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體教分離‛到‚體教結合‛，再到‚體教融合‛‚體回歸教‛，其背后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和實事求是并與時俱進地發展中國競技體育的現實邏輯，是根據國家的發展需要和現實條件，在不斷改革中最有效率地發展我國體育事業的中國智慧。當下的‚體教融合‛，指明了未來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特別是青少年競技體育發展與改革的方向，但其內容和力度依然是在體育體系、教育體系‚雙軌制‛下的‚有限度地融合‛，且‚體教融合‛的目標與到達指征還不明確。研究認為：‚體教融合‛的改革應是有方向、有目標、有結果預測的‚體教合二為一‛的過程，其到達點應是‚體融于教‛，或者說是‚體回歸教‛，即‚中國青少年競技體育的訓練與競賽逐漸回歸國民教育系統，青少年運動員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體育特長得到超長發展，從而建立以國民教育系統為主軸，以體育社會市場體系為輔助的競技體育‘新舉國體制’，使中國競技體育得以健康和可持續地發展‛的新格局。

　　關鍵詞：體教分離;體教結合;體教融合;舉國體制;青少年競技體育;國民教育體系

　　2020年4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深改委十三次會議審閱通過《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時指出：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要樹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動青少年文化學習和體育鍛煉協調發展，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完善青少年體育賽事體系，幫助學生在體育鍛煉中享受樂趣、增強體質、健全人格、錘煉意志，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1]。孫春蘭副總理也曾指出：中國進入新時代，理應探索一種不同于美國和德國，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即中國特色“體教融合”[2]。習總書記、孫副總理以及《意見》都提出了新時代“體教融合”的要求，吹響了促進青少年文化學習和體育鍛煉協調發展工作的沖鋒號，也向教育界和體育界的工作者們提出了新的思考與研究命題。

　　我們面臨的思考有：“體教結合”和“體教融合”的另一面是“體教分離”，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體教分離”?“體教分離”是如何產生的?有著怎樣的演變過程?“體教分離”是對還是錯?對在哪里?錯在何處?又是出于怎樣的目的開始推進“體教融合”?“體教融合”要達到怎樣的目標?推進怎樣的工作?“體教融合”是個過程還是個結果?這些問題都是當下體育界和學校體育界的學者需要深入討論和研究的問題。為提出正確的“體教融合”策略，明晰“體教融合”的各項工作，本文本著這一研究目的對“體教分離”“體教結合”“體教融合”和“體回歸教”的中國邏輯線索進行討論。

　　1“體教分離”的歷史形成與時代功績

　　在當下“體教融合”的語境中，“體教分離”無疑是貶義詞，是改革對象，但當我們把“體教分離”放到解放初期的特定歷史中，會發現“體教分離”不但是歷史的必然，而且有著不可抹殺的偉大功績，是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最實事求是和最符合邏輯的選擇。

　　1.1‚體教分離‛競技體育模式的歷史形成

　　解放初期的新中國，被西方國家嚴密地封鎖和孤立。為了打破封鎖，中國希望通過體育的國際交往打開局面并為國爭光。第一任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對體育界的同志說：“過去洋人罵我們是“東亞病夫”，現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頂帽子要摘掉。誰來摘呢?搞體育工作的人來摘嘛!這個任務很艱巨，也很光榮。體育是人民的一項事業，我們不去干，還算是共產黨員嗎!”[3]然而，新中國面臨的是人民體質孱弱、運動水平低下、專業人才匱乏、體育場館凋敝的窘境。為迅速提高中國競技體育水平，中國急需一種集約高效和可以高速發展的體育模式，而這種模式當時業已存在，就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體育制度。

　　1952年8月，剛剛從赫爾辛基奧運會歸來的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全國體總副主席兼秘書長榮高棠向國務院匯報我國參加奧運會的情況，并就加強體育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議[4]。1952年9月6日，全國體總主席、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也向政務院提出了一份相似的報告，兩份報告(以下簡稱“榮馬兩報告”)都提出了“應像蘇聯那樣發展體育”的建議。正是“榮馬兩報告”大大推動了延續至今的“體教分離”的體育發展模式。“體教分離”主要體現在政府管理部門的分離、運動員培養體系的分離、青少年體育競賽體系分離等3個主要方面。

　　1.1.1政府管理部門的“體教分離”

