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實驗室是新時期我國戰略科技力量的引領，其落地和運行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為形成地方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可持續動力，需要發揮好中央與地方積極性、統籌好國家與地方利益、兼顧好長遠與短期利益。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系統性、協同性視角出發，提出了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法治化、科學化、民主化推進策略：重點一是依法依規，明確中央和地方在國家實驗室建設和運行中的權責，二是由地方政府構建基建、科技、產業等領域協同發力的綜合保障體系，促進地方和實驗室協同發展，三是優化地方政府、企業等的考核方式，調動相關方積極參與。通過以上策略的實施，力爭實現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地方高質量發展、支撐國家實驗室高效創新等多方面的共贏。

　　關鍵詞：國家實驗室;治理現代化;科技治理;地方政府治理

　　國家實驗室作為國家級科研機構的一種特殊形式，為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利益成立，在各國的國家創新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引領，因此國家實驗室隸屬于中央政府。同時，國家實驗室在落地和運行過程中需要的土地、設施、人員、資金等創新要素，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由于各國國家體制不同，地方政府與國家實驗室之間的關系存在一定差異。

　　實驗室論文范例： 高校開放實驗室建設管理小議

　　例如，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聯邦與州政府之間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隸屬關系，美國各州政府長官不由聯邦政府任命和領導，因此州政府在支持聯邦國家實驗室建設上會優先考慮是否符合本地發展需求。而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治理的主體為地方黨政機關，政府官員的任命權和政府績效的考核裁量權主要在上級政府，地方政府治理服從于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時，按照慣例地方政府對國家級研究機構有一定的管理權限。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下，地方政府在支持國家實驗室的建設過程中，不僅要符合國家宏觀戰略布局，也要更好的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力爭實現多方共贏。

　　1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現狀和動力

　　1.1發展歷程和相關研究

　　隨著近年來國家(政府)治理現代化、國家實驗室建設體系化的發展[1]，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模式也在不斷調整：2000年前后為配套建設階段，地方配合國家實驗室探索和試點，提供相應設施和服務;2013年前后為綜合輔助階段，地方在提供配套基礎上、為試點國家實驗室的跨學科跨領域合作提供平臺;2017年之后為主動推進階段，在國家出臺試點方案后，各地積極籌建國家實驗室預備隊并力促其升級。

　　從配套到輔助再到主動推進，新時期對國家實驗室的支持，更加考驗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國內圍繞地方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相關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通過借鑒國外經驗，提出我國國家實驗室應采取的模式和體制機制，并在管理體制方面簡要提出了地方政府的參與職責：

　　如卞松保(2011)[2]、谷峻戰(2018)[3]等學者在研究國際經驗對我國的啟示中提出，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機制可靈活多樣，應有效發揮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應加強國家實驗室服務地方經濟和發展的作用。又如呂永敏(2021)[4]、劉濤(2021)[5]等學者在新時期的研究中提出，現階段我國國家實驗室多采用科技部和地方政府共建機制，地方政府是國家實驗室的行政主管部門之一，在運行過程中應加強國家實驗室與地方的協商。第二類研究從地方角度出發，提出地方建設國家實驗室的思路或對策，總結了近年來地方籌建國家實驗室的經驗和難點：如徐曉丹(2019)[6]、張瑋(2016)[7]等學者在研究中提出，地方政府應牽頭聯合所在地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建國家實驗室，并為國家實驗室提供土地空間、穩定經費、科教融合等支持。

　　又如王喆(2020)[8]、曹方(2021)[9]等學者通過調研提出，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籌建過程中，開展了構建模式、運營管理和人才聘用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探索，也存在因地方領銜導致難以整合全國優勢資源等問題。已有研究闡明了地方政府在國家實驗室建設中的重要性，也從國家實驗室角度提出了地方政府應提供的土地設施、經費、科技等重點支持方向，本研究旨在進一步從地方政府角度提出需要重點協調的利益關系，以及從治理現代化視角提出法治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系統性支持策略。

　　1.2地方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現狀

　　我國2020年起掛牌的多個國家實驗室，既依托國家財政撥款和戰略任務部署的支持，也依托所在地政府提供的人、財、物、產等相關支持。

　　一是資金及科研設施支持。按照國內外一般經驗，國家實驗室后期運行階段的主要科研項目、大科學設施、研究人員等經費將主要來自國家財政支持，地方將在樓宇和公共設施運營、部分科研項目研發、以及成果本地轉化等方面提供經費支持，如安徽省政府已經安排了70億元的一期投資[10]。二是土地及公共配套設施支持。為滿足國家實驗室承擔國家戰略任務、運營大科學設施的需求，已落地實驗室所在地政府均提供了足夠的土地和發展空間，多坐落在非中心城區的高新園區，以利用已有的道路、水、電、氣等配套。各實驗室的占地面積不等，但考慮資金、工期等因素，征地和建設工作往往分期開展。

　　三是人才及政策支持。目前各國家實驗室所在地均擁有實力較強的科研機構，且本地高校等教育資源相對豐富，一方面能夠通過高校和科研機構人員兼職兼聘等形式、助力國家實驗室在初期快速組建起人才隊伍，另一方面能夠通過學校-實驗室聯合培養等模式，為國家實驗室持續輸送人才。

