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補貼標準是商品有機肥補貼政策設計中的關鍵科學問題。首先，在界定種植技術機會成本的基礎上，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建立了微觀經濟學商品有機肥動態補貼標準理論模型，揭示了提高補貼效益的核心思路和關鍵環節。其次，以滿足政府和農戶共同關切和客觀實際為出發點，規避了理論模型中存在的不可預測因素、不可計量成分和難以精確計算的復雜因素，建立了具備操作性和執行性的補貼標準計算模型。然后，以有機無機配施肥稻麥輪作試驗為實例，詮釋了理論和計算模型應用，并在農產品產量穩定條件下，得出了一系列深入認識提高商品有機肥補貼關鍵環節的重要數據。最后，提出了增加補貼效益和社會參與補貼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商品有機肥;補貼標準;模型;機會成本;社會參與

　　0引言

　　目前，我國每年產生農業廢棄物約47億噸，其中畜禽糞污還田率只有50%[1];農作物畝均化肥用量為21.9公斤，遠高于世界畝均8公斤的水平，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僅為33%[2]。這些未實現資源化利用的廢棄物和未被吸收的化肥造成了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已經威脅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

　　為此，政府相繼要求提高廢棄物還田率并實現化肥施用量負增長。因為有機無機配施肥(亦稱化肥減量增施有機肥)集諸多優點于一身，包括:(1)可以同時實現農業廢棄物的肥料化利用和化肥減量施用;(2)通過改善土壤理化等性質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3-4];(3)在一定的化肥減量區間可以采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調整有機肥配施比例達到與單施化肥種植農作物同樣的產量[5]，所以成為許 多國家積極倡導的農業環保措施，我國政府也將其作為農業種植新技術進行推廣。不過為了防止形成新的污染，通常要對農家肥進行無害化處理成為質量更高、更安全的商品有機肥(以下簡稱有機肥)，但有機肥價格高、勞動強度大、經濟效益差，農戶施用的積極性受到制約。

　　為此，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要求:按照“權責統一、合理補償”的原則，完善測算方法，加快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標準體系，鼓勵引導農民施用有機肥;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體制機制，使保護者通過生態產品的交易也獲得收益。生態補償機制是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有“庇古”和“科斯”兩條路徑，前者指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對保護者予以補償，前提是政府必須知道引起外部性的成本;后者指在產權明晰且交易成本很小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易或自愿協商的方式予以補償，政府的責任是界定和保護產權。補貼標準是有機肥補貼政策設計中的核心和難點，關系到補貼客體參與的積極性和補貼主體的承受能力[6]。

　　普遍認為，機會成本作為補貼標準的下限是補貼效益最高的方法[7]，而且通�？梢岳�用微觀經濟學模型法進行測算，所以應用相當廣泛[8]。但是機會成本往往存在不可計量成分，不同提供者的機會成本也可能存在差異，應該通過精細的手段規避這些缺點，盡量實現補貼的準確性和公平性[9]。條件價值評估法(CVM)是在假想的市場情況下，利用不同誘導技術，通過直接詢問環境服務受益者的最大支付意愿(WTP)或提供者的最小受償意愿(WAT)估算生態產品交易價格或生態服務補貼標準的方法，由于這種方法可以較好地揭示受訪者的偏好，應用也很普遍[10]。

　　然而不論采用哪一種方法都必須考慮補貼標準計算的可操作性以及補貼政策的執行成本[11]。各國國情不同，化肥減量增施有機肥補貼的側重點各異，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側重于對化肥減量進行補貼，兼顧施用有機肥補貼;我國則出于對糧食安全的考慮更注重對增施有機肥進行補貼。美國的所謂最佳管理實踐(BMPs)和環境質量激勵計劃(EQIP)以測土配方施肥為主要方式進行化肥減量增施有機肥等養分管理[12]，具體操作是由農戶自愿提出環保方案和受償意愿(WTA)，經政府評估后，通過競標機制獲得政府補貼[13-14]。