　　國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成立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行使國家對體育事業的統一管理。但全國體總畢竟是個社會團體，而體育大發展需要對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管理和調配才能保證競技體育的優先和快速發展，于是進一步加強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勢在必行。同時，“榮馬兩報告”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應像蘇聯那樣在政府中設立體育運動委員會的建議。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正式批準成立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賀龍元帥被任命為首任中央體委(1956年改稱“國家體委”)主任。

　　中央體委成立后，縣以上政府的體委陸續成立，迅速形成了體育管理的3大組織系統，即國家體育管理行政系統、軍隊體育系統和體育社會組織系統，為以后高效統一的體育行政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5]。這就是行政管理部門的“體教分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體教分離”是教育界和青少年教育界的主動行為，因為設立中央體委的建議是由時任體總主席的教育部長馬敘倫和時任體總副主席的共青團中央領導榮高棠率先提出的。

　　1.1.2青少年運動員培養的“體教分離”

　　1952年2月，中央組織部和團中央聯合發出《選拔各項運動選手集中培養的通知》，隨后的“榮馬兩報告”也提出應像蘇聯一樣集中訓練優秀運動員的建議。1952年，國家成立了“中央體訓班”，即現在國家隊的前身，從全國籃、排球比賽選拔出來的58名男女運動員成為首批國家隊員。

　　至1956年，國家先后在田徑(1953)，乒乓球、游泳、羽毛球(1954)，體操(1955)等項目上組建了國家隊，各大行政區也相繼成立“體訓班”，成為了省體工隊的前身。于是，具有優秀體育才能的青少年開始離開學校，集中在體育部門進行集中訓練。國家還仿照蘇聯模式建立了各級青少年業余體校，1956年，國家體委公布了《青年業余體育學校章程》(草案))，后又頒布《青少年業余體育學校試行工作條例(草案)》，對辦業余體校的條件、項目、學制、教學訓練、思想政治工作、教練員與學生、組織領導、運動保健、設備和經費等方面做了詳盡規定。

　　1965年6月，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各地都應集中力量辦好重點青少年業余體校，要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一些優秀運動員，向專業隊輸送。有條件的省、市、自治區可以建一所半天讀書、半天訓練的中心青少年業余體校，作為專業隊的預備隊”。由此至1965年，中國形成了一個從基層單位業余體校，到重點業余體校、中心業余體校(專業體校)和專業運動隊的層層銜接的運動訓練三級人才培養網絡。自此，青少年的運動訓練有了獨自的體系，實質性地離開了國民教育體系，形成了“青少年運動員教育體系”[5]。

　　1.1.3青少年體育競賽的“體教分離”

　　“榮馬兩報告”還提出，應像蘇聯那樣搞高水平的全國體育比賽。中國競賽體制的最早雛形是1956年國家體委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競賽制度的暫行規定》(草案)，規定將全國各種競賽活動均納入到一個嚴密的管理系統，與此同時，國家開始逐步建立優勝獎勵制度。于是，瞄準為國爭光的最高水平的青少年體育競賽開始與以體育教育為主要目的大中小學校的體育競賽分離，形成“青少年運動員的競賽”和“學校學生的體育競賽”的“脫軌”，直至后來形成了兩個需要“資格認定”雙軌比賽系統。

　　當然，“體教分離”還體現在一些其他方面，如體育人才培養機構的“體教分離”。“榮馬兩報告”提出應像蘇聯那樣成立體育學院，于是各大行政區紛紛依托普通高校的體育系建立中央、華東、華中、華南、西北、西南、東北等體育學院，體育教育人才和運動訓練人才的培養也出現了“雙軌制”。“榮馬雙報告”還提出建設大型運動場館的建議，隨之而來的是大型體育場館建設越來越遠離學校。

　　1.2‚體教分離‛體育發展模式的歷史功績

　　以“體教分離”為重要特征的“舉國體制”，很好地適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際政治環境，適應了國家的需要和“一窮二白”的經濟狀況，所采取的“加強統一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為中國競技體育早期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歷史節點的大事件上。

　　1.3‚體教分離‛歷史價值與意義

　　在新中國成立之始的特定歷史時期里，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政治環境下，中國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推進了以“體教分離”為主要特征的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因此，我們不應該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待當時的“體教分離”。縱觀世界各國的青少年競技體育模式大致可以劃分為：

