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實現定量與定性的有機結合:首先運用SWOT分析法對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白族自治州環境治理進行定性分析，然后采用AHP對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從而構建判斷矩陣得出環境保護戰略四邊形。最終根據OMAX>WMAX>TMAX>SMAX，得出科學的綜合分析結果:優先發展WO彌補型策略———“爭取財政轉移力度+環保公益眾籌”模式，輔助發展SO增長型策略———“中央廚房+聯合數據共享”模式和WT防御型戰略———“政府+主流媒體+網絡大V輿論引導”模式，進一步構建富有民族特色的環境保護體系，其多學科交融的決策過程尤為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價值觀。

　　[關鍵詞]民族地區;環境治理;民族特色SWOT;AHP

　　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發展理念”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環境保護早已提升到戰略高度。環境問題對于以旅游業為支柱產業的民族地區意義更是重大，同時，民族地區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區，三江發源地，其環保水平對于中國整體環境治理具有戰略意義。

　　然而，近年來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等帶來的污染轉移，加之民族地區大都處在生態環境較脆弱的中西部地帶，旅游業發展、產業轉移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產生了許多尖銳的環境污染問題:云南曲靖鉻污染、廣西龍江河鎘污染、內蒙古騰格里沙漠污染等。因此，探索如何推動環境多元共治、提高政府部門環保效率及引導公眾廣泛參與環保等新媒體背景下民族地區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一、研究方法

　　(一)SWOT-AHP模型概述

　　SWOT分析框架雛形首先由Andrews于1971年在《公司戰略概念》中提出，隨后，HeinzWeihrich于20世紀80年代初系統地提出并構建了SWOT矩陣，其基于內外部競爭態勢的分析，通過將研究對象的優勢(strengths)、機會(opportunities)、劣勢(weaknesses)和威脅(threats)以矩陣形式排列，再各自匹配分析，從而得出系列結論。[1]20世紀70年代初，Saaty教授提出層次分析法(AHP)。這一方法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相互聯系、有序的組成部分，再通過客觀現實與主觀判斷對各組成部分進行重要性比較判斷(通常是兩兩比較)，以定量化的形式描述判斷結果，然后通過數學方式計算每一層次的重要性權值，最后再計算所有層次的相對權重并排序。[2]

　　(二)模型應用

　　SWOT分析法與AHP法的結合彌補了SWOT分析法將事物的整體性與要素間的聯系性相割裂的缺陷，其將組成SWOT矩陣的四個方面作為一層分析要素，再將要素內涵的各個因素作為次一級因素，從而實現與層次分析法的有機結合。然后再按照層次分析法的步驟進行分析處理，最終依據兩兩比較的結果得出層次總排序，從而為戰略選擇提供參考。

　　國內外多位學者在不同領域的決策制定中采用了SWOT-AHP模型。在國外:Kurttila在芬蘭林業認證的戰略決策探索中運用了SWOT-AHP分析法[3];Shrestha在對佛羅里達中南部林牧復合系統的戰略決策中運用了SWOT-AHP分析法[4];Arslan等在海上液態化學品安全運輸戰略的制定中也運用了SWOT-AHP分析法[5]。在國內:錢衛東等將AHP-SWOT分析法運用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策略中[6];臧紅雨等將AHP-SWOT分析法引入到公益性NPO的誠信危機分析與評價中[7](P.6);王波等將AHP-SWOT分析法運用到金融信息服務業發展戰略研究中[8];于新等將AHP-SWOT分析法運用到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發展策略模式選擇中[9]。

　　二、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環保的SWOT分析

　　(一)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環保的優勢(S)

　　1.新媒體環保互動平臺搭建初具規模

　　(S1)通過對大理州各級環保局(含蒼山保護局、洱海保護局)的調研及瀏覽各級環保局搭建的新媒體互動平臺，我們發現大理州的新媒體環保平臺搭建現狀如下:第一，2013年8月以后，大理州各州級單位都建立了相應的官方微博，其中大理州環保局官博活躍程度最高，占整個州微博承接量的70%。以大理州環保局的“大理環保”官方政務微博為例，截至2016年7月30日，“大理環保”官微粉絲已逾22754個，發貼830個，回復評論356個，解決群眾投訴的噪音污染、建設單位揚塵等不規范施工以及其它環境問題共計128個。并擬訂《官方微博管理方案》確保政務平臺的良好管理;第二，調研的大理州各級環保局單獨或合力搭建了環保微信公眾號。

