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推動了我國高校資源配置的轉型。當前，我國高校資源配置的發展趨勢逐漸以政府為主體的“政策性”單一資源配置轉向以市場為主體的“競爭性”多元資源配置。但由于政府職能尚未完全轉變，市場機制還不完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高校對市場資源配置尚不適應，導致區域之間、校際之間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差距較大，發展不均衡問題凸顯。基于對高校資源配置的供需關系、主要表征進行梳理和分析，探討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我國高校資源配置優化策略，對新時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資源;配置方式;優化策略

　　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51.6%，標志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的來臨，意味著高校資源配置方式也隨之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實踐中，政府可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發起人或資助者，高等教育改革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責任人或實施者絕對不能是政府，而必須是大學本身”。[1]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資源配置主體是以政府為主，“均衡發展”和“重點建設”相結合，實行“重點帶一般，一般促重點，相互提高，加速發展”的資源配置政策[2]。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中央財政撥款逐步引入績效評估體系”[3]，我國高校資源配置呈現“政策性”資源配置向“競爭性”資源配置發展的趨勢。由于高校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不完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大學間資源競爭能力差異大”[4]，導致高校發展不均衡問題凸顯，資源配置的杠桿并未有效支撐高校高質量發展。

　　高等教育普及化致使高等教育規模總量增加且持續擴張，對于以政府為主體的資源配置方式帶來了巨大挑戰，一方面，滿足普及化規模的增長而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另一方面，保障高等教育普及之上的內涵提升需要增加投入，在高等教育“量質并舉”的過程中，推動高校資源配置方式的轉型。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中，優化高校資源配置，提高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校的教育質量，回應人民對優質高等教育的期待。

　　一、我國高校資源配置的供需關系

　　資源是指對人類有價值的所有組成的集合，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空資源和制度資源。[5]高校資源的核心是人、財、物，而高校資源配置主要是理順高校資源的供需關系，“供”主要指外部所能夠提供給高校的各類資源，“需”則指高校內部運轉所需要的一切資源。盡管學界對高校資源的定義還沒有達成共識，但人、財、物等依然被認為是高校資源的核心內容。從供需關系出發，高校資源配置呈現出結構性、發展性和調節性。

　　(一)高校資源配置的結構性供需關系

　　對于我國高校來說，大學是一種稀缺性資源，而高水平大學更是極其稀缺性資源。一是從高校數量關系看，世界高等教育正逐步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0%以上)。在這個階段，我國高等教育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高水平大學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高水平大學發展之間的矛盾。

　　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集中在高水平大學資源的競爭，從早期的重點大學，到“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學，再到現在的“雙一流”大學，高水平大學公平化和均衡化將會成為人們對高等教育公平化和均衡化的評價標準。二是從高校資源屬性看，高校資源具有較強內隱性，高校資源中除了一些物性資源外，更多表現為非物性資源，如大學辦學聲譽、大學舉辦者精力投入、大學文化積淀等。克拉克·克爾認為學校聲譽是一個相對穩定但又十分客觀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所大學的歷史地位和影響[6]。

　　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對大學評價不斷強化綜合聲譽指標，綜合聲譽指標從2006年的6.65%增長到2015年(社會影響)的16.80%，加拿大的麥克林雜志對一流大學的評選標準聲望占總分的20%。正是因為高校存在許多隱性資源，使高校資源配置變得更加復雜，許多“軟性資源”的需求逐漸受到重視并得到滿足。三是從高校發展階段看，高校資源配置總體上是短缺的，不同時期，因高校的任務重心不同，高校的資源短缺的表現形式可能存在差異。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學校規模擴大，學生數量增加造成物性資源短缺，而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階段，質量發展，辦學水平提升同樣會造成物性資源短缺。

　　(二)高校資源配置的發展性供需關系

　　高校作為培養人的社會組織，社會對其的要求不斷提高致使其功能不斷完善。一是高校功能內涵的變化，資源需求不斷增加，在某種程度上，高校功能定位越多，需要的資源就越多，特別需要更多的社會資源支持配合。從約翰·紐曼最初提出“大學是傳授知識，訓練良好的社會成員，提升社會格調的場所”的大學理念[7]，發展到今天的大學，已經承擔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等更多的責任和義務。質量是一個相對概念，質量的高與低并不是絕對的，沒有最高標準，不斷提升的質量需求，對資源保障的要求也會提高。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結合美國實際所指出“物品是有限的，而需求卻無限。在經歷了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后，美國的生產能力也并未滿足每一個人的欲望”[8]。