　　歐盟主要圍繞《水框架指令》(WFD)等政策實施化肥減量計劃，其激勵性政策雖然各國有所不同，但廣泛使用機會成本法以參加計劃給農戶造成的費用增加或收入降低為補貼標準的計算依據[14]。日本以推行減化肥、減農藥和同時減化肥及農藥等多種類型特殊栽培農產品為重點[15]，其中對常規化肥和農藥施用量各減量50%的特別栽培模式，中央和地方政府補貼標準合計為8萬日元·hm2[16]，而且采用這種模式種植的水稻市場價格達到常規水稻市場價格的1.5倍，同時實現了社會參與補貼[17]。

　　20世紀中國臺灣部分地區就開始對農戶施用有機肥進行補貼，標準介于6000～8000新臺幣·hm2之間[18];2004年起大陸地區先后有上海、江蘇、北京、山東、吉林、浙江、福建、遼寧、天津、重慶、湖南、廣東等省份(或省內部分地區)對本地農戶施用有機肥予以補貼，補貼標準介于150～480元/噸之間;2018年農業農村部對北京市和河北等八省(自治區、直轄市)共25個區縣實施有機肥補貼。

　　要求每畝有機肥施用量達到250公斤，補貼400元/噸。不難發現，各國補貼政策通常都有附加條件，如美國要求農戶自己提出環保方案，日本要求化肥和農藥在當地常規用量的基礎上減少50%，我國農業農村部和多個省份要求有機肥最低施用量為250公斤/畝等。因為采用有機無機配施肥種植農作物的成本和收益受空間、時間、有機無機配施比例、各種肥料價格、田間施肥費用和農產品價格等多種因素影響，所以國內外成本-效益分析成果很少，國內為數不多的研究表現為主要成本歸集不完整或缺少收益分析[19-21]。

　　理論研究不完善導致政府有機肥補貼標準普遍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既沒有考慮細分空間有機肥施用成本的差異，也沒有考慮隨各種肥料價格、運雜費用和田間施肥成本的變化而動態調整，不但影響補貼的公平性而且補貼效益低;更重要的是補償標準不足以補償農戶有機無機配施肥增加的成本，未能有效激發農戶自愿參與的積極性。本文擬建立基于有機無機配施肥機會成本的微觀經濟學動態補貼標準理論模型及其計算模型，并以實例詮釋模型應用，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有機肥補貼標準和社會參與補貼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1補貼標準理論及計算模型構建

　　在農業生態補償中，常以土地和人力資源的不同利用價值測算機會成本[22]。為了使建立的補貼標準模型可行，必須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所以要對有機無機配施肥的機會成本予以約定，并對人力資源的利用加以限制。前提假設:受我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的制約，農戶(包括經土地流轉獲得經營權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得改變其土地的農業種植用途;受耕地自然條件、生產條件、社會需求和種植結構管理制度的制約農作物種植制度(包括多熟制，種植結構、方式和順序等)不變;農戶除施肥外的其他種植技術(包括澆灌、病蟲雜草防除等)不變;施肥只能在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農戶當地氮、磷、鉀常規施用數量)之間進行選擇;肥料運施的人力資源只能在農戶內部用工和雇工(包括租賃機械運施)之間進行選擇。

　　根據該假設，農戶選擇有機無機配施肥的機會成本就是放棄單施化肥獲得的收益，亦即采用有機無機配施肥種植農作物的條件就是有機無機配施肥種植農作物獲得的收益大于或起碼等于單施化肥種植農作物獲得的收益。據此即可建立微觀經濟學補貼標準模型�！度珖�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9》(以下簡稱《匯編》)將農產品成本分為生產成本和土地成本。

　　在除施肥外其他種植技術不變的假設下，生產成本只需考慮肥料費、施肥機械租賃費或田間施肥人工成本，以及分攤到施肥環節的燃料動力、工具材料、修理維護和技術服務等直接費用和固定資產折舊、保險、管理、財務、銷售等間接費用。肥料費指農戶實際施用的化肥和有機肥的費用，由實際購買價格(肥料價格與施用數量的乘積)和運雜費(運輸、裝卸、倉儲等車輛和人工費用)兩部分構成。如果采用租賃機械施肥，租賃費已經包括燃料動力、工具材料、修理維護等直接費用和施肥機械折舊、保險等間接費用，而人工施肥不發生這些費用，所以施肥環節不須考慮這些直接和間接費用。如果采用田間人工施肥，人工成本=施肥雇工天數×雇工工價+施肥家庭用工天數×勞動日工價。