　　以“大理環保”微信舉報平臺為例，市民通過“大理環保官方微博”和“六五”世界環境日發放的環保袋，以及洱海保護局的宣傳貼畫上印制“要舉報，掃一掃”的微信二維碼加入，政府通過微信舉報平臺，可充分與網民進行互動，從而及時回應公眾，了解并解決環境問題;第三，搭建了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的新型網絡互動論壇。據大理州環保局相關負責人所述，大理州環保局安排專人監測社區、論壇以及各類網站等信息平臺，實現對各信息平臺環境新聞報道數量的實時跟蹤與統計，對網友反映的環境問題，能夠做到當天回應并派出監察管理隊伍及時赴現場調查;施懷基等網絡大V舉報雙廊洱海水污染等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和重獎。新媒體環保互動平臺搭建，不僅能及時準確發布涉及民生的權威信息，也能通過公眾的廣泛參與，進一步圍繞環保工作重點、公眾關注點和社會聚焦點為環保提供新思路。

　　2.借助新媒體實行“三抓”，公民參與環保意識增強

　　(S2)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發展環境保護的重點是如何調動處于核心主導地位的人，達到全民參與。一抓宣教(傳統宣教與新媒體宣教相結合)。傳統宣教主要是政策法規的宣教，如開展蒼山保護進社區、進校園、進鄉村活動，在環蒼山沿線組織開展“保護蒼山、愛我家園”、“貫徹蒼山保護條例、保護蒼山生物多樣性、構建大理生態文明”等專題宣傳50場次，發放《條例(修訂)》單行本1000冊，加印和發放刊登有《條例(修訂)》的《蒼洱時訊》10000份，發放《保護蒼山，保護生物多樣性》宣傳畫15.65萬份，設立生態保護宣傳碑和永久性標語，改版蒼山景區門票及蒼山生態旅游宣傳冊等，此外白族民間藝人還將洱海保護編為大本曲等新穎形式做巡回演出;新媒體宣教則是在電視臺開展《條例(修訂)》專題滾動播出宣傳，在校園進行“一只小手帶動整個家庭”的多媒體環保教學，調研過程中，發現值得一提的是環保局專門編“洱海情”等環保廣場舞曲并發布于網絡平臺與市民共享，這種沉浸式環保宣教使“洱海清、大理興”的理念深入人心。二抓新媒體載體。

　　依靠微信等媒體平臺發布并組織洱海保護倡議以及募捐等活動，進一步激發民眾參與熱情。如“大理環保”與《大理日報》公眾號合力推出“愛我蒼山、保護蒼山”征文活動，大理環保局與州登山協會開展“登蒼山撿拾旅游垃圾，喚起大眾環保意識”公益性登山活動，通過新媒體廣泛宣傳，特別是從2009年開始，每年一月的“洱海保護月”利用新媒體技術宣傳“洱海清、大理興”理念。三抓新媒體背景下的激勵。將州、市共188個單位確定為責任單位，在洱海流域劃定責任區，實行網格化管理，在責任區內開展洱海保護宣傳和整治環境衛生、清運垃圾等活動并在網絡平臺專門設有獎懲平臺，通過相關獎懲措施激發廣大干部與群眾參與洱海保護治理的積極性。

　　3.新媒體網絡輿情提升政府辦事效率

　　(S3)一個問題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并著手解決，就必須進入政府的決策議程，而多數情況下，單個問題的出現往往無法達到此等效果。所以，當某一或某類問題經媒體的反復報道成為公眾議論焦點時，政府會及時采取措施以控制輿情。典型如“昆明PX事件”，昆明煉油項目可能含有PX在經網絡擴散后引起公眾關注與熱議，有網友在微博等媒體平臺號召大眾舉行游行抗議活動，隨后在昆明市中心南屏廣場爆發群體性抗議活動。昆明市政府立即采取了新聞發布會、懇談會等來進行回應，并被《人民日報》《云南日報》等媒體網站轉載評論并持續關注。自始至終，自媒體都是這次群體性事件的主力。所以，發展新媒體環保，利用新媒體網絡輿情所引發的對系列化事件的規模效應，給政府造成無形或有形外在壓力，能夠促使政府采取合宜處置措施，以促進建設具有良好回應性的服務型政府。

　　(二)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發展環保的劣勢(W)

　　1.互聯網發展水平不高(W1)通過引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1-2018年發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互聯網發展分省統計數據和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人口統計數據[10-12]，從互聯網普及、互聯網基礎資源和互聯網信息建設等三個方面，分析云南省互聯網發展水平①。

　　(1)云南省網民規模及互聯網普及發展水平據各次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該報告自2016年后發布的統計報告中并未分省統計網民規模，故2018-2019年引用網宿科技公司發布的《網宿·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數據，截至2018年12月，云南省網民規模為2077萬人，普及率達43.0%，排名近幾年來一直徘徊于末尾，自2012年以來，增長率逐漸呈降低趨勢。