　　①“體教分離型”，如蘇聯、前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中國大致屬于這一類;②“教社鏈接型”，即社會青少年俱樂部與學校體育聯合發展青少年競技體育，德國是這一類型的典型;③“體教合一型”，即青少年競技體育置身于國民教育體系內，青少年優秀運動員在學校中邊學習邊訓練的類型，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體教合一型”需要教育系統內存在有高水平的運動訓練條件和成熟的、有影響力的競賽體系，而“教社鏈接型”則需要社會上有成熟的面對學生訓練條件和相應的比賽。

　　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教育也是百廢待興，中國的社會體育組織以及面向青少年的運動訓練體系很不發達，新中國處在綜合國力、教育、社會體育發展都很弱的情況之中，如果不是在“國家強有力的領導”和“集中、單獨且高效的青少年競技體育體系建設”方面進行非常規、非對稱的發展，中國競技體育無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對比與我國國情相似的印度的體育發展就會看得更清楚。因此“體教分離”的模式是當時中國的不二選擇。

　　對以“體教分離”為主要特征的“舉國體制”，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指出：“舉國體制的實質，就是發揮社會主義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原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指出，“舉國體制是指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動員和調整全國有關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質資源，攻克某一世界尖端領域或國家級特別重大項目的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

　　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中國奧委會主席劉鵬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作出的詮釋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運動員在各類國際體育比賽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一條重要的經驗是國家的高度重視和有效組織，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效配置全國的競技體育資源。我國初步形成了業余體校、體育運動學校、優秀運動隊為基礎的三級訓練網，完善了運動員、裁判員注冊制度和國家隊集訓制度，形成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運動訓練管理體系，形成了每4年舉辦一次全國運動會制度和全國城市運動會制度。各省(區、市)也根據全運會的周期，舉辦全省(區、市)運動會，發現和培養優秀競技體育人才，這就是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雛形。

　　劉鵬還指出，“舉國體制”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舉國體制”的動力是為國爭光的目標;“舉國體制”的保證是有力的政府調控;“舉國體制”的主要措施和組織形式是以國家隊為龍頭的多級條塊結合的訓練體系;“舉國體制”的重要標桿是各級各類體育競賽[5]。綜上所述，“體教分離”及以其為主要屬性的“舉國體制”的歷史價值與意義是：①是“為國爭光”目標下中國快速發展競技體育的制度選擇;②借鑒并發展了蘇聯頗為成熟的體育發展體制;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其在資源極為貧乏的條件下進行最有效的資源調配提供了可靠的保證;④建立了與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組織體系、青少年運動訓練體系和相對封閉的體育競賽體系。

　　2.“體教分離”的局限與“體教結合”“體教融合”的必然

　　2.1‚體教分離‛的問題與結構性的缺陷以“體教分離”為主要特征的“舉國體制”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和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其局限性與問題也逐漸凸顯。“體教分離”的問題正是來源于其“優勢”，即來自“大一統”的行政管理機制、集中培養優秀運動員的策略以及以奧運為中心的相對封閉的競賽體系，這些缺陷不是工作方法層面的不足，而是結構性的不足。

　　2.2‚體教融合‛的歷史使命及其工作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體教分離”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面臨改革。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體教結合”的說法已經出現，不過“體教結合”并不像“體教融合”如此深入，即以面向優秀運動員招生、依靠教育系統提升運動員文化，由教育部組團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以及體育后備人才試點學校和大學高水平運動隊等方面。而日前由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聯合頒布的《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對未來體育改革具有風向標意義，對青少年體育工作提出了整體性新要求和新工作[8]。

　　3.“體教融合”的局限與“體回歸教”的展望

　　3.1“體教結合”與“體教融合”都只是改革的過程

　　無論是“體教結合”還是“體教融合”，依舊只是對現行體育管理體制的完善過程，并不是中國體育管理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更不是改革的終極目標。因此，還很難期待以當下的“體教融合”完全解決以往“體教分離”(或者說是之前“舉國體制”)的不足與缺陷。