　　另由《匯編》知，農業種植發生的技術服務、管理、財務和銷售等費用分攤到施肥環節相對于施肥的主要生產成本非常少，為了簡單起見，在模型構建中忽略這些費用。因為有機肥補貼的對象是在已經獲得承包權或經營權的耕地上采用有機無機配施肥種植農作物的決策者，所以不用考慮土地成本。在收益方面，除了農產品的銷售收入外，《匯編》規定了政府的各種補貼也均視為農戶收入。除《匯編》所列成本之外，農戶采用有機無機配施肥還需考慮有機肥交易成本，即對有機肥學習、搜尋、議價、選擇、監督過程中發生的通信和交通等貨幣成本，以及時間、精力和體力等非貨幣成本。

　　不過其中貨幣成本很少，以下有機肥交易成本特指非貨幣成本。為了構建模型，再假設農戶在單位面積耕地上單施化肥或有機無機配施肥種植農作物的投入、產出等相關要素如下:單施化肥的各種化肥合計施用數量、運雜費和田間施肥成本分別為q化、F化、L化;有機無機配施肥各種化肥的合計施用數量、運雜費、田間施肥成本和有機肥的施用數量、運雜費及田間施肥成本分別為q配化、F配化、L配化和q配有、F配有、L配有;各種化肥的綜合加權平均市場價格和有機肥的市場價格分別為p化、p有;農戶施用有機肥的交易成本為T，交易成本與政府鼓勵施用有機肥的服務水平、農戶的受教育程度和有機肥施用經驗等因素有關，但與有機肥的施用數量無關。

　　單施化肥或有機無機配施肥收獲的農產品全部用于出售，其產量和市場銷售價格分別為Q化、P化或Q配、P配;政府有機肥補貼為S;兩種施肥模式除施肥成本外的其他成本均為C，除有機肥補貼外政府發放的其他補貼均為R。以上，肥料施用數量和農產品產量單位為公斤，化肥綜合平均價格、有機肥價格和農產品銷售價格單位為元/公斤，各種肥料運雜費、田間施肥成本、政府各種補貼單位為元，有機肥的交易成本為無量綱量。

　　第一項為增施有機肥增加的各種成本，包括有機肥實際購買價格、有機肥運雜費、有機肥田間施肥成本和交易成本;第二項為化肥減量節約的各種成本，包括減少的化肥實際購買價格、化肥運雜費和化肥田間施肥成本;第三項為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農產品銷售收入差額。

　　因為，第一項中有機肥交易成本是不可計量成分，第三項兩種施肥模式種植農作物的產量和銷售價格均不可預測，所以這個模型只是一個理論模型，不能直接用來計算補貼標準。然而，由理論模型知:減少增施有機肥增加的每一項細分成本，增加化肥減量節約的每一項細分成本，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內化有機無機配施肥的外部性，都是提高有機肥補貼效益途徑;如果兩種施肥模式生產的農產品都是通過市場交易完成的，則模型第三項反映的就是社會參與補償的結果。下面簡化理論模型，得出補貼標準計算模型。

　　首先，政府的補貼政策通常在農作物種植之前公布，但收益卻要等到農產品銷售之后才能實現，而且不確定因素眾多，所以兩種施肥模式農產品銷售收入差額(P配×Q配-P化×Q化)為不可預測因子。考慮到產量穩定是政府和農戶共同的重大關切[23]，利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可以在滿足政府補貼政策規定的單位面積耕地有機肥最低施用數量條件下，通過調整化肥減量的比例使Q配=Q化;又考慮到有機無機配施肥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所以在理論上P配≥P化，不過對單個農戶來說，有機無機配施肥農產品認證和交易成本過高，難以實現優質優價，故通常P配=P化，因此可以假設上述不可預測因子為零。

