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遠游”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常見文學母題，深刻地蘊含著藝術家們的才華、意志、情結和智慧，以及飽滿多姿的生命力度。“遠游”行為主體的身份較為復雜，遠游之目的也日益多樣化，從征討、戰(zhàn)爭、經商到游賞山水、隱逸漂泊再到求學、游歷，貫穿著中國文人俯仰天地、從容進退的藝術追求。“遠游”文學母題所呈現的，對于外在艱難險阻的描寫、內在愁腸百結的抒發(fā)、天地萬象的感悟、自我命運的警醒、精神家園的追求，使它散發(fā)著濃郁而芬芳的藝術魅力，構建了一種令讀者回腸蕩氣、物我交融、移情通感的生命美學空間。

　　關鍵詞：遠方;遠游;空間;生命美學

　　時間之“遠”與空間之遠，從中華文化的起源時期就成了文人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也演化為哲學、文學等層面上的重大主題。“遠”的美學追求，不僅被藝術家們凝結成一種文藝情結，也被內化為一種文藝氣質，懷舊追古、意境高遠，因而成為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文藝自覺”和“生命自覺”。從藝術哲學的角度看，對于“遠方”的追求，于個人而言是一種人生向標，于歷史而言則固化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遠”作為一種潛在的藝術可能，存在于人的審美意向中，昭示著個體生命所能達到的無盡時空。

　　一、“遠游”母題的心理分析

　　中國古代文人對于“遠”的心靈追求和文化態(tài)度，與對“道”“意”“象”“圓”等玄妙旨趣的追求，共同反映出中西哲學迥然相異的內容與特性。中國古典生命哲學更趨向于構建一個不可分割、物我混同、天人合一的精神空間。在中國傳統(tǒng)的哲學思維當中，世界并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現成的實體，而是永遠處在一個開放的、不斷拓展的狀態(tài)，周游不息。

　　從歷代的文藝實踐而言，藝術家對于“遠”的追求和渴望，展現出華夏民族極其獨特的“詩性智慧”。這種重直覺和譬喻的形象思維，同西方的線性邏輯和推理思維有著明顯的文化區(qū)別。中國哲學重境界而輕實體，因而“遠”始終趨向于“天人合一，物我兩忘，打通內外，取消主客”的理想狀態(tài)。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入乎其內”的同時還需“出乎其外”，須得進退從容，即追求“遠方”、叩問天地與回到自身、重返內心是合為一體或一體兩面的。追求“遠方”，不是宗教意義上的抵達彼岸，而是融通物我，悠游往返于天地之間。

　　酒仙劉伶的“以天地為屋宇”、詩人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大文豪蘇東坡的“竹杖芒鞋輕勝馬”等，都是這種生命意識的詩學呈現。從語言學角度而言，古代漢語中的詞匯多以單音詞為主，在古代，“遠”單個字即包含有“遠方”的意思，如《禮記·樂記·樂禮篇》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1]《左傳·三十三年》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2]

　　而在《戰(zhàn)國策》中出現了單音詞“遠”與復音詞“遠方”并行不悖的情況，如《戰(zhàn)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閑居》所載：“遠近之服，賢圣不能同。”又“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3]《周禮·夏官·懷方氏》亦云如此：“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則送逆之，達之以節(jié)。”[4]

　　可見，在古代復音詞所占比例遠遠少于單音詞的情況下，“遠”與“方”在早期的典籍中就聯(lián)合而成一個固定的復音詞“遠方”，這是較為特殊的一個詞語現象，由此也說明，考察“遠”與“方”的親緣性，很有必要。一般而言，“方”與“圓”對舉，不一定都表示形狀，還可以借代為“地”與“天”，《淮南子·本經訓》有“戴圓履方”的說法。“方”意指“大地”，“圓”借指“天”，這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對于宇宙的一種特殊的認識——“天圓地方”，即一種來源于直觀感覺、直覺思維所構想出來的天地結構。

　　從遠古宇宙觀念的角度看，我國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用“四方”統(tǒng)稱自身以外的空間領域，如《國語》中便有“施于四方”和“四鄰大親”[5]的提法。可見，“遠方”一詞，即表示向東西南北各個方向延伸出去的遙遠、未知、廣漠的物理空間。當然，就詩人和藝術家的審美心胸而言，“遠方”之所以“遠”，既是指時空方面的客觀距離，同時也包含意念和想象之中的心理距離，包含了無窮的“詩與遠方”的距離美感。“遠游”對于中國古代文人的永恒意義，在于它對人類物質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的雙重滿足——遠近皆取、安頓自我。