　　(2)云南省互聯網資源擁有量截至2019年6月，云南省互聯網IPv4地址數擁有量約為378.26萬個，約占全國總量的0.98%，從最近九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云南省IPv4地址數增長起伏不大，又鑒于IPv4地址總量有限，所以其后續上升空間不大。域名數、CN域名數、網站數雖連年上升，但其所占全國總量的比例卻都在0.5%以下，可見相對來說，其發展水平還是較低的。

　　(3)云南省互聯網信息建設發展水平網站信息量的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18年，云南省網頁總數為1，757，841，075個，網頁字節總數82，244，810，877。從2011到2014年，云南省網頁數呈增長趨勢，2011到2013年穩步增長，特別是2013年增長至2，755，275，416個，但2014至2015年出現轉折，明顯下降，幅度超過50%，雖然隨后兩年在繼續增長，但相對于下降之前來說還是處于較低水平。

　　2.專業人才與科研經費投入不足

　　(W2)大理作為西部邊疆民族地區，普遍存在人口受教育水平較低，經費與人才不足的問題，導致“數字鴻溝”嚴重。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民族地區由于其人口素質偏低，文化復雜多元，生活方式傳統封閉，對于現代工具的使用往往很難適應，使得新媒體環保的推行阻力較大。其二，由于人才與經費的投入不足，導致新媒體所依托的基礎設施不完善或較薄弱，而新媒體發展則必須依靠高度信息化的平臺。2018年全國R&D經費支出為19677.9億元，云南省為187.3億元;占全國比重為0.95%;2017年全國R&D課題數為100925項，投入人員為44.99萬人;云南省的上述數據為3441項、17166人;占全國比重分別約為3.4%、3.82%。科研經費和科技活動人員的嚴重不足使得云南地區的人力資源和科研環境難以滿足新媒體環保發展的要求。[12]

　　(三)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發展環保的機遇(O)

　　1.環保法律規制的完善為新媒體下監督提供保障(O1)除了國家、省市環保法律規章外，大理結合自身特點制訂了以保護蒼山洱海為核心、融入環保激勵、公民監督、公務人員考評、應急措施管理等的地方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特別是新媒體與環保相結合的《大理環保官方微博管理方案》)，不僅具有針對性，而且也為新媒體環境保護提供了法制化、專業化、制度化的保障。

　　2.地方領導重視環保并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的環保策略(O2)一方面，大理州歷屆領導班子均堅持環境優先的原則。大理州委、州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興”、“兩保護”(保護洱海、保護海西)，將保洱海與保穩定、保民生、保增值放置同等位置推進。洱海的保護治理始于20世紀80年代，自1996年洱海藍藻爆發后，大理州及時對洱海及周邊采取了“雙取消”和“三退三還”等措施。2003年洱海再次暴發藍藻，省委、省政府以及相關部門高度重視，決定將洱海治理保護作為滇西中心城市建設的前提，2003年，大理州成立了洱海治理保護領導小組，并在州環保局設置了領導小組辦公室。

　　首件大事就是按照省政府大理城市建設現場辦公會的總體要求，重新編制《洱海流域保護治理規劃(2003-2020)》，并建立了多元投入的資金保障機制。自2008年起，州級財政在財政困難情況下仍以每年增加3000萬元的財政支持力度保障洱海治理。“十一五”期間投入各類保護資金共計17.11億元，規劃并實施了估算為30億元的“六大工程”。另一方面，州委、州政府每年與州級有關部門層層簽訂洱海保護治理目標責任書。在鄉鎮增設工作站，對各入湖處實行河(段)長負責制，并將生態環境質量監測和評價結果作為縣級生態轉移支付資金獎懲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同時環保、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聯合執法合力重拳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同時，開展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著力落實黨委、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環境保護職責。大理州環保局負責人也在《大理之聲》中強調大理州環境保護局將會建立官方政務微博、微信舉報平臺、網絡互動平臺等新媒體平臺進一步探索環保途徑以順應新形勢的要求。

　　三、新媒體背景下大理環境保護的SWOT-AHP分析

　　本文將SWOT分析方法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用yaahp軟件進行分析計算，根據層次分析法的定量分析結果制定戰略決策，構建戰略四邊形雷達圖，為新媒體背景下民族地區環保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的戰略選擇。

　　環境工程師評職知識：與環境治理相關的期刊投稿渠道

　　《中國環境科學》(月刊)1981年創刊，是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辦的學報級綜合性學術刊物。《中國環境科學》近年來對環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諸多學科如環境地學、環境化學、環境生態學、環境醫學、環境工程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各種環境污染物的監測、分析及其防治;對區域環境的綜合整治與規劃;以及對全球環境問題等多方面的研究進行了全面綜合報道，反映了中國環境科學的發展方向、研究水平、最新成就與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