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當代建筑發展新趨勢為依據，從集群建筑角度探討仿古建筑的新形式。

　　關鍵字：集群建筑，集約式，仿古建筑

　　城市建筑真正的創新領域不在于創造柏拉圖式的實體，而在于設計可操作的策略以應對多樣而重疊的力量，這些力量源于高度復雜且完全不確定的“集群形態”(Collectiveform)，這種方式設計出靈活的關聯式系統框架，在這些框架中，各種活動、事件和項目能夠有機的自我演繹。

　　建筑論文投稿刊物：《城市道橋與防洪》(月刊)創刊于1984年，由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主辦。是面向全國城市交通、道路、橋梁、防洪和排水工程界的科技期刊;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實用性很強的技術類刊物。本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主管，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主辦，全國城市道路與橋梁技術情報網協辦，國內外公開發行。

　　一、集群建筑與時代需要

　　當下建筑，單一功能開始喪失，同一建筑內可以滿足多種功能。一棟建筑的底層是商業，而上層是辦公或居住，是最基本的兩重復合形態。當建筑越大樓層越高，使用功能的疊加就越明顯。商業、辦公、居住、展覽、影院、娛樂等多種功能都能在同一建筑大廈內找到。同時，因為房屋的出租和房產的變更，也會在原有的功能中不斷地進行變化。這是人口日益增多，社會資源消耗，大眾的需求多樣化在建筑使用中產生的一種反映。

　　為了滿足社會發展中的設計需要，日本建筑師槙文彥在《集群形態研究》中提出了三種模式：第一，如果從建筑設計的歷史角度觀看，長久以來的建造方式便是組合形式;第二，科技的發展和人類無窮的欲望促進了巨構形式的興起;但是，對于槙文彥來說，群形式才是他在研究中所關注的并致力于運用到設計中的設計手段。這也是第三種模式。

　　面對城市土地的日益稀少，建造高層建筑的技術得到長足的發展，為了應對城市周期性的衰敗，同時連接城市的社會性、時間性和空間性，創造出一種高密度的褶狀空間，以滿足人們需要的空間秩序。

　　之后，美國建筑師湯姆·梅恩在《復合城市行為》中，發展了槙文彥的集群形態。他關注現實的復雜性和復合性，將設計模型的要素擴大，納入人類行為模式，產生組合城市主義。他將建筑與城市完美結合，設計領域和區域不斷壯大，土地形態、水形態、建筑形態、項目以及基礎設施無所不包，最終，建設項目走向以分裂性質和多樣化的未來為特點的開放式關系發展。湯姆·梅恩將槙文彥的集群形態從“行”進化為復合形態的“行為”，得益于復雜和無法預測的當代生活，以及新的、更為多樣化的設計技術。

　　二、“集約”與“建筑”的關系

　　現在我們回到簡單的設計要求中來，面對一塊紅線范圍內的建筑用地，如何將集群思想融入有限的場地?它與城市的連接只在方寸之間，我們沒有再大的權利去拓展空間，但是我們可以去利用它的時間性與社會性，將社會的發展要素融入設計，包括了經濟與技術。我們命名為集約型建筑，它同樣需要滿足場所的特點和時間的流動，將功能的集合在一張有限的網內。

　　何為“集約”?通俗地表述，就是通過技術進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效益來實現經濟增長，它要求在人力資源利用上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物質資源利用上不斷降低物耗水平，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在財力資源利用上不斷提高投資收益率和資金使用效果。在生產要素組合方式上，與粗放式模式相比，集約化發展最主要的特點是要素組合的集結、協調和優化，粗放式組合是“外延擴張”，集約化組合則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為要求的“內涵增長”。也就是說，在集約建筑的概念下，我們區別于集群理念的是在同時擁有集群形態下，突出建筑物生產過程中建設要素的整合，和建設效益的提高。

　　三、從技術角度來看集約型寺廟

　　伴隨著鄉鎮城市化，許多城市周邊的小寺廟為了適應發展需要或拆毀、或遷移。本案涉及的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鰲江植徳寺，就是在城市發展背景下的一個例子。

　　中國寺廟建筑有意將內外空間模糊化，講究室內室外空間的相互轉化，這樣的空間感受需要得到保留。然而寺廟也擁有更多的社會性要求，除了原有的講經說法和領眾修行，寺廟的管理層與建設層的配備，居士以及朝拜者的飲食與住宿，志愿者的生活與管理，逐漸將寺廟功能變的復雜。從這里面，我們看到了集群形態的身影。