　　“遠游”的行為，表面上看來是離開家園，而在路途中卻總是縈繞著對家園的深深眷戀，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遠游”恰恰是為了尋覓家園和港灣。在文人藝術家的心目中，“家園”是一個可以安居樂業(yè)的地方，也就意味著一個能夠安頓心靈的所在，即精神家園。古代詩人出于各種目的的“遠游”行為，及其對于“遠游”在情感層面上的感受與體驗、在理性層面上的衡量與判斷、在哲學層面上的體悟與反思，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對于生存意義的自我意識。

　　歷代的文人，從什么角度出發(fā)看待遠游和評價遠游，反映出各個時代、不同民族是如何看待生存與自我的問題的。每個走在自己的路上的人都是孤獨的，這是“遠游”母題的個體性。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歷史上少數人才有的特殊、偶然遭遇，而是古往今來世世代代的必然遭遇，是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tài)，這是“遠游”母題問題的人類性。一般而言，神話故事表現的是人類早期的真實歷史故事，兒童時期的人類傾向于用一種詩性邏輯記錄歷史、表達歷史，通過類比聯(lián)想，將一類人、將普遍行為集中在某個天神身上，成為一種共相。

　　從藝術實踐的角度看，我國古代先民很早便已進行廣泛的“遠游”。古代神話故事中記載著不少關于先民“遠游”的相關故事：神農氏為了尋求解毒治病良藥，醫(yī)治眾生，不辭勞苦地跋山涉水、遍嘗百草;夸父為了追逐太陽，不舍晝夜地在大地上奔跑……值得一提的是，“遠游”的行動還催生了一位神明。崔寔《四民月令》記載：“祖者，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也以求道路之福。”[6]

　　可見，在我國古代先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很早就開始了“遠游”的活動。因此，遠方與遠游，不僅是根植于人類靈魂深處的一個文藝母題，也是醞釀已久的民族情結，孕育于東方文化的母體中。這種對于遠方的藝術渴求，是生命力勃發(fā)的根本性審美需求，是植根于人類深層意識中的一種超越自我、挑戰(zhàn)無限、契合天地的生命傾向，是從內我走向外我、從小我走向大我、從本我走向超我的生命追求。

　　二、“遠游”母題的原始呈現

　　先秦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文獻中記載的遠游行為，有著令人驚嘆和無法模仿的審美特征，奠定了“遠游”母題最初的審美基礎。先秦時期的文學，可以上溯至上古夏商周三代。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一種與哲學、歷史、地理、占卜記載、典籍制度不分的混沌形態(tài)出現在我們面前，重敘事不重抒情，文學意味不強，但從中可以獲得關于早期先民“遠游”行為的豐富信息。這類典籍中所載的事件多是圍繞國家、民族和統(tǒng)治者來開展和進行的，比如征戰(zhàn)、外交、皇帝出巡等，因此，這個階段的“遠游”行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國家行為、集體行為。征討和擴張，作為“遠游”行為的一種野蠻原始的活動方式，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始終。甚至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史，有一部分是靠戰(zhàn)爭因素向前推進的。

　　這時候，“遠游”行為還難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審美對象為人們所體驗、思考和傳遞。“遠游”從戰(zhàn)爭也延伸到了對于“四海”“四方”的地理探索，具有濃郁的巫術和原始宗教的意味。這種“遠方”的地理探尋，集中體現在《山海經》中對于異域殊方的描繪。《山海經》是我國先秦時期一部風格獨特的奇書，僅有的三萬多字包羅宏富，所涉及的內容包含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被公認為是古代人們的生活日用百科全書。書中描繪了動物、植物、異人和山川，承載著早期先民對于宗教、歷史的想象和夢想，是一幅關于宗教和政治的生活圖景。這部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古之巫書”的奇書，在一層神秘色彩的籠罩下，對后世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吸引力。

　　“遠方”的豐富意味、神秘基調和浪漫色彩大致由此而來。春秋戰(zhàn)國時代誕生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作為第一部現實主義詩歌經典，其中所記載的“遠游”詩，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作為取材對象，開始區(qū)別于以國家行為、政治行為、地理探索作為觀照“遠游”行為的視角。這些在《詩經》的“遠游”類作品，大都浸淫著離別的憂傷和生命的悲嘆，浸透這濃郁的悲劇美，如《采薇》《柏舟》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饑載渴。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等名句，成為千古傳誦的絕妙好辭。從這些詩篇中也可以看出，盡管詩人的身份不可考，但是詩人的審美個體性開始凸顯，個人的情感受到重視、得以張揚。從這類典雅之作中，我們就能看出，早期先民已經認識到“遠游”是和個體、人生、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種普遍的、深刻的生存境地。