　　3.1.1“體教融合”應超越“體教結合”行政管理部門的“體教分離”依然存在，青少年體育的“政出兩線”的大局面并沒有改變，“體教融合”之“融合”的本意應超越“結合”的含義。“結合”為兩個主體的共生，而“融合”則是兩個主體“融為一體，難分你我”。那么，“體教融合”是“體融于教”，還是“教融于體”，僅從青少年體育而言(至于社會體育和體育產業等角度不在本“體教融合”的論題之中)，恐怕唯“體融于教”為正確方向，那么如何融合，僅就《意見》的內容而言，其前瞻性和指向性并不明確。

　　3.1.2“體教融合”道阻且長

　　《意見》雖然提出一些青少年運動員的“融合”的舉措，但基本都是體教的“互相開放”和“互相幫助”的程度，青少年運動員“身份的分離”“所屬的分離”“訓練場所的分離”“待遇的分離”以及“水平的分離”等依然存在，兩個系統的運動員只是有所靠攏，依然是高水平和職業化的青少年在體育系統，普及水平和業余性青少年在教育系統。雖然《意見》追求最大限度的結合和打通，但由于體育體制的存在，“融合”的途徑并不多，因此，前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再就業問題會依然存在，后者進行高水平訓練和參加頂尖水平競賽的機會依然有限。

　　3.2‚體回歸教‛的構想與策略

　　3.2.1新的舉國體制

　　中國體育事業的全面發展與青少年競技體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前景是“體回歸教”，本文更愿意稱其為“新的舉國體制”。真正意義上的“體教融合”的含義應是：競技體育事業逐漸回歸國民教育系統，國家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系統內借用并強化現有學校體育資源發展青少年競技體育事業[10]。方法是國家根據全國競技體育發展的總計劃，科學地部署高校作為“競技體育發展任務學校”(以下簡稱“任務學校”)，由國家教育部門和國家體育部門予以任務布置，要求其建設1～3個項目的高水平運動隊(擔負起省市運動隊的職責，或者是“影子省隊”)。

　　同時，要求高校的“任務學校”在中小學通過協議形式建立“對口輸送學校”，以形成各個項目的“一條龍”訓練培養體系。國家對高校“任務學校”以及“對口輸送學校”的人才輸送與競賽成績進行定期業績評估，并根據業績情況予以獎罰。就歷史經驗和國際經驗兩方面而言，這種“體回歸教”的“新舉國體制”是完全可行的。它既改革了現有的競技體育體制，也沒有放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優越性，因此不會出現巨大的改革震動，或因大幅度市場化造成國家競技體育水平的滑坡。同時，促進了國家競技體育在國民教育體系內健康可持續地發展，也促進了青少年文化課學習和身體鍛煉的全面結合和相互促進。

　　體育教育論文投稿刊物：體育文化導刊

　　4.結語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體教分離”、改革開放以后的“體教結合”、走進新時代的“體教融合”以及我們可展望并可期待的“體回歸教”發展線索背后，是中國國家發展和體育事業發展的內在邏輯，是“根據國家的發展需要和現實條件，與時俱進地、不斷改革地，最有效率地、功能最大化地發展中國體育事業，使其不斷為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出新貢獻”的策略原則。

　　“體教分離”和以其為主要特征的“舉國體制”為中國打開外交局面、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的同時，也顯現出“體教分離”的明顯不足甚至弊病;“體教結合”是修正“體教分離”不足與弊病的開始，但它只是在舊有“舉國體制”下的局部修正和補救性的改良，其力度和廣度都非常有限;新時代的“體教融合”則在青少年競賽的體教融合、強化學校的運動訓練、促進優秀青少年學生運動員培養作出了更多的努力，但依然是體育、教育雙軌制下的結合或“有限度地融合”。

　　真正意義的“體教融合”應該是有方向、有目標、有結果預測的“合二為一”的過程，這個“合二為一”的目標是“體融于教”“體回歸教”，即“中國的青少年競技體育事業逐漸回歸國民教育系統，促進青少年運動員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得到有特長的全面發展，促進中國的競技體育在國民教育體系和社會體育市場體系中得到健康和可持續地發展”的新格局，也是“新的舉國體制”的新格局。至于這個假說的可行性，本研究團隊已經對“體回歸教”的漸進性的過渡實施方案和具體措施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對培養人才的布局、教練的保證、經費的投入與劃撥方式等進行了模擬分析，以證明“新的舉國體制”是完全可行的，相關研究結果將在后續的論文中繼續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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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毛振明1，查萍2，洪浩1，孫思哲1，錢婭艷3，何宜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