　　植德寺搬遷后的場地，出現了無法按照傳統寺廟設計的局面。場地的縮小使建筑的衍生方式由平面化轉向立體化。得益于建筑設計手段的發展、技術設備的更替以及建筑形態的日益成熟，讓我們能夠嘗試將寺廟安置于集約化的設計模式下，將空間性與時間性在集約型寺廟中得到滿足。

　　四、分析植德寺方案設計

　　藍田，位于浙江平陽鰲江鎮雁門社區，是一座有著千年歷史的古村。2017年，藍田村改列為昆鰲城中村改造重點項目。鰲江鎮藍田村陳剛植徳寺原本是一個私塾學堂，由元延祐年間陳剛在慕賢西鄉臘田創辦，現今改堂為寺。不久我院便接到設計邀請，為植徳寺搬遷進行方案及施工設計。

　　在方案設計過程中，植德寺眾尼提出了需要在寺廟中滿足多種功能的要求，然而面對規劃部門提供的建筑用地面積，兩者之間產生了一定的矛盾。其中，原本在寺廟建筑組合中分別存在的大雄寶殿、韋陀殿、禪堂、僧寮及食堂等多種單體建筑功能，現在不得不集中組合到一個單一的建筑內部。

　　本建筑在多次與甲方探討協商下，將所需功能設定為以下幾點：大雄寶殿、韋陀殿、禪堂、僧寮及食堂這五個主要功能和藏經閣、洗衣房、衛生間及庫房等一些附屬功能。我們首先嘗試把這些功能按照傳統寺廟的布置方式進行排列，所需的建筑用地通常是相當大，所有主要的殿堂需要在軸線中不斷的向后延伸，同時兩邊需要有廂房進行圍合成一個個庭院空間。這樣的建筑空間形式就導致了用地面積的無限擴大。

　　但是在這次設計的方案中，規劃部門所提供的建筑用地遠遠小于一般寺廟所需的用地面積。為了使方案滿足規劃條件，同時將建筑控制在24米以下的高度，采用布置五層平面并通過坡屋頂附設閣樓的多層建筑方案。分別將大餐廳布置在一層，韋陀殿和大雄寶殿布置在二層，并且大雄寶殿通高三層，第五層為禪堂，上方閣樓用作藏經閣。同時將僧寮從一層至四層布置在左右兩側廂房的位置。除了在功能上的布置，建筑的設備也在集約式的設計思路中發揮了作用。比如利用了空氣能熱水系統，滿足整個建筑內部廚房與衛生間的熱水供應。

　　通過兩種模式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這棟集約型寺廟更類似于一棟以寺廟功能為主的小型巨構。“復合”主要表現在人員結構的復合，比如比丘尼、居士和朝圣者這三類主要人群;功能的復合，比如修行、餐飲、居住，以及普通朝圣者的朝拜;建筑技術的復合，比如供熱供水系統的配備。“集約”主要表現在功能種類及配置比例的調整、寺廟資源的充分利用和空間結構的優化。

　　五、設計與體驗

　　在植德寺方案中，我們采用框架混凝土結構，覆蓋瓦屋面的混合形式，建筑風格仿唐。建筑入口部分是單坡屋檐的高聳門框，采用三個入口設計類比傳統山門建筑。主軸上的入口直達二層韋陀殿，繼續往內院走經過五層臺階步入大雄寶殿。側邊兩個入口通往一層的大餐廳，兩邊廂房設置午休間、廚房和小餐廳等配套用房。大餐廳背后直達室外，可作為后勤出入口。

　　建筑在入口處對行人進行分流，而又通過兩邊廂房的樓梯進行聯通，兩處樓梯均可通往上層。不僅如此，二層的大雄寶殿背后設置了走道并增加美人靠，三層在韋陀殿上方同樣設置屋頂通道。這樣的設計將整個建筑內部人行流線增加了無數的可能，行為的不確定性會帶來對空間利用的多變性，而行為的產生依賴時間的流動。

　　結語：

　　從植德寺的設計中，我們可以看到，因為社會對于用地的集約化導致了寺廟建筑在功能空間、技術設備和經濟資源三方面的集約化。寺廟建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得到了更新，不論這樣的形式是否能夠創造出新的寺廟形式，只要建筑在這一刻獲得了生命力，就足以證明我們的探索找到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1[美]梅恩著：《復合城市行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頁。

　　作者：董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