　　二是高校發展的不同時期，社會資源依賴的主體發生變化。程瑛認為“大學資源具有內在的‘生產性短缺’的特點，作為社會的一個非物質生產部門，大學的組織特性限制了它通過交換產品以獲取資源的能力”[9]。 希拉·斯特勞(SheilaSlaughter)和拉里·萊斯利(LarryLeslie)的研究表明，“國家對自由支配資源的限制造成院校更多的資源依賴，促使院校和教授去依靠其他的財政來源保持院校的收入”[10]。三是以政府為主體的財政撥款方式，會形成單一的“服務承諾主體”。高校在爭取辦學自主權進程中，由于受到資源依賴主體限制，在以政府撥款為導向的財政投入模式中，容易受制于政府政策和規劃;在以市場和捐贈為導向的財政投入模式中，容易受制于市場和捐贈者。

　　(三)高校資源配置的調節性供需關系

　　高校外部資源的不確定性，使供需關系不斷調整。

　　一是從高校外部資源來源的主要途徑來看，除了相對穩定的政府財政性收入，其他外部資源如學費、教育活動和科技服務、社會捐助等都是動態的，資源具體數量并不能確定。因此，這就需要高校自身通過調整辦學重心，適應社會變革的需求，為了追求學校辦學聲譽最大化而參與市場行為及類似市場行為競爭，以期望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高校內部資源的動態性，打破供需關系平衡，高校資源已由“政策性”供給逐步向“競爭性”供給轉變。

　　二是高校學科、專業、條件、生源及師資等資源具有較強的動態性，對于高校整體而言，這些資源屬于可共用資源，動態性資源也成為高校辦學過程中競爭的焦點。有研究者將高層次人才分布不均衡視為高等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核心因素[11]。高層次人才資源作為高校特殊資源，具有顯著的全球化和國際化特點，這說明高層次人才流動具有必然性。我國通過出臺相關政策或制度，調節區域高層次人才流動的問題。但這一問題的根源是高校內部優質資源短缺，而高校資源的共用性決定了人才的流動性，所以對人才資源的競爭進一步引發新的供需關系形成。

　　三是高校資源均衡與否，取決于高校內外部資源的供需平衡，對于資源不平衡的問題，“加大教育投入”未必真能實現高等教育區域均衡化或是縮小不同高校間資源的差距，需要綜合考察歷史因素、社會因素和區位因素等多方面原因。

　　二、我國高校資源配置的主要表征

　　由于高校資源配置的供需關系，直接影響了高校資源分配方式及表現形式。希拉·斯特勞(SheilaSlaughter)和拉里·萊斯利(LarryLeslie)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其政府對高等學校的資助已經下降，盡管這些下降在數量上和形式上差異很大”[12]。當前，政府投入依然是我國高校主要的經費增長途徑，在投入方向上以“人員費”和硬件建設費支出為主。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的來臨，相對穩定的供需關系被打破，以政府為主體的一元資源配置將逐漸轉向以市場為主體的多元資源配置。

　　(一)高校資源配置的“歷史差異”與“現實均衡”

　　高校資源因歷史、經濟、城市及政策等原因而形成了“歷史差異”，首先大學建立之初所承擔的任務及責任不同，形成了大學之間的差異;其次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造成了所在區域大學資源的差異;再次城市資源替代大學資源，大學所在城市的發展能力及吸引力，造成了城市中的大學發展的差異;最后國家在發展高等教育進程中的政策導向，如出臺了一系列重點大學建設政策，加大了大學資源的發展差異。因此，追求高校資源“現實均衡”，必須要了解高校資源“歷史差異”形成的根源，而“高等教育均衡是高等教育系統動態均衡、相對均衡、特色化均衡和整體協調均衡的統一”[13]。

　　主要表現為:一是在經費投入上體現政策均衡化的導向。國家通過政策調控，促使區域高校經費投入均衡化發展。2010年財政部、教育部出臺了政策，“要求從2012年開始，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財政撥款水平不低于1.2萬元”。但因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高校經費投入差異未得到明顯改變，各省間生均撥款差異仍然很大。

　　二是在人才資源上體現政策均衡化的導向。2017年教育部明確提出“不鼓勵東部地區高校從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引進人才”，支持東部地區高校向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輸出人才，幫助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輸血”“造血”。國家從政策上對區域人才資源不均衡的現狀進行了調整，同時在學術資源配置政策上也體現出均衡化導向。高校資源“歷史差距”形成了當前高校發展的競爭力、影響力及發展能力。