　　其次，為了推廣有機無機配施肥，各地政府普遍采用公開招標采購方式為廣大農戶購買有機肥提供服務，其流程概括為:公布采購計劃(含:數量、質量、運送服務和招標價格上限)-企業資質認定-組織投標-簽訂合同-過程管理和監督-資金結算-績效考核，通過有效把控有機肥質量和價格，大幅度降低農戶有機肥的交易成本T;又因為農作物種植化肥需求種類多、施肥次數多、每次施肥數量少，所以農戶化肥的購買行為和運輸方式多樣化，逐戶計算運雜費非常復雜且執行成本太高，但兩種施肥模式的化肥運雜費差額F化-F配并不大。為此，將理論模型中正項的有機肥交易成本T對沖負項的化肥運雜費差額F化-F配，以規避不可計量成分，并使模型更加精練。

　　2模型應用案例

　　應用案例借用趙軍等[24]在江蘇省常熟市金壇區進行的有機無機配施肥稻麥輪作試驗。該試驗設置了三種處理:(1)當地化肥常規用量氮、磷、鉀(NPK);(2)70%NPK和稻麥各3000kg·hm-2有機肥(NPKM1);(3)50%NPK和稻麥各6000kg·hm-2有機肥(NPKM2)。其中，N為尿素(N46%)，P為過磷酸鈣(P2O512%)，K為氯化鉀(K2O60%)，有機肥為豬糞有機肥(N2%，P2O51.6%，K2O1.1%，有機質含量≥30%)。

　　試驗采用冬小麥和夏水稻一年兩熟的輪作制度，重復4次。磷肥、鉀肥和有機肥作為基肥播種前一次施入;氮肥在水稻季以基肥、分蘗肥、穗肥的質量比為4∶3∶3施入，在小麥季以基肥、返青肥、拔節肥的質量比為4∶3∶3施入。試驗結果表明，三種處理的稻麥理論和實際產量均無顯著差異。

　　在上述試驗中，采用的豬糞有機肥并沒有達到總養分N+P2O5+K2O≥5%和有機質含量≥45%的國家行業標準(NY525-2012)。如果施用達到標準的有機肥，NPKM1、NPKM2處理的實際產量應該更接近NPK處理的實際產量。

　　2.1計算模型的應用和分析

　　(1)不同處理肥料實際購買價格的計算

　　已知2019年江蘇省國產尿素(N46%)、過磷酸鈣(P2O512%)和氯化鉀(K2O60%)的市場零售均價分別為2180元/噸(折純為4.74元/kg)、730元/噸(折純為6.08元/kg)和2900元/噸(折純為4.83元/kg)[25]。江蘇各市有機肥均采用政府委托公開招標方式購買，但有機肥原料、外觀(粉/顆狀)、質量、運送服務、采購數量和各地區的生產規模等都會影響中標價格。

　　鑒于中標價格保密，本研究以2019年1月常熟市耕地質量保護站《關于商品有機肥項目的招標公告》最高限價和2019年2月南京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2018年耕地質量提升與化肥減量增效示范縣商品有機肥網上公開招標公告》最高限價作為參考[26-27]，并適當下浮，假設達到國家行業標準的豬糞有機肥價格為500元/噸(含有機肥生產企業車輛可以到達農戶指定地點的肥料運雜費)。

　　(2)有機肥運雜費的計算

　　因為有機肥售價已包含運送到農戶指定地點的運雜費，所以運雜費只需考慮送肥入田的二次費用。二次運雜費因一次運輸卸貨地點到農戶田間的距離、運輸的機械化程度和本地人工費用等不同存在較大差異。調研顯示，江蘇省有機肥的二次運雜費介于20～50元/噸之間，本研究取其中位數35元/噸進行計算。

　　(3)不同處理田間施肥成本的計算田間施肥成本與采用家庭用工、雇工或租賃機械施肥有關。因為目前我國機械施肥是農業機械化的短板，常熟市農戶租賃機械施肥還不普遍;因為常熟市青壯年農民大多外出務工，鑒于工作的連續性以及往返存在交通費用回鄉參與施肥機會成本較高;又因為有機肥田間施肥屬于重體力工作，留守的老年人進行有機肥田間施肥作業有困難，故以雇工施肥計算田間施肥成本。