　　此外，各地近年來都加大了對人才的引進和獎補力度，提供的保障包括租房/購房補貼、申請本市落戶、崗位補貼、子女教育保障等領域，有利于國家實驗室人才的安居樂業、以專注創新研發工作。四是其他方面支持。例如，各地擁有的特色產業集群和龍頭企業，有利于國家實驗室前沿技術的應用和轉化。又如，各地在自然人文環境、制度創新環境等領域各具特色，將對國家實驗室的人才吸引、資金獲取、體制機制創新能力等形成助力。

　　1.3地方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動力

　　新時期下，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壓力型動力、競爭型動力和發展型動力三類。壓力型動力主要來自于宏觀發展形勢和上級政府要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進程中，全球主要國家均大幅增加創新投入以搶占未來發展先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是將創新置于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地位，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聚焦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等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的任務。

　　在我國現階段政府管理體系下，建設國家實驗室這一中央決策，將作為所在地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納入相關工作計劃和考核要求。競爭型動力來自地方政府間的資源競爭和先進經驗的學習。國家實驗室的創新任務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相應的將承接更多的國家級戰略資源、集聚更多的高層次人才，現階段我國戰略資源和高層次人才供給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勢必會在承接實驗室階段形成一定的競爭，體現為2017年以來多地積極籌備國家實驗室預備隊并力促其升級。

　　國家實驗室的建設運行階段，各所在地政府依據地方條件提供人、財、物、產等資源和政策支持，其中建設效果較好的地方將形成示范和推廣效應，促使其他地方政府通過學習和改進、增強對國家實驗室創新的支持。 發展型動力來自地方政府對國家實驗室帶動效果的預期。根據國外經驗，國家實驗室能夠在加快產業發展、帶動就業和消費、提升教育水平等領域助力地方發展。

　　例如，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直接和間接培育了100余家企業、其中約70%的企業位于實驗室所在的華盛頓州，同時其雇傭員工中的90%(4000多人)來自于所在州、年度支付薪酬超4億美元，對當地就業和消費貢獻很大[3]�？紤]國家實驗室未來對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帶動效用，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動力增加相關投入。

　　2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中需要協調的關系

　　各類動力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家實驗室等各參與方的充分溝通和有效協作，重點應協調好幾類關系。

　　2.1需要更好的發揮中央和地方雙方積極性

　　中央政府對國家實驗室的統籌布局和集中管理，有利于更好的服務國家戰略、滿足國家需求，但在建設和運行層面如果不適度放權，則地方政府將難以介入、或無法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容易導致國家實驗室建設和運行效率降低。 例如，美國能源部對其下屬國家實驗室實施嚴格的監督和經費監管，設置了包含安全、領導管理等八大指標的績效評估與測量計劃(PEMPs)[11]，用以衡量是否與實驗室續約，而各項評估指標均未涉及所在州經濟社會發展。

　　在這樣的管理制度下，實驗室管理者成為了規則遵守者，沒有參與所在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沒有對外開展項目合作的權利，地方政府自然難以參與其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實驗室對地區創新資源的利用、也阻礙了國家實驗室創新成果向所在地的轉化。我國國家實驗室在實際運行中也將面臨類似問題，因此需考慮統一管理下的適度放權，給與地方政府更多的參與機會和話語權。

　　2.2需要更好的統籌國家戰略與地方需求

　　國家實驗室的創新方向、戰略任務等圍繞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布局，與地方發展實際和創新需求可能存在一定差異，僅考慮國家利益可能會影響創新效率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過度考慮地方需求又可能影響宏觀研判和突破創新、同時地方之間的無序競爭還可能導致資源的重復低效投入。例如，20世紀6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為緩解東京圈發展壓力、提升科技建設水平，開始推進筑波科學城的建設和科研機構等搬遷，然而建設初期由于筑波地區的主導產業為農業，導致了科學城的高科技研發方向無法與當地產業對接，也使得搬遷來的機構無法在當地招聘到合適的科研人員，極大影響了前期創新工作[12]。

　　又如，當前我國國家實驗室的前期建設和運行由地方政府負責，相應的配套資金、設施等將給市、區級政府財政和治理工作帶來更大的壓力，也容易導致國家實驗室在創新過程中過度考慮地區發展基礎和需求，從而不利于把握和引領該領域的全球科技前沿。同時，地方籌備-升級國家實驗室這種自下而上的建設方式，如果缺乏國家層面的統籌調控，也容易導致各地為爭取創新資源而產生的研究方向重疊、立項重復等問題。因此，各地國家實驗室的創新研發，應以保障國家安全和利益為首位、瞄準國際前沿，但中央也需兼顧各地發展實際、給予適度的方向引導和政策支持。

　　2.3需要更好的兼顧長遠發展與短期利益

　　國家實驗室規模體量大，部分需要運行大科學裝置，相應的土地、樓宇設施、水電、公共交通等配套要求高，需要地方政府在短期內增加大量投入，而國家實驗室對地方產業、消費等的帶動效益則需要較長時期才能體現。如果不將支持建設的投入納入相關考核指標，則容易挫傷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積極性，從而不利于相關配套的完善、并影響創新資源的有效集聚。