　　高校資源“現實均衡”是一種理想的發展樣態，一方面從當前開始，國家基于均衡化的指導思想進行高校資源配置建設，使未來的高校資源配置形成一種均衡化發展的態勢;另一方面是“補差距、補短板”，解決“歷史差距”的欠賬。隨著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各國顯然沒有精力和時間投入過多資源彌補過去不均衡發展的欠賬，而應是立足于現實發展，構建一種 高校均衡發展的資源配置模式和機制。社會對高校“歷史差距”或不均衡并不關注，而對當下不均衡的現狀及解決此問題的政策會給予更多關注和評價，但由于高校資源配置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因素影響，單一的教育政策或制度很難發揮作用。因此，對高校資源“歷史差異”和“現實均衡”關系的協調，是高校均衡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

　　(二)高校資源的“增長途徑”與“投入方向”

　　高校資源的增長主要體現在教育經費收入情況的變化。高校收入主要包括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捐贈收入、事業收入、其他教育經費等。結合2015-201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收入情況可以看出，高校資源的增長的體量主要體現在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和事業收入兩部分，可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增長為基本保障。一方面，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事業收入也在平穩增長。美國國家統計中心將教育性銷售和服務及其他路徑作為大學教育經費收入的核心來源[14]。

　　結合2013-2014年度美國11所一流公立大學的收入數據計算得出，11所一流公立大學的收入結構(均值)中，政府投入占比為32.8%，學校的營業和服務收入占比為28.0%。這11所高校中有45.5%的高校營業和服務收入占比超過政府投入占比的均值。我國高校事業收入(其他)增長，特別是在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空間相對較大。在捐贈收入方面，捐贈收入具有波動性變化，且占比一直較低，現階段，我國高校社會捐贈經費嚴重不足，且占總經費的比例極低。

　　因此，高校資源增長的最大空間是如何拓展社會捐贈途徑，不斷擴大社會捐贈經費比例。這意味著高等學校經費來源將會呈現結構性變化，必然會需要不斷加強多元籌措資金能力。對于我國重點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來說，要不斷拓寬籌資渠道，積極吸引社會捐助，擴大社會合作，健全社會支持長效機制，多渠道匯集資源，以此來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在高校資源分配方面，主要包括硬件和軟件投入，硬件投入主要包括人員、設備、土地、房屋及修繕方面，軟件投入主要包括學科、專業、課程建設，教師教學和科學研究，學生各類學習活動等方面。

　　結合2015-201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支出情況可以看出，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支出項目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個人部分支出，包括工資福利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支出(含助學金);二是公共部分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務支出、專項公用支出(如設備交通工具)和專項項目支出(如房屋建筑、大型修繕);三是基本建設支出。

　　除硬件投入外，高校經費應當更多的向教學和科研項目、人才基金、平臺基金、重點學科經費、重點專業經費、精品課程建設經費等投入。但現實是高校的經費支出項目中，較少明確支出科目。美國高校支出項目是依據高校職能即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劃分，明確體現了教學支出、科研支出、社會服務支出及維持這些功能的輔助性支出的比例，而我國高校支出項目劃分依據則是以人和物為基礎，體現的是“人頭費”和“設備費”。

　　(三)高校資源配置的“扶貧扶弱”與“扶優扶強”

　　1967年英國《普勞頓報告書》(ThePlowdenReport)中首次提出“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discrimination)這一概念，旨在要求政府對教育上的弱勢者提供積極的幫助，以彌補他們與一般群體的差異”[15]。對此，高校資源配置應體現出一種導向，基于均衡化發展的視角，縮小差距，“扶貧扶弱” 實現均衡發展;基于重點建設的視角，集中財力辦大事，“扶優扶強”實現重點發展。高校資源配置歷來受到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合力牽引，且與區域經濟相掛鉤。由于區域間存在財政差距，高校資源配置便成為區域資源配置的代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高校直接成為“弱勢群體”。

　　因此，均衡化首先解決的就是縮小差距。高等教育公平原則是指國家配置高等教育資源必須依據的合理性規范， 包括:平等性原則、差異性原則和補償性原則[16]。當前，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我國“雙一流”建設方案開篇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同時強調“資金分配更多考慮辦學質量特別是學科水平、辦學特色等因素，重點向辦學水平高、特色鮮明的學校傾斜”，在公平競爭中體現出“扶優扶強、扶特”。高校對于國家的特殊意義促使世界各國均出臺了高校“重點建設”政策，并加大了經費投入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資源配置主體以政府為主，“均衡分配”和“重點投入”相結合，“均衡分配”強調的是對高校資源“扶貧扶弱”的政策保障，“重點投入”強調的是對高校資源“扶優扶強”的政策選擇。“扶貧扶弱”，這其中核心的要素是政策導向的一致性，“重點投入”需要兼顧“一般發展”與“重點發展”的關系，而“均衡分配”強調的并非是“一般發展”。“重點發展”需要“重點投入”和“優勢投入”，其與“均衡分配”強調的理念并不一致，所以被認為是拉大高校差距的政策導向。高等教育資源屬于公共資源，按照常理，高等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是符合大眾愿望的，也是社會公平的主基調，但對于高等教育發展來說，優先發展一批高水平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急需而又迫切的，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均衡配置。