　　另外，有機無機配施肥處理稻麥兩季基肥都包含化肥和有機肥，為了充分發揮有機肥和化肥的效益，避免產生化學反應，通常要先將有機肥均勻撒施在土壤上，用犁翻埋于20cm左右的耕作層，然后再撒施各種化肥，以做到底面結合，緩速兼備，所以有機無機配施肥處理基肥有機肥和化肥的田間施肥人工成本要分開計算。經對江蘇省農戶進行訪談，并參考文獻[28]和[29]中使用的人工施肥作業效率，兼顧稻田與麥田、施肥人員性別和年齡等差異，設定以重量或面積表述的如下田間施肥作業效率均值：

　　NPKM1、NPKM2處理有機肥人工田間撒施作業效率為800kg/人·天;NPK、NPKM1和NPKM2處理化學肥料基肥人工撒施作業效率分別為8畝/人·天、10畝/人·天和12畝/人·天，稻季追肥(含分蘗肥和穗肥)人工撒施作業效率分別為14畝/人·天、15畝/人·天和16畝/人·天;麥季追肥(含返青肥和拔節肥)人工撒施作業效率分別為15畝/人·天、16畝/人·天和17畝/人·天。雇工人工費用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農忙閑季節和設定的施肥效率相關。經對江蘇省農村雇工工價進行調研，兼顧農忙與否和施肥效率要求，取NPKM1、NPKM2有機肥基肥撒施雇工工價均值為160元/天，NPK、NPKM1和NPKM2處理化學肥料基肥撒施雇工工價均值為130元/天，追肥撒施雇工工價均值為120元/天。

　　2.2社會參與補償研究

　　研究表明，即使農戶認為自己有責任采用生態友好型生產技術保護環境，但在認識到這些技術能夠切實提高收入之前，他們很少能夠真正自愿應用到生產實踐[23]。因此建立有機肥長效補貼機制除了農業環保主目標外，還必須附加農戶增收的副目標，這不但可以激勵農戶自愿參與，而且可以產生政治績效，成為政策制定者實施生態補償的重要推動力[30]，當然這需要對補貼機制進行精心設計[31]。

　　由理論模型(3)知，如通過測土配方施肥技術使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種植的農作物產量相等，則(P配×Q配-P化×Q化)=(P配-P化)×Q，只要P配>P化，即消費者愿意為有機無機配施肥農產品支付高于單施化肥農產品的價格，就可以通過社會參與補償實現農戶增收。

　　在理論上，有機肥替代化肥的比例越高，農產品品質和安全性的改善力度就越大;但有機無機配施肥的機會成本就越高，通過側土配方施肥技術維持產量穩定的難度也越大;同時還要考慮消費者購買和支付意愿，所以需要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有關數字對消費者行為影響的研究表明，在消費者的大腦認知中有一條從小到大的數字軸，其大或小的劃分標準為四舍五入，即5(或50%)以下為小，代表著產品質量和安全性低;5及5(50%)以上為大，代表著產品質量和安全性高[32];結尾為0的整數能夠使消費者聯想到穩定，也更容易獲得女性的青睞[33]。

　　本文主要作者參與的一項利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進行的社會調研顯示，我國城市居民對有機無機配施肥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性的認知符合上述數字理論的研究結果，日本民眾溢價購買化肥減量50%的特別栽培農產品也印證了有機肥替代50%化肥是適當的替代比例;另外超過兩成消費者表示愿意在單施化肥農產品零售價格的基礎上多支付15%購買有機肥替代50%化肥的農產品。如果政府、農產品經紀人或其他社會組織收購有機肥替代50%化肥(即NPKM2處理)農產品的價格也能相應提高15%，以2019年我國三級小麥、中晚秈稻最低收購價格分別為2.24元/公斤、2.52元/公斤為基準[34-35]，按NPKM2處理小麥和水稻每公頃產量分別為5噸和9噸計算。