　　《楚辭》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個人詩集，展現了更多的文人獨有的浪漫主義情懷。因此，《楚辭》當中涉及“遠游”的詩篇反映的又是另一種文學意蘊。在《楚辭》諸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屈原的《遠游》�！哆h游》開篇就道出了作者遠游的原因和動機：“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7]

　　開門見山，直接點明了詩人之“游”是為了擺脫惡濁俗世、讒餡小人，過上與世無爭的理想生活。這種情感傾向貫穿于詩篇的始終，揭示了具有文人特色的“遠游”情結——為了追求有別于俗世的世界、有別于凡塵的境界而游，具有強烈的美學魅力。受屈原影響，后世文人多借登高遠游，抒發(fā)文人情懷。宋玉就在他的代表作《登徒子好色賦》中寫道：“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wèi)、溱、洧之間”;在宋玉的文賦里，一個蓬勃生機、豐富神秘的“遠方”世界鮮活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樣一個世界，正如宋玉自己總結的：“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于天，下見于淵，珍怪奇?zhèn)�，不可稱論。[8]

　　此時的“遠游”已經逐漸演變成為文人的一種交游和行為風尚。游士之“游”，具有突出的主體意識和主動性，使得游士成為社會中最為活躍的一個階層。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遠游文學發(fā)展的初始階段，也是“遠游”母題從蒙昧到清晰的階段。從現存資料看，這一時期遠游母題的各種基本形態(tài)已經生發(fā)并有了初步展開，成為古代“遠游”主題類文學作品的雛形。

　　同時，“遠游“母題已經蘊含了較為豐富的思維理念、情感氣質和哲學意蘊。這一時期的遠游行為，逐步從國家延伸至個人，從物質性的追求上升到精神性追求，其行為本身的功利性色彩漸漸褪去，審美性大大增強。這些變化不僅為后世遠游文學的深化和擴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典范，也使先秦時期的遠游文學呈現出形態(tài)鮮活、風格多樣和意蘊朦朧的整體形象。

　　三、“遠游”母題的生命意蘊

　　在“遠游”母題基本定型后，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藝術史進程中，它得到了極其豐富的拓展和深化，由此也形成了以“遠游”母題為內核、以各種文體為載體、以描述遠游行為為抒情和敘事對象、展示“遠方”之審美意味美的一系列文藝作品，形成了波瀾壯闊、蔚為大觀的“遠游文學”。唐宋時期，是遠游文學發(fā)展的高峰，“遠游”母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文藝呈現和藝術表達;明清時期，則是遠游文學的總結和轉型時期。

　　在兩漢魏晉時期，由于道教和佛教的盛行，遠游文學得到了較大發(fā)展，通常被分為三大類，即紀行文學、游仙文學、神游文學，或者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根據萌發(fā)于中國古代文人遠游情結的創(chuàng)作沖動,遠游文學分為紀游文學、神游文學、仙游文學、夢游文學等四種類型”[9]。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同時也最能代表這一時期遠游文學的是紀行賦。紀行賦是通過記敘旅途見聞來抒發(fā)感慨的一類文體，通常以紀行為線索，而以抒情為主要目的，寫景、敘事、抒懷合為一體。劉散的《遂初賦》應當是現存最早的紀行賦，寫他在赴任途中經過三晉故地，撫今追昔，和前人的遭遇自比，不由自主地生發(fā)出種種感慨。

　　唐朝國力強盛、風氣開放，養(yǎng)成了唐代文人士大夫恢宏廣闊的胸懷氣度和豪放不羈的精神氣質，他們的生活形態(tài)呈現出豐富自由的特點，“遠游”與“隱逸”“仕宦”一起成為唐代士人的生活選擇和人生理想，反映到詩歌中來，也就成為唐詩的一個重要題材。從現有版本的《全唐詩》[10]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遠游詩歌。遠游，首先是出于游賞山水的目的。東晉時期，山水游賞便成為詩歌中較為常見的題材了，但直至唐代，才擴大到漫游，并成為一時風尚。

　　除了山水游賞，遠游的動因還包括神仙道教信仰。“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戰(zhàn)亂和貧窮也常迫使人離開家鄉(xiāng)，踏上遠游之路：“離亂幾時休，儒生厄遠游。”(齊己《酬王秀才》)，李白則在另一首詩里坦白他遠游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追隨古人的風尚：“小隱慕安石，遠游學屈平。”(李白《秋夜獨坐懷故山》)遠游，還意味著別離和尋覓。從心理學角度看，一些詩人常常產生微妙的時空感，千山萬水隔離了骨肉親情和知己好友，而日子對于他們而言，意味著情感上的又一重阻隔：“慈烏不遠飛，孝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孟郊《遠游》)“故鄉(xiāng)三千里，遼水復悠悠。”