　　“十四五”時期恰逢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需要加強建設和重點推進的任務既多又難，協同發展成為不二選擇。基于協同論伺服原理，即快變量服從慢變量，序參量支配子系統行為。[17]就高校資源配置而言，一是通過資源“均衡分配”，保障弱勢高校發展質量，實現高等教育質量整體水平提升，如國家和地方層面的“雙一流”高校建設;二是學科(研究生)教育和專業(本科)教育“均衡分配”，保障學科、專業一體化發展，實現高校辦學水平全面提升;三是高校“均衡發展”和梯次發展的“重點投入”，保障高校的“有序競爭”和良性發展。

　　三、普及化階段我國高校資源配置優化策略

　　新時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撐在于高校資源配置。高校資源配置需要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在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背景下，高校資源配置需要改變政府“一元”經費投入主體，增強市場競爭力，形成“多元”經費投入主體，在資源配置主體、資源支配權力、經費投入績效和資源優化共享等方面優化和整合，并加以政策保障。

　　(一)資源配置主體:從“政府調控”向“市場調節”轉變

　　高校特別是地方高校并不具備市場資源競爭能力，需要地方政府保底。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和完善后，我國教育資源配置也應該由政府完全控制逐步走向市場調節。有研究表明，“在原有計劃配置的框架中高等教育資源不可能再擴大，其增長主要是在市場環境中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的。”[18]

　　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收入中的校辦產業和社會服務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經費為例(多指高校的經營收入)，2014年為197043.2萬元;2015年為259470萬元;2016年為234756.4萬元;2017年為209301.8萬元;2018年為299562.7萬元，可見經營收入具有波動性，并受一定市場環境的影響。因此，高校教育資源配置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這樣可以避免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浪費現象，進一步增強高等教育資源的市場供給能力，使高等教育資源能夠做到最大程度的優化配置，高效地利用市場杠桿，調節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動，從而使高等教育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和公平。

　　鑒于區域高等教育資源發展不均衡，地方高校市場資源競爭力弱，資源嚴重不足，為了維持其正常發展，地方高校更依賴地方政府調控，更需要其提高財政撥款。一方面，高校爭取更多辦學自主權，特別是資源配置權力;另一方面缺乏市場資源(指政府財政外的資源)獲取能力，需要政府支持。

　　而優勢學校因其資源獲取能力強，市場競爭能力大，需要政府放權，更希望市場調節資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不能任由市場自主調節，必須要由政府相關部門參與監管和評價，因此，高等教育市場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它有自身的特點和規律，高校資源配置也不是完全依靠市場提供，需要政府的調控和引導，“政府力量表現為依法對市場機制和大學組織進行調控，從而確保有效率的激勵和約束機制”。[19]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越來越多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從政府手中分離出來進入市場，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社會資源市場”。[20]

　　高校資源共享優化政策就是要通過一定的競爭機制，實現由以往的“分塊政策”向“一體政策”轉變。一是同一部門對于高校資源配置應當統籌規劃。目前，教育部各部門的資源配置缺乏整體構架，“扶優”或“扶弱”都出現“一邊倒”的現象，資源配置要么集中于優勢高校，要么傾斜至“弱勢高校”，形成“兩端多中間少”的現象。二是高校資源配置政策的統一性。各級政府對于高校資源配置應當實行統一政策，特別是省級政府，應當盡量達到國家政策要求的高校資源配置標準，而不因地區經濟發展不佳，減少高校資源投入。

　　三是高校內部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如加強學科投入的同時，考慮專業投入;加強科研支持的同時，保障教學投入;加強一流師資建設的同時，保證師資隊伍素質全面提升;加強重點建設的同時，保障一般建設需求等。四是高校資源區域共享政策的有效性。國家鼓勵高校間教育教學資源開放共享，通過搭建平臺、對口幫扶、政策引導等方式，支持教師互聘、學生互換、課程互選、學分互認，促進合作育人、協同創新、共同發展。但由于高校資源共享保障政策尚未建立，跨區域資源共享、跨校資源共享無法保障。因此，建立區域高校資源共享的保障與評價機制，并結合經費投入政策，真正實現高校內部、區域高校間資源共享，減少各高校重復投入，從而推動高校內部資源有效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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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韓嵩張寶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