　　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黨政領導干部考核工作條例》中，第二章第十條提出：因地制宜合理設置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指標和權重，突出對打好重點任務攻堅戰的考核，加強對…推動創新發展、加強法治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工作的考核。

　　2019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中，第三章第十六條規定：對科技進步要求高的企業，重點關注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加強研發投入、科技成果產出和轉化等指標的考核，在計算經濟效益指標時，可將研發投入視同利潤加回。因此，遵循相關文件的指導思想，應完善對于政府部門、企業等的考核機制、調動相關人員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積極性，以更好實現地方短期利益與長遠發展目標的一致。

　　3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推進思路

　　根據2013年習近平發表的《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講話、以及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等文件，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如下：首先，國家治理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機統一，涵蓋政府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等多個子系統;其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點是要適應時代變化，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在國家治理體系化發展的背景下，優化地方政府對國家實驗室的支持，不僅有利于完善政府治理體系、也有助于健全國家實驗室相關的科技治理體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下，聚焦于政府治理現代化目標，應在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工作過程中，通過依法執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等措施，更好的發揮中央與地方各方積極性、更好的統籌國家戰略與地方需求，更好的協調長遠發展與短期利益，最終實現政府治理、科技治理等領域效能提升的多贏。

　　4治理現代化視角下地方政府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的策略建議在治理現代化理念的指導下，應通過依法治理、科學治理、民主治理，更好的協調中央與地方、長遠與當前等關系，充分發揮各參與方的積極性，力爭取得服務國家戰略和促進地方發展的“雙豐收”。

　　4.1依法推進，明確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理順中央和地方在國家實驗室建設中的權責。國家實驗室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對其建設和發展的支持是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根據《國家實驗室組建方案(試行)》(中發﹝2017﹞11號)、《科技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國辦發﹝2019﹞26號)等文件，應合理劃分權責。例如，中央政府在國家實驗室建設和運行中承擔主要管理和財政支出責任，包括宏觀布局和地方間協調、通過計劃撥付形式賦予實驗室研發任務和經費等，地方政府在國家實驗室建設和運行中承擔相應管理和財政支出責任，包括協助組建運行管理隊伍、提供土地設施和人才社會保障等。

　　將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合理納入年度財政預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2018年修訂)等法規文件要求，各級政府支出必須以經批準的預算為依據，未列入預算的不得支出。在明確各方責權利的基礎上，根據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創新進程，中央和地方科學核算各自的支出額度，并分別納入年度財政預算。

　　例如，《關于北京市2020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1年預算的報告》中提出：2021年科學技術支出安排346.9億元，增長6.8%，其中包括支持在京國家實驗室建設。通過協議賦予地方更多權利，發揮其積極主動性。國家實驗室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應加強溝通，在“一室一策”的原則下，根據實驗室所在地發展實際開展協商。基于責權一致的思路，通過協議或政策文件等形式，賦予地方在人才選聘、科研設施開放共享、創新成果優先轉化等方面的權利，使得地方政府能夠積極參與，并且在執行過程中能夠有規可依、有據可循。

　　4.2科學推進，完善系統保障促協同發展地方政府應結合區域發展實際和相關規劃，構建基建、科技、產業、教育等領域協同發力的綜合保障體系，滿足國家實驗室高水平創新和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多重目標。

　　5結語

　　國家實驗室的布局和創新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觀統籌，其落地和運行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地方政府對國家實驗室的支持動力主要來源于壓力型動力、競爭型動力、發展型動力三類，各類動力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協調好發揮各方積極性、統籌國家與地方利益、兼顧長遠與短期利益等關系。在治理現代化視角下，應通過依法推進、科學推進、民主推進，明確中央和地方權責、促進地方與實驗室協同發展、調動各參與方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促進各類關系的協調、各類動力機制的可持續運行，力爭實現實驗室高效創新、地方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等多重效益。

　　參考文獻

　　[1]蘇熹.以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目標為主導——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和發展歷程述略[J].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27(06):87-101+159.SuX.UndertheGuidanceoftheStrategicGoalof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China’sNationalLaboratories[J].ContemporaryChinaHistoryStudies,2020,27(06):87-101+159.

　　[2]卞松保,柳卸林.國家實驗室的模式、分類和比較——基于美國、德國和中國的創新發展實踐研究[J].管理學報,2011,8(04):567-576.BianSB,LiuXL.TheComparisonStudyofNationalLaboratoriesinEuropeanAmericanandChineseModelsandClassification[J].ChineseJournalofManagement,2011,8(04):567-576.

　　[3]谷峻戰,高芳,張波.美國國家實驗室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啟示[J].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8,33(07):19-27.GuJZ，GaoF，ZhangB.ThePracticeandInspirationofAmericanNationalLabsinBoostingLocalEconomy[J].GlobalScience,TechnologyandEconomyOutlook,2018,33(07):19-27.

　　作者：岳昆1房超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