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文中選擇受生物災害威脅較重區域，獲取到 818 份林農數據，分析在生物災害發生時林農的防控成效及區域差異特征。 結果表明：1)成效值在 0 - 1 之間，林農防控成效為 0. 602。 2)東部地區成效優于西部，傾向得分匹配后，東部和西部成效差距有所減少。 3)林農對防控現狀較滿意，但生態化及社會化意識較弱。 需要通過政府組織 - 社會化拉動 - 林農參與的綜合防控方式，制定區域差異性的扶持政策，緩解因生物災害造成的林木經濟及生態價值損失。

　　關鍵詞： 林業生物災害;防控;傾向得分匹配;林農

　　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破壞、極端氣候及國際貿易等綜合因素作用下，致使生物災害日益猖獗，降低生態系統對疾病的抵御能力，僅外來入侵的生物就會造成全球每年至少損失 70 億美元，生物災害逐漸成為生態保護與修復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威脅因素[1，2]。

　　我國是生物災害高發地區，2020 年林業生物災害發生面積達 1278. 45 萬 hm2，發生率 4. 9% ，存在松材線蟲病、美國白蛾等外來物種隨著國際貿易傳入國內，以及本土物種隨著溫度上升、適生區域增加而大面積擴散，增加防控難度[3，4]。

　　為緩解生物災害對森林資源的威脅，我國在 2020 年防控面積達 1009. 2 萬 hm2，防控率 78. 94% ，對生物災害暴發及擴散起到一定防控作用[5]。根據我國《森林法》的規定，按照“誰經營，誰管理”的原則，公益林由政府防控，商品林由林地經營者防控[6]。 作為林地經營者的林農，隨著集體林改的推進，8700 多萬戶農民得到了 26 億多畝林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而集體林占全國森林面積 61. 34% ，使得林農逐步成為了防控生物災害的重要防控主體[7]。

　　朱友理(2015)基于鎮江市農戶數據得出愿意參加病蟲害專業化防控的農戶共占 66. 23%[8]。 在完善的配套政策扶持下，通過專業規�；�防控模式，會將農戶防控意愿提升兩倍以上[9]。 采取防控措施后凈回報率和家庭凈收入分別可以增加 24. 5% 和 48%[10]。 鼓勵林農參與生物災害防控，可以實現維護林農經濟利益，推動鄉村振興，保障林業產業良性循環的目的[11]。

　　通過文獻梳理，對于生物災害防控的文獻多從政府防控的公益林角度出發;農戶防控行為的文獻，多集中于參與意愿及參與方式，對農戶防控成效及區域差異研究相對較少。 由于生物災害擴散沒有區域界線，若在病蟲害暴發時，林農防控不及時，或只防控自家林地，而周邊林農未采取措施，會導致病蟲害大規模暴發;若林農施藥不合理，大量使用化學制劑，反而會造成農村土壤面源污染，危及生態環境安全，需要通過構建防控成效評價體系，掌握我國林農管護的商品林防控成效現狀[12]。

　　我國有史以來，東部及西部地區在人口分布、資源環境及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嚴重的區域差距，林農在差異的政策、經濟及對林業重視程度等外部環境影響下，對于防控措施及取得成效的評價也會存在感知偏差[13，14]。 因此，文中進一步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在剔除區域感知偏差下，分析成效的區域差異特征，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優化建議。

　　1 材料與研究方法

　　1. 1 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1. 1. 1 調研區域選擇文中選取我國重點威脅種類暴發嚴重的 4 個省份，分別是鼠(兔)災害發生最為嚴重的新疆和內蒙古;美國白蛾、松材線蟲的主要疫區山東;以及薇甘菊為主要疫區的廣東省，該省份也是松材線蟲病發高區。 共計獲取 818 份林農調研數據，其中，廣東 206 份、山東 231 份、內蒙古 203 份、新疆 178 份。

　　1. 1. 2 樣本特征調研從 2019 年 2 月到 8 月，在各省份選擇疫情較重區域進行調研，從樣本均值來看，以男性居多，年齡平均在 52 歲，平均受過 5 年教育，健康程度較好，以單戶經營為主，家庭總收入平均 66606. 3 元/ 年，平均林業收入為 18267. 5 元/ 年，44% 的農戶采取了防控措施，認為村委會組織防控能力較強，社會化防控意愿相對較弱。

　　1. 2 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 2. 1 林農防控成效評價體系

　　根據森林健康理論，生物災害是有害生物暴發規模超過了森林生態系統自然抵御能力。 林農采取人為干預措施，緩解災害造成的林木經濟及生態價值損失[15]。 為了解林農干預措施取得的效果及與預期結果的偏差，用“成效值”進行科學評價，國內學者多從自然、社會及經濟三個方面因素出發，采用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估法及神經網絡法等[16，17]。

　　因此，文中利用模糊綜合指標評價法，構建指標體系，對林農防控成效進行評價。在評價過程中，根據計劃行為理論，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態度、主觀規范會影響農戶防控行為[18]。 知覺行為指對困難及掌握程度，而林農防控的知識水平是林農判斷災害暴發防控難度及防控措施掌握程度的主要依據，因此，用知覺行為分析林農對防控知識的掌握情況，選擇林農對于林業生物災害、防控知識、生態化防控知識及防控政策了解程度 4 個指標[19]。

　　行為態度分為消極或積極態度，用以分析林農對于采取防控措施的態度及防控成效的滿意度[20]。 在林農對于防控措施評價層面，根據災害經濟學理論，林農通過投入資金、勞動力等方式采取防控措施，家中資金是否充足，以及措施是否及時，是評價防控措施的重要指標[21]。 且林農采用的防控措施生態化程度以及防控藥物的科學性，是減少因濫用化學農藥而造成面源污染的關鍵因素[22]。 因此，選擇防控資金充足度、措施及時有效性，以及生態化措施、藥物的科學性 4 個指標。

　　林農防控成效滿意度是評價林農防控成效的重要維度，林地權屬的差異使得林農所有的商品林由林農自行防控，公益林由政府防控[6]。 而林業站代表政府組織，為林農提供林業技術培訓、生態藥物等服務[23]。 因此，選擇林農對自家商品林及公益林管護滿意度、對林業站服務及護林員管護、林業技術培訓滿意度 5 個指標。主觀規范指行為受外部市場及社會環境的影響，用以分析創新模式對于防控成效的貢獻程度[19]。

　　根據災害協同治理理論，由于林業生物災害暴發具有集中連片的特點，單戶防控不僅成本高，且效果相對較弱，需要發揮政府主導 - 社會化防控公司協調 - 林農參與的多主體協同防控模式，緩解單一防控在人員、資金及管理模式上的局限性[11，24，25]。 因此，選擇以成為護林員、獲得疫木為薪柴、村委會組織聯合防控或組織聘請社會化防控公司的形式參與防控意愿 4 個指標。

　　1. 2. 2 防控成效影響因素分析分析政府組織、社會化參與及自行防控程度對于防控成效的影響程度，由于村委會是林農最直接接觸且執行政府決策的組織，因此，選擇村委會在組織防控中的作用指標，代表政府組織防控能力;選擇林農對社會化模式的參與意愿，代表社會化防控模式的拉動作用;以及林農是否參與過防控，作為林農自身參與防控意愿指標。

　　1. 2. 3 區域偏差矯正分析選擇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在控制政府、社會化及自行防控三種防控模式的外部因素下，若東部地區農戶處于西部地區農戶的環境，防控成效的偏差矯正程度。 將東部地區的山東、廣東賦值為 1，設置為處理組;西部地區的內蒙古、新疆賦值為 0，設置為對照組。

　　由于無法獲得東部地區農戶若生活在西部地區的認知狀態，需要構造一個反事實框架，即在給定一組協變量的情況下，對每一農戶進行打分，計算其進入處理組的概率，記為傾向得分，在全體樣本匹配后，計算配對樣本組之間在結果變量上的差異，從而得到平均處理效應[27，28]。

　　2 結果與分析

　　2. 1 林農防控行為現狀分析

　　根據理論分析及模型設定，利用語義差異法，對各指標進行評價，評價值在 1 - 5 之間，程度從非常不認同到非常認同依次遞增，分別從農戶防控知識、防控措施、防控成效滿意度及創新防控模式參與意愿認知 4 個維度，測度林農感知評價下的防控成效。在農戶防控知識維度，根據均值評價結果，得出農戶對林業生物災害類型、知識及政策基本了解，但對生態化防控知識了解程度較弱。

　　在農戶防控措施認知層面，農戶認為家中防控措施非常及時并較為有效，基本擁有充足的防控資金及科學藥物，但采取的生態化措施較弱;在農戶防控成效滿意度層面，農戶總體對防控技術培訓、護林員選拔、林業站服務及公益林管護非常滿意，對自家商品林防控成效滿意度相對較低;從農戶創新防控模式參與意愿認知角度，林農對村委會組織聯合防控的參與積極性最高，其次是成為護林員及社會化防控，以獲取薪柴的防控參與意愿相對較低。對模型進行信、效度檢驗，ɑ 值均高于 0. 8，KMO 系數在 0. 7 以上，尤其是防控成效的信效度在 0. 9 以上，說明模型構建較為穩定。

　　通過熵值法計算各成效指標的權重及指標值，得出成為護林員意愿對于防控成效的影響最為重要，其次是家中生態化防控措施、防控資金充足度、生態化防控知識了解程度，以及對商品林防控成效滿意度。 根據模糊綜合指標評價法，得到 4 個維度相應的指標值，其中，防控知識為 0. 132、防控措施為 0. 158、成效滿意度為 0. 155、創新模式參與意愿為 0. 157，綜合得到農戶的防控成效指標值為0. 602，該指標為 0 - 1 之間的無量綱系數，值越接近 1，代表防控成效越好。

　　2. 2 防控成效區域差異分析進一步分析林農防控成效的區域差異特征。整體呈現東部在各評價維度均優于西部的特征。 各省份之間，除新疆防控知識掌握最弱外，其余評價值均呈現山東 > 廣東 > 新疆 > 內蒙古的趨勢。

　　2. 3 防控成效影響因素分析為分析政府、社會化及自身防控 3 個協變量對防控成效的區域偏差控制程度，首先分析 3 個協變量在匹配前對成效的影響程度。 村委會組織能力、社會化防控及自身防控均會對防控成效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社會化防控對拉動成效的作用最大。

　　2. 4 林農認知區域偏差分析在匹配前，東部地區農戶認為防控成效比西部多 0. 099，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假設東部地區林農處于西部林農的防控環境下，采用的馬氏、K 近鄰、半徑及核匹配方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匹配值在 0. 053 -0. 061 之間，說明匹配后東部地區防控成效比西部地區平均多 0. 059，防控成效仍呈現東部大于西部，但存在東部地區高估目前防控成效的現象，通過匹配后成效差距有所減少。

　　3 討論

　　林農的生物災害是威脅國家木材安全、生態保護與修復進程及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因素，研究綜合應用農戶計劃行為理論、森林健康、災害經濟學及災害應急協同治理理論，彌補了生物災害在林農維度分析成效及區域差異的研究空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突破性及重要性，結果表明。

　　(1)林農防控資金有限，生態化及社會化的防控意識較弱，商品林防控的滿意度低于公益林，對護林員的參與積極性較高。 主要由于我國林農防控仍以單戶經營為主，林農個體收入差距較大且相對有限，不足以支撐購買高額度的生態藥物，加上防控力量主要集中于政府防控，對林農在防控的技術指導、組織力度等扶持力度相對有限，導致林農的生態化防控意識及措施薄弱，對商品林的滿意度低于政府防控的公益林[22]。 且目前年輕農戶為追求更高的經濟收入，選擇外出務工，從事林業生產的多為留守的婦女及老人，在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對于自行防控的意愿減弱，而社會化對于單戶防控的準入門檻較高，影響了林農的社會化防控意識，更希望直接成為護林員獲取經濟收益[20]。

　　(2)防治成效存在區域差異，雖然東側林農高估了目前的成效值，但仍呈現東側優于西側，這與東西部在人口、經濟發展及自然環境等分布規律一致。

　　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使得東部林農在防控知識、措施、成效滿意度、創新模式參與均優于西側[13]。 另一方面，東部地區林地主要發揮經濟功能，林農可以直接獲取到經濟收益，使得防控的積極性更高;而西部地區林地主要發揮生態服務功能價值，且普遍地廣人稀，林農需要投入更多的機會成本，而又因缺乏資金及防控動力，使得防控成效較弱[14]。

　　4 結論

　　文中運用 2019 年山東、廣東、內蒙古及新疆重點疫情的林農調研數據，分析林農防控生物災害成效，測度成效的區域差異及偏差矯正情況，得出如下結論：

　　(1)資金充足度、生態化意識及措施、成為護林員意愿及對商品林防控的滿意度是影響林農防控成效的關鍵因素。 社會化防治模式對提升防控成效的作用最大，而林農目前社會化防控意識相對較弱。

　　(2)防控成效值在 0 - 1 之間，越接近 1 代表成效越高，林農的防控成效為 0. 602，東部地區為 0. 643，西部地區為 0. 555，東部地區明顯優于西部地區，總體呈現山東 > 廣東 > 新疆 > 內蒙古的趨勢。

　　(3)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得出若東部地區林農處于西部地區林農的防控模式下，東部地區的成效值仍高于西部地區，但東西兩側成效值的差距會顯著減少，存在東部地區高估而西部地區林農低估了目前的成效值。

　　森林保護論文：西昌市瀘山景區森林火災后植被恢復現狀

　　http://www.seolinyi.cn/lwfw/nyfw/36473.html

　　5 建議

　　根據林農有意愿參與防控，但生態化及社會化意識弱，缺乏充足資金，防治成效有待提高且存在區域差異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鼓勵采用社區共管的防控模式，村委會利用生態補償金，聘請社會化防治公司對集體林統一管護，從年輕的貧困護中選拔生態護林員，通過培訓林農生物災害的防控技術，增強林農生態化防控意識，緩解資金不足及生態化意識弱等問題。

　　(2)在制定防控政策過程中，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在財政補貼、政策扶持、項目投資等方面，制定差異性防控政策，適當向以西部為主的貧困重災區、生態重點保護區以及重點示范區建設傾斜，著重強化基層應急防控及檢疫能力，構建分級分區域的防控中心站、應急藥劑等應急防控物資儲備庫，以緩解區域防控能力差異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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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才琪1，周澤峰1，王旭2，付宇辰1，李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