　　則小麥、水稻和稻麥合計社會參與補貼金額分別為1680元/公頃、3402元/公頃和5082元/公頃。如果政府對NPKM2處理的有機肥補貼達到509元/噸，社會參與補貼全部轉化為農民增收;如果按照農業農村部和江蘇省有機肥補貼400元/噸計算，因為NPKM2處理施用有機肥12噸·公頃，社會補貼中1308元用于彌補農戶有機無機配施肥增加機會成本，余下的3774元即為農民增收。實現“政府+社會”穩產增收聯合補償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求建立農業組織、技術、服務和制度等關鍵要素協調互動創新模式[36]。

　　在制度層面，要學習日本的經驗，由地方政府建立本地“有機肥替代50%化肥特殊栽培農產品標準”，包括農作物種植生產操作規程、認證和標識管理制度。在組織層面，要成立農民有機無機配施肥專業合作社乃至合作聯社，實現大規模連片規范化種植，降低有機肥替代50%化肥特殊農產品追溯、檢驗、監督、認證等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盡量杜絕搭便車現象，提高流通領域客商經營和城市居民消費的信心，以滿足“科斯定理”條件。在技術和服務層面，政府要建立測土配方施肥與有機無機配施肥聯系機制，為有機肥替代50%化肥農作物產量穩定提供技術支撐[37]。

　　3主要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認為農業種植業土地資源的利用應分為農業種植、種植制度和種植技術三個層次，有機無機配施肥的機會成本應以土地的農業種植用途不變、種植制度不變和除施肥外其他種植技術不變為條件�；�于機會成本建立的有機無機配施肥微觀經濟學商品有機肥動態補貼標準理論模型顯示，理論補貼標準為增施有機肥增加的成本減去化肥減量節約的成本和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種植農作物銷售收入的差額，從而指出了提高商品有機肥補貼效益的核心思路和關鍵環節。

　　通過若干合理假設對理論模型進行簡化得到的有機無機配施肥動態補貼標準計算模型有三部分組成，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的肥料實際購買價格差額、有機肥運雜費和有機無機配施肥與單施化肥田間施肥成本差額，計算模型規避了機會成本法含有不可計量成分的弊端，規避了理論模型存在不可預測成分的缺陷，便于農戶理解和政府執行，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案例研究不但詮釋了理論和計算模型的應用，而且得到在農產品產量穩定條件下，化肥減量30%和50%增施有機肥的施肥成本約為單施化肥施肥成本的1.5倍和2倍。

　　在增加的施肥成本中，肥料實際購買價格、有機肥運雜費和田間施肥成本分別約占55.7%、7.3%和37%;單位面積耕地有機肥施用數量增加1倍，每噸有機肥補貼僅增加0.1倍;化肥減量50%增施有機肥的農產品具有最優的投入產出比，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組織和服務可以實現穩產增收，這一系列重要數據對于深入認識提高補貼效益的關鍵環節和實現“政府+社會”聯合補償提供了數量概念。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為了提高商品有機肥補貼效益，實現社會參與補償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降低商品有機肥市場價格。包括:從生產工藝著手，加大關鍵技術創新力度，降低生產成本;改變生產廠家偏小的局面，擴大生產規模，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第二，降低有機肥運雜費。形成有機肥原料、生產、消納就近就地的大型養殖場-有機肥生產企業-農民有機無機配施肥專業合作社畜禽養殖和種植聯動模式。第三，盡快普及機械施肥。包括:加快多功能、高效率施肥機械研發;組建機械施肥作業隊，大力推廣機械施肥。

　　第四，實現商品有機肥補貼標準動態調整。農業主管部門應根據自然和生產條件等將耕地劃分為不同的細分空間，逐年依各細分空間肥料價格、有機肥運雜費、田間施肥方式等，計算商品有機肥補貼標準，提高補貼政策的公平性和效益。第五，為實現“政府+社會”聯合補償創造條件。包括:鼓勵地方政府制定本地有機肥替代50%化肥農產品標準和認證制度，宣傳化肥減量增施有機肥農產品綠色環保、安全、健康文化;組建農民有機無機配施肥專業合作社或合作聯社，實現整個行政村乃至整個行政鎮土地連片開展有機肥替代50%化肥規范化農作物種植，降低有機無機配施肥農產品認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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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晛1，徐漢虹2，張新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