　　(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不僅在外的游子有這種離別之痛，在家的親人也有相思之苦：“君心未肯鎮(zhèn)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李賀《有所思》)“胸前空帶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游。”(于鵠《題美人》)唐朝遠游題材詩歌在表現我國古代遠游文學的內容和意蘊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可以看作一種典型題材的精煉和凝縮。這一時期大量的遠游題材詩歌，十分典型、鮮明地揭示了遠游行為所象征的人類的悲劇性命運。一方面，詩人們渴望超越有限人生，追求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執(zhí)著于精神家園和靈魂棲息地的尋覓，渴望心靈的安頓。這兩種人生愿望在遠游途中發(fā)生了沖突，產生矛盾。

　　而這種沖突和矛盾，體現了詩人們對于人生境遇和生存狀態(tài)與生俱來的悖論的思考和掙扎。遠游途中的人，視野得到極大的開闊，思維也極其活躍，這主要表現在想象的縱橫馳騁上，“思接千古，胸羅萬象”。遠離人群，孤身一人，古今中外，四面八方，仿佛都以自己為坐標原點向外輻射，開闊寂寥。因此，《全宋詞》[11]當中的遠游文人對于天地的感悟和對自我命運的意識，從“空間的感悟”“時間的感悟”“身份意識”“家園意識”四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是對于空間的感悟。在宋人的詩篇和詞作里，展現出來的空間往往是開闊而空曠的，這正是他們的心境的一種投射。

　　空間的開闊和空曠，反映的是心境的空闊和荒涼、抑或放達。洪適《江城子(贈舉之)》云：“極層樓。望丹丘。只恐溪山，千里礙凝眸。”借登高得以開闊視野，詞人極目遠方，還擔憂這千里延綿的河山阻礙了自己與所思眼神交流的路線。廣闊無垠的空間，并不只是供人自由馳騁，它本身就是一種阻隔。正是這種命運般無法抵抗的阻隔，使文人士大夫們不吝于用“千里”“萬里”“三千里”“遠影”“天涯”此類含混而模糊的詞匯，描繪和表述自己所體驗到的心理距離。其次是對于時間的感悟。

　　在遠游途中，變化的不僅僅是詩人詞人們對于空間的感悟，還有對時間的感悟。相對于那些終身安居、不出遠門的安分守己的人來說，游子們對于自己生命的期待和想象，就不是“壽終正寢”那樣安穩(wěn)祥和的形態(tài)了。游子們時常感到的是“年華易老”“年華一瞬”和“勞生一夢”，具有很明顯的幻滅感。“歲華漸杪，又還是春也，難禁愁寂。”(無名氏《念奴嬌》)“歲將窮。流落天涯，憔悴一衰翁。”(葛勝仲《江神子(初至休寧冬夜作)》)“應笑我、飄零如羽。”

　　(張炎《長亭怨》)“流落”“飄零”“憔悴”“愁”“嘆”等字詞經常在這些詞作中出現，它們集中表達了遠游路上的文人對于生命短暫與人生虛幻的一種意識和情緒。再次是身份意識。以有涯之身面對無限的天地，敏感的文人們的自我意識當中，有一種深刻的生命隱憂。這種隱憂和落寞，在宋詞“遠游”題材的詞作中，隨處可見。最直接地表明這一點的，是遠游文人們常常把自己稱為“天涯客”“飄零客”“離人”“行人”及“游子”，也常常把自己的遠游行為稱為“羈旅”“淹留”“飄蕩”和“飄轉”�？梢娖�“客”的身份意識非常強烈。如“羈旅轉飛蓬，投老未知休息。”(趙鼎《好事近(再和)》)“況半世、飄然羈旅。”(陸游《鵲橋仙(夜聞杜鵑)》)“獨自嘆，一生羈旅。”

　　(范成大《三登樂》)無論是面對廣闊的空間，還是面對無垠的時間，在遠游途中漂泊半生、游蕩一世的游子們來說，自己都是一個過客。這是遠游這一生命行動帶給古代文人們的一種深刻的生命意識。最后是家園意識。遠游文人在遠游途中時常感到自己是個“過客”，因而他們常常自然而然地叩問自己心中的方向和家園。在宋詞的“遠游”文學當中，十分鮮明地體現出這一時期文人的家園意識。家園意識，始終是伴隨著遠游行為的。“記得蓬萊路，端是舊曾游。”(朱敦儒《水調歌頭(和海鹽尉范行之)》)“最是家山千里，遠勞歸夢，待說離情難覺。……不是悲花，非干病酒，有個離腸難掃。

