，2019)也指出我國外語教育政策在新時代發展途中必須思考的問題：外語教育政策的沖突：復合型人才還是英語專業人才培養?國家戰略視角下的我國外語教育政策調整---大學英語教學：向右還是向左?這些都是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發展道路上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利于突破狹隘單一的模式，尋求新時代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的發展之道。

　　自“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以來，加快外語非通用語等緊缺專業人才培養的需求日益迫切，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已成為我國外語教育在新時期的發展目標。教育部2018年在《關于加強多語種課程建設與招考改革的提案》的答復函中提到以下舉措：結合實際設置中小學外語課程;多種形式促進多語種外語教學;進一步推進多語種外語考試改革;加強多語種教師資格認定;加強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這些舉措將更好地服務新時期我國的外語教育發展。

　　3.結語

　　建國70年來，外語教育作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中的一部分，在經過艱難曲折的道路后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在發展過程中雖遇到了不少艱難險阻，但仍舊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在如今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之下，新形勢對我國的外語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這要求我國外語教育的模式能夠培養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型復合型人才。總之我國的外語教育工作者應戒驕戒躁，憑借幾十年總結出的經驗和前人的豐富成果，努力為我國外語教育的發展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

　　參考文獻：

　　鮑敏;沈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語教育規劃[J].語言戰略研究，2018(05)

　　蔡基剛.外語教育政策的沖突：復合型人才還是英語專業人才培養[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4)

　　蔡永良.語言戰略與外語教育：新時期我國外語教育規劃思考[J].中國外語，2017(05)

　　戴煒棟;胡文仲.《中國外語教學理論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道布.中國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J].民族研究，1998(06)

　　馮增俊;沈騎.建國60年以來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研究綜述[J].江蘇社會科學，2009

　　付克.《中國外語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6胡文仲.我國外語教育的得與失[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