　　悵望江南，天際白云飛處，念我高堂人老。寸草心，朝夕怎寬懷抱。”(陳德武《望遠行》)“魚依密藻，雁過煙空，家信漸遙千里。”(曹勛《選冠子(宿石門)》)遠游文人們朝思暮想的所在，曾經就是他們主動逃離、主動拋棄的所在。向著遠方走去，原本是為了尋覓家園。結果卻發(fā)現家園漸行漸遠，游子們在天地間成為孤獨無依的一個。這是一種現實遭遇，也是一種生存和命運的象征。唐朝賀知章遭遇“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尷尬，這種尷尬卻是古往今來的游子們共同的悲劇性命運。

　　當然，無論是唐詩還是宋詞中的遠游母題，都涉及時空和心靈的意象組合與跨越，正如學者所言：“詩歌意境的營造往往離不開‘時間意象’和‘空間意象’。然而，在具體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詩人為了達到詩歌意境的靈動和優(yōu)美，常常采用對時間和空間意象‘跨越’、‘變異’和‘重建’的處置辦法，讓時間跨越古今，讓空間異變方位。”[12]對于時間和空間意識的審美跨越和藝術超越，也正是遠游母題的神秘魅力之所在。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期，也是文藝思想和文體類型的轉型期。從明代始，小說打破了正統(tǒng)詩文的壟斷，在文學史上，取得與唐詩、宋詞、元曲并列的地位。

　　明清文學中的遠游文學，在小說和傳奇戲曲中，體現出這一時期文人更為廣闊的世界圖景和更大的氣魄。一方面，他們的想象力更加縱橫恣肆，另一方面，他們也腳踏實地地行走，寫下不朽的文學作品。就小說而言，這兩方面分別以《西游記》和《徐霞客游記》為例，這兩部作品展現出這一時期遠游文學的雙重特征，即奇異豐富的幻想和腳踏實地的探索。晚清是一個風云激蕩、變幻莫測的時代。中國傳統(tǒng)封建社會走到了它的末期，西方的堅船利炮無情地洞穿了“天朝上國”大清的國門。

　　主動面對這種形勢，已經成為中華兒女求生存求發(fā)展的不可避免的命運。海外的廣闊世界，成為晚清政治家、革命家們積蓄實力、發(fā)展力量、實現理想的根據地。但無論走到哪里，他們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報效祖國，守護家園。這種遠游觀所表現出來的昂揚灑脫的生命氣象和積極豁達的人格形象，超越了以往的遠游文學中的思想局限。這一時期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一批又一批出洋留學的留學生和游學交流的文人學者的遠游作品。

　　晚清留學自1872年開始，至1912年結束，過程持續(xù)了將近半個世紀。晚清留學生可以分成“幼童留美”“海軍留歐”“甲午戰(zhàn)后留日”和“庚款赴美”四個群體，他們一方面是為了尋求救國圖存、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真經”，另一方面是為了開闊自己的視野、實現自己的理想，豐富自己的人生。這種現象有點類似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人策士“縱橫”而周游列國的情形。只不過，這一次的遠游，走得更遠，“開眼看世界”的人們，在多元的世界中看到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觀。

　　綜上所述，“遠游”母題貫穿了整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是從《山海經》時代萌生的恢宏壯麗的神秘想象，也是充滿政治色彩的國家行為，更是生命個體上下求索、訪古問今的藝術命題。隨著社會歷史的進程，到了近代時期，“遠游”母題則在個體和國家之間逐漸偏向，個體性的生存難題，被更大的民族性、社會性難題所涵蓋。此時的遠游，不再只是個體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更大的民族性、社會性、人類學的問題;從生命的空間層次看，藝術家所要追問的，不僅是個人前途命運的問題，也不僅是宗族國家的問題，更是人類走向、宇宙星空的問題。因此，“遠游”母題也在新的時代和文化環(huán)境中，獲得了新的生命魅力和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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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文史博覽》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月刊)曾用刊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湖南文史資料;湖南文史，1960年創(chuàng)刊，是湖南省政協(xié)主辦，全省唯一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fā)行的省部級學術性刊物，湖南省一級期刊。為辦好刊物，我們需要一切致力于理論研究和關心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人們的支持和幫助。熱忱歡迎廣大專家、學者、理論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者踴